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中國公有制為主體的基本經濟制度刻不容緩
一、搞私有化復辟資本主義的罪惡
資改派大搞私有化復辟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被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置換，給全黨、全國和中華民族極大多數人民帶來了巨大的災禍！
第一，私有制取代公有制主體地位，破壞了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
據有關資料，1995年，在全國企業注冊資本中，公有制經濟與私有制經濟（包括內資與外資）的比重，分別為73%與27%；全國GDP（國內生產總值）中，公有制經濟與私有制經濟的比重分別為78%與22%。2006年，全國企業實收資本（二、三產業）中，公有制經濟與私有制經濟的比重，分別為48%與52%；全國就業人員（二、三產業）中，公有制經濟與私有制經濟的比重，分別為32%與68%；全國GDP中，公有制經濟與私有制經濟比重分別為37%與63%。這說明私有制經濟已經取代了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2006年以來，私有制經濟比重在進一步上升，并向電力、鐵路、郵電、航空乃至國防工業等重要部門擴展，巳嚴重損害了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
第二，兩極分化嚴重，貧富差距懸殊，多數人陷入貧困。
中國的GDP已躍居世界第二，但人均值仍在百位以外（按：商務部新聞發言人姚堅承認為105位）。同時，中國的社會不平等現象嚴重，基尼系數達0.67。有統計顯示，中國13億人口中近一半每天的生活費不足2美元，即處于貧困線以下。最終消費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字，我國1978年，最終消費占GDP支出的62.1%，到2008年下降到48.4%，30年下降了13.7個百分點。其中，居民消費（另一部分是政府消費），1978年占GDP支出的48.7%，到2008年下降到35.3%，30年下降了13.4個百分點。而且遠低于發展中國家平均比例72.2%，其中居民消費占58.9%。
“改開”以來，經濟發展了，GDP平均年増在10%以上，然而鼓錢包的只是少數富人，與大多數的人民群眾無關。現今的中國，富者資產過數百億元，高收入者有年薪六千萬的；貧者上無片瓦，加上“下崗”、“失田”，雪上加霜，下崗工人、失地農民、僅靠“低保”救濟度日，遑論“致富”。
《2010胡潤財富報告》還顯示，估計占當今中國人口約0.4%的“富裕人士”，他們所擁有的財富比例竟占全國的25%，其中，億萬富豪5.5萬人，10億富豪1900人，過百億富豪達140人！這些富人加起來，不過百萬人，僅占全國13億總人口中的1%左右，屬于極少數，但是他們卻占有了全國相當高比例25%的財富。2010年千萬富翁持有的個人可投資資產規模已經達到62萬億元！中國“13億人口中近一半每天的生活費不足2美元，即處于（世界公認的）貧困線以下”。這還能說“人民生活富起來了”嗎？
在毛主席時代，雖說中國人民的總體生活水平不算高，只能隨著國家經濟的發展而逐步改善；但卻衣食無憂，生活安定。全國人民，不管城鄉，生老病死有保障，對此史實，所有在70年代以前出生、只要還活著的中國人都能作證，舉世公認。
可是，“改開”一搞私有化，對普通勞動人民說來，搞了“房改”，就買不起房；搞了“教改”，就上不起學；搞了“醫改”，就看不了病；搞了“職改”，學生就不了業；搞了“社保”，就養不了老。社會主義中國原先對人民的五大保障，頃刻成了壓在人民頭上的五座大山！
第三，工農大眾重新遭受殘酷剝削壓迫，淪為弱勢群體。
資本主義私有制，加上市場萬能論的泛濫，使大量工人重新遭受殘酷的剝削壓迫的無產階級。工人階級喪失了國家和企業主人的地位，成為雇傭勞動者和弱勢群體。工人出賣勞動力的價格被壓到世界上的最低點。廣大農民除了極少數村莊（如南街村、華西村）一直堅持集體經濟、走上共同富裕之路以外，絕大多數農戶分散經營小塊土地，處于無法規模化經營和采用先進技術的困境。進城務工者的勞動和生活條件相當惡劣。過去在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社會福利制度和就業制度瓦解之后，住房難、上學難、醫療難、就業難成為困擾許多居民的突出難題。現在我國勞動人民受國內資產階級的剝削比其他國家更殘酷；我國勞動人民受帝國主義的剝削比其他發展中國家更殘酷。
