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慈善機構”的冰山一角
美國福特基金會成立于1936年，但真正發揮作用是在1953年改組之后。二戰后，美國政府為了做自由世界的領袖，認為必須研究和了解蘇聯。通過美國國會的立法和參眾兩院的推動，美國政府正式由中央情報局和聯邦調查局與福特基金會、洛克菲勒基金會、卡內基基金會聯手，大批撥款，提供贊助，在各大名校建立區域研究的機構。在1953—1966年十幾年的時段里，福特基金會即給了美國三十四所著名的研究大學兩億七千萬美元（相當于現在的二十多億美元），進行所謂的區域研究。1966年中情局的一份研究報告強調，“貨真價實”的基金會，如福特、洛克菲勒和卡內基基金會等“是最好的，也是最不易被懷疑的資助掩護機構”。福特基金會的董事、官員大多與中情局關系密切，有些就是特工人員。麥克洛伊擔任該會董事長時，曾為數十名中情局特工提供掩護身份，并設立一個管理部門，專門處理與中情局的關系。
在題為《誰承擔后果——美國中央情報局與文化冷戰》的著作中，英國作家弗朗西斯?斯托納?桑德斯（Frances Stoner Saunders）揭露，為了發動文化冷戰，美國中情局向各類美國慈善機構投入巨款。根據美國國會的評估，在享有盛譽的美國基金會所提供的700項補助中，有50%來自中情局。中情局與美國著名基金會的合作使其能夠掩飾顛覆性的活動。為了實現其不可告人的目的，中情局以慈善機構作為掩護，在東道國的大學、工會、青年社團和出版社等組織發起大量的文化活動。
顯而易見，福特基金會就是被用來實現這一目的的一家享有盛譽的美國基金會。美國學者詹姆斯·彼得拉斯（James Petras）認為，福特基金會與中情局的合作是“一種深思熟慮的、有意識的共同努力，旨在加強美帝國的文化霸權，削弱左翼的政治和文化影響。”
福特基金會成立于1936年，創始人為美國汽車行業的一位傳奇人物——亨利·福特（Henry Ford），其宗旨是促進社會正義。然而，二戰后，該基金會與中情局在文化領域開始了積極合作。在與蘇聯進行冷戰對抗期間，它欣然充當馬前卒的角色。理查德·比塞爾（Richard Bissell）在1952年被任命為福特基金會主席，他經常與中情局局長艾倫·杜勒斯（Allen Dulles）討論當時的重大問題。實際上，福特基金會被視為“冷戰思潮的先鋒”。一位學者作了如下論斷：“有時，福特基金會看起來似乎僅僅是美國政府在國際文化宣傳領域的一種延續，它在歐洲有著從事秘密活動的記錄，它還與馬歇爾計劃和中情局官員在特定項目上有著密切合作。”
比塞爾先生與艾倫·杜勒斯先生關系如此之親密，以至于他在福特基金會呆了兩年后，就離職成為杜勒斯先生在中情局的一位特別助理。比塞爾先生的繼任者是約翰·麥克洛伊（John J McCloy）先生，他曾任美國戰爭部副部長，駐德國高級專員和代表洛克菲勒集團利益的一位華爾街律師。麥克洛伊先生進一步加強了福特基金會與中情局的關系。結果，福特基金會成為中情局的便利工具，中情局以之向目標組織發放基金和動員其他人反對**主義勢力或左翼集團。正是借助福特基金會和打著慈善的幌子，許多文化機構、非政府組織和個人獲得財政支持。而且，中情局間諜利用福特基金會員工身份的掩飾，在國外從事秘密活動。
與中情局的關系曝光后，福特基金會的經營風格稍有變化，但其實現美國文化統治的目標保持不變。它公開與美國國際開發署等美國政府機構進行合作，支持反左翼的**組織。這些組織對批評他國侵犯**的行為沒有絲毫猶豫，但對美國和以色列的**紀錄視而不見。福特基金會資助的機構“不參與反全球化和反新自由主義的群眾運動，他們將福特基金會視為一個合法的、慷慨的非政府組織。”本質上，在后冷戰時代，為了實現美國的文化統治，福特基金會以慈善理念作為幌子，扮演著相同的合作角色。
盡管福特基金會的運營經歷如此聲名狼藉，中國還是允許它在本國境內開展活動，這令人非常吃驚。人們也許會問，哪一個獨立國家會允許中情局附屬機構從事旨在完成“和平演變”的秘密活動？“和平演變”是杜勒斯所宣稱的美國對華政策目標。盡管中國具有疑慮，在中國宣布實行對外開放政策之后，福特基金會還是在1988年與中國建立了關系。這是第一家在中國建立辦事處的國際組織。此前，福特基金會在美國的大學贊助中國研究計劃。在中國，它最初與中國的大學共同致力于發展經濟學院和法學院。它與中國社會科學院形成密切的關系。其主要關注的領域是經濟、法律、改革、教育、文化，更重要的是治理方式、公共政策和國際關系。它資助非政府組織、研究中心和智囊團。福特基金會以1200萬美元的年度預算，實施了一系列大規模的計劃，這些計劃甚至在政策領域對中國都產生了一種決定性的影響。它還在美國為中國學生創辦研究生協會。
