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第一節、「社會性質」問題的來由
（一）爭論不休的問題：革命「一步到位」或者「分幾步走」的選擇
（二）1930年代的三次論戰
（三）1940年代出現的「新民主主義論」
第二節、陳映真「社會性質」論的背景與主要內容
（一）投身臺灣「社會性質」研究的動機
（二）陳映真的80年代：在分離主義批判中萌芽的「社會性質」論
（三）90年代陳映真「社會性質」論的大致輪廓
第三節、陳映真「社會性質」論的焦點：「新殖民地」時期的臺灣史
（一）問題一：「新殖民地」下的資本主義發展與資產階級的統獨抉擇
（二）問題二：繼承并發掘臺灣「社會性質」論述史與當代「新殖民地」史
（三）問題三：兩蔣時代以來的臺灣政權性質與資產階級的內部差別
（四）問題四：「社會變革論」的提出與批判
第四節、結論
征引書目

引言

1980年代中期「臺灣結／中國結」論戰以來，陳映真即試圖從「冷戰、內戰」之「雙戰結構」下的臺灣資本主義發展來解釋臺灣社會內部各種問題（比方資本主義造成的社會敗壞或分離主義運動）的因由。但80年代的陳映真并沒有全面解決他所意識到的問題。六四事件、《人間雜志》停刊，以及陳映真訪大陸之后，陳映真的思想進入了更深層的階段。這個階段同時也是他暫時放下寫小說的筆，專攻政治經濟學批判（Kritik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1]的時期。在這個階段上，陳映真從1930年代「中國社會性質」等三次論戰以來所形成的中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傳統出發，將臺灣社會史不同時期的「社會性質」作為研究重心。1992年起，陳映真集中編譯出數卷臺灣政治經濟學的經典之作。他試圖綜合這些作品而提出了自己的（臺灣）社會性質論。90年代末期，陳映真開始發行《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并繼續發展他的「社會性質」論。到了2000年，陳映真（乃至以「人間」為主要出版陣地的各作者）的「社會性質」論透過以陳芳明論述為對象的批判而得到全面表述。

雖然陳映真所重視的「社會性質」論并非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如馬、恩、列）所直接發明，卻是一九二零至四零年代的共產國際的理論與中國革命實踐結合下的學術傳統。在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的影響下，不同時代的臺灣社會主義者（比方臺灣共產黨）也發展出許多有「社會性質」之實的論述。臺灣旅日左翼學者劉進慶（1931-2006）是戰后臺灣第一個完整發展「社會性質」論的學者，其著作堪稱臺灣社會主義理論史上的里程碑。陳映真紹述了這些先行者的成果并加以規范化，從而形成他自己的、以「社會性質」來劃分的歷史分期。本論文將試圖揭示陳映真「社會性質」論的歷史背景、發展過程，以及可能的啟示；而本文所研究的陳映真的馬克思主義觀，就是以「社會性質」論為媒介的馬克思主義觀。

一、「社會性質」問題的來由

（一）、爭論不休的問題：革命「一步到位」或者「分幾步走」的選擇

對于誕生于西歐并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運動而言，社會主義革命歷來是基本目標。就革命任務而言，社會主義革命要推翻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支配的私有制社會，并實現生產資料公有制的新社會；就革命動力而言，社會主義革命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的工人階級所推動；就革命性質而言，工人階級奪取政權則被視為革命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關鍵指標。[2]

但當運動延伸到多種生產方式并存、生產方式之間存在某種消長趨勢，或者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尚不取得支配性地位的地區時，社會主義革命有沒有必要、有無可能、如何可能，就成為顯而易見的問題。

由于私有制下的每個生產方式內部都有階級對立存在，因此，在多種生產方式并存的條件下，特定區域之內可能交錯著各種階級對立。比方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的階級對立是「資產階級／工人（無產）階級」，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內則有「地主／農民」、「奴隸主／奴隸」之類的階級對立。

社會主義運動也許可以不考慮這些對立而直接進行以工人階級為革命動力的革命。但從歷史上來看，運動在多數情況下還是愿意考慮聯合可能聯合的階級。[3]比方聯合農民去進攻。以十九世紀末的俄國來說，當時的民粹派主張俄國可以依靠農村公社而跨越資本主義社會。以普列漢諾夫、列寧為代表的俄國馬克思主義者卻認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已經在俄國開始發展，因此村社已經出現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的階級對立。所以，從工人階級立場出發的馬克思主義者認為：這些無產階級化的貧苦農民可以成為同盟者，資產階級化的富裕農民則是敵人。當然，馬克思主義者的這番見解并不只是為了說明誰是敵人、誰是朋友，而更是藉由批判民粹派的論點而打擊民粹派。[4]

中國馬克思主義運動也出現過類似的問題。由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并未征服全中國，致使工人階級的數量少；加上中共在1921年建黨之后所推動的工人運動在1923年「二七大罷工」失敗后轉入第一次低潮，因此工人階級能否與其他階級合作、與哪個階級合作、[5]如何合作，成為中共必須面對的問題。又由于合作總是要找尋各階級都能接受的步調才能進行，就產生了革命應該「一步到位」還是「分幾步走」的問題，也就是如何選擇革命性質的問題。當然，這也是前述俄國革命中早已出現的問題。

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成立說明中共決定「分幾步走」。然而當時的中共沒有將「階級」分析緊密聯系于「分幾步走」的決定。因為「階級」是1925年的「五卅」慘案之后才得到關心的問題。如瞿秋白（1926）所云：「五四時代，大家爭著談社會主義，五卅之后，大家爭著辟階級斗爭。」然而「階級」分析與「分幾步走」的決定也沒有在「五卅」之后產生緊密聯系。因此周恩來（1983：158-160）曾評論云：「什么叫革命性質？革命性質是以什么來決定的？這些在當時都是問題。后來才知道：應以革命任務來決定革命性質，而不是以革命動力來決定革命性質……」

直到1927年國共分裂激化了共產國際內部的路線斗爭，才使聯共（布）黨內長期存在的革命性質論爭──即「分幾步走」或「一步到位」的選擇──藉由中國的場合而再次得到討論：

1.以斯大林（И.В.Сталин，1879-1953）、布哈林（Н.И.Бухарин，1888-1938）為代表的共產國際主流派主張中國革命必須「分幾步走」，每一步有每一步該完成的革命任務以及完成該任務的政權。第一步是實現多階級共享的政權（比方工人階級與農民共治的「工農民主專政」）。這個政權把推翻前資本主義社會當成革命任務，而這一步的革命通常被稱為「民主主義革命」。第二步則是工人階級所獨掌的政權（「無產階級專政」），這個政權把推翻或阻止第一步所可能實現（或已經實現）的資本主義社會及其支配階級（「資產階級」）的政權當成革命任務，而第二步的革命通常被稱為「社會主義革命」。[6]

2.托洛茨基（Л.Д.Троцкий，1879-1940）反對派主張「一步到位」。他們認為：所謂的第一步的政權「工農民主專政」不可能存在也不可能完成民主主義的革命任務。被主流派擺在第一步去完成的革命任務，恰恰只能直接透過第二步的政權才能完成。至于第二步的政權能不能進而完成第二步本身的革命任務，取決于各種條件，特別是世界革命的進程。[7]

（二）、1930年代的三次論戰

歷史地看來，中國的社會科學有一個偉大而光榮的歷史傳統，那就是科學地、懷有高度主體意識地、不斷提高了對中國社會和歷史本質的認識，善于結合中國的具體條件，堅持調查研究、實事求是地為中國的救亡、改造、建設和發展，做出大量重要的貢獻。一九三○年代初，接受新的社會科學只不過十來年的中國年輕的社會科學家、思想家、革命者和愛國的知識分子，在北伐革命失敗的余痛中，展開了范圍廣闊，卓有理論深度和知識開創性的「中國社會史論爭」。這個進行了長達五年多的學術論爭，討論了當時中國社會的性質，從而討論了相互的變革運動的本質、運動的力量分析和改造中國的前途等等，影響十分深遠。一直到一九八○年代，南朝鮮社會科學界和社會運動界展開「韓國社會構成體論爭」時，中國三○年代「社會史論爭」所留下的業績，仍為南朝鮮社會科學界所征引。（陳映真，1997d）

主流派與反對派間的爭論從蘇聯延燒回中國，引起中共黨內的分裂以及1930年代的「中國社會性質」、「中國社會史」、「中國農村社會性質」等三次論戰。論戰參與者有主流派、反對派，以及國民黨左派；但主要是前兩者。論戰的焦點是所謂的「社會性質」問題。由于「社會性質」是一個在論戰中逐漸豐富自身內容的、有「中國特色」的概念，難說有什么確切定義。但當時所謂的「社會性質」基本上還是圍繞著馬克思的某些定義被理解與運用，特別是「上層建筑／經濟基礎」與「生產方式／社會形態」這兩個框架。馬克思是這樣說的：

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經得到就用于指導我的研究工作的總的結果，可以簡要地表述如下：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豎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運動的現存生產關系或財產關系（這只是生產關系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于是這些關系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筑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大體說來，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可以看作是經濟的社會形態演進的幾個時代。（馬克思，1962：8-9）

「生產方式／社會形態」框架下的社會性質，相當于「社會形態」范疇；「上層建筑／經濟基礎」框架的社會性質，則相當于「經濟基礎」的范疇。因此社會性質同時具有「經濟基礎」與「社會形態」的意涵，并成為聯系起「上層建筑」與「生產方式」之間的媒介。

社會性質之所以成為論證「一步到位」或「分幾步走」的論據，與主流派、「生產方式／社會形態」框架有密切關系。對于主流派來說，存在于中國范圍內的各種生產方式各有相應的階級對立，[8]因此分析各種生產方式本身及其之間的關系，能夠探知中國各階級的力量對比與經濟利害。以此為基礎，便能決定工人階級應該同誰合作、以誰為敵，進而決定革命是否「分幾步走」。就反對派而言，其實未必需要以「社會性質」作為「一步到位」的論據，因為資本主義在全球的支配以及中國在其中的地位可能更有利于論證「一步到位」。但因為主流派積極討論這方面的問題，才引起反對派的積極參與。總之，如德里克（ArifDirlik，1940-）所言：主流派與反對派雙方「得出了共同的結論：中國的分析并非存在于國家與社會之間，而是在社會內部──在存在著敵對利益的社會各階級之間。」（Dirlik，2005：68）

