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風知勁草 國危見忠良　　

一百年前的今天，反封反專制的革命理念，隨著武昌起義的槍聲，伴著為中華民族復興而英勇獻身的革命烈士的鮮血，猶如江河決堤，咆哮奔騰，開啟了中國進步的閘門。　　

五千年文明歷史的天朝大國，被列強蠶食鯨吞瓜分豆剖，中華民族危在旦夕。　　

辛亥革命后，中國進入一個軍閥割據群雄亂舞哄搶歷史前臺的混亂局面，仍舊民不聊生。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歷史選擇了共產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繼承并發揚革命先烈遺志，與時俱進開拓創新，團結帶領優秀中華兒女，前仆后繼浴血奮戰歷經磨難推翻三座大山，人民當家作主挺起脊梁站立起來，開啟了中華民族的新紀元。　　

新中國成立之后，人民群眾以主人翁精神群策群力奉獻才智，大批海外華僑實業家及科學家也先后回到祖國，參加新中國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譜寫了中國發展的輝煌篇章。　　

    歷史，不僅是一個時間概念，它猶如一面明鏡，映照出蕓蕓眾生相，它鐫刻著昨日的奮斗，見證著今日的成就，昭示著明日的輝煌。　　

建國初期，百廢待興，急需資金技術人才。國家外匯嚴重短缺，愛國志士馬萬祺、蟻美厚、陳祖沛等20多位僑領和歸僑實業家，投資創辦了全國首家華僑投資公司廣東華僑信托投資公司，此后每年大約3億到5億美元的華僑匯款，成為當時國家非貿易外匯收入的重要來源。在1955年中國科學院首屆學部委員中，從海外回國的學者占92%，錢學森、錢三強、李四光、華羅庚等就是杰出代表。這些仁人志士在時代進步洪流中，奮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夢想。　　

時過境遷，三十多年跛足的改革開放，雖然讓中國的經濟發展突飛猛進，但是 “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重新成為中國社會的寫照。中國獨特的制度孕育了不計其數的中國特色，仇富仇官、攜款外逃亦位列其中，仇富、仇官是畸形制度擠壓出的中國特色。在每一次有關富二代、官二代的負面新聞出現的時候，公眾的仇富、仇官情緒便洶涌澎湃。每當此時，一些媒體便對仇富、仇官者揮起道德的大棒。其實，在當今富人普遍為富不仁、官員普遍為官不廉的社會，公眾對其仇視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這正說明中國人民在不斷覺醒。只要這種仇恨不是太過分不極端，也許會成為推動中國社會進步的動力。　　

當今世界，是一團剪不斷、理還亂的亂麻，經濟危機、環境危機、政治動蕩和戰亂糾纏著人們，把人類推向自我毀滅的深淵，這是不爭的事實。人類的這些問題都是人類自己造成的，這也是不證自明的事實。　　

近期媒體披露的“李天一”事件被炒得沸沸揚揚，李天一之父李雙江，是當今中國的知名人士，是軍界級別較高的將軍級藝術家，在人民心目中具有不可多得的美好形象。然而極具諷刺意味的是，不久前李雙江曾驕傲無比地對采訪他的媒體記者稱：“我兒子是國家未來的棟梁”。“李天一”事件的發生，可以說扇了李雙江一記響亮耳光。在當今中國，將嬌生慣養的子女視為國家棟梁的富人、官員、名人，不知道究竟還有多少？李雙江在事后向被打者道歉時，稱自己沒有教育好兒子，其實這豈止是家庭教育出了問題？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同樣都難辭其咎！　　

不可否認的是，在任何一個歷史時期和國家，都不缺少李天一這樣的紈绔子弟，只是在今天的中國，這樣的青年卻特別多。究其原因，除了家庭、學校、社會出了問題，更應追究制度性根源。在一個民主法治社會，絕不可能頻繁地出現這類狂人。　　

經過媒體的深挖發現，李天一所駕駛的寶馬車，累計有32次交通違章記錄！一再違章，交管部門卻視而不見，這無疑是法制的縱容。人民警察在抓捕各類敏感人士的時候都是高效率，但在懲罰權貴階層的車輛違章，卻表現得如此低能，實在是令人遺憾。更具有戲劇性的是，李天一所打的不是別人，而是國防部某官員的親戚，難怪警方的態度會突然180度大轉彎。顯然，接下去，李天一這一方和挨打的那一方不僅僅是法律的較量，更是權力的較量。在宛如獸類叢林的當今社會，富二代、官二代、名二代肇事丑聞源源不斷，公眾的仇富、仇官怒火也必然會火上潑油越燃越旺。　　

為什么會出現如此不可思議的行為？因為道德滑坡，社會價值體系不合理，給人們限定了不合理的生活目標。要解決這個問題，就要推翻不合理的舊制度，建立公平正義的新制度，在新制度的基礎上進行國民教育。　　

為什么人類會給自己制造難題甚至自我毀滅呢？這是因為，在人性中存在著兩種傾向，墮落的傾向與向上的傾向，這是個體內部的兩個不同層次的需要的表現。人的需要是一個完整的體系，包括基本的物質需要與高層次的自我實現的需要。如果一個人能意識到所有各個層次的需要，并以高層次需要作為核心價值，他的價值體系便是和諧全面的價值體系，便可預見這個人將會有一個健全的奮發有為的人生；但如果他不知道高層次需要，而是把基本需要作為核心價值，物欲情欲的過度擴張，便會把他引入人生的歧途。墮落的傾向壓倒了向上的傾向，人們便可預見其畸形的人生灰暗的結局，即古人所說的“敬勝怠則吉，義勝欲則昌”。　　

與個人身上的這兩種傾向相同，在社會生活中同樣也存在墮落與向上這兩種傾向。這兩種傾向分別由處在不同發展水平上的人來代表。在一個社會集體中，如果向上的傾向壓倒了墮落的傾向，這個社會便充滿朝氣興旺發達蒸蒸日上；反之，向下墮落的傾向壓制了向上進步的傾向，社會便不可避免地淪落，即古人所說的“正勝邪則病退，邪勝正則病進”。　　

為了避免這種自我毀滅的傾向，任何一個社會都需要進行價值體系建設，引導人性中健康向上的傾向發展起來，抑制那種低水平的墮落的傾向，即古人所說的“扶正祛邪”。　　

為什么西方倡導基督教，中國則有人倡導佛教等宗教，這也同樣是為了約束人性，無論是虛幻的末日審判還是地獄里的牛頭馬面，都在現實生活中發揮著非常現實的社會作用。現代人不再相信因果報應和地獄輪回，所以就需要有黨紀國法的約束，就需要加強監督。這個“扶正祛邪”的工作，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文化中，人們會各有不同的辦法，但無論如何，它在任何一個社會組織中都是必不可少的，這是所有的執政者都必須遵守的法則。如果執政者不知道這個法則，或者知道卻又不知道如何做好這項工作，這個社會便會不可避免地衰敗下去。　　

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內憂外患飽經滄桑的中華民族，只有不惜壯士斷腕，才能身強體健，才能扶正祛邪正本清源；不僅需要繼承前輩創造的物質財富，而且更需要繼承發揚前輩的革命精神，以完成前輩的未竟事業，加快建設和諧社會，確保中華民族順利復興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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