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把蛋糕做大，還是先解決蛋糕分配，孰先孰后？在理論上，當然可以說是辯證關系。光顧著分蛋糕，都不去做，最后的結果是大家都吃不上蛋糕；反過來，不解決分配的問題，也就沒人愿意繼續做蛋糕了，結果也一樣是大家都沒蛋糕吃。但在操作上，畢竟有哪個優先的問題。

"效率優先"的改革進行了三十年之后，這個問題再次浮上水面。

歷史地看，這不是個新問題，由來已久。翻開史書看看就不難看出，中國歷史上長期存在的王朝周期律背后是人地矛盾，而人地矛盾實質上就是效率與公平的關系。每個王朝都建立在長期或大規模戰亂的基礎上，所以立國之初最重要的問題往往不是要解決公平問題，而是要先解決效率問題，即吸取前朝的亡國之鑒，調整政策，恢復秩序，發展生產。而經過一段時間的和平和恢復之后，人口就會大量增加，而土地也逐步集中到少數人手里，公平問題凸顯，遂引發農民起義，推翻既有政治、經濟和社會秩序，徹底重新洗牌，歷史進入新一輪循環。所以，歷史上每一次大規模農民起義的基本訴求都是公平。

近代以來的中國革命不僅是為了挽救民族生存危機，公平也始終是題中應有之義。從太平天國未來得及付諸施行的《天朝田畝制度》到孫中山的"平均地權、節制資本"主張，再到五四運動中出現的"勞工神圣"口號，到井岡山上的官兵平等實踐，到延安的減租減息，到1949年之后的社會主義實踐，分配上的公平與政治上的平等是始終貫穿的主線。可以說，沒有對公平和平等的追求，也就沒有中國革命。

近三十年的改革開放將效率置于優先地位，建立在一個前提上，即前三十年的社會主義實踐實際上是公平優先，而忽視了效率。今天的人們大概都還知道的"平均主義大鍋飯"、"磨洋工"等說法實際上就是對前三十年的批判的通俗化。但這種批判實際上未必能站得住腳。

在一個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良好基礎設施、基本完整的工業體系、基礎教育普及、"兩彈一星"等高精尖技術研發能力的生成等等成就，如果說還不能證明那個時代的效率，那就只能說是衡量效率高下的標準有問題。更何況，經歷過那個時代的大多數工人、農民等最基層的勞動者的記憶里，即使是集體勞動，磨洋工的現象也是少見的，至少不會比今日私有企業里更多，效率并不低。

因此，從歷史經驗看，解決不好分蛋糕的問題，做蛋糕也談不上。

按照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的設想，改革開放要在效率優先的口號之下，"讓一部分先富起來"，然后先富帶動后富，最終目標仍然是共同富裕。鄧小平還曾頗富先見之明地指出，如果改革開放出現了嚴重的貧富分化，那就是走到邪路上去了。這話是說得很嚴重的，就是說，嚴重的貧富分化不僅不是社會主義，而且是"邪路"。

改革開放以來，城鄉差距、區域發展水平差距、貧富差距均不斷擴大。更為嚴重的是，實際上是讓弱勢群體承擔了改革開放的代價。主要的是農民、工人和欠發達的中西部地區。農民以土地為自身提供社會保障，為經濟增長提供廉價勞動力；上億工人在國企改革過程中下崗失業，承受了改革的"陣痛"；欠發達地區以污染自己的環境、破壞自己的生態為代價，為沿海地區的發展提供廉價的能源、資源。可以說，沒有他們的犧牲，就沒有改革開放所取得的成就。

不健忘的人應當都還記得，2000年前后，社會矛盾曾經激化到非常嚴重的程度，農民和下崗工人的反抗活動頻頻爆發。

因此，自十六大以來，中央提出了科學發展觀和構建和諧社會的要求。先后取消農業稅和重建社會福利保障體系，20多年沒有提高的工人工資也在2005年之后開始穩步提升，對中西部地區的生態補償和恢復也得到國家的高度關注，社會矛盾才逐步緩和下來。即使如此，也仍然發生了富士康十三連跳、南海本田汽車工人"停工"這樣嚴重的事件，2008年發生在西藏的"3•14事件"和2009年發生在新疆的"7•5事件"背后也有發展不平衡的原因。