雖然「生產方式／社會形態」框架與「一步到位」或「分幾步走」的爭議有密切關系。但「上層建筑／經濟基礎」框架并未因此而被忽視，甚至可能更重要。雖然該框架的基本原理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但因百年來的中國國際地位的低落，上層建筑反而成為帝國主義勢力影響中國經濟基礎的媒介。國民黨左派特別重視這個框架。因為他們強調中國的經濟基礎沒有主流派或反對派所說的那些問題，問題出在與帝國主義勾結的上層建筑，因此需要來一場推翻上層建筑的政治革命。（Dirlik，2005：68）

雖然這三次論戰使「社會性質」的兩種分析框架基本成形，但全面從兩種框架說明「社會性質」與「革命性質」的論述，還要更晚才出現。此即1940年代初形成的「新民主主義論」。

（三）、1940年代出現的「新民主主義論」

三○年代中國社會性質理論的探索和開發，結晶為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半封建論這樣一個結論。從這個結論出發，一九三九年，毛澤東的《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有系統地分析了中國社會發展階段，規定了中國社會「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從而提出了相應的中國改造論：即中國革命是「新民主主義」性質的革命這樣一個重要結論。以中國「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論為基礎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論，指導了一場推翻百年來帝國主義和買辦資本主義的壓迫、消滅數千年殘酷的封建統治的偉大革命，并取得了勝利。這標志著中國社會科學巨大成就與貢獻。（陳映真，1997d）

「中國社會性質」等三次論戰與中共所逐漸取得的實踐經驗與獨立地位，為共產國際戰略的中國化創造了條件。1940年代初期形成的「新民主主義論」就是中國化的具體成果。「新民主主義論」的綱領性文獻以毛澤東所撰寫的〈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以及〈新民主主義論〉為代表。毛澤東說：「只有認清中國社會的性質，才能認清中國革命的對象、中國革命的任務、中國革命的動力、中國革命的性質、中國革命的前途｛和｝轉變。所以，認清中國社會的性質，就是說，認清中國的國情，乃是認清一切革命問題的基本｛的｝根據。」（毛澤東，1971a：111-112）[9]

「新民主主義論」有巨觀與微觀兩個層次的架構。其巨觀架構主要是從歷史階段論的角度說明中國本身的歷史發展與入侵中國的外國資本主義之間的關系。微觀架構則是從階級的角度說明中國國內的階級關系、說明誰是工人階級的敵人、誰是工人階級的朋友。

先來談巨觀架構。

前述三次論戰確立了一種規范認識，論爭中的各派都承認中國存在著一個「封建」生產方式占支配地位的時代，問題只在于上下限。[10]以這種規范認識為基礎，「新民主主義論」分別從「生產方式／社會形態」與「上層建筑／經濟基礎」兩方面分析了中國「社會性質」問題：

1.從「生產方式／社會形態（＝「社會性質」）」來看：中國「社會性質」在鴉片戰爭之后仍以「封建」生產方式占支配地位，雖然外國的侵略開始瓦解這種支配地位，但并不能完全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取而代之。因此中國「社會性質」便陷于封建生產方式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彼此僵持（乃至前者占優勢）的「半封建」狀態中。

2.從「上層建筑／經濟基礎（＝「社會性質」）」來看：

甲、首先，中國的「社會性質」決定上層建筑的性質。「一定的文化（當作觀念形態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經濟的反映，又給予偉大影響于一定社會的政治經濟；而政治則是經濟的集中表現。這是我們對文化與和政治經濟的關系及政治與經濟關系的基本觀點。」（毛澤東，1971b：149）[11]

乙、其次，如果中國在外國侵略中完全失去自己的上層建筑，就成為「殖民地」；但中國畢竟維持著自己的上層建筑，因此被稱為「半殖民地」。「新民主主義論」藉由「殖民地」與「半殖民地」來說明中國「社會性質」的「半封建」化并非中國本身自然所致，而是外力介入后的結果。

從「生產方式／社會形態（＝「社會性質」）」來看：中國「社會性質」在鴉片戰爭之后仍以「封建」生產方式占支配地位，雖然外國的侵略開始瓦解這種支配地位，但并不能完全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取而代之。因此中國「社會性質」便陷于封建生產方式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彼此僵持（乃至前者占優勢）的「半封建」狀態中。從「上層建筑／經濟基礎（＝「社會性質」）」來看：甲、首先，中國的「社會性質」決定上層建筑的性質。「一定的文化（當作觀念形態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經濟的反映，又給予偉大影響于一定社會的政治經濟；而政治則是經濟的集中表現。這是我們對文化與和政治經濟的關系及政治與經濟關系的基本觀點。」（毛澤東，1971b：149）[11]乙、其次，如果中國在外國侵略中完全失去自己的上層建筑，就成為「殖民地」；但中國畢竟維持著自己的上層建筑，因此被稱為「半殖民地」。「新民主主義論」藉由「殖民地」與「半殖民地」來說明中國「社會性質」的「半封建」化并非中國本身自然所致，而是外力介入后的結果。

為了凸顯中國「社會性質」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條件下走向「半封建」，「新民主主義論」做出如下規定：（1）鴉片戰爭后的中國「社會性質」被規定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而不僅僅是「半封建社會」。（2）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之后，東北淪陷成為「殖民地」，因此包含東北在內的中國「社會性質」就成為「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仍然不僅僅是「半封建社會」。（毛澤東，1971a：103-110；1971b：150）

由于「新民主主義論」強調「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對于中國「社會性質」的影響，因此該論所謂的「半封建」不能理解為「半資本主義」的另外一半，而必須理解為一種畸形存在的「封建」。[12]按「新民主主義論」的邏輯，「半資本主義」理應由民族資本所構成；外國資本不被承認為「半資本主義」的一部分。但由于外國資本極大打壓了民族資本的發展，就導致了「半資本主義」不存在，從而也不可能成為「半封建」的另一半。總之，「新民主主義論」中的「半封建」不等于「半資本主義」。

再來看微觀架構。

如何認識「封建」生產方式內部的階級對立，是「新民主主義論」微觀架構得以成立的前提。在學術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王亞南（1901-1969）首先按時間先后把三次論戰中成為共識的「封建」時代再細分為「封建領主制」與「封建地主制」的兩個時期，并且把「地主／佃農」關系視第二個時期內的主要階級對立。[13]

「新民主主義論」對于封建生產方式的理解也是「地佃關系」，并認為鴉片戰爭以來的中國始終存在封建生產方式。因此「新民主主義論」提出了如下的階級分析：地主階級是應當打倒的敵人，農民階級則是應該團結的朋友。又雖然中國也存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但因為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打壓了企圖發展資本主義的一部分資產階級，因此資產階級也不應全部視為敵人，而應該爭取這部份試圖發展民族經濟的資產階級，也就是所謂的民族資產階級。雖然農民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必須透過私有制來維護其利益，但他們都是工人階級可以爭取的盟友，因此工人階級必須把以消滅私有制為內容的社會主義革命做為革命的第二步，而第一步必須采用足以促使各階級步調一致的要求，即民主主義革命。又由于資產階級孱弱，因此不可能期待資產階級來領導曾經在西歐實現的民主主義革命，必須由工人階級來領導。而工人階級所領導的民主主義革命，就是毛澤東所命名的「新民主主義革命」。

二、陳映真「社會性質」論的背景與主要內容

（一）、投身臺灣「社會性質」研究的動機

陳映真對于「社會性質」問題的關注，可能與他慣于從「階級」思考問題有關。除了他自己的小說之外，陳映真的許多評論都顯著地體現了陳映真──或者，作為「許南村」的陳映真──試圖透過「階級」分析去說明包括他自己在內的許多作家如何產生這樣那樣的創作。[14]然而陳映真對于作家及其作品的「階級」分析，并沒有成為他通向「社會性質」論的媒介。80年代及其之前的陳映真至多針對特定時代的「社會性質」提出說明（比方清代臺灣[15]或日本殖民統治下的臺灣），但這方面的說明通常不是主題本身，而是某種背景。

到了90年代，陳映真開始把臺灣史的歷史分期納入他對「社會性質」的探討，并使「社會性質」的歷史分期成為他發展論述的主題或骨架。「社會性質」與歷史分期有什么關系？若以飽受批判的所謂馬克思主義「五階段論」來比喻，則所謂「社會性質」歷史分期就是判定「原始社會／奴隸制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之間的時代斷限。雖然臺灣社會史的「社會性質」歷史分期有時與臺灣主權歸屬的不同時期有部分重合，然而以「社會性質」為標準而產生的歷史分期，正是為了在主權的保持（或更迭）之外，說明臺灣「社會性質」的變化（或不變）。而陳映真的「社會性質」論，主要是包括歷史分期在內的「社會性質」論。

為什么陳映真選擇在90年代發展他的「社會性質」論，而不是更早？一種可能是90年代逐漸寬松的政治氣氛所致。如陳映真（1991b）所言：「目前的環境和條件，是比較有利于科學的、理性的論述。」與90年代相比，80年代的陳映真論述多多少少有點顧忌。比方他經常提到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一詞，就被他從「革命」改成「變革」，或者整詞改成「革新、民主主義革命」（陳映真，1987b：66）之類的用語。這種曖昧使得研究者不容易推想陳映真各種論述──比方迎戰分離主義時產生的論述──背后的理論架構、不容易推想陳映真的思想所到達的高度。相較于此，依賴理論、依賴發展理論，乃至世界體系論，卻是80年代陳映真敢于直接撰文說明的觀點。[16]

然而發展「科學的、理性的論述」的目的是什么？1991年的陳映真接著說：

沒有這些總結，就不能做好對于當前臺灣資本主義－及其文化的討論，從而從這討論的基礎上發展出當前臺灣文學諸問題的新的討論的論壇。（陳映真，1991b）

1993年的陳映真則說：

我對自己的期許是在知識上要解決兩個問題，一是對臺灣要怎么認識？臺灣的社會史應分成幾個階段，臺灣社會的構成是什么？二是新中國的社會本質是什么……中國統一論，應該在臺灣社會論和大陸社會論的基礎上。（陳映真口述，1993b：164-165）