除了福特基金會之外，卡耐基國際和平基金會是另一家傳播美國政治理念的著名美國慈善機構。卡耐基基金會是最富有的基金會之一，美國冷戰斗士約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曾于1946至1952年擔任該基金會主席。杜勒斯是“大規模報復”理論的提出人，曾任美國國務卿。卡耐基基金會為美國外交政策智庫美國對外關系委員會的建立提供了最多的資助。蘇聯解體后，卡耐基基金會在莫斯科設立了辦事處。它通過俄羅斯主管私有化的副總理葉戈爾?蓋達爾（Yegor Gaidar），向俄總統鮑里斯·葉利欽提出建議。結果，卡耐基基金會獲得了中情局“特洛伊木馬”的綽號。由于私有化，俄羅斯這個曾經驕傲自大的工業化國家，迅速淪落為一個破產的第三世界國家，無力支付工人工資，需要依靠外資才得以生存，因為其中央銀行被取消了制造貨幣的權力。俄羅斯政府的征稅權也受到大幅度的削弱，其社會事業被放棄。
卡耐基基金會與美國政府的關系密切，其兩任主席分別曾任美國國務院情報局局長和美國**委員會全球事務主任。該機構也試圖在中國建立一個類似于其在俄羅斯的附屬機構，向中國提出私有化計劃。它與北京黨校和上海社會科學院的關系密切。
卡耐基基金會坦率地宣稱，其在中國的目標之一就是，建立一個以中國為基地的世界級政策研究中心。從而，到2005年底，它與中國改革論壇簽訂一項協議，計劃共同研究全球化對外交政策制定的影響。這便于收集中國國內的觀點和信息，使華盛頓的決策者易于掌握它們。與中國的其它合作研究包括新疆的種族研究、能源、防擴散、氣候變化和貿易政策，這些課題都是美國決策者非常感興趣的。該基金會還與中國國際戰略基金會合作，加強對中美危機管理，特別是臺灣問題的研究。在卡耐基基金會看來，該研究項目在管理臺灣危機上“正在形成有價值的見解和建議”，卡耐基基金會將向下一屆新政府呈上政策建議。
卡耐基基金會與美國政府具有廣泛聯系，尤其是在安全和情報領域。最令人吃驚的是，這樣一個外國機構，卡耐基基金會已經涉足位于北京的權力中心——中南海。它已經與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中國計劃委員會進行合作研究，介入了中國國內議事日程，如能源安全、氣候變化、環境政策、地方政府和有關社會緊張程度的信息。它甚至獲得了關于“中國政治制度凝聚力”的信息。
根據媒體報道，受福特基金會培養和資助的中國主流經濟學家有：高尚全、吳敬璉、茅于軾、張維迎、鄒至莊、董輔礽、楊小凱、許小年、胡祖六、海聞、周其仁、周小川、易綱、樓繼偉、榮敬本、厲以寧、林毅夫、樊綱、胡鞍鋼、吳曉波、張軍、趙人偉、劉小玄、哈繼銘等，與福特基金會關系密切的還有社科院副院長李揚、陳佳貴等人，這些幾乎就是活躍在經濟領域的新自由主義骨干全部名單。.
根據媒體報道，受福特基金會培養和資助的中國政法系學者有：江平、賀衛方、蔡定劍、梁治平、于建嶸及大批法官等，這些幾乎就是活躍在政法領域的西化派、**派骨干。除此之外，福特基金會還在新聞、教育、藝術、環保等領域廣泛活動，培養資助**勢力。
一個中情局操縱下的基金會，用了幾億美元，就培養了這么一大批**的知識分子精英，這些人后來幾乎全部是政府高官、政府智囊及媒體寵兒，美中情局完全主導了中國改革開放。
2008年3月20日 ，北京長安街東方君悅大酒店，美國福特基金會北京辦事處舉辦了盛大的招待會，歡送已經在中國工作9年、即將離開中國的首席代表華安德(AndrewWatson)。有媒體在報道中對此評價說，“在中國社會科學領域和公益界求‘錢’若渴的時代，這是他連續9年連任三屆‘首席代表’的必然結果。”
一位參加了這次活動的國內某知名政策研究所負責人在采訪中向《瞭望》新聞周刊回憶說，整個招待會大概邀請了400多人，其中絕大部分人都是來自于中國各重要部門，也有科研、教學和政策咨詢部門的知名專家學者，同時他們過去也都接受過福特基金會各種形式的資助。“參加者人數如此之多、層次如此之高、學科范圍如此之廣，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尤其讓這位經常參加高規格會議的人士震撼的是，據說，福特基金會自1988年在華活動以來20年，花費了大概4億美元，“也就是說，僅用4億美元就獲得了對中國學術界如此規模的影響力”！
參見：
觸目驚心--受福特基金會培養資助的中國高官、智囊
蔡子尤（民聲網 www.mshw.org）
http://www.mshw.org/theory/eco/2011-10-31/577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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