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昌明：對“辛亥百年紀念熱”中的冷思考　　

——評歪曲近代中國歷史的一股逆流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今年掀起的“辛亥百年紀念熱”，真可謂盛況空前，實屬史上罕見：　　

從北京人民大會堂有現、前兩屆國家領導人出席的高規格的紀念大會，到有5000多人參加的武漢“緬懷辛亥英烈祭奠”儀式；從南京萬人拜謁中山陵，到全國各地林林總總的紀念活動；從大型紀念電影《辛亥革命》，到官方、民間在報刊、網站上發表的“社論”、“專論”與專輯……。其“紀念熱”的規模及廣度、深度，遠超過中國共產黨“建黨90周年”，以致令以“中華民國正統”自居的臺灣當局也處境尷尬，惹得香港學者南方朔專門為此寫了一篇時評《臺灣為何對辛亥百年冷冷淡淡》（見10月11日《參考消息》）。　　

辛亥革命本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今年適逢100周年，加上臺灣問題至今沒有解決，為増進中華兒女同胞手足的民族感情，擴大兩岸共識，發揚愛國主義精神，促進國家的和平統一，因此，假“辛亥百年”之機，熱熱鬧鬧地紀念一番，理所當然。問題是，在這一“紀念熱”的過程中，精英們乘機大搞“抑毛揚孫”，“抑共揚國”，“抑社揚資”，這就從根本上歪曲了整個部中國近代史。　　

從歷史哲學角度看問題，歷史是由一系列的因果關系構成的：前一歷史事件的果，構成了后一歷史事件的因；后一歷史事件的因，又必然會產生自己的果，從而成為再下一個歷史事件的因，這就是歷史發展的內在聯系和必然性。當然，在歷史的發展演變過程中，也一定會冷不丁地跳入一些偶然因素，甚至抹上五顏六色變幻莫測的色彩，使得歷史的發展變得有聲有色，且具有一定不可捉摸的神秘性，但同時也為一些政治騙子提供了歪曲歷史的機會。　　

然而，歷史發展的本質，始終是由歷史發展的內在必然性——即一系列事物的因果關系決定的，它是不可復制的，這也是歷史是不可假設與推測的真正原因。因此，人們在學習和研究歷史過程中，決不能被歷史的表象所迷惑，更不能讓那些政治騙子利用歷史表象對歷史作故意歪曲的騙術得逞，從而受到蠱惑，稀里糊涂地受騙上當。　　

早在今年8月，精英代表人物、反毛急先鋒茅于軾，率先在《炎黃春秋》、后又在鳳凰網上發表《中國人民是什么時候站起來的？》文章，從根本上否定1949年中國革命的勝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是中華民族獨立的標志；認為早在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時，孫中山的繼承人國民黨黨魁蔣介石就已讓“中國人民站起來了”。

茅精英的中國近代史知識連一個小學生也不如！他竟不知道蔣介石是帝國主義、特別是美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代理人的史實；也不知道蔣在國內又是封建主義的代理人的史實——始終不肯廢除封建土地所有制；他居然還不知道蔣是官僚資本主義四大家族的代理人的史實。請問：有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這么三座大山壓在中國人民頭上，中國人民還能站起來嗎？

茅于軾打過頭陣以后，各路反毛、反共“英雄”漸次出場，各種污毛、污共的文章和流言蜚語像一支支毒箭始終不斷，混淆公眾視聽；直至發展到連主流媒體在紀念中華人民共和國62周年國慶節的主題文章中，竟閉口不提共和國的締造者毛澤東，卻一味頌揚孫中山這樣的咄咄怪事，以致被人斥之為“蠢人寫了篇蠢文章”，自取其辱。

孫中山無疑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名偉大的愛國者，偉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他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的清王朝，創立了中華民國，頒布了《臨時約法》，結束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對中國歷史作出過重大貢獻，用毛澤東的話說：“辛亥革命以后，誰要再想做皇帝，就做不成了”（1954年9月14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臨時會議上的講話》）。特別是孫中山在經受了一系列失敗之后，晚年發生偉大的轉變，提出“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重新解釋了三民主義。他“鞠躬盡瘁，死而后已”（毛澤東：《紀念孫中山》），為中華民族貢獻了自己的一生，理所當然地受到后世人們的崇敬，這就是為什么直到新中國建立，他的像仍然高懸在天安門廣場上，繼續享有崇高歷史地位的原因——因為歷史是不能割斷的。