相較于陳映真擅長的小說創作，1993年的陳映真承認「近幾年很少寫東西，主要搞臺灣社會史，搞思想」。此時距離他上一篇小說《趙南棟》（1987），已將近六年。雖然他說「現在決心要寫了，仍然想寫小說……我想把50年代發生的事寫出來」（陳映真口述，1993b：164-165），但他實際發表的創作卻是以50年代白色恐怖為主題的報告文學作品〈當紅星在七古林山區沉落〉（1994）以及報告劇〈春祭〉（1994）。他在1993年所下的「決心」，直到他在世紀末發表的〈歸鄉〉（1999）才真正實現。從〈趙南棟〉到〈歸鄉〉之間，是他小說創作的長期停頓期。

陳映真后來的一些談話也許能比較清楚地說明他無法貫徹其1993年之「決心」（乃至長年不寫小說的緣由）并且持續投身「社會性質」論之研究的理由。1994年的陳映真指出：

怎么從二次戰后的冷戰結構，從學問的、知識的觀點去厘清，一直服從美國的政策，或者社會科學的派別是零星的，僅有局部的研究，而完全沒有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像這種哲學、文學、藝術、社會科學總的反省，來尋求上接日據時代以來，比較radical的工作，一直到今天都沒有人做，這是為什么我這個搞文學的人，最近辛苦的找了幾本書，有關政治經濟的書來翻譯，這本不關我的事，可是我覺得沒弄就走不出去，就是些幼稚的話搬來搬去，老實說，嚴格的意義上，臺灣沒有左派，一直到有一個臺灣資本主義論、臺灣社會性質論……（郭紀舟，1995：訪問頁22）[17]

1995年的陳映真則指出：

我們必須在思想上找到比較清楚的出路，然后開始寫作。我實際上也有比較強的創作的沖動，因為在臺獨這種扭曲下面，生活里產生非常多的值得寫的東西。從臺灣文學史的角度來看，在日據時代的臺灣作家，很好地盡了他們的歷史責任，對于日據下的非理的社會，做出了他們的描寫和反應。對目前這種奇怪的臺獨風潮中的臺灣社會，我覺得歷史也賦予了我們責任去加以揭露。（陳映真、黎湘萍，1996：21）[18]

雖然陳映真對于他投身研究臺灣「社會性質」有上述多種說法（而且還不只這些說法），但這些說法的多樣性除了反映出陳映真眼中的「社會性質」論有多項功能之外，也體現出陳映真對于「社會性質」論功能的認識，有一個發展的過程。

（二）、陳映真的80年代：在分離主義批判中萌芽的「社會性質」論

雖然陳映真對于「社會性質」論的功能有很多說法，但陳映真的90年代「社會性質」論首先起到的作用，是批判并發展他自己在80年代發展的臺灣「分離主義」（如「臺獨」、「獨臺」）批判。因此，在說明陳映真的90年代「社會性質」論之前，必須先知道80年代陳映真所發展的分離主義批判。

80年代陳映真的對于分離主義論述的理解如下：

1.首先是歷史論述。陳映真所認識的分離主義論述認為：臺灣在日本殖民統治期間已經資本主義化，逐漸形成一個與相對落后的大陸不一樣的社會，從而為「臺灣民族」、「臺灣人意識」的形成創造了條件。在上述前提下，日本殖民統治的「始」與「末」都成為分離主義論述的關鍵時間點：

i.就殖民統治末期來說，分離主義論述認為1945年有「變」也有「不變」。就「變」而言，由于當時的大陸社會比較落后，因此1945年造成了落后者接收先進者的狀況，這種狀況成為戰后一系列沖突（比方二二八事件）的原因。就「不變」而言，他們認為國民黨政權對臺灣的接收延續了「殖民」統治。（陳映真，1984[1977]-b；陳映真、戴國輝，1988[1984]）

ii.就殖民統治初期來說，割臺的1895年是另一個爭論的時間點，但問題意識不大相同。分離主義論述強調臺灣的「近代化」在1895年之后才開始，反對該論述者（以戴國輝為首）則主張1895年之前的臺灣經濟早有發展，而日本后來在臺的建設實以1895年之前發展為基礎。[19]

2.其次是現實論述。陳映真注意到：除了海外的臺獨運動（特別是極力發展「臺灣民族論」的「左獨」）之外，島內的黨外運動、國民黨政府，以及美國當局等三方也開始把當時臺灣島上的「一千八百萬人」當成一個整體。陳映真并注意到：黨外運動、國民黨當局、美國當局三方共識的「一千八百萬人論」，不但不把臺灣人民當成中國人民的一部分，更有意無意地抿除「一千八百萬人」中的階級差別。[20]

80年代的「臺灣結／中國結」論戰就是在持著上述認識的陳映真（與戴國輝等人）同分離主義陣營之間的交鋒中產生的。而陳映真所寫的〈國家分裂結構下的民族主義國家──「臺灣結」的戰后史之分析〉（陳映真，1987c）就是其系列響應中最具總結性的文章。該文論點可以歸結為兩方面：

1.一方面，他試圖探索分離主義的根源，特別是分離主義得以直接、間接、或明、或暗，把黨外運動、臺獨運動、國民黨政府，乃至美國當局串在一起的原因：

i.日本殖民統治期間大力扶植日系壟斷資本并打壓臺灣人，因此臺籍資本家并沒有在臺灣人中形成一個階級（資產階級）。雖然國民黨政權接收了日系壟斷資本的財產，卻不排斥讓臺灣人發展資本主義；

ii.冷戰、內戰導致兩岸分斷，并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臺灣的發展全盤納入美日帝國主義的再生產環節之中，臺灣資產階級（無論省籍）由此崛起。陳映真認為：外資、國民黨政權，以及民間產業三者之間形成再生產（「循環」）的結構。因此臺灣的資本主義產業對于國民黨政權、美日帝國主義有強烈的依賴性格，缺乏自主性；臺灣資產階級對于外資的依賴還表現在不選擇扎根于臺灣，寧可外移同外國資本結合，致使產業升不了級。陳映真認為，臺獨運動與黨外運動的主要推動者就是資產階級（在指稱黨外的時候，他通常會用「中產階級」一語），由于以上原因，因此：（1）「在60年代中興起的臺灣的資產階級自量絕無信心去依照自己的形象去改造中國，因此只好把范圍縮小只管臺灣，從而有臺灣獨立的理念出現吧。」（陳映真、戴國輝，1988[1984]）（2）民進黨成立后，如同外資、國民黨政權、民間產業之間的密切關系一般，美國、國民黨政府、民進黨之間出現某種共識或合作的可能。

2.另一方面，他試圖直接批判分離主義的論述；一方面是歷史論述，另一方面則是現實論述：

i.就歷史論述來說，陳映真反對分離主義論述把1945年國民黨政權的接收當成殖民統治之延續的論點。他認為：（1）國民黨在1949年兩岸分斷之后的統治，實際上是美國遂行其「新殖民主義」統治的媒介。因此，如果要說臺灣在兩岸分斷之后仍然被「殖民」，就必須說臺灣被美國（乃至日本）所「殖民」。又由于冷戰與內戰迅速把臺灣編入美日資本主義經濟圈，而且戰后「國營巨大獨占資本與民間零細輕工業•中小企業的雙重構造」（陳映真，1987c：73）基本上是日本殖民地體制的某種保存，因此臺灣的資本主義基本上是戰前殖民地體制（「雙重構造」）與戰后「新殖民主義」體制（納入美日再生產圈）之下的產物。（2）既然日本殖民統治時期曾出現的「反共」、「反華」、等意識型態在戰后仍然存在，就顯示臺灣仍然遭到某種「殖民」，而且不會是中國的「殖民」。「兩個歷史時代中少數臺灣人的反華、蔑華思想，一樣都傾慕日本或美國，及美、日兩國的『文明』、『進步』與『開化』，對自己的民族，卻以日本人或美國白人中心的觀點，加以仇視和鄙視。在臺灣五十年歷史上，少數臺灣人的反華和蔑華運動，有這共同的特點：（一）是新舊殖民地結構下的意識型態；（二）反共；（三）反華；（四）鄙視一切中國的事物。」（陳映真，1987a）

ii.就現實論述來說，陳映真主打「一千八百萬人論」泯滅階級差異這一點。「『臺灣人民』有一千八百萬，總要有階級構成之分析吧！不同階級的『臺灣人民』，有絕不相同的政治、經濟利益。」（陳映真，1988[1986]-c：37）并指稱「一千八百萬人論」以及與之結合的「自決」口號，正是臺灣資產階級（無論省籍）將自己的利益「強加在」「一千八百萬人」身上、要求「一千八百萬人」買單的口號。（陳映真，1988[1984]-b：47）

80年代陳映真的分離主義批判有個值得注意的問題：當時的陳映真在一定程度上接受或者無法徹底反駁分離主義論述的某些論點，特別是強調日本殖民統治時期臺灣社會的「先進」與同時期大陸社會的「落后」，并認為兩者的差異是戰后一系列沖突與悲劇的產生原因。「先進臺灣／落后大陸」的觀點是1977年陳映真撰寫〈「鄉土文學」的盲點〉批判葉石濤的〈臺灣鄉土文學史導論〉時就存在的觀點。但陳映真對于這種觀點的態度很矛盾：一方面，他批判這種觀點，因為這種觀點正是分離主義論證兩岸異質性的論據。另一方面，他又承認這種觀點，因為他也認為臺灣在日本殖民統治下「資本主義化」：「臺灣從一個前近代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經過日本的統治，而轉變為一個近代的、資本主義的、殖民地社會」；（陳映真，1984[1977]-a：105）「日治時代臺灣資本主義改造的實體……確實使臺灣的社會進入了『不同』于同時代大陸中國的社會階段」。（陳映真，1984[1977]-b：20-21）為了堅持他的批判面，陳映真折衷地說：「日治時代臺灣的資本主義化有一個上限」，并指稱臺灣內部存在著與日本相勾結的「封建勢力」。（陳映真，1984[1977]-b：20-21）