第四，環境資源與持續發展的矛盾尖銳化，環境污染影響居民生活質量，損害居民健康。
我國人均資源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我國單位GDP的能耗卻高出經濟合作發展組織30個國家平均值的20%；資源供應緊張，所需石油約50%依靠進口。目前世界污染最嚴重的20個城市中，中國就占16個。據測算，我國環境污染損失約占GDP的3%到8%，生態破壞（草原、濕地、森林土壤侵蝕等）約占GDP的6%到7%。兩者合計約占GDP的9%到15%；如果扣除這些損失，我國實際GDP將不小地縮水。大氣和水質污染，影響居民生活質量，損害居民健康，因環境污染引發的群體性事件日益增多。世界銀行估計，我國平均每年因大氣污染而早亡75萬人。據世界經濟合作發展組織測算，中國環境污染造成疾病和早亡的損失占GDP的13%。
第五，國民經濟對外關系面臨著日趨附庸化的嚴重危險，民族經濟瀕臨崩潰。
在對外貿易和外商在華投資迅速增長的過程中，出現了對外貿易依存度過高、國內消費過低和對外技術的依存性過高、自主創新能力過低的問題。2005年，我國對外貿易依存度高達64%，大大超過美國、日本這樣的外貿大國18%—20%的對外依存度。我國對外技術依存度高達50%，而美日等發達國家只有5%。“以市場換技術”已告失敗。巨額出口貿易的利潤絕大部分歸于外商，我國工人只得到相當于美國工人四十分之一的低工資，卻給我國留下了環境污染、資源緊張、工人患職業病等諸多問題，連經濟主體的民族屬性也不斷衰亡。在中國已開放的產業中，每個產業排名前5位的企業，幾乎全由外資控制；在中國28個主要產業中，外資已在21個產業中擁有多數資產控制權。當前世界的主要跨國公司，無一不在中國得到巨大的發展。它們不僅每年在華攫取數以十億、百億計的巨額利潤，還通過獨立的研發機構，在信息通訊、生物制藥、精細化工、運輸設備制造等行業壟斷技術優勢，從而牢牢控制中國經濟。可是30年來，除了幾個國家壟斷行業，中國自己并沒有培育出能與上述著名跨國公司比肩的大企業；相反，各行各業原有的民族品牌幾乎喪失殆盡。
金融對外開放接軌，現我主要國有銀行都被外資參股至少25％，中國將成為有史以來國有銀行任憑外資控股的唯一國家，成為世界一體化過程中國民喪失經濟和金融控制權的第一個國家。銀行由外資控股，將徹底喪失國家經濟主權，變成完全的殖民經濟。
第六，私欲膨脹，物欲橫流，崇洋迷外，中華民族精神喪失。
“改開”30多年來，表面上GDP增長了幾倍，但我們國家、民族所付出的代價是極其巨大的。諸如環境破壞，資源枯竭，私有制恢復，道德敗壞，等等，而最為嚴重的則是毛主席時代革命精神和民族精神的喪失，以致私欲膨脹，物欲橫流，崇洋迷外，民族自尊心異化，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徹底崩潰，這對整個國家和民族而言，真正是貽害無窮，禍害子孫！
建國30年的社會變革，曾經大張了社會主義的公有觀念和GCZY的道德品質，極大地限制了幾千年傳承下來的私有觀念和剝削階級的腐朽意識，中國社會一度成為世界上最為美好的凈土。毛周時代，沒有剝削壓迫，人人懷有美好的理想，愿意為建設社會主義祖國貢獻自己的力量。人男女老幼精神奮發，積極向上。人們之間沒有尊卑高下，處處表現出良好的道德風尚，愛國家、愛人民、愛勞動、愛護公共財物的風氣，集體主義，團結互助，誠實守信，公而忘私的精神均蔚然成風，黃黒毒賭一掃而光，社會秩序井然，道不拾遺，夜不閉戶。
然而，“改開”以來，隨著在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搞資本主義私有化，意識形態領域“普世價值”，“金錢萬能”，“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等剝削階級的腐朽思想借尸還魂，“唯生產力論”、“市場萬能論”、“剝削有功論”、“腐敗無害論”、“貓論”、“摸論”、“先富論”等歪理邪說大行其道，黃、賭、毒、貪、黑、騙、假等社會沉渣泛起，安全事故遍及全國，騙搶殺人日趨猖獗。關系黨和國家命運的“四項基本原則”基本丟光，毛主席時代革命精神和民族精神喪失，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徹底崩潰，政治腐敗達到極點，官權泛濫超越了歷史上的皇權。在“與國際接軌”的口號下，精英們主動迎合西方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大搞崇洋迷外，竭力鼓吹西方的政治制度和腐朽墮落的西方文化，通過長期喋喋不休的鼓噪，形成一種崇洋迷外的世風，進而毒害了人們的思想，還孳生出一批批只求私利、不惜出賣民族利益的帝國主義買辦、走狗和形形色色的奸人；孳生出一批批“祼官”、社會精英、富人不愿意做中國人，而一心要做外國人，甘當外國人的奴才、漢奸。