然而，孫中山再偉大，他仍然還是一位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產生的軟弱的資產階級革命家。他的局限性決定了他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只能是以失敗告終。用他自己的話說，叫做：“革命尚未成功”：

他未能完成反帝反封建革命任務，不能改變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的命運；

他未能實現國家的統一，共和國僅有其名而無其實；

他也未完成三民主義的理想，連“耕者有其田”的目標也未達到；

他更沒有完成其終身為之奮斗的“振興中華”大業。

筆者這樣講，倒不是要苛求前人，而是講了一個客觀史實。

可是，如今，精英們出于反毛、反共和復辟資本主義的需要，借著“辛亥百年紀念熱”之際，硬是把孫中山抬到了一個嚇人的高度，似乎中國近代史上就只有孫文這么一個“最偉大的完人”。這就徹底歪曲了中國近代史的歷史真相：

第一，硬是把辛亥革命的失敗說成是“成功”。　　

說什么“龍椅被撤走了”，“‘洋人的朝廷’被推翻了”，此后“殖民者再難找到控制全局的統治工具”。（任仲平：《開啟民族復興的百年征程》）

是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表面上封建主義的“龍椅被撤走了”，但“洋人的朝廷”根本沒有“被推翻”！中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性質絲毫沒有改變。

難道從孫中山手里接過權力的袁世凱北洋軍閥政府，不是帝國主義的代理人？不是帝國主義在中國新的“控制全局的統治工具”？　　

如果不是，那么，袁世凱政府為什么會簽訂《中俄密約》，同意外蒙“自治”？為什么會同英國妥協，出席西姆拉會議，以致派生出“麥克馬洪線”問題？為什么會接受日本提出的“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袁世凱政府如此，袁世凱以后的北洋政府，以及再往后的南京國民政府，哪一家又不是帝國主義代理人？

根據歷史發展內在因果關系的必然邏輯，如果辛亥革命真的是解決了反封建的問題——“龍椅被撤走了”；又解決了反帝的問題——“‘洋人的朝廷’被推翻了”，那么，其后怎么還會發生五四愛國運動？怎么還會發生孫中山發動的國民革命？怎么還會發生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

有人統計，自1842年清王朝對外簽訂第一個不平等條約《中英南京條約》起，到1949年新中國建立為止，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的歷屆政府，總計同西方列強等外國共簽訂了1356個條約（綜合王鐵崖《中外舊約章匯編》和《中國對外條約辭典》）。經過逐一梳理，含有喪權辱國實質內容的不平等條約為745個，其中清政府簽了411個，歷屆北洋政府簽了243個，南京國民政府簽了91個！通過這些不平等條約，僅國家領土一項就喪失了310多萬平方公里！

如果辛亥革命后的中國，真的是“‘洋人的朝廷’被推翻了”，還會出現這種情況嗎？

第二，硬是割斷歷史，片面夸大、無限拔高辛亥革命在中國歷史上的作用。　　

說什么“這場偉大革命，為老大帝國如何‘變’才能救亡圖存，探索了方向和道路；為中華民族怎樣‘變’才能跟上世界，積累了經驗與教訓，開啟了改造中國社會、改變中國人民命運的百年現代化進程”，“為中國的進步打開了閘門”。（任仲平：《開啟民族復興的百年征程》）把這些話概括為一句話，就是：所有近代中國的“變”，中國革命“變革”的“方向”和“道路”，都是由辛亥革命“開啟”和“打開”的。　　

精英們如此任意歪曲歷史，這就從根本上抹煞了除以孫中山為代表的資產階級派以外的所有近代愛國者的探索與斗爭。　　

人所共知，近代中國從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中華民族開始陷入深重的亡國滅種的民族危機之中。近代中國的一切變革，說到底，是百年無數愛國志士仁人上下求索、前仆后繼、英勇犧牲、共同斗爭的結果。　　