雖然陳映真的「資本主義化上限」論與「封建勢力殘余」論符合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實際──臺灣社會并未資本主義化、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猶存臺灣──但80年代的陳映真并未進一步發揮這方面的看法。當時的陳映真不太重視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存在；他思考問題的出發點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即便承認該生產方式在臺灣的存在有限）。比方說，「資本主義化上限」與「封建勢力殘余」其實有利于說明日本殖民統治與戰后臺灣之間的連續性。但當時陳映真所重視的連續性卻是戰后「國營巨大獨占資本與民間零細輕工業•中小企業的雙重構造」如何因為國民黨政權接收日產而延續了「日據時代日本人巨大產業和臺灣人零細小企業在臺灣的『雙重•跛腳』殖民地經濟組成」。他認為，這種連續性致使「臺灣經濟從光復前到光復后臺灣社會經濟的移轉過程中，承轉了一定的殖民地性質。這種『戰后清算』的不徹底，又是戰后臺灣資本主義和資本階級缺少中國民族獨立和統一的情感、力量與氣度的原因之一吧。」（陳映真，1987c：73）

陳映真在80年代遺下的問題，是探求陳映真90年代「社會性質」論的重要線索。

（三）、90年代陳映真「社會性質」論的大致輪廓

「臺灣結／中國結」論戰之后，陳映真開始組織一些與「社會性質」論有關的文章。《人間雜志》時期，陳映真曾制作過一個試圖按年代（十年）為歷史分期來介紹臺灣史的專輯（人間雜志社編輯部，1988），并曾介紹30年代「中國社會性質」等三次論戰中分別屬于托派與國民黨左派的嚴靈峰與胡秋原。[21]在《人間雜志》停刊前夕，陳映真還親自介紹了80年代韓國社會運動中的「社會構成體論爭」，這是他親訪韓國之后所寫下的紀錄。（陳映真，1989b）

在黨禁、報禁解除以及戒嚴體制終結的90年代初期，陳映真開始嘗試使「社會性質」論同臺灣現實相結合。比方從臺灣戰后資本主義發展的特質來關照臺灣社會精神文化等方面的敗壞根源，如「NIE’S癥候羣」。[22]1992年，陳映真透過其主持的人間出版社出版了《人間臺灣政治經濟叢刊》。該叢刊大部分的著作集中刊行于該年，包括劉進慶《戰后臺灣經濟分析》（出版時更名《臺灣戰后經濟分析》）、涂照彥《日本帝國主義下的臺灣》、陳玉璽《臺灣的依附型發展•依附型發展及其社會政治后果：臺灣個案硏究》等政治經濟學名著。

在選入《人間臺灣政治經濟叢刊》的著作中，劉進慶的著作是理解陳映真「社會性質」論的重要媒介。以中國「社會性質」論作為最終理論依歸的劉進慶論述形成于1971年。[23]在臺灣「社會性質」的表述上，劉進慶嚴格依照「新民主主義論」的典范。該典范強調「半封建」為本質性的規定，并且在修辭上用這樣那樣的「半封建社會」來表述這種規定。比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或「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而不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或「半封建殖民地社會」；后一種表述方式的代表人物是王亞南。[24]

劉進慶認為二十世紀的臺灣「社會性質」并非始終如一，因此他在「社會性質」的層次上──如同「中國社會性質」等三次論戰的與論者那樣──對二十世紀臺灣進行了歷史分期：（1）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臺灣是「殖民地•半封建社會」；（2）戰后五年回歸中國，因此臺灣不再是殖民地；但由于當時的中國處于半殖民地的地位，因此臺灣也成為半殖民地；不過，無論是戰前還是戰后，臺灣都沒有改變「半封建社會」的性質，因此戰后五年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3）到了兩岸分斷的5、60年代，國民黨通過「農地改革」而鏟除了「半封建」關系的載體（如地主），但自己卻當起了最大的地主，因此劉進慶認為戰后五年與5、60年代的臺灣仍然是「半封建社會」。又由于劉進慶認為兩岸分斷之后的臺灣實際上受到美、日「新殖民主義」的支配，成為不同于「半殖民地」或古典「殖民地」的「新殖民地」，因此他以「新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表述當時的社會性質。

劉進慶的「社會性質」歷史分期促使陳映真不再孤立說明個別時代的「社會性質」，而是嘗試同時說明臺灣不同時代的「社會性質」。就本文目前所見的陳映真論文來看，陳映真的「社會性質」論的大致輪廓形成于1992年（與《人間臺灣政治經濟叢刊》同年）。1992至1993年之間可稱為陳映真「社會性質」論的「劉進慶時期」，因為陳映真此時的歷史分期完全與劉進慶相同。[25]

雖然1992至1993年間的陳映真與劉進慶有完全相同的分期，但陳映真完全接受至現在的，乃是劉進慶論述所發展出的殖民地（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半殖民地（戰后五年）、新殖民地（兩岸分斷以后）之分期。[26]至于劉進慶把5、60年代臺灣視為「新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規定，則使陳映真陷入長達十年的長考與猶疑。90年代的陳映真對于5、60年代的「社會性質」曾出現三種有時各自獨立、有時又彼此結合的設想：

1.第一個設想是把5、60年代以降都視為「新殖民地•（半）邊陲資本主義社會」。「邊陲」與「半邊陲」概念的引入，顯示了依附（發展）論，以及世界體系論的色彩，并且凸顯了資本主義屬性的存在。[27]「當前依賴理論或世界體系論的作家，則傾向于比較高度評價殖民地社會的資本主義性質。這只要從他們常用的『殖民地資本主義社會』、『邊陲部資本主義社會構造』這些詞，就可以看到邊陲部殖民地、半殖民地、新殖民地中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受到格外強調的消息了。」（陳映真，2003[1992]：52）

2.第二個設想則是把5、60年代視為「新殖民地•半資本主義社會」。這一設定也凸顯了資本主義屬性的存在。[28]

3.第三個設想則是把5、60年代視為「新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此后則是「新殖民地•半資本主義社會」。這是陳映真「劉進慶時期」的歷史分期，并強調了前資本主義（「封建」）屬性的存在。

這三種設想之間的關鍵差異（或共性）在于5、60年代的臺灣「社會性質」究竟是前資本主義的屬性（第三個設想）占優勢，還是資本主義的屬性（第一、第二個設想）占優勢。陳映真在90年代之初就已經出現前第一個與第二個設想。第三個設想只存在于1992至1993年之間，而且陳映真有時會把第三個設想同第一個設想相結合。到了2000年的時候，陳映真正式把他的見解確定在第二個設想：「新殖民地•半資本主義社會」。

雖然陳映真基本上肯定資本主義的持續發展趨勢，而劉進慶則強調前資本主義屬性（半封建）的存在。但兩者都沒有把「半封建」與「半資本主義」視為彼此的另一半，而是強調「殖民地／半殖民地／新殖民地」如何規范了臺灣社會從「封建」向「資本主義」的過渡。陳、劉二人在此處的嚴謹性，使他們更接近「新民主主義論」的理論架構，并拉開了他們與「左獨」理論家史明之間的距離。因為史明恰恰把「半封建」與「半資本主義」視為彼此的另一半。[29]

「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日本殖民統治時期）與「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戰后五年）的設定──特別是這兩個歷史階段所共有的「半封建社會」性質──使陳映真克服其80年代的「先進臺灣／落后大陸」的觀點，從而與分離主義論述產生了區別。[30]現在陳映真眼中的1945之「變」，乃是臺灣從「殖民地」變成「半殖民地」；至于1945年之「不變」，則因臺灣仍是「半封建社會」。[31]然而陳映真直到90年代中后期，才開始從實證的角度來說明1945年的「變」與「不變」。[32]

三、陳映真「社會性質」論的焦點：「新殖民地」時期的臺灣史

雖然1945年前后的臺灣「社會性質」是陳映真關注并自我修正的焦點。但陳映真的「社會性質」論還著重處理兩岸因內戰、冷戰而重新分斷之后的局面，也就是臺灣的「新殖民地」化所帶來的種種問題。

（一）、問題一：「新殖民地」下的資本主義發展與資產階級的統獨抉擇

陳映真對于「新殖民地」的基本看法奠基于前面提到的分離主義批判。而分斷體制的形成，以及臺灣資本主義在分斷體制之下所首次[33]獲得的發展，則是其說明分離主義起源的關鍵論據。陳映真認為：由于臺灣本土的資本主義并未在日本殖民統治期間得到發展，而戰后臺灣資本主義又在臺灣成為美日「新殖民地」的條件下成長并實現再生產，因此臺灣資產階級（無分省籍）缺乏統一動力甚至選擇臺獨。反過來說，如果臺灣資本主義的再生產重新融入中國的民族經濟圈、克服臺灣的「新殖民地」性質，臺灣資產階級就可能「民族資產階級」化。換句話說，為了克服分離主義，還是得靠臺灣資產階級。

陳映真的見解可具體說明如下：

1.80年代的陳映真：在陳映真與戴國輝的一次對談中，陳映真曾提出了一種猜想：如果1949年內戰的結果是國共劃江而治，臺灣資產階級就有可能同長江以南的大陸資產階級共同發展中國的資本主義經濟，從而使臺灣資本主義的再生產可以在民族經濟圈內進行。戴國輝認為陳的看法「太樂觀」，「因為中國資產階級不夠成熟，世界史的胎動沒有來得及提供時間，讓他們找出『生機』」。雖然陳映真同意戴國輝的反駁，但他之所以有這種猜想，正是因為「臺灣生活中有太多的實例說明了這實在是階級的問題，而不是什么『民族』的問題。」（陳映真、戴國輝，1988[1984]：151-152）雖然陳映真的「劃江而治」畢竟只是猜想，他卻盼望臺灣的資產階級能在將來匯合于逐漸開放的大陸經濟之中，成為民族經濟體的一部分，從而逐漸解消臺灣資產階級的臺獨屬性。

