黑云壓城城欲摧　　

——評崔武年《我對政治改革的十三點看法》

松之風　　

    松之風按：崔武年在10月8日發表的《我對政治改革的十三點看法》一文，明目張膽地主張實行西方式的多黨制，被網友評論為“趙系第二梯隊圖窮匕見”，堪稱一語中的。筆者認為這篇文章的確包藏禍心，試據原文略作點評，參與討論，不當之處請大家批評指正！　　

    粉碎“四人幫”對中國發展的意義怎么估計也不過分！因為在此之前就是那個人類歷史上超級荒誕的“文化大革命”！現在回想起來，就是說破了天，善良的中國人也不會想到，“人民的大救星”毛主席會忍心把他們帶入到如此滅絕人的本性的長達十年的災難之中而“運動”得如此瘋狂顛癡，如此高潮迭起！　　

    所以，如何避免此類一定會留給萬代后人恥笑的悲劇加鬧劇，理所當然的就應該成為我們這一代人的應盡義務——所以，中國這個“老大帝國”的政治進步問題，理所當然的就應該成為我們這一代人所必須要關心的問題。　　

    記得１９８6年，中央組織部曾經成功地召開了一次“第三梯隊建設理論討論會”，那是中央工作部門有史以來召開的第一個“理論討論”性質的大型會議。這個會討論的主題實際上是政治體制改革。當年參加這個會的今天在座的就有若干人。現在，二十四年過去了。大家都垂垂老矣！深深困惑中國的，依然是政治體制改革！今天，既然有機會，就說一些看法，作為思想資料提供出來。數了一下，一共十三點——唉，其實說也無用。可是無用還是得說。　　

    評：一個國家政權在建立之初就設計出完善的制度固然很好，初期不完善后來逐漸完善亦未為不可，像英國的君主立憲制的建立和完善，就大約經歷了兩三百年。崔氏提出要改革中國的政治體制，似無可厚非。但一開始就否定毛澤東，其政治立場不問自知！　　

    一，中國兩千多年迄今的主要時間，都是一個中央集權的大一統國家，或者說，是一個“中央專制”的大一統國家，文明傳統延綿五千年而百折不絕，人口繁衍世界第一而無可動搖；現在，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又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國民生產總值每年以接近百分之十的速度增長，稅收和財政收入增長高達兩位數的年份更是超過了十余年！可是，境內外的思想理論界對這個龐然大物的前景卻普遍不看好，認為它可能在某一個早上會轟然倒下，而后便“烽煙七十二，反王三十六”，不知有幾人稱“孤”、幾人道“寡”，“藏獨”、“疆獨”等等揭竿而起，內亂，內戰，社會失序，百姓遭難，國也不國，黨更不黨，從而一發不可收拾。我覺得這個看法有道理。　　

    二，為什么它可能“轟然倒下”？是因為它堅持了一個沒有前途的制度，它排斥普適價值觀。　　

    評：崔氏斷言中國“可能在某一個早上會轟然倒下”，分崩離析，原因在于“它堅持了一個沒有前途的制度，它排斥普適價值觀”。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崔氏的主張非常明確，那就是要共產黨下臺，直接實行西方式的多黨制。但他只知道現行體制的弊端，而不知道中國這樣一個國家直接實行多黨制將要產生的新弊端（全文不見一字分析）。殊不知將來導致中國分裂的（假如不幸被其言中的話），不是他極力反對的這種中央集權體制，而正是他所極力鼓吹的西方式多黨制！　　

    三，前些時候，有些熱心人開了個紀念《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三十周年的座談會，我有幸聆聽了，挺好的。中共歷史上有兩個決議，第一個在１９４５年，距建黨二十四年，第二個在１９８１年，距第一個三十六年。我心存疑惑的是，又一個三十年過去了，中國舊貌換新顏了，可是還有條件再形成一個或名為“改革開放以來若干現實問題的決議”嗎？政治上有這種權威嗎？思想上有這種共識嗎？理論上有這種指導嗎？甚至，經濟上有這種基礎嗎？再往前追溯到上世紀這個時候，正是清末民初，風起云涌，改朝換代的時候，是“立憲”還是“共和”，好象也比一百年之后的現在好掰扯。一百年過去了，“革命黨”攜帶著他們的激情遠去了，“保皇黨”也不“恭請圣安”了，但是，選擇中間的選項還是這么多。可是，選擇任何選項的成本卻都是大的嚇死人！所以，還有基礎嗎？　　

