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示“勞政矛盾”實質的一篇好文章　　

――讀凡夫唐的《“勞資矛盾”與“勞政矛盾”》一文有感　　

梁 新　　

前不久，我在自己的博客和某網站上發表了《戲說“權力精英”、“資本精英”和“文化精英”的三國演義》一文。在文章中，我引用了某網友的觀點：“從右翼精英的角度來說……權力精英必須服從資本精英和文化精英的整體利益，服從于整個精英集團的階級利益，并在整個精英集團從對勞動人民的剝削所得的分贓中，維持某種平衡，這就是所謂的‘普世價值’、‘民主自由’”。 “左派認為社會的基本矛盾不是官－民矛盾，而是整個精英利益集團與人民大眾的矛盾。無論是權力精英，還是資本精英，抑或是文化精英，他們都是精英利益集團的基本組成力量，他們固然會出現內部矛盾分歧，但在剝削底層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上卻是一致的。在整個精英利益集團中，資本精英占據了核心地位，文化精英和權力精英依附于資本精英而存在。”　　

我在文章中提出：“在三者中，‘資本精英’的影響力是最強的。由于人的趨利性，‘權力精英’可能會主動與‘資本精英’勾結，實行權力尋租，形成人們常說的‘權貴資本主義’；也可能是‘資本’對‘權力’的主動腐蝕和控制，借用‘權貴資本主義’的說法，我姑且把其稱為‘資本權貴主義’。不管是前者還是后者，對廣大勞動群眾的剝削和壓迫方面是共同的，差別在于是由權力主導的還是由資本主導的罷了。　　

我的文章發出來以后，在雜文報沙龍引起一場爭論，一位姓林的網友堅決反對我對資本精英的評價，認為權力才是萬惡之源，資本沒有任何的惡，并且引用了大量美國的例子來論證其觀點。當時為了達到求同存異的目的，我曾經試圖采取折中調和的辦法同他進行進一步的探討，但是他毫不讓步，還羅列了好些民眾與政府的矛盾來例證，我明知他的觀點是比較偏激，但是又找不到好的理由來反駁他，于是，論辯陷入了僵局。　　

而從10月11日《雜文報》上讀了凡夫　唐　先生的《“勞資矛盾”與“勞政矛盾”》一文后，茅塞頓開，認識到，在權力和資本的關系中，除了上面所分析到的“‘權力精英’可能會主動與‘資本精英’勾結，實行權力尋租”和“‘資本’對‘權力’的主動腐蝕和控制”以外，還有一種特殊的利益關系，那就是如同凡夫　唐　先生所分析的：“在官員們的眼里，企業主和資本就是生產力就是GDP就是政績，就是他們獲取升遷獲取最大利益的保障，所以，保護資方利益就等于維護官員們的的自身利益，得罪了資方就等于跟自己過不去。”于是，在“國企改制中，政府在解決勞資矛盾的時候，會毫不猶豫地站在企業立場，選擇犧牲員工利益，……在處理民營企業欠薪等問題時，政府的立場也多傾向于企業而非員工，受損員工們肯定會把怨氣發泄到政方頭上。由于政方的態度和立場偏移，把本來單純的‘勞資矛盾’上升為‘勞政矛盾’，‘勞政矛盾’反而蓋過了‘勞資矛盾’”。 凡夫　唐　先生所說的這段話，不但幫助我從理論上解決了關于資本控制或者影響權力的我尚未認識到的問題，同時也是透過現象看本質深刻揭示了“勞政矛盾”的由來和實質。　　

凡夫　唐　先生分析說：“市場經濟下的勞資矛盾，應該是社會主要矛盾之一，勞資雙方既是特殊的合作伙伴關系，又是彼此獨立的利益主體，他們通過勞資結合，共同創造價值各取所需，同時獲得自己的應得利益。而資本的本質天生就是追求最大利潤，勞動者勞動的目的也在于追求自己最大利益和最高價值，因了這個共同特征，雙方的合作伙伴關系又成為了利益博弈，矛盾也就不可避免地發生了。……在勞、資、政三方互為作用，構成一個密切的三角關系。政方的立場在這三角關系中尤顯重要，幾乎是解決矛盾的關鍵因素。矛盾中的勞資雙方必然各抒己見，堅守自我訴求，而政府或者司法的不偏不倚，公正立場就成為了解決矛盾的關鍵。政方偏袒勞方就會損害資方利益，勞資矛盾演變成“資政矛盾”，如果政方偏袒資方，勞方利益又會受損，會產生“勞政矛盾”，使得問題更加復雜棘手，經濟、社會秩序也會遭受破壞。”并且在文章的最后部分引用了他所接觸到的很多農民工在回答他提出的為什么維權時很少求助于政府和法律時回答的話：“現在政府和官員都跟老板一個鼻孔出氣”。　　