2.90年代的陳映真：當開放臺灣資產階級向大陸投資之后，陳映真曾提出這樣的解釋：「隨著臺灣中小企業資本愈益深入地組織到在大陸開放改革過程中不斷膨脹的中國民族經濟中進行其循環，原本帶有買辦性、依附性──甚至非民族性和反民族性的臺灣中小企業資本，勢將逐漸改變其性質，即逐漸增加資本的民族性。1991年底，原本代表了中小企業政治愿望的民進黨，在將臺獨條款正式列入黨綱的黨內爭議中，就具體出現過部份中小企業資本的躊躇與反對意見。」（陳映真，1992b）他還認為，隨著臺灣資本向大陸投資的增加而使民族性相應增加，將來甚至可能在臺灣的議會中出現游說團體。而且兩岸經濟基礎的變化也將促使上層建筑必須發生變化。（陳映真口述，1993a）他樂觀猜測：「臺灣戰后經濟的現階段，離開了資本在大陸的循環是不可思議的」「臺灣經濟不可逆轉地重編到開放改革后的中國民族經濟再生產構造，正在展開使我們目不暇接的兩岸經濟整合運動。」（許銘義整理，1993）

3.香港九七回歸時的陳映真：在受邀參加香港回歸典禮之后，陳映真提出了一些感想。他認為，臺灣與香港的殖民地化是在中國半殖民地化的過程的構成部分，因此香港的回歸實是「中國半殖民地歷史終結的一部分，香港以『回歸』而不是『獨立』的形式完成了它的非殖民化。」從而也可以「看到經濟變化所起到的近于決定性的作用」。這個「近于決定性的作用」使香港在港資納入大陸經濟圈的過程中，承受了中英聯合宣言、六四、彭定康政改方案的沖擊。對于臺灣而言，「如果和大陸的經濟聯系越來越成為臺灣財富和生活發展不可缺的因素；如果大陸的發展和繁榮越來越不可忽視，臺灣經濟的歸趨將如何影響于精神、政治和意識的問題，在香港回歸之后，勢將成為眾目的焦點。」并認為，香港回歸將給臺獨帶來挑戰，因為香港殖民地化的歷史比臺灣長，卻沒有出現香港民族論。（陳映真，1997c：134-140）

雖然陳映真「民族經濟圈內再生產論」（暫稱此名）未必為其所創，[34]卻貫穿了他的80與90年代。80年代的陳映真依靠這個論述而初次迎戰分離主義，發展了「反獨論」。1987年〈國家分裂結構下的民族主義國家──「臺灣結」的戰后史之分析〉是該論述的高峰。90年代的陳映真也依靠這個論述而發展他的「統一論」。〈祖國：追求．喪失與再發現──戰后臺灣資本主義階段的民族主義〉（陳映真，1992b）一文則是〈國家分裂結構下的民族主義國家──「臺灣結」的戰后史之分析〉的升級版。陳映真透過這篇文章而首次對十九世紀以來臺灣歷史各階段的「社會性質」提出分析。

雖然陳映真的「反獨論」與「統一論」都以「民族經濟圈內再生產論」為基礎。然而陳映真把論述的焦點從「反獨論」移往「統一論」并不是偶然的。陳映真的焦點轉移在一定意義上響應了他在80年代所遭受的批評。某種意義上，90年代的陳映真「社會性質」論是一個與「統一論」緊密結合的論述。當時對陳映真提出批評的論者如此看待陳映真的分離主義批判：

1.有論者（鄭明哲）批評陳映真把臺獨運動簡單定位成資產階級運動。論者認為運動的階級屬性不能從參與者的階級出身來判斷，而應當以該運動的主張來看。并認為，「說臺獨運動是資產階級運動的人，必須證明臺獨這項主張只符合資產階級的利益，若果不是，則我們只能稱之為全民運動，或民族運動，或其他任何性質的運動。」（鄭明哲，1988[1984]：125-126）90年代的陳昭瑛也認為鄭明哲的批評有一定道理，故批評陳映真的簡單定位造成統一派論述的無以為繼。（陳昭瑛，1995a，1995b）[35]

2.另外有論者（陳忠信）批評陳映真所歸納出來的全部因果關系，一方面其因果關系缺乏實證，二方面則是把冷戰內戰導致的兩岸分斷當成總原因，論者認為：如果冷戰內戰導致的分斷可以用來解釋「臺灣結」的產生，就不能說明陳映真自己也觀察到的另一個事實：兩韓分斷卻沒有各自出現民族主義。（陳忠信，1987）

其實80年代的陳映真沒有響應上述批評，但他并不是沒有響應上述批評的條件：

1.陳映真在「臺灣結／中國結」論戰時已有力地證明臺獨運動的資產階級性質。他的證明方式不是從臺獨運動的主張是否有利于資產階級出發，而是從臺獨運動的實際作為來證明。比方陳映真就注意到分離主義運動對于工人階級與農民采取敵視或忽視的態度，[36]僅僅這一點，就能充分說明分離主義運動的階級性格。唯一的缺點只在于陳映真并沒有在這方面多加著墨。

2.陳映真論述的要旨也不在于說明臺獨運動的資產階級性格，而在于說明臺灣的資產階級為何必然走向分離主義。所以陳映真才會批判資產階級的臺灣朝野所共有的分離主義性格，也所以他才會同時認為臺灣的資產階級也有選擇統一的可能。因此，陳映真「統一論」的實現程度乃是驗證陳映真「反獨論」真實程度的唯一方法。或許這就是90年代的陳映真較關注「統一論」而非「反獨論」的原因。

3更重要的是，80年代的陳映真是從臺灣資本主義（及資產階級）在分斷體制下的發展來解釋分離主義運動，而不是只談資本主義（從而資產階級）與分離主義的關系，也不是只談分斷體制與分離主義的關系。因此鄭明哲或陳忠信對于陳映真的批判無論如何過于化約。

雖然陳映真的「統一論」有驗證「反獨論」的作用，90年代的局勢卻給這個與「反獨論」一體兩面的「統一論」帶來挑戰：

1.陳映真在1992年時認為，雖然兩岸出現經濟上的統合，整合卻尚未反映到意識型態（陳映真，1992b）。到了1993至1995年間，他開始承認反共分離主義意識型態甚囂塵上。面對分離主義明顯已經不只是資產階級運動的這一現象，他認為這是臺灣戰后資本主義的「結構性矛盾」。（許銘義整理，1993；陳映真，1995a）

2.陳映真為了反駁某種把大陸當成「中心」并把臺灣當「邊陲」的論述，指出當時的大陸是「邊陲部資本主義化」，臺灣則是「半邊陲」。從輸出資本的角度來看，如果臺灣與大陸不是民族內分工，則臺灣恰恰是壓迫大陸的「中心」。[37]陳映真論述的微妙之處，在于他強調臺商對大陸的資本輸出是民族內分工。[38]但對那些實際上因為兩岸分斷而藉此謀利的臺商而言，可能并沒有想到（或者不愿）這是民族內分工。加上臺商商品的銷售市場未必內銷，因此臺商在大陸的投資未必能形成「民族」的再生產。[39]

（二）、問題二：繼承并發掘臺灣「社會性質」論述史與當代「新殖民地」史

1995年，陳映真曾與陳昭瑛、林書揚、王曉波等統一派學者展開一場關于「臺獨意識」是否為「中國意識」之「異化」的討論。（王曉波，1995；林書揚，1995；陳昭瑛，1995a，1995b；陳映真，1995b）該討論也有獨立派學者參與。論爭的開端是陳昭瑛，她將臺灣的本土化運動區分為三期：1949年兩岸分斷之前是第一期，70年代是第二期，這兩期都有強烈的中國反帝民族主義的色彩在內。然而80年代開始的第三期卻「異化」為反華乃至迷信現代化的臺獨運動。（陳昭瑛，1995a，1995b）

陳昭瑛論述引來陳映真的回應。陳映真認為，「第三期」其本質與前兩期不同，不能齊觀為本土化運動的一個階段。（陳映真，1995b）但陳映真沒有申論的是：若從他自己的「社會性質」歷史分期來看，「第三期」所浮上臺面的分離主義正是兩岸分斷以來、臺灣成為美日「新殖民地」的必然結果。因此真正的問題并不在于「第三期」的成因或者為何「異化」，而在于異軍突起的「第二期」為何發生。雖然陳映真也提出他的解釋，其解釋卻無法以資產階級運動及其背后的資本主義發展──此即「民族經濟圈內再生產論」的基礎──為線索。這個線索只能有利于考察分離主義運動的產生（或者兩岸經濟整合之后的種種政治可能），卻無法直接說明（或者只能間接說明）分離主義運動以外的中國反帝民族主義為何在臺灣存在；無論是「第一期」或者「第二期」。[40]

陳映真可能自始就清楚這方面的問題，因此兩岸人民的反帝國主義運動史也是他所熱中研究與宣傳的對象。除了兩岸人民「自在」的反帝國主義（比方義和團運動、噍吧哖事件）之外，[41]他特別重視兩岸人民「自為」的反帝國主義。由于伴隨著殖民地的爭奪而出現的帝國主義是二十世紀帝國主義最顯著的現象，因此反帝國主義運動的「自為」性，正表現在被壓迫者如何意識到自己的敵人是「帝國主義」并意識到自己處于被「殖民」的狀態。或許正由于臺灣歷史上屢屢出現卻長期遭到遮蔽的「社會性質」論或論爭恰恰涉及這方面的問題，因此這些論述或論爭便立刻映入陳映真眼簾，成為其「社會性質」論的重要組成部分。

如前所述，1992年是陳映真「社會性質」論全面展開的一年。陳映真以該年發表的〈祖國：追求．喪失與再發現──戰后臺灣資本主義階段的民族主義〉之「社會性質」歷史分期為基礎，改寫出〈臺灣現代文學思潮之演變〉（1992.12）一文（陳映真，1992a）。陳映真藉由這篇文章以及同年發表的〈李友邦的殖民地臺灣社會性質論與臺共兩個綱領同邊陲部資本主義社會構造體論之比較考察〉，[42]發掘出臺灣過去的「社會性質」論，「以感謝與驚異之心親炙前人在臺灣社會構造理論上的建樹」。（陳映真，2003[1992]：48）

在陳映真探索「社會性質」論之理論史的過程中，1993年4月成立的「臺灣社會科學研究會」形成他與他的同志們非常重要的學習集體。「臺灣社會科學研究會」的章程明白揭示了他們把「社會性質」論的理論史視為探索臺灣「社會性質」的重要媒介。臺灣社會科學研究會（1993：1）《章程》的〈前言〉云：

1920年代中后，日帝殖民地下臺灣前進的知識分子，為了克服當時臺灣社會的民族與階級的矛盾，援引了馬克思關于政治經濟的理論，進行了對于臺灣社會與歷史之科學的自我認識工作，并且留下一定的知識和理論的遺產。