結論就只能是：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用毛澤東思想重振民族凝聚力，走全民族共同富裕的道路，走毛澤東時代強國之路！我們中華民族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二、重建公有制經濟主體地位，捍衛中國社會主義制度
社會主義制度是中國的根本制度。鑒于目前我國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正在或者已經喪失的實際情況，必須依靠共產黨的堅強領導，重建公有制為經濟主體地位，維護捍衛中國社會主義制度。
1、恢復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發揮社會主義優越性
遵照《憲法》和《黨章》，重建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恢復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發揮社會主義優越性，有計劃地提高社會生產力。這是關系到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生死存亡的大事，不管有多大困難、多大阻力，必須堅定不移地、毫不動搖地進行下去。當然，具體步驟要力求妥善，避免國民經濟的過大震動和生產力的破壞。建議中央在十八大決議中把恢復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鞏固社會主義制度的經濟基礎放在突出位置，提出明確的要求。十八大后由黨中央迅速擬訂《關于維護憲法，重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的決定》草案，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后立即付諸實施。其內容應包括：立即停止出售國有企業，對出售國有企業實行回收購或參股進行公有化改造。立即檢查現行的法律法規，凡與重建和堅持基本經濟制度相違反的法律法規政策，一律廢止或停止執行。責成國家統計部門調查各種所有制經濟的資本、從業人員和產值情況以及作為居民收入差距標志的基尼系數變化情況，定期向中央報告，同時向社會公布。責成主管部門對出售國企所得的價款數額、是否入庫、作何用途等情況，向黨中央和全國人大作出詳細報告。
堅決維護《憲法》關于“社會主義的公共財產神圣不可侵犯”的莊嚴規定，重申“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壞國家的和集體的財產”，認真清查“國家的和集體的財產”流失情況，不論以何種“手段侵占或者破壞國家的和集體的財產”的，都必須依法追討或賠償；盡快制定基本經濟制度法、國有經濟法、集體經濟法、私營經濟法、外資企業法（在法律未制定前可先出臺政策意見），并貫徹實施。鑒于目前我國經濟主要增量來自私營和外資企業，必須釆取措施加強國企建設，發展國有經濟，力爭占GDP的50%左右為宜，底線不應低于45%，確保國有經濟的主導地位。
調整國有經濟布局，把的重點放在增強國有經濟控制力上來。國有經濟控制國民經濟命脈，對經濟發展起主導作用。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主要體現在控制力上，即控制國民經濟和經濟制度的發展方向、控制經濟運行的整體態勢、控制重要的稀缺資源的能力。為提高國有經濟控制力，要從戰略上調整國有經濟布局，對軍工、電網電力、石油化工、電信、煤炭、民航、航運等關系國民經濟命脈和國家安全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必須由國有經濟控制。確保這一領域國有資本總量增加、結構優化，一些重要骨干企業發展成為世界一流企業。在其他領域，通過資產重組和結構調整，可以加強重點，提高國有資產的整體質量。這些必須在中央《關于維護憲法，重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的決定》中作出規定和強調。大力發展城市和鄉村各種形式的合作經濟，引導個體經濟走集體化的道路，加強對公有制經濟的財力、技術、信息、人才支援。解決勞動力的就業問題，應當以發展國有經濟特別是合作經濟為主要渠道。