整段話道出了當今中國主要社會矛盾的根源和深層次原因。　　

在任何社會形態中，人們之間最常見又最基本的關系就是生產關系，而決定著勞動者的分配狀況和合法利益是否得到保障的勞資關系在其中更是最重要的關系。從廣義上說，勞資關系不僅包括以體力勞動為主要特征的企業生產中的資本與勞動者的關系，其實也應該包括以腦力勞動為主要特征的機關和事業單位中的干群關系，因為在那里有時候職工的分配狀況是否合理和合法利益是否得到保障仍然取決于管理層，只不過在企業中表現得比較常見和突出而已。機關和事業單位中的所有工作人員雖然通常被稱為“干部”，但是不擔任領導職務的人在從中還是充當“勞”的角色；其中的負責人雖然也被稱為“官員”，但是由于他們還不是政策法規的制定者和矛盾糾紛的最后仲裁者，他們在特定環境中也還沒能夠稱為“政”， 他們與政府機關中的工作人員的因為利益關系而產生的矛盾也可以視為一種特殊的“勞資關系”。只有政策法規的制定者和矛盾糾紛的最后仲裁者才能堪稱“政”。　　

在正常的社會狀況下，無論是企業中的勞資關系，還是機關事業單位中的干群關系都是一種合作關系，但是由于腐敗現象和基層民主的缺失，為資方和領導干部侵犯勞動者和一般群眾的合法權益提供了有利條件，但是在同樣遭受侵犯合法權益的情況下，被單向打破“鐵飯碗”的企業勞動者處于更加劣勢的地位。由于凡夫　唐　先生的文章所分析到的原因，本來是勞動者與侵犯合法權益的資方的矛盾，卻由于政方對資方的偏袒，演變成為勞動者與政府的矛盾即“勞政矛盾”，這就是所謂“官民矛盾”的產生的根源和實質性原因。　　

在這種矛盾產生的一系列因果關系鏈條中，我們絕不會低估由于權力不受任何制約而產生的惡，但是同時也不應該忽視資本的逐利性在政方的偏袒下的無限膨脹對勞動者合法權益的主觀上或者客觀上的侵害，這也就是資本的惡及其危害性，而這恰恰被我們某些朋友所忽視或者有意無意地掩蓋。這些朋友主張嚴格限制權力是完全正確的，其片面性在于把此絕對化以后會導致無政府主義并且會被別有用心的人所利用。其對資本的惡的極力掩蓋，不僅從理論上是站不住腳的，更嚴重的是為資本的進一步作惡提供更加寬松的環境，加速由“權貴資本主義”向“資本權貴主義”的轉變，或者向“權貴資本共同體”的轉變的進程。　　

那位林先生平時把美國的東西奉為金科玉律，而這次美國恰好非常及時地充當了一名反面教員。從紐約發起的“占領華爾街”運動迅速向美國的1000多個城市蔓延。示威者自己把運動定位為“99％對1％”的斗爭，共和黨則把此定位為民主黨煽動起的“階級戰爭”。我們國內“南方系”的重要輿論工具《南方周末》盡管千方百計地極力淡化這次事件，也不得不承認，左派把矛頭指向資本，而右派把矛頭指向政府。對發生在美國的事件，環球時報評論員單仁平在文章《資本妨礙美國政府傾聽民聲》中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評論：“盡管對資本主義的定義十分復雜并且在變化，但如果簡單說來，就是一個社會的運行及利益分配方式，都由資本，特別是大資本或金融資本說了算，資本處于政治、經濟、社會秩序的支配位置，資本家對國家路線的控制權高于社會的任何群體。仔細想一想，美國的確是這樣的國家，而且這樣的重要順序，在美國被推向極致”。“其實讓美國政府真正代表大多數美國民眾是困難的，因為美國政府和民眾之間隔著資本的強大利益。美國的普選制度對資本雖有一定鉗制，但資本對選舉力量的反鉗制往往工具更多。在美國沒有一個窮人能夠不經過資本支持進入政壇，已經進入政壇的人如果和資本過不去，他就是政治自殺”。“熱衷監督的美國輿論，唯獨對資本家們網開一面，丑聞遍及社會各界，只有資本家的丑聞最少”。 單仁平的評論和凡夫　唐　先生的觀點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從不同的國度的實際出發，客觀分析了在當今世界中，存在甚至是嚴重存在著由資本主導的資本與權力之間的惡性互動狀況以及由此引發的尖銳的社會矛盾，而發生在美國、英國和一些西方國家的抗議運動則從實踐方面證明了這一點。而更為虛偽、可笑和富于諷刺意味的是，自封為世界民主之都的美國和英國一直來熱衷于策動和支持發生在其他不屬于西方圈子的國家內部的所謂“民主運動”，哪怕是暴力行為他們也一樣支持，而面對發生在英國和美國的抗議運動，英國首相卡梅倫在政府作出強力彈壓的同時宣稱：“不要被虛偽的人權所阻礙”，美國共和黨的幾位要員則稱示威者們為“暴徒”。面對發生在美國和西方的這些事件，我想，我們的政府應該有所感悟，更加公平、合理地處理好“勞資矛盾”，以防止由于處理不當也演變成為“勞政矛盾”并且激化，進而引發社會動蕩。　　

綜上所述，資本并非如同那位林先生所百般美化的那樣，它同樣有自己的“惡”的一面，一種自然形成而且與權力關系不是很大的惡。社會在強力約束權力與資本的主動勾結和被動勾結的同時，不應該無視、掩蓋、放過甚至美化這種“惡”，否則起碼是非常片面的，而且會帶來嚴重的社會后果。這也是凡夫　唐　先生的文章給我們的有益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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