這個以進步的社會科學探索臺灣社會和歷史的傳統，在1931年遭到日帝的鎮壓。繼之，在1950年到54年的白色恐怖中，此一傳統作為一門科學、知識和哲學，遭到殘酷和徹底的破壞而完全中絕者凡四十年。1950年后，美國保守、自由派社會科學，作為意識型態霸權，支配了臺灣戰后社會科學領域，基本上為冷戰體制下臺灣反共國家安全體系的建制，提供辯護的服務。

1980年代中后，臺灣的政治經濟起了巨大變化。然而，臺灣的社會科學界對此一新變化卻無法提出前進的、批判的說明。

我們有鑒于此，深感一方面批判地繼承20年代臺灣社會性質論的遺產，一方面又進一步汲取二戰以后依附理論、世界體系論以及其他各種進步的關于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各理論新的反省與發展，同臺灣社會具體現實結合起來，建構一個科學地、批判地認識和改造臺灣社會與歷史的論述系統，誠為當務之急。

欲達到這些目的，我們協意成立了這個研究會。

1996年，學者黎湘萍曾問他：「自從《趙南棟》以后，您反省50年代白色恐怖的作品有不少」，「除了這些創作，您這段時期以來，一直在做社會科學的研究工作，寫了大量的論文，不惜虧本出版了《臺灣政治經濟叢刊》等等。除了這些工作，您是否還有什么新的創作？」陳映真答曰：

由于臺灣社會里充滿了臺獨的論說，特別在臺灣史方面，因此這幾年我想解決，就是對臺灣史有比較清楚的了解。我一方面自己讀書，一方面覺得一個人讀，不如多幾個人讀，就搞了一個讀書會，這個讀書會的名稱就叫「臺灣社會科學研究會」，都是一些業余的聚在一起讀書，不是真科班的那種學術界的人。在讀有關臺灣的社會科學之余，我的欲望越來越強，很想在對臺灣歷史的比較與多一點理解的基礎上，重讀臺灣的文學。（陳映真、黎湘萍，1996：21）

陳映真所探討的各時代「社會性質」論如下：1926至1927年的中國改造論爭，臺共「一九二八年綱領」與「一九三一年綱領」，1940年代李友邦的論述（陳映真，2003[1992]），1949年《臺灣新生報》「橋」副刊的羅鐵英論述（石家駒[陳映真]，1999；卓言若[陳映真]，1999），1949年蘇新的臺灣革命論（陳映真，2002a），如此等等。[43]陳映真試圖藉此說明：臺灣在兩岸分斷之前已有許多仁人志士為了推動社會變革而產生了許多有「社會性質」之實質的論述，并不是只有他自己對臺灣各歷史階段的「社會性質」感到興趣。

陳映真所發掘的上述論述都形成于兩岸分斷之前。這些論述──如同大陸上形成的「社會性質」論那樣──都認為臺灣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下的「半封建社會」，并從中得出臺灣革命應當「反帝」（從而為民族革命）「反封建」（從而為民主革命）的結論。然而陳映真也關注兩岸分斷之后出現的「社會性質」論。陳映真于1994年接受訪問時指出，以《夏潮》為代表的70年代島內左翼運動的最大問題就是缺乏「社會性質」論。《夏潮》主觀上沒有發展，客觀環境也不允許發展；即便是《夏潮》系統所發動的鄉土文學論戰，陳映真也認為「沒有好好解決這個問題」。（郭紀舟，1995：訪問頁19）但當陳映真（1997a）深入探索「社會性質」論述史以及「重讀臺灣的文學」之后，他開始把他所親身參與的70年代鄉土文學論戰視為一場具有「素樸的歷史唯物論」與「社會性質論」的討論；他指出：王拓率先在70年代提出臺灣經濟的「殖民地」性，也就是70年代臺灣如何成為美日底下的「新殖民地」、「經濟的殖民地」。陳映真試圖透過他對鄉土文學論戰（或者特定作家的作品，如黃春明）的梳理，來說明當時的與論者如何感知臺灣被美日帝國主義所「殖民」。如林載爵（1998）所言：「鄉土，作為一種思想類型，它的第一個涵意是被殖民歷史的審視。」[44]

雖然陳映真規定兩岸分斷后的臺灣「社會性質」為「新殖民地•（半）資本主義社會」，而這一規定乃中國革命傳統中的「社會性質」論所未有，但邏輯是一樣的。陳映真的「新殖民地•（半）資本主義社會」說明了臺灣本土的資本主義如何在「新殖民地」的條件下發展，以及這種資本主義的發展如何因為「新殖民地」的限制而造成其他后果（如分離主義運動的產生）。因此「新殖民地•（半）資本主義社會」既是「社會性質」論的發展，也是有陳映真特色的設定。

雖然新殖民主義或新殖民地有一定的定義，[45]但陳映真所謂的「新殖民主義」或「新殖民地」的定義，應當從傳統「社會性質」論中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同臺灣現實的背離來考慮：（1）就「殖民地」來說，典型的「帝國主義／殖民地」關系在二戰以后逐漸消失；（2）就「半殖民地」來說，「社會性質」論中的「半殖民地」一語常常聯系于積弱的上層建筑（特別是政權）以及無法資本主義化的經濟基礎（因此陷入「半封建社會」狀態）；（3）就臺灣的現實來說，支配臺灣的國民黨政權不但有很強的控制力，[46]50年代之后的臺灣經濟基礎也開始資本主義化。

（三）、問題三：兩蔣時代以來的臺灣政權性質與資產階級的內部差別

雖然劉進慶與陳映真都把50年代以來的臺灣規定為「新殖民地」，甚至陳映真一度贊成劉進慶的「新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規定，但他很快就改變他的看法，而把5、60年代的臺灣視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得到發展的時代，同時他也決定把國民黨政權視為一個有意推動資本主義的政權。

這里必須再次回顧劉進慶的見解。劉進慶「半封建社會」論最吊詭的地方，就在于他的「半封建社會」必須把國民黨政權視為「半封建政權」才能得到界定，否則該論難以成立。劉進慶論述中最突出的現象是：為了分析戰后臺灣二十年（1945-1965）之發展，劉進慶引入許多既有或者自創的范疇；比方「官僚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半封建政權」、「殖民地遺制」、「公業」、「私業」、「官僚資本」、「官商資本」，如此等等。雖然劉進慶賦予了這些范疇之間以一定的邏輯關系，但這些范疇之間最根本的關系是「資本主義／前資本主義」（或「近代／前近代」）兩種屬性的對立統一。也就是說，每一個由劉進慶引入論述的范疇，如果不是具有「資本主義」的屬性，就是具有「前資本主義」的屬性；二者必居其一。在劉進慶的論述中，這兩種屬性的對立統一，不斷出現在一個范疇向另外一個范疇的過渡之中。雖然劉進慶引入了許多分別具有前述兩種屬性的范疇，他卻著重突出具有「前資本主義」屬性的「上層建筑」范疇，即所謂的國民黨「半封建政權」。他認為國民黨政權的半封建屬性規定了一切矛盾的發展。（劉進慶，1992：91）雖然劉進慶認為「半封建政權」規定了一切矛盾的發展，但劉進慶的這種看法恰恰暗示了「上層建筑」是「前資本主義」屬性最后的殘余處，而「經濟基礎」的「資本主義」屬性愈發顯著、越來越「資本主義化」。

由于劉進慶的「半封建社會」論實際上是「半封建政權」論，因此其論述在一定程度上抿除了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或者國家與社會）之間的界線。[47]但70年代海外「臺灣左派」與臺獨運動中卻比較明確地區分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之間的差別。自史明（1962）發表《臺灣人四百年史》以來，就把國民黨政權視為一個由「（半）封建」、「獨裁」、「軍閥」、「特務」等屬性所構成的上層建筑，即「半封建政權」。而70年代北美出現的第一份臺灣人社會主義刊物《臺灣人民》（1972-1975）更直接認為國民黨政權是半封建政權，而臺灣社會則發展著資本主義。該刊認為：1949年之前的中國「半封建」的經濟基礎決定了作為上層建筑的國民黨政權也是「半封建」。國民黨失去大陸后，把「半封建」上層建筑原封不動搬到臺灣。雖其上層建筑愿意促進資本主義發展，資本主義卻因為「上層建筑」的半封建性質而遭阻礙。（社盟角尺組，1972；洪明仁，1973）。《臺灣人民》發生統獨分裂后，獨立派的《臺灣革命》（1975-1976）、《臺灣時代》（1976-1982）繼續發展「半封建政權」論。因此，當80年代海外部分獨立派運動出現「國民黨資產階級化」的論述時，曾遭「半封建政權」論者的抵制。（高成炎，2005：497-500）然而這種觀點的提出，也體現出「半封建政權」論日顯不足的窘境。

雖然陳映真（2003[1992]：51-52）也意識到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在臺灣所出現的「重大桿格」，但陳映真（2005）認為：「臺灣社會的『封建性』，今天看來，應該還有討論的余地」。注意到這個問題的陳映真早在80年代就指出戰后臺灣出現了「階級和國家的顛倒生存」：美國與國民黨政權扶植了臺灣資產階級的產生。（陳映真，1987c：74）雖然90年代的陳映真一度接受劉進慶把5、60年代臺灣規定為「新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見解，但他大致上肯定5、60年代以來的國民黨政權基本上有發展資本主義的意愿，因此不能簡單地視之為「半封建政權」；他認為，由于戰后臺灣的資產階級體質孱弱，無力直接掌握上層建筑并推動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所以國民黨政權就替代資產階級而執行該階級所欲執行的任務，形成「高度個人獨裁的」、「反共」的（Anti-Communist）、「次法西斯帝」的（Subfascist）、「國家安全主義」的（Security-）、「美國附從」的（U.S.Client-）、「擬似」的（pseudo-）「波拿巴國家」（BonapartistState）。[48]