近十年來的發展仍然存在的嚴重問題是，城市內部的貧富分化逐步擴大，房地產尤其成為"剝奪"中產階級的利器。十年來，大中型城市的房價成倍增長，增幅和增速都遠遠超過了城市居民收入水平的增速，致使房價成為城市里最受關注的話題，也成為政府高度關切的重大政治問題。中央又在2010年提出并實施保障房建設計劃，為城市低收入群體提供保障性住房，以緩解社會矛盾。

在此背景下，重提共同富裕的發展目標、利用多種手段縮小貧富差距，這可以說是為了實現可持續發展和實踐科學發展觀的必然要求。從這個角度說，無論"重慶模式"存在多大爭議，至少在為城市低收入家庭提供更多福利、縮小貧富差距同時又能保證經濟高速增長的方面探索出了一條值得借鑒的道路。

廣東作為改革開放的前沿，雖然經濟增長取得的成績不俗，但在發展過程中也已遇到了許多問題，可以說是全國最需要產業升級和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地區。

20多年前，深圳的工人工資是800多元，20多年后仍然是這么多，這是無論如何也說不過去的。幾千萬外來務工人員在廣東工作，除了維持勞動力再生產，基本生活幾乎沒有多少改變，能在廣東當地取得平等的福利保障待遇的人寥寥無幾；東莞出現嚴重的社會治安問題，女孩子不敢晚上上街，成為全國灰色產業最發達的城市；對外來務工人員的治理問題三十年來沒有探索出一條可行之路，使農民工第二代成為"飛車黨"、"砍手黨"等等。這就是30年來廣東只顧埋頭做蛋糕、不管分蛋糕的惡果。

隨著廣東原有的競爭優勢的逐步消失和中西部地區基礎設施建設水平的大幅提高，廣東如果仍然堅持原有思路，不在產業轉移升級和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方面爭取主動，不在探索社會管理方式創新上下功夫，就很可能在下一輪的改革和發展中落后于其他地區，而且會出現更嚴重的社會問題。富士康十三連跳、南海本田工人停工就是警鐘。

為了縮小貧富差距，緩解社會矛盾，中央近年提出了收入倍增計劃，各地也紛紛調高了最低工資標準。加上《勞動合同法》實施的影響，城鄉居民收入近年來已經開始穩步提升，技術工人的收入甚至已經超過剛畢業的大學生。實踐已經證明，適當提高工人薪酬不僅是應當的，而且也是可行的。

但近幾年來也一直有人反對提高工人工資，認為目前的主要任務仍然是把蛋糕做大，還不能考慮分蛋糕的問題，尤其是不能提高工人工資和最低工資標準。這些人還做憂心忡忡狀聲稱，這樣做的結果只能是中國的比較優勢也就是勞動力廉價的優勢不再存在，從而迫使投資轉向勞動力價格更低的區域，如東南亞等地。這種說法不能成立。

首先，中國的比較優勢絕對不僅僅是勞動力價格低廉，更重要的是相對完整的基礎設施建設、工業體系和普及教育所帶來的較高的勞動力質量，即使中國的勞動力成本增加，其它優勢不僅沒有減少，反而會更加突出，更加有利于投資。其次，對中國應當有一個基本判斷，即中國今天最缺乏的已經不是投資，而是國內市場的消費需求始終不足，出口依賴度過高，而提高勞動力水平正可以解決這一問題。再次，雖然近年來勞動力成本有比較明顯的增加，但并沒有出現大量失業的現象，反而頻頻出現勞動力不足的情況，用工企業在每年春節后為了招工要想盡辦法。

總體而言，無論是客觀條件，還是主觀愿望，應當說今天的中國都已經到了必須解決更好地分配蛋糕的問題才能持續地把蛋糕做大的時候，仍然株守那種先把蛋糕做大的思路未免為資本考慮太多，為人考慮得太少了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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