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仰 先生的“中國本體論”
在烏鄉讀到 劉仰 先生的《秦暉與我的分歧——論秦代平民社會》一文，本想留言，不料越寫越多，單發一貼吧。
周就有“國人暴動”，也就是說平民已經很有力量了，東周時代各國競相變法，無非是要調整統治集團與百姓及統治集團內部的關系，實行“法治”的諸侯國包括后來的秦更是直接用法律手段來調整國家與老百姓的關系，試圖繞過統治集團內部原有的分權體系，直白一點：皇帝制的確立就像是“統一法人”，以前的諸侯卿大夫分權制就像是“各級法人承包”，是發展水平和運行手段上的差別，不是本質的區別。兩種形式各有優劣，但中央集權是中華民族的發展趨勢，這種趨勢就是古人說的分與合，“合”是趨勢，“分”是矛盾激化后的自保。“合”的趨勢下，必然采取加強中央集權也就是加強皇帝權力的方式，并以此為核心建立一套統治秩序。
是不是出現了“平民社會”要看是不是出現了平民這個階層，至少從東周開始已經出現了，如果 秦暉 教授說的奴隸制的“溫情”還能維持，周天子的地位就不會動搖，換言之由于在分封制下諸侯國自身的“承包”利益，促使其解放或放松了對農業勞動者的人身束縛，進一步說是直接管理農業的卿大夫通過調動“種糧積極性”擴大了自己的實力，進而與上層討價還價。秦在作諸侯國時在這條路上就已經走得很遠了，直接以耕戰成績授爵，平民階層已經形成而且是參與到社會變革之中了。再往前說齊國、鄭國都是商業發達的諸侯國，商人的勢力一直很強大，除了商人本身是民外（不能想象一個奴隸去做生意賺錢），他的交換對象應該是經濟相對獨立的民，如果不是這樣，哪來的商品交換、貨幣流通呢？歐洲的封建期雖然也建立起了大一統的羅馬帝國，但實際是教皇統治，在各方面比起中國社會要落后的多。中國整個皇權世代由于儒家思想的確立，中國社會走了一條既能尊重秩序又能起來“革命”的中道，通過“治亂分合”把貴族掃蕩一空，有門第但沒有貴族，門第又是可以改換的，也就是它建立起了一套自己的“價值評價體系”，這中價值觀要比當時的西方更進步、更人性也更有效。
秦暉 教授關于“專制下的平民社會”的說法，意在否定中國比西方更早出現平民社會的進步性，我想是徒勞的，不論是論文化貢獻還是經濟成就，中國都遠遠領先于西方，中國進入近現代社會是在列強的壓迫下進行的，包括近三十年來主動的接納， 劉仰 先生的觀點是說，應當重新審視我們接受的西方標準，應以中國歷史發展的脈絡來描述歷史。其實這里還有一層沒有說，就是中國很早進入了平民社會，實際也就很早有了資本主義的自由經濟（我認為應在兩宋前后），也就是說中國的自由經濟并不是西方帶給我們的，對此我是在近二十年才想明白的，當然不是從理論學術上，而從改開以來資本積累的過程上悟出的。皇帝治下出現資本主義的自由經濟，以前以為不可能。因為我們生在毛澤東時代，周圍沒有以個人盈利為目的的事情，無從想象。改開后就不一樣了，當今社會就是資本主義的活標本，我們都知道。并不是接受自由經濟思想的知識分子最先發財，而是沒有受到過任何西方自由經濟思想熏陶的“無知”者積累起了財富，也就是說自由經濟根本不用別人來教，每個人天生就懂得賺錢，不論有沒有皇帝，如果皇帝能幫助他們發財，資本家照樣磕頭的，不是嗎？秦暉他們不愿意承認這一點，要把西方的自由經濟說成是唯一的方法和標準，其實這對資本家并沒有什么影響，人家該怎么賺錢還怎么賺錢，他們這些其實是說給當權者的，甚至也不是要說自由經濟，而是要說已經老掉牙的西方民主、自由。 劉仰 先生其實也正是以中國本體論來對抗這種“民主小販”。
劉仰 先生的文章中介紹了斯塔夫里阿諾斯觀察人類社會發展的視角，他對人類歷史只做了一個簡單的劃分：西歷1500年前，人類處于相對封閉、隔絕的世界，此后，伴隨歐洲人的大航海，人類進入一個真正全球化的時代。先拋開歷史階段論不說，這個剖面確實值得一看，最近由于讀魯迅早期的幾篇文章《破惡聲論》、《文化偏至論》等，又重新翻看了一下歐洲歷史，以前我們把新航路的開辟作為正面的進步的重大事件來介紹，何嘗不是接受了西方中心論，現在看新航路的開辟就是殖民的開始，是西方對世界的一次洗劫，沒有對世界的掠奪，西方資本主義維持不到今天，不論是其主觀目的還是客觀上的后果，站在西方以外的任何一點，哪有什么文明與進步！直到今天北約一伙不還是懷著這種心態嗎？日本脫亞入歐的舉動不就是跟著“大哥”去搶劫嗎？如果今天說我們要學習日本，許多人會反感，但學西方、學美國，最好的結果也就是日本的程度。凡是有民族自尊心的知識分子不論左右大概都會搖頭，但劉仰一說“中國本體論”就有人不樂意了，這是很有意思的事。
我以前在東博書院和“五毛”辯論時說過一個“笑話”：一個人站在你家門口罵你的父母，你躲在門后不敢出來，你的家長說：你也學學人家。這時，你是學罵人的本事呢？還是學罵人者一起罵你的父母呢？當時是為了揭露漢奸的嘴臉，現在看來還應該有下文：有點志氣的孩子可能會學罵人者的本事，但學會之后可能把自己也變成了壞人，像日本一樣去侵略弱小。這種邏輯我們中國不能接受，本事我們要學，學會了本事為了反暴、制暴，倡導新秩序，所以需要“中國本體論”。
2011年10月26日 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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