1950年代形成的「波拿巴國家」，「為臺灣戰后資本主義累積與擴大再生產而設立」，并在1980年代中期開始「還政」于資產階級（李登輝政權的形成則是重要指標），特別是其中的壟斷資產階級。早期陳映真認為這一「還政」的過程導致「波拿巴國家」的「相對自主性向下調整」。（陳映真，1992b）但在2000年民進黨取得政權之后，陳映真在同年《左翼》雜志上的論爭中指出：「波拿巴國家」在80年代中期便已瓦解，并由壟斷資產階級所掌控。2000年的大選并未改變這個局面，但原先代表「中小資產階級」的民進黨卻倏地改變階級屬性，成為亟欲代表「大獨占資本」（即大壟斷資本）利益的黨。而80年代中期到2000年之間的臺灣「社會性質」，總體上體現為「新殖民地•壟斷資本主義社會」向「新殖民地•『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社會」變化的趨勢。（鄒議[陳映真]，2000）

陳映真并不是第一個從「壟斷／非壟斷」區分臺灣資產階級（無分省籍）的論者。《臺灣時代》時期便已開始討論資產階級內部的「壟斷」與「非壟斷」的差異。但這些分離主義左派更重視資產階級內部「外省／本省」的差別（對他們而言則是「中國／臺灣」的差別）。因此他們把本省資產階級預設或論證為鐵板一塊的、可以服從「臺灣民族」整體利益的「（臺灣）民族資產階級」。（趙石，1978）[49]80年代中期，由于許多中小企業無法克服島內經濟波動，資產階級內部的「壟斷／非壟斷」差別得以突出，因此當時就出現從經濟波動以及中小企業所遭遇的危機來解釋民進黨成立及其階級屬性的說法。并主張民進黨當時應該以「反壟斷聯盟」作為任務。[50]

雖然臺灣社會主義運動中早就把「壟斷／非壟斷」當成問題，但陳映真對于這個問題的關心可能起自他所賦予高度評價的80年代「韓國社會構成體論爭」。[51]該論爭的特色就是把「（國家）壟斷資本」的存在視為運動必須重視的對象。[52]同時也體現出他并不認為省籍問題會造成資產階級之間出現矛盾，「階級」利益總是大于「省籍」利益。比方陳映真（1994，1995a，1995b）解釋李豋輝政權形成以來的政局時指出：

1.資產階級不反對國民黨威權統治，反而享受國民黨對工農的鎮壓。因此蔣經國之死沒有發生資產階級的革命或騷亂。

2.李政權是失去民族資本性質的官商資本的產物，李政權是舊國民黨政權的延續，「恰恰是過去的、作為世界體系所炮制的國民黨國家政權『本地化』的延長與發展，而不是它的否定。」李政權的成立，使「本地臺灣資產階級全面獲取政權」，這些官業必因政權性質的轉變而私有化，由本省資產階級接收。「臺灣大集團資本與官商資本成了統治者。國府為『外來』『殖民政權』之論全面破產」。

3.國民黨與民進黨的矛盾也消失，兩黨各自所提的命運共同體或生命共同體都是同樣的東西。諸如此類。[53]

劉進慶也認為「階級」利益總是大于「省籍」利益。實際上，劉進慶論述的最大特色就是把臺灣大多數的有產者（不分省籍）都視為圍繞著國民黨政權與外資而產生的利益共同體，并且視工人階級與農民為主要的被壓迫者。

陳映真的「波拿巴國家論」特別強調臺灣政權的人工性。他在李登輝政權時期指出：以美國霸權為中心的世界體系兩度炮制臺灣的國家政權（state）。為了從中國分離出去，蔣時代講的是反共統一，李時代則是分離主義。這種「國家」實際上「幾無主權可言」。由于「跨國資本（世界體系）＝國家政權（世界體系手造之物）＝本地資本（世界體系和國家政權所豢養）」而構成的三角聯盟（triplealliance），這種「國家」就成為了「新生臺灣扈從性國家政權的宰制機制。一個幻想的國家政權，至此成為畸形卻具體的依附性國家政權。」（陳映真，1994）[54]

（四）、問題四：「社會變革論」的提出與批判

之所以陳映真把李登輝政權與陳水扁政權當成「社會性質」論的研究對象，其原因在于決定將來臺灣「社會變革運動」（社會革命運動）的走向。他希望能藉此分析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雖然就結論而言，陳映真認為臺灣革命的前途首先仍然是民主主義革命，而不是社會主義革命，但陳映真在這方面的問題意識已經充分體現出他回歸國際社會主義運動傳統，回歸中國革命傳統的傾向。陳映真也批判乃至惋惜某些意圖僅僅在臺灣實現革命的某些社會主義者（其稱之為「一島變革論」），并試圖提出一個以統一為手段的變革論（比方「一國兩制變革論」）。如果說陳映真過去從「民族經濟圈內再生產論」說明資產階級所可能帶動的中國統一，兩千年以后的陳映真則進一步從兩岸統一所可能帶來的兩岸無產階級之聯合，來構思臺灣「社會變革」的出路。[55]

如何以中國統一為臺灣的社會主義革命開辟道路，可能是陳映真「社會性質」論的終極關懷。雖然他始終堅持從「建立統攝兩岸統一的民族經濟構造」來實現中國統一，但隨著他對「社會性質」論的認識愈發深刻，陳映真也深化了他的「統一論」。他希望統一應當是「探索一條記取兩岸自己教訓的，也是繼承兩岸優良經驗的，以人為中心的，另類的（alternative）發展。」（陳映真，1995a）就像他所說的：

中國統一論這并不應該只是「炎黃子孫」……科學的統一論，是不是應該從臺灣社會史和社會性質論展開一個建設獨立、自主的中國民族經濟的再生產構造的理論。一個獨立、自主的民族經濟再生產體系，不但要求對外國經濟支配的獨立性和自主性，不但要求包攝兩岸經濟為一，內外的均衡，更要求對民族構成員，即人民的經濟上的公平與正義。（許銘義整理，1993：21-34）

白色恐怖（1949～1952，以及延續到1987）根除和斷絕了臺灣社會之史的唯物論的分析與研究，荒廢至今，實有待年輕一代人賡續和發展。這不僅關系到開展科學的臺獨批判，也關系著統一后的建國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陳映真，1995b：30-38）

之所以陳映真期待「另類的發展」，可能是他發現「兩岸統一的民族經濟構造」的形成不能只靠臺灣資產階級向大陸投資，也不能不加批判地指望大陸本身的經濟發展。陳映真在1992年指出，統一的民族經濟再生產體系應當「要使經濟成果向民族構成體內的國民和人民擴散，以公平、正義的分配，消除經濟上的不正與腐敗，消除階級間收入的格差。」若按上述見解來衡量兩岸之間的經濟交流與改革開放后經濟發展，那末「經濟成果」顯然是被兩岸少數人所壟斷，而沒有擴散至兩岸大多數被壓迫人民。因此分離主義不但未在臺灣消失，腐敗與社會問題在大陸改革開放之后的重現更是最顯著的代價。因此陳映真意識到，改革開放所產生的這些負面后果「最終將影響在民族經濟重建過程中的兩岸間民族團結與統一的進程。」（陳映真，1992b）

陳映真從「反獨論」發展出「統一論」，再從「統一論」發展出統一之后的「建國論」。這一思想歷程反映了陳映真的理論成果與高度。然而陳映真「社會變革論」所最為人知的，其實是他在這一思想歷程中所參與的論爭。陳映真早年曾期待臺灣發生「社會性質」論爭，即便「比較淺的深度，小規模的，一定要run一次就是。」（郭紀舟，1995：訪問頁23）他的期待終于在2000年初步實現。陳映真藉由批判陳芳明的臺灣文學史分期的場合，連帶批判了從史明到陳芳明都主張的1945年「（再）殖民」史觀以及兩人都誤讀的臺灣共產黨兩份綱領。[56]

如前所述，劉進慶最讓陳映真所接受的論述，就是劉進慶的「殖民地（日帝時期）／半殖民地（戰后五年）／新殖民地（50年代以降）」區分。這一區分幫助陳映真能更好地說明1945年之后的變與不變，并說明當時許多社會矛盾產生的原因。當他接受了這個分期，就開始大力發展。陳映真在1994年與臺灣社會科學研究會的協助編成的《史明臺灣史論的虛構》（許南村[陳映真]，1994）就是他的初步嘗試。但直到2000年批判陳芳明的場合中，他才完整說明他的分期架構。

由于從史明到陳芳明都認為臺灣「四百年」始終是殖民地，因此陳芳明解釋臺灣共產黨「一九二八年綱領」與「一九三一年綱領」時出現嚴重失誤。陳芳明認為臺共當時面臨所謂「殖民地革命／階級革命」兩種革命性質的選擇，并稱臺共主張前者，而中共則企圖干涉臺共接受后者。但眾所皆知，國際共運在1920年代所產生的分裂，是兩方面的對立：一方面是以「工農民主專政」為目標的「民主主義革命」，另一方面則是以「無產階級專政」為目標的「社會主義革命」，不是「殖民地革命」對「階級革命」。由于陳映真（2002[2000]：87-91）緊扣著從史明與陳芳明所共有的錯誤，并且強調了「民主主義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的差異，從而糾正了臺共兩份綱領所長期遭到的誤解。馬克思主義「革命性質」論爭的真實面貌由此得到鮮明揭示。

四、結論

陳映真「社會性質論」的沿革與內容，可以概括如下：

「社會性質」是上個世紀30年代「中國社會性質」等三次論戰中發展起來的概念。之所以在30年代爆發了中國社會性質的大討論，是為了回答當時中國革命所出現的困境與問題，也就是中國革命究竟是要直接進行社會主義革命，還是先進行民主主義革命，再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社會性質」這個概念與馬克思主義理論有密切的關系，但他的涵義很復雜。雖然陳映真常常談論他為何在90年代放下小說創作并研究臺灣的社會性質。但本研究認為，陳映真在70年代與80年代所沒有解決的問題，是他在90年代進行社會性質研究的直接背景。他所沒有解決的問題可以分為兩個：一是如何克服臺灣分離主義運動所提出的論述，二是如何說明臺灣分離主義運動的起源。

就第一個問題來說，陳映真并非自始就能完全克服臺灣分離主義的論述。如何看待日本殖民統治時期與光復后五年之間的關系，最能反映陳映真這方面的問題。以史明為代表的分離主義者認為：臺灣在1945年前后都是「殖民地社會」，臺灣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已經資本主義化，但接收臺灣的國民黨政權是一個半封建的落后的存在，因此臺灣光復給臺灣造成了巨大的破壞。雖然70與80年代的陳映真批判這種論證兩岸異質性的論點，并且否認1945年后的臺灣仍然是殖民地，但當時的陳映真承認日本的殖民統治使臺灣「資本主義化」。