    四，沒有基礎的一個重要原因，我以為，是當政者，以及相當一批黨政干部，以及以各種面目出現的很多“智囊”、 “精英”和“企業家”們基本上已經“進化“成了既得利益的占有者——形成了一個“特殊利益集團”。美國馬里蘭大學教授奧爾森1982年出版了一本書，叫《國家的興起和衰落》。這本書的要點是：任何一個國家，只要有足夠長時間的政治穩定，就會出現特殊利益集團。這個集團會對這個國家最重要的公共政策，國家的經濟發展、社會發展、資源配置、利益分配、政治機器，包括行政和法律，越來越知道該怎樣操縱，懂得在操縱時怎樣找到冠冕堂皇的理由加以調整。它們會變得越來越精明、成熟、有技巧，它們獲得的利益也就越來越持續、越來越豐厚；同時，這個國家的政治、經濟、社會、行政、法律等各方面的體制、政策、組織，也越來越符合特殊利益集團的安排；進而，使得這個國家發展的新動力越來越被抑制，政府部門越來越僵化，社會矛盾越來越積蓄和尖銳；最終，導致國家和這個特殊利益集團同歸于盡。奧爾森說的是“任何一個國家”，包括那些多黨的、三權分立的、法制健全的歐美國家都在里面，所以它肯定不是針對中國的。但是中國一定是這個“奧氏理論”的典型標本！中國當前是“穩定第一”，而且這個方針已經實行二十多年了，而且中國共產黨已經“領導”了一個甲子了，你不讓他生成“特殊利益集團”都難！　　

    評：特殊利益集團肯定是有的，但他們未必會成為體制改革的犧牲者，恰恰相反，無論怎么變，他們都是受益者。如果中國搞多黨制，這些人會成為更大的受益者，因為他們可以更加名正言順地建立代表自身利益的政黨，搖身一變而成為所謂代表“民眾”利益的新黨，在新政權中制定新的法律來保障自身利益；而一旦崔武年們像戈爾巴喬夫、葉利欽那樣搞多黨制改革，把國家搞亂了，搞分裂了，吃虧受害的，始終是老百姓。　　

    五，毋庸置言，中國的國內問題很多，很嚴重，所以很多人認為它最大的危機來自于國內。可是，我倒是不這么看。我以為，中國當前的危機主要的是來自于國際，而且越往后越是如此。依據嘛，大略有四：一是世界已經是“地球村”——并且越發是“地球村”了，在中國發生的事都是“村”里的事——并且越發是“村”里的事了；二是以歐美為首的“國際社會”，也就是“地球村”的“村委會”經過了二戰，經過了冷戰，再經過了上世紀末和本世紀初的二十年“亂戰”，對中國當政者在政治進步上頑固的抱殘守缺已經不抱希望；三是那個“村委會”所倡導的普適價值觀與人的天性相符，具有“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魅力，對中國當政者所堅持的主流意識形態年年月月日日時時地產生著既鋪天蓋地又細潤無聲的沖擊和侵蝕作用；四是“村”里諸事都難為你，什么政治歧視、經濟陷阱、貿易摩擦、科技封鎖、人權抨擊、軍事戒備，無所不包。所有的游戲規則都不是你制定的，而你要與那個“村委會”制定的所有的規則“接軌”！除此之外，在打了十年的“反恐”之后，美國正在高調返回亞洲，俄羅斯則一心融入歐洲，南海各國對你的“擱置爭議”不削一顧，還有一個臺灣問題、朝鮮問題、釣魚島問題、中印邊界問題，等等！看起來大家都和你結成了“戰略合作伙伴”，實際上“村”里人沒有誰可以算作你的“鐵哥們”，你的那些老問題，沒有一個真正得到了解決！我說，在度過了江澤民的十三年（其中三年是續趙紫陽的未了任期）和馬上就要度過的胡錦濤的十年之后，對于習近平來說，恐怕不會有第三個太平十年了！　　

    評：為什么地球村的“村委會”只能由西方人組成，規則由他們說了算？你崔氏愿意當投降派，愿意心甘情愿、奴顏婢膝地接受他們的管理，那只是你崔氏之流的個人意愿，你能代表誰？中國的事情，必須由我們中國人自己說了算，我們實行什么樣的制度，別人無權干涉，憑什么非得聽以歐美為首的“村委會”的話？崔氏這個家伙還有一點民族氣節沒有？　　