其實，在中國近代史上，最早探索中國變革方向和道路的，即要求推翻清王朝反動統治，廢除封建制度，建設近代國家——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并不是以孫中山，而是太平天國的洪秀全和洪仁玕。是洪秀全的《天朝田畝制度》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真正的反封建的革命綱領，廢除封建土地制度；又是洪仁玕的《資政新篇》，為近代中國畫出了第一張發展近代經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藍圖。　　

精英們難道不知道：當年孫中山最崇尚的英雄就是洪秀全，正是這位農民革命英雄的偉大業績才把孫中山引上了民主革命道路？　　

其實，要說近代中國實施“現代化”的問題上，也不是孫中山“開啟”提出的，以李鴻章、張子洞為代表的洋務派，早在孫中山出生時代就已經干了起來，這就是著名的“洋務運動”，只是李鴻章們只想“實干”，并不想從根本上觸動封建制度而已。　　

精英們難道不知道：當年孫中山還曾經把李鴻章看作是國家的“救星”哩！以致孫中山一度讓自己“失蹤”數月，費了好大的勁才寫了長達萬言的《上李鴻章書》，后又因上書失敗，才最終去檀香山組建興中會，立志推翻清王朝，走上民主革命道路的？　　

可見，紀念百年辛亥，人們豈能割斷歷史？豈能一筆抹煞除了資產階級革命派以外所有愛國者的斗爭？誠如天安門廣場上人民英雄紀念碑背面的一段碑文：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從那時起，為了反對內外敵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歷次斗爭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

紀念百年辛亥，豈能忘卻、抹煞這些人民英雄？

事實上，從洪秀全、康有為、嚴復到孫中山，他們都是近代中國不同階段向西方尋求救國良方的愛國志士仁人，他們都提出過自己的救國主張并為之斗爭，可惜他們都碰壁失敗了，在這點上他們之間并沒有什么區別。直至1921年，中國出現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共產黨人，轉向十月革命的故鄉蘇俄“取經”以后，中國才真正找到民族解放之路，才真正走上了民族復興之路。這就是歷史，是誰也否認不了的史實。

10月10日，上海《文匯報》上還有一篇“辛亥百年”的紀念文章，其中提出：“盤踞中國歷史數千年的封建專制，在波瀾壯闊的辛亥革命中壽終正寢。中國‘千年未有之變局’，由此全新開啟。對于這場革命在中國歷史上的里程碑意義，給予怎樣高的評價都不過分。”何為“給予怎樣高的評價都不過分”？這是明顯地不尊重歷史。

講這種話的，真可謂是：“吹牛不用化成本，愛怎么吹就怎么吹。”吹牛人一定是個不長身體只長一張大嘴的怪物。其嘴之大：上唇碰天，下唇著地，除此無它矣！

辛亥革命在中國歷史上的作用真有那么“神”？這無疑是睜著眼睛說瞎話。君不見辛亥革命后的中國，是一副怎樣的圖景：列強欺凌，社會凋零；軍閥混戰，民不聊生。

平心而論，推翻封建帝制確有進步意義，但對歷史事件的變革，更主要的不是看其表象，而是看實質內容：能否完成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族民主革命的歷史使命？能否讓國家真正擺脫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徹底改造腐朽的封建制度？可惜辛亥革命做不到。

帝制是封建主義的一種統治形式，它并不是封建主義的本質。近代英國、日本和拿破侖法國等世界上的許多國家，它們在形式上都保留著帝制，可是人家因為從實質解決了民族獨立和封建制度的改造問題，因此，這些國家照樣實現近代化，照樣強大？

精英們大力拔高辛亥革命建立民主共和國的抽象意義，而完全無視資產階級民族民主革命的失敗實質。如此肆意歪曲歷史，說白了是他們為全面復辟資本主義，為搞所謂的民主“政改”造勢而已。然而，如此片面地拔高孫中山與辛亥革命，大搞“抑毛揚孫”，“抑共揚國”，“抑社揚資”，這就遠遠地背離了整部中國近代歷史的真相，結果是讓更多的人一眼就看清了精英們睜著眼睛說瞎話的拙劣表演。

通過歪曲歷史以售其奸，這種手法在歷史真相面前，顯得多么地可恥與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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