陳映真當時留下的問題在90年代得到克服。從1992年開始，他出版了人間政治經濟學叢刊并發展他的社會性質論。陳映真認為，因為臺灣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殖民地化，從而從封建社會進入了半封建社會。臺灣光復并沒有改變半封建社會的屬性，但臺灣的主權地位卻從殖民地變成與全中國同一的半殖民地地位。因此臺灣就從光復前的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變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陳映真社會性質論中的「半封建社會」規定與劉進慶的理論成果有密切關系。劉進慶嚴格遵守了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所立下的典范。這個典范就是：所謂的殖民地、半殖民地都是一個社會外爍的性質，不是一個社會內在的本質。這種外爍的性質卻規定了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地區如何從前資本主義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的過渡，并導致這種過渡變得畸形。一個地區的主權轉移會改變一個地區的殖民地地位或半殖民地地位，卻不必然導致社會性質的本質發生變化。比方新民主主義論對于「九一八」后的中國社會性質，就是這樣看的。

雖然陳映真依靠了劉進慶論述而克服其早先的看法，從而使他與分離主義論述劃清界線。但劉進慶論述并不能滿足陳映真。其關鍵就是：半封建社會究竟延續了多久呢？劉進慶認為，臺灣的50與60年代都是半封建社會，1992至1993年間的陳映真也這樣認為，但陳映真隨即放棄這種觀點。他認為，戰后臺灣存在著有利于資本主義持續發展的環境，因此他認為戰后臺灣二十年間的社會性質是半資本主義社會，然后變成資本主義社會，壟斷資本主義社會，乃至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社會。但陳映真在這方面的規定，直到兩千年前后才得到確定。

陳映真對劉進慶的分析產生質疑的原因可能來自于80年代陳映真對于分離主義起源的分析。如果說，陳映真對于分離主義論述的批判有一個變化的過程，那么，陳映真對于分離主義起源的觀點大致上沒有改變。也許正是因為陳映真對于分離主義起源的分析有一定的信心，所以他才會對劉進慶的理論產生修正。80年代的陳映真認為，由于臺灣的資產階級并未在日本殖民統治期間形成，而是在戰后兩岸分斷的情況之下，由國民黨政權與美國共同扶植產生。因此臺灣的資產階級并沒有經歷過一個與大陸的資產階級共同成長、茁壯的歷程，臺灣與大陸無法在統一的民族經濟圈中發展，從而臺灣資產階級的政治面貌也就必然走向分離主義。簡而言之，四個重要條件之間的因緣際會，使分離主義運動同臺灣資產階級結合起來：第一，殖民地留下來的問題（光復之前沒有臺灣資產階級），第二，光復前的日本壟斷資本的在臺資產被國民黨政府全盤接收，第三，資本主義化在戰后的實現（戰后在國民黨的推動下展開），第四，分斷體制的建立（臺灣資產階級在兩岸分斷的條件下形成）。

因此陳映真觀察到一個重要現象：島外臺獨運動，國民黨政權，島內黨外運動，都有共同的訴求。這種共同訴求正顯示了島外臺獨運動、國民黨政權、島內黨外運動之間有很接近的性格，而這種接近的性格就是資產階級性格。也因此，陳映真對于分離主義起源的論點其實同時也是他設想中國統一時的出發點。他認為，如果臺灣的資產階級能夠融入整個中國的民族經濟圈，這些資產階級就可能變成「（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從而支持統一。

當然，陳映真用統一的民族經濟圈來解釋分離主義與統一并非沒有問題：（1）雖然兩岸經濟開始交流，卻沒有反映到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上。（2）陳映真認為臺灣與大陸之間是民族之內的分工，但臺商在大陸的投資卻未必有這種想法。實際上陳映真注意到，臺灣對大陸資本輸出，大陸的經濟剩余并沒有留在大陸，而是轉移回臺灣。（3）更重要的是，雖然陳映真可以用統一的民族經濟圈的不存在，來解釋分離主義的起源，卻沒有辦法直接說明（或者只能間接說明）分離主義運動以外的中國反帝民族主義為何在臺灣存在。比方70年代的保釣運動。

陳映真可能自始就清楚「統一的民族經濟圈」不能解決所有的問題，因此他也研究并宣傳兩岸人民的反帝國主義運動史。除了像義和團運動、噍吧哖事件這些兩岸人民「自在」的反帝國主義運動之外，他特別重視兩岸人民「自為」的反帝國主義。由于臺灣歷史上屢屢出現卻長期遭到遮蔽的「社會性質」論或論爭都涉及「反帝」，因此這些論述與論爭也為陳映真所關心，并且成為其「社會性質」論的重要組成部分。比方70年代的鄉土文學論戰就被他視為一個具有社會性質論爭的討論，在該次論爭中，與論者點出了美日帝國主義對臺灣的經濟支配，從而發展出「新殖民地」這樣的性質規定。陳映真對于兩岸分斷以來的臺灣社會性質（及其歷史分期）的完整規定，就是新殖民地條件下的半資本主義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壟斷資本主義社會，乃至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社會。

又由于臺灣史上屢屢出現的「社會性質」論都是社會主義運動內部才存在的論述。因此陳映真討論社會性質論的原因更是為了運動。比方說，從70年代以來，海外臺灣左派普遍認為國民黨是一個半封建政權，其中包括劉進慶。但陳映真卻認為國民黨政權其實是一個代替資產階級而執行資產階級職能的波拿巴國家。又比方說，以前的海外臺灣左派曾經用省籍來區別臺灣資產階級，并認為本省籍的資產階級有可能成為臺灣革命的動力。但陳映真卻認為，臺灣資產階級內部所存在的差異并不是省籍問題，而是壟斷與非壟斷的問題。這種看法并不是陳映真首創的見解，因為80年代的臺灣與韓國社會構成體論爭都有類似的觀點。

以上就是本文對陳映真「社會性質論」的初步梳理。

總體來看，陳映真的社會性質論與他對分離主義論述的批判有密切關系。但是陳映真并不是一個對中國統一沒有批判的社會主義統一派。陳映真充分注意到兩岸經濟整合中所出現的階級分化與剝削，同時他也批判改革開放以來所造成的腐敗。實際上，陳映真對社會性質論懷抱著一種充滿深情與自我反省的期待。他在談及以「社會性質」論為目標的臺灣社會科學研究會時指出：

萬一我們將來要寫關于臺灣社會各方面的論文的時候，我相信我們的筆調會更豐潤一點，不會說是什么階級啊，是什么叛徒啊，比較不會讓我們變成一個非常狂熱，不饒人，容不得別人，敵我分明的那種──我現在很憎恨那種文章──我想如果我們不只是認識到臺灣的社會科學的歷史，如果也能透過臺灣的文學史與文學的閱讀來理解臺灣的人的歷史，那么這兩個相結合，將使我們對臺灣史的理解更深刻。……（陳映真、黎湘萍，1996）

然而陳映真投注整個90年代而發展的「社會性質」論始終有一個無法跨越的困境，也就是陳映真缺乏對話的人。臺灣的學術界的理論關懷與陳映真的理論關懷始終有著距離，這就使得陳映真的思考難免有閉門造車之憾。但陳映真卻透過他的「社會性質」論以及由此產生的歷史分期，而對理論與現實之間的關系有了學院可能無法面對的體悟。

陳映真認為：歷史從不客觀。不同的階級、民族會有不同的解釋、理解，和書寫。因此「架空、抽象、絕對的歷史，恐怕是從來就沒有的」。但是，相對客觀和真實的歷史是可能存在的，一方面，「物質論」的看法容易把歷史看成動態的、立體的、具體的，因此比較接近客觀、真實。另一方面，「站在推動、改變歷史的立場的史論，站在和歷史動向相應的立場的史論，比站在阻止歷史發展、維持歷史現狀者的史論，站在違逆歷史運動方向與潮流者的史論，總要更接近客觀、真實。當然，史論和其他的知識理論體系一般，對相對事實（史實）的掌握是不是正確，立論的邏輯構造是不是完全，是基本的要求。」（陳映真，1996c：48）

也許陳映真「社會性質」論并不是每個學術界的同人都需要去面對的典范、[57]也許不是每個人都認為「社會性質」典范下的「歷史」可以「指引未來」或者「整備我們的隊伍」（人間雜志社編輯部，1988；鄒議[陳映真]，2000），但陳映真投諸于「社會性質」論的期待以及「社會性質」論對其期待的響應，是否也是其他理論典范所能做到呢？如果不能做到，那末，陳映真的理論努力也許仍有可供借鑒之處。

就像陳映真以「許南村」的筆名評論自己的文學創作那樣，陳映真的獨語也許是有淵源的。但這種淵源又不是他個人的問題，而是他與這個時代之間的問題。許南村之于陳映真，就像瞿秋白之于魯迅，[58]因為許南村與瞿秋白都試圖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審視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陳映真與魯迅）在特定時代變動中的處境及其文藝創作。不同的是，瞿秋白終究不是魯迅，瞿魯之間是一個共產黨人與一個逐漸親近馬克思主義的非共產黨人的關系。然而許南村就是陳映真，是理論陳映真面對文學陳映真之間的關系、甚至是馬克思主義者陳映真面對文學陳映真的（批判）關系。

陳映真不能、也并未在運動及思潮的磅礡發展中等待一個能夠嫻熟運用馬克思主義觀點分析自己的、足以如魯迅將瞿秋白視為斯世「同懷」[59]的評論家，陳映真當年身處的環境只能允許他用筆名映照其死去的雙生小哥。而當他的小哥畢竟早夭并只是其文學創作的表征的時候，陳映真便只能親身評論自己──以許南村的名義。許南村與陳映真之間的這種關系，也許恰恰反映了長期在臺灣遭受壓抑的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運動及其思潮的處境。但是這種處境也促使了陳映真得以成為臺灣「第二波無產階級運動」[60]中絕以來繼而承之的運動先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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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引自作者博客：http://scienco-proleta.blog.ntu.edu.tw/2010/12/27/chenyinz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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