按照社會主義原則結合當前實際情況，加強國有企業管理與監督，貫徹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的方針，推廣“鞍鋼憲法”（“兩參一改三結合”），充分調動工人群眾的積極性，完善現行的《公司法》，從經濟、法律制度上確保企業職工參與國有企業的管理與監督活動，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國有經濟的優越性。對私營企業和外資企業，著重依法清理整頓那些依靠官商結合、權錢交易而建立發展起來的企業，對違法者應當依法從嚴處理。對一般私營經濟和外資經濟，要在允許其存在和發展的同時，從活動范圍、稅收政策、市場價格、勞動條件等方面，采取必要的、適度的限制政策。加強對私營企業的守法教育和監管，包括工人群眾的監管。停止私營企業向新的領域（包括壟斷領域）擴展，依法關停污染嚴重而又不具備解決條件的中小企業。引導私營企業在自愿的基礎上，由國家參股、控股，或者發動工人持股，逐步轉向股份合作制。《決定》應規定重建基本經濟制度的步驟和完成時間。在完成這項艱巨的任務中，要把充分發動廣大群眾與按照政策和法律法規辦事很好地結合起來。
2、恢復工人階級領導地位，實行按勞分配原則和全民福利制度。恢復工人階級的領導地位，首先從公有制企業開始取消全員勞動合同制為主要形式的雇傭勞動制度，重新實行社會主義勞動關系，把工人從雇傭奴隸重新變回社會主人。非公有制企業，雖然在一定的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還會存在，但是國家政權一定要維護工人的利益，否定剝削的合理性，限制和減輕剝削程度，通過憲法維護工人的罷工自由，支持工人維護自己的權利。公有制企業必須實行民主化管理。要恢復以鞍鋼憲法為藍本的公有制企業的民主管理機制，形成對企業經營管理權的制衡和監督。
恢復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分配制度，實行全民福利制度。遵照《憲法》和《黨章》，恢復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堅決地逐步地改變貧富懸殊、兩極分化的狀況，名副其實地走向共同富裕。恢復按勞分配為主體，要以重建公有制主體地位為前提；同時注意糾正許多國有企業中高級管理人員與一線職工（包括技術工人）差距過大的現象，真正做到按勞分配。私營經濟是受剩余價值規律支配的，但應通過國家立法和勞資協商，嚴格地限制資本家的過度剝削。二次分配（財政分配）也應充分發揮調節居民收入、縮小貧富差距的功能。近年來這方面的工作有所加強，但還遠遠不夠（例如國家教育支出還未達到世界平均占GDP4%的水平）。應當一方面通過稅收手段，如開征遺產稅、奢侈品消費稅、環境保護稅等措施，抑制高收入不合理的增長；一方面盡力增加國家財政在教育、醫療、社會福利、社會保險、社會救濟、社會保障方面的投入。
實行住房、醫療、上學、養老、就業等五大福利制度為主要內容的全民福利制度，保障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一方面要終止以市場手段來解決社會福利問題，重新以計劃經濟手段來構建社會主義的全民福利制度。一方面盡力增加國家財政在社會福利、社會保險、社會救濟方面的投入，認真地切實地解決廣大人民備受困擾的醫療、教育、住房、就業等方面的實際困難。
3、建設以合作經濟（集體經濟）為主體的社會主義新農村。我國廣大農村中分散的、細碎的家庭經營，不僅使農業無法進行適度的規模經營和采用先進技術，難以提高生產；而且必然和已經出現兩極分化，不可能達到共同富裕。事實證明，河北周家莊人民公社和江蘇華西村、河南南街村等幾千個一直堅持集體經濟的村莊，不僅大幅度地提高了生產，而且實現了某種程度的共同富裕。在那里，沒有貧富懸殊，沒有貪污腐化，沒有賣淫嫖娼，而且農民群眾的教育、衛生、住房等問題也得到了較好的解決。曾以帶頭包產到戶而聞名全國的安徽小崗村干部也為之折服，表示要向這些村莊學習。建議中央對這些一直堅持集體經濟的成功典型予以宣傳和表揚；同時，通過典型示范、政府扶持、法律保護等政策措施，大力引導和幫助廣大農民群眾從當地實際情況出發、按照農民的意愿，逐步建立和發展多種多樣的合作經濟組織。既要發展生產合作組織，又要發展供銷、信用、消費等合作組織；既要發展專業合作組織，又要發展社區合作組織；既要發展基層合作組織，又要根據需要建立各級聯社組織（可以同整頓和改進原有供銷合作社系統相結合），還可倡導由某些國有企業在互助互利的原則下帶動和幫助合作經濟組織的發展。現在提倡的“公司加農戶”模式，由于公司大多是私營公司，他們以追求利潤最大化為目的，而且以公司的強勢對分散農戶的弱勢，問題甚多，不宜提倡。只有下定決心把農村分散經營的汪洋大海，通過合作化的道路組織起來，才能建成社會主義的而不是資本主義的新農村，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使我國的農業得到發展，農民達到共同富裕，工農聯盟得到加強，社會主義制度的經濟基礎得到鞏固。