    六，即便如此，眾所周知的，中國卻是世界上唯一一個沒有國家安全戰略的大國。毛澤東時代，它的國家安全戰略先是“一邊倒”，接著就是毛的“世界革命中心”或“世界革命領袖”“戰略”；1989年“六四”以前，國內百廢待理，國際霧里看花，國家安全戰略實際上處于混沌時期；從那時至今又是二十二年了，在國家安全上，大概還是沒有脫出鄧小平“韜光養晦”那四字真言的桎梏。原因何在？我以為，從整體上看，中國的國家安全始終是意識形態駕馭之下的騾子。這個“騾子”累啊！它被罩著眼睛，壓在它身上的是那個“上是黃泉下碧落，兩處茫茫皆不見”的意識形態！它的依據經常只是最高領導人的只言片語，而后就是在這些只言片語劃出的圈圈里作道場，并且很難越出雷池一步！它沒有獨立思考，沒有科學論證，缺少國家和民族利益的基本依托。作為大國，中國的國際環境是最惡劣的！這么多“研究室”、“研究院”、“研究所”和“研究中心”，又是“部級”、“副部級”、“司局級”，可是誰又能跨上“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駿馬縱橫捭闔一番呢？可憐啊！悲哀啊！　　

    評：中國的國家安全戰略只能靠獨立自主，自己保衛自己，難道要靠乞求別國的保護嗎？以崔氏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來看，什么才是中國的國家安全戰略？或許在崔氏之流看來，只有投靠了美歐，中國才有國家安全保障？靠敵人保護自己，豈非笑話！　　

    七，總之毛病都歸到政治制度和政治體制上。中國的政治制度叫“社會主義制度”，中國的政治體制實際上是“一黨制”。我以為，這個“社會主義制度”基本上是個“形而上”的問題—絕大多數中國人搞不清什么是“社會主義”，也搞不清現在搞的是什么“主義”，更沒有興趣去搞清它們——只要能過上好日子，什么“主義”都是可以接受的；問題的關鍵還在于這個“一黨制”。“一黨制”起源于前蘇聯，搞了七十三年，垮掉了。到現在還原汁原味地搞的，只有中國、朝鮮和古巴。對于這個“一黨制”，我們這個“地球村”的“村委會”肯定是認為不好。但是中國還是堅持。中國堅持當然有他的道理，因為在這個體制下，中國取得了輝煌的令世人矚目的經濟建設成就。這一點的確是事實，是誰也否認不了的。但是，很遺憾，人們同時還看到了普遍存在的社會不公、黨以代政、機構龐大、官僚特權、腐敗遍地、貧富懸殊等等；還總是記得曾經發生過的暴力土改、五七“反右”、三年饑荒、“革”文化大革命、“六四”開槍等等！只一個黨，風險太大了！好起來還可以，萬一壞起來，那可怎么得了！就跟投資不能把雞蛋都放到一個籃子里一樣，一個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偉大民族總不會就心甘于——或者說，就愚蠢到——把自己的全部幸福都托付給一個政治團體的“英明”、“正確”上去吧！更何況實踐已經證明，它的確不是經常的“英明”、“正確”的。所以，“一黨制”不行，并且是肯定不行。　　

    評：一黨制固然有弊端，但多黨制就是靈丹妙藥，就能解決社會不公、機構龐大、官僚特權、腐敗遍地、貧富懸殊等問題嗎？中國人真的不在乎什么主義嗎？那只是你崔氏一個人的主觀想象。事實很明顯，對于廣大窮苦勞動人民來說，希望走真正的社會主義道路，那就是“共同富裕”的發展道路；而像你崔氏那樣的官員，已經和資本家富豪等結成了共同的利益集團，當然希望走資本主義道路了，否則你崔氏為何要反對社會主義而不反對資本主義呢？　　

    八，中國是需要政治改革的。這一點，現在連胡錦濤總書記也不否認了。但是，中國的政治改革改什么？在中國，這是個十分古舊的問題。我說它古舊，是因為至少在一個世紀之前，就由辛亥革命用實踐提出來了。開始時我說，一百年過去了，這個“選擇中間的選項還是這么多”：是“立憲”還是“共和”？意即是“專制”還是“民主”？現在我發現了，其實我說的不大嚴謹——“立憲”是“君主立憲”的簡稱；應該說，這個“君主立憲”和“民主共和”本質上都是要民主而不是要專制，“君主立憲”也是君主虛位、議會立法、內閣行政；至于“民主共和”就更不用說了——我的意思是說，在一個世紀以前，我們的辛亥革命的“革命黨”老祖宗們和辛亥“被”革命的前清的親貴王爺們實際上就都擯棄了“專制”——不管它是“皇權專制”　還是“政黨專制”，也不管這個“擯棄”是自發的還是被迫的。總之，在辛亥年間，這個“專制”就已經被排斥在革命的“選項”之外了！可是，我們搞了一百年，一百年之后，當我們再次推進政治改革（一百年之前叫“革命”）的時候，這個“專制”卻堂而皇之地成了我們選擇中間的一個“選項”——是繼續堅持“專制”，還是逐步實行“民主”？痛苦。荒唐。無奈。　　

