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弊者的永不服從
霍森布魯斯老爺
無論如何,這次“江南科場舞弊大案”事件都在同學們的心中產生了巨大的波動,一方面,成功者為自己的全身而退感到萬分慶幸,并且信誓旦旦從此金盆洗手,另一方面失敗者懊惱沮喪,為自己的種種失算籌謀著過期的方案,并對自己的錯誤行為深感悔恨。校方無疑是最終的勝利者,它的勝利不在于計算小教室里寫檢查的人數占總人數的百分比數量,而是它成功的拿捏準了人類普遍的恐懼與怵惕,以此警示了所有的考試參與者一個至高真理——逆我者亡!
考試的運營是一個再經典不過的規訓例子了:考場座位的空間安排分布,監考委派及其“目視”的威力是向監獄與精神病院學習的高效經驗,考試時間對試題順序的詳細切割是現代控制系統無孔不入的細化策略,電子掃雷技術(俗稱電子狗,專門對付考場無線電信號)是知識與權力彼此滲透,共同策劃的產物,事后的公開譴責道德批斗,是風俗等意識形態被妥善利用的典范,與家庭,社會建構了一系列的倫理旨趣,至于獎勵-懲罰機制,如果有理想的學者們的生存狀態依然得不到改善,那么他們真的很可能為了一個作弊者300塊錢的獎金而疲于奔命,在對靈魂的監控這一目的上,現代也未對中世紀的教廷改造手段做任何創新,如果他們相信僅憑一張檢討書就能在同學們的靈魂深處爆發一場大革命,就能讓同學在賣身契約上簽字畫押,那他們就太低估大家的智商了。考生們組織的地下斗爭的游擊戰略在校園內的對壘,都對現成的貌似鐵板一塊的宏大價值造成了局部的批判,這種弱者的武器,看似于事無補的遍地開花式,甚至是流氓式小破壞的僭越體驗讓它們傷透腦筋。
我們要關注的不是作弊如何成為可能,而是作弊者如何誕生的歷史,作弊者的主體性意義并非是他自身賦予的,而是由一系列無處不在的微觀權力運作,根據上下文層層疊加的效果。并非先有作弊者,再應運而生了反作弊機制,恰恰相反,學校這一亞政府形式通過設置教務處,稽查隊,考風辦等專門機構,炮制出考試紀律規章,學生準則條例等“公約式”的專門知識,將考生們玩弄于真理與權力的游戲之中,出于對所謂的精英或馴服者的再生產及正常的社會科層等級分配的自身保障,區隔了順從與不順從,精心設計出了作弊者的不恥形象。這一游戲構成系統的規則、慣例、常識,制度內產生和循環著各種道理,教條與意義,我們先天的潛意識里充斥著這些業已給定的話語模式,這些模式構成了我們思考事物的方式,以及我們基于這種思考而自然得出的規范行為。于是,所有人從此都被異化物化為整個資本工業機器的標準零件,以按部就班服從規訓為榮,以“投機取巧”不守規矩為恥,堅定不移的實踐外語,政治考試制度。
工具理性的世界否定異質,否定獨立思考,否定批判精神,否定抵抗意識,否定一切難以編入檔案,難以納入秩序,難以馴服的東西(包括作弊者,裸考者,同性戀,瘋狂者,無產者,小商小販,老城區的歷史建筑與溫馨社區,波西米亞社群,奇裝異服等等等等)。最無信用的權力在把我們的生命平面化為一張張薄紙的那些證件,檔案,證書中蓋上誠信戳,作弊者也同樣反擊那些捍衛教育工業,學術工業,文化工業權威的語法功能一元性的忠實擁躉,現實逼視戰勝恐懼,用偉大的不信任之火,灼傷了他們最陰私處的嫩皮。
因為永不服從者的印記是“此戶注銷”。
2009年12月24日
附:
現在學校課程太多,對學生壓力太大。講授又不甚得法。考試方法以學生為敵人,舉行突然襲擊。這三項都是不利于培養青年們在德、智、體諸方面生動活潑地主動地得到發展。整個教育制度就是那樣,公開號召去爭取那個五分,就有那么一些人把分數看透了,大膽主動地去學。把那一套看透了,學習也主動了。
據說某大學有個學生,平時不記筆記,考試時得三分半到四分,可是畢業論文在班里水平最高。在學校是全優,工作上不一定就是全優。中國歷史上凡是中狀元的,都沒有真才實學,反倒是有些連舉人都沒有考取的人優點真才實學。不要把分數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在培養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上,不要只是跟在教員的后面跑,自己沒有主動性。反對注入式教學法,連資產階級教育家在五四時期就早已提出來了,我們為什么不反?只要不把學生當成打擊對象就好了。你們的教學就是灌,天天上課,有那么多可講的?教員應該把講稿印發給你們。怕什么?應該讓學生自己去研究講稿。講稿還對學生保密?到了講堂才讓學生抄,把學生束縛死了。大學生,尤其是高年級,主要是自己研究問題,講那么多干什么?教改的問題,主要是教員問題。教員就那么點本事,離開講稿什么也不行。為什么不把講稿發給你們,與你們一起研究問題?高年級學生提出的問題,教員能答百分之五十,其它的說不知道,和學生一起商量,這就是不錯了。不要裝著樣子去嚇唬人。學生負擔太重,影響健康,學了也無用。建議從一切活動總量中,砍掉三分之一。請邀學校師生代表,討論幾次,決定實行。如何請酌。
——《毛澤東論教育革命》人民出版社1967年1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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