4、加大環境保護和節約資源的力度，加強國家對國民經濟的宏觀調控，在國家計劃指導下發揮市場機制的積極作用。在“十一·五”期間，不僅要保證完成國家規定的節約能源、降低排放的指標，還應當責成我國現有的16個世界上環境污染最嚴重的城市的中共市委，采取有效措施，最遲在黨的十八大之前摘掉這頂誤國害民的不光彩的帽子。全國各地方各部門要共同努力，摘掉我國“環境標準更接近某些最貧窮的國家”的不光彩的帽子。要加強國家計劃應有的作用，發揮市場應有的調節作用，有效地加強宏觀調控，實現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從根本上改變以過高的環境資源代價換取GDP增長高速度和某些企業高利潤的路子。這樣的GDP和利潤，在很大程度上是虛假的，甚至是得不償失的！
5、堅持獨立自主的、立足自力更生的、平等互利的對外開放。立即停止讓外國資本并購我國的國有企業。迅速抓緊對外經濟關系和國家經濟安全的立法工作。糾正某些人、某些部門的“外資崇拜癥”、“外資饑渴癥”。在重建公有制為主體、按勞分配為主體和加強二次分配調節作用的基礎上，逐步降低對外貿易的過高依存度，使GDP的支出結構轉變到以國內消費特別是居民消費為主的軌道上來。堅決扭轉對外經濟關系上日趨附庸化的危險趨勢。只有做到經濟上的獨立自主，才能保證我國政治上的獨立自主。
6、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決依靠共產黨的堅強領導。
科學發展觀，構建和諧社會，都應當以四項基本原則為指導，把它落實到具體內容之中。只有在社會主義公有制和人民民主專政的前提下，才能真正做到“以人為本”，才能真正實現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才能逐步走向和諧社會（和諧社會只有在完全消滅階級之后才能實現）。人與自然之間的協調，歸根結蒂，必須以人與人之間的協調為前提。那種讓資本家剝削勞動者并且加重環境污染、掠奪自然資源以追求私人利潤最大化的社會制度，在本質上是與人與人之間的協調相矛盾的，也是與人與自然之間的協調相矛盾的，根本談不上“和諧社會”。任何離開四項基本原則，不講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和人民民主專政的發展觀，不是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發展觀，只能是資產階級歷史唯心主義的發展觀。
堅持公有制為主體的基本制度是我國憲法的要求，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對全國人民的莊嚴承諾，是確保中國社會主義發展方向和實現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保障。實事求是地說，中國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資本主義私有化己經完成，公有主體地位巳被私有制經濟取代，國有經濟主導地位下降、集體經濟蕩然無存、鄉鎮企業土崩瓦解，這是改革失誤所致……。我們堅決依靠共產黨的堅強領導，堅信共產黨具有強大的自我糾錯、自我更新能力，總結經驗教訓，勇于改革創新，一定能高舉毛澤東思紅旗，堅持正確的路線，重建公有制經濟主體地位，發展壯大公有制經濟綜合實力。湖南省雙峰縣國土資源局 方忠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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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利永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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