    九，剛才我說了“一黨制”和“專制”。這里再專門加上兩句話以強調我的看法：第一句話，“一黨制”和“專制”的內涵不完全一樣，在理論上“專制”不等于“一黨制”，在操作上“一黨制”絕對等于“專制”。第二句話，中國是需要政治改革的，政治改革的對象主要是“專制”或曰“一黨制”。　　

    評：抨擊“一黨制”為專制不無道理，但問題是如何改革“一黨制”？如果簡單地用多黨制取而代之，那么中國毫無疑問會重蹈戈爾巴喬夫實行多黨制而導致蘇聯解體的覆轍，如果崔武年是真正的共產黨人的話，不可能看不出這一點！只要是一個真正為國家民族前途著想的人，就不會出這樣的餿主意！中國這樣一個復雜的多民族統一國家，必須保持一個堅強有力的領導核心，這是一切政治體制改革的前提，看不到這一要害的政治家是愚蠢的政治家，看不清這一問題實質的學者絕不是有見識的學者！　　

    十，可是在今年的“兩會”閉幕式上，吳邦國還是高調講了“六個不搞”。當然，國內國外有相當多的人都認為他講的唐突了。地球天天在旋轉，社會天天在進步，人類天天在接受新事物反思舊事物，那六個聲明說“不搞”的東西，“村”里的很多人都在搞嘛！而且搞的時間都很長了嘛！而且搞的都還不錯嘛！怎么就不可以有一點借鑒意義呢！這“六不搞”實在是有問題，而且實在是在常識上都有些說不過去，所以不必我在這里饒舌批評。但是，積極地看，作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的吳邦國的高調講話，雖然不是解決了什么問題，但是卻提出了解決問題的方向。是啊，既然規定了國家是“六不搞”，那么中國的政治改革怎么改？答案就只能有一個了：只能眼睛向內——向黨內，作黨內的文章了！就是說，“村”里人搞的東西，國家不能搞，黨內還是可以搞搞的——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的“三個代表”，當然具備這個素質。我覺得，這倒是也符合我們歷屆黨的領導人關于“搞好中國的事情，關鍵是搞好我們這個黨”的一貫思想精髓的。方向很明確：中國的政治改革，要面向黨內，要從黨內開始。　　

    評：蘇聯解體就是從蘇共分裂開始的。崔武年好毒辣的一招啊！如果如果要搞垮中國共產黨及其政權，這幫人倒真會選擇突破口！　　

    十一，我生而逢時，幸而是中國人，又幸而是中國共產黨人，而且到我是三代共產黨人——我的外婆、外公和父親、母親以及岳父、岳母兩代人都“為共產主義奮斗”了一生，我自己也有了三十八年的黨齡，年過花甲，也快“一生”了，所以，我又幸而是“救黨派”。我以為，雖然對于中國共產黨來說，“不搞政治改革是等死，搞政治改革是找死”——“選擇任何選項的成本都是大的嚇死人”；但是，政治改革還是要搞，好的選項還是要選。中國的當政者一定要確立這個基本態度。　　

    評：搞政治改革未必一定是死路一條，但如果按照崔武年所說那樣去改革，那是必死無疑，不僅共產黨必死無疑，還要連帶使整個國家、民族和人民陷入四分五裂萬劫不復的深淵！還好意思說自己是共產黨，是“救黨派”，真是無恥之極！　　

    十二，這一條原本是我對“從黨內開始的政治改革”的若干具體建議，這里就省掉了。在這個場合，我想說的是，我想起了蔣經國。是的，想起了蔣經國！我們幾個朋友聊天的時候，有一位女性朋友說：大陸為什么就不能出一個蔣經國！一言一出，舉座默然。都知道歷史是不能復制的，也都知道全世界找不到兩個完全一樣的人物，可是我真的希望中國能再出一個蔣經國！臺灣的民主改革，是蔣經國生前偉大的政治舉措。蔣經國在上個世紀的八十年代毅然決定放開黨禁、報禁，解除“戒嚴”，他不畏懼國民黨內的反對勢力，不擔心新聞自由后國民黨會遭到清算，不擔心放開黨禁后會天下大亂，乃至不擔心國民黨會丟掉政權！當國民黨大佬、“國策顧問”沈昌煥對蔣經國說：“這樣做，國民黨可能失去政權的！”　　

    蔣經國淡淡地回答：“世上沒有永遠的執政黨。”他的聲音不大，語氣輕微，但這一句話，如同萬鈞雷霆，振聾發聵！　　

    后來有人評論，“有的政治家，生前大權在握、唯我獨尊，死后卻身敗名裂、萬夫所指；有的政治家，生前仿佛是締造歷史的偉人，死后其頭上的光環卻日漸暗淡；有的政治家，在臺上之時風光無限，其實只不過是歷史上的匆匆過客；而有的政治家，生前推動了歷史的進程，死后其歷史作用日益彰顯，是當之無愧的歷史偉人。蔣經國，應該就是這樣一個偉大人物。”國民黨是個“百年老黨”，歷史舊賬不勝枚舉，蔣經國又是靠蔣介石一步一步走上權力頂峰，是個標準的“世襲”的“藍二代”，可是國民黨就出了個蔣經國！中國共產黨有八千萬黨員，有九十年的奮斗歷史，出類拔萃之輩聚若河漢——又一位女性朋友說：“不信就出不了個共產黨的蔣經國！”我深以為然。　　

    評：大肆吹捧蔣經國，無非是想搞多黨制而已！其實崔武年們盼望的不是“蔣經國”，而是中國的“葉利欽”和“戈爾巴喬夫”！臺灣的多黨制再好，有陳水扁那樣置國家民族利益于不顧、只顧貪腐肥私、妄圖分裂祖國的民進黨在，那就是臺灣人民的不幸和中華民族的不幸！再說臺灣彈丸之地的政治經驗，能夠照搬到大陸來嗎？　　

    十三，對于中國，的確是沒有第三個太平十年了！對于中國的當政者，的確是沒有第三個太平十年了！政治改革的緊迫性空前的嚴重！中國共產黨的前總書記趙紫陽說過：“我們現在不培植反對黨，一旦垮了，國內會大亂的，這是最危險的。現中央不考慮這一點，不愿看到這一點。”（引自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１１日的《杜導正日記》）趙紫陽真是高瞻遠矚！真是深謀遠慮！真是憂國憂民！真是愛黨愛國！根據中國國情，我再補充一句：中國培植反對黨，從黨內開始。至于現有的那幾個“民主黨派”，本來就是由統戰部安排的，在一個相對不長的時期內，就由統戰部繼續安排，繼續“風雨同舟、榮辱與共”也罷，以后會怎樣，看他們自己的造化了。　　

    評：崔氏如果是真正的愛國者，就不會出這樣的餿主意！所謂從中共內部培植反對黨，就是要使中共像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搞垮蘇共那樣從內部瓦解，這一招真是“高明”啊！然而伴隨蘇共瓦解的是蘇聯解體，同樣下場，伴隨著中共瓦解的，必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大廈的轟然倒塌！誰最希望看到這樣的結果？自然是美國為首的“地球村村委會”！崔氏究竟代表誰在說話？其禍心難道不是昭然若揭嗎？其實最實在的政治體制改革辦法，就是要更好地發揮為崔氏所不屑一顧的民主黨派的作用！筆者相信那些民主黨派人士會有自己獨立的人格和政治品質，只是需要多黨合作制的進一步發展完善而已！一句話，與其分裂共產黨，不如適度壯大民主黨派的力量！　　

    今年是辛亥革命百年紀年。一百多年前，滿清王朝有選擇“君主立憲”的機會，可是那些皇親國戚們為私利所累，愚頑不化，最終失去了這個機會，求“立憲”而不可得！孫中山先生有言：“歷史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順昌逆亡，中外歷史上已經有太多的先例。我希望歷史不要重演——正面反面都不要重演。　　

    評：崔武年盡管裝出一副老成謀國的樣子，但其政治上的良苦用心已經昭然若揭，其結果只能是親者痛、仇者快，對國家、民族和人民有百害而無一利！而且崔武年絕非孤軍作戰，而是代表著某種勢力，這種勢力正在蓄勢待發，準備重演蘇東劇變的歷史。中國的天空將陰云密布，大有黑云摧城之勢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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