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日。2010年12月19日(星期天)。議題:關于建設福利社會的問題。
關偉:加強對社會弱勢群體的關心和幫助,在城鄉普遍建立最低生活社會保障制度和基本醫療社會保險制度,是近幾年政府做的一件最得人心的好事,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也是改革開放后國力增強的重要標志。與此同時,一些惠及全社會的福利政策也多有出臺,如北京的公交車票刷卡僅要四毛錢,地鐵車票兩塊錢跑遍全市,讓香港來京人士羨慕不已。為解決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難,政府強力推出廉租房政策,緩解了在住房條件上苦樂不均的矛盾,向居者有其屋的福利社會又邁進了一步。這些,應該得到充分的肯定。
左強:老關說的我也有體會。就拿退休人員的待遇來說,也是逐年提高的。十五年前拿八百元退休金的老職工,如今退休金都漲到了兩千多元,就算物價上漲了一倍多,退休金的提高在抵消物價上漲因素后,還是增加的。同一些效益不好的在職職工相比,退休金的上漲幅度甚至超過了在職職工工資增長。這也體現了政府對老年人的關懷。你看咱們周圍老年人們盡情地唱啊、跳啊,盡顯太平盛世景象,那些西方國家來的旅游團都看著眼熱,不少人情不自禁地融入了中國老年人歡樂的海洋。還是中國老百姓好,盡管生活不富裕,也有不少因社會不公平而不順心的事,但只要有基本生活、醫療保障,大家還是得樂且樂。盡管被一些有錢人諷刺的“窮歡樂”。
尤震:老關、老左講的都不錯。但是有一點不知道你們注意到了沒有,就是福利社會并不是社會主義的專利。西方一些資本主義國家如瑞典、希臘以致英、法、德等大國,普通公民的社會福利水平并不比中國差,有的甚至遠強于中國,比如說,所有教育均是免費的;全體公民的醫療費用也是全部被免除的。另外,你們講的社會福利政策有的僅僅體現在首都北京,還有的僅限于城市居民。你們到外地、到農村去看看,有多少底層人民貧病交加、困苦無依,北京繁華街頭那些慘不忍睹的乞討者就是一個生動寫照。所以我說,中國建設福利社會才剛剛起步,路途尚遠,切不可沾沾自喜。
甄炎:讓國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應該是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基本訴求。即使在今天仍然維持計劃經濟體制、物資相對匱乏的北朝鮮和古巴,國民享受到的社會福利也很到位,就是明證。現在的問題是,在肯定政府救助社會弱勢群體的政策的同時,必須認識到,福利社會應該建立在生產高速發展、經濟非常發達的基礎之上才是健康的,也就是馬克思說的要建立在“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的基礎之上。否則,不僅福利社會是低水平的,經濟發展還會過早地遭遇“未老先衰”的困境,施小惠而喪大節,直到最后連低水平的社會福利都維持不了。.另外還有一個問題令人擔憂,就是伴隨著各種社會福利政策的運行,腐敗之風應聲而起,開私人轎車的人領“低保 ”,有別墅的人得到經濟適用住房等現象屢見不鮮,引起社會強烈不滿。至于一些本來有能力自食其力的城市居民,整天游手好閑,甘心躺在“社會福利”上睡大覺,幾乎成為一些大城市中讓人看了不大舒服的風景線,被人們稱為新時代的“八旗子弟。”與此同時,以殘疾人、老幼者為主體的乞討大軍在北京繁華大街和交通要道上隨處可見,經常圍著外國人強行乞討,使我這個老北京人不得不常常為之汗顏。我就此事還給北京市長寫過人民來信,但未見回音。后來聽說,不強制收容乞討人員是體現自由社會的一種進步。但我卻一直接受不了,我只感到這是對整天價高喊和諧、福利社會的一種諷刺。
第二十日。2011年12月26日(星期天)。議題:怎樣看待社會穩定與社會民主的關系。
關偉:今天是2010年最后一個星期天,討論社會穩定和社會民主問題恰逢其時。我認為“穩定壓倒一切”的口號是對的,中國百年的近現代史證明,沒有社會穩定,經濟建設和人民幸福就是一句空話。中國成為世界上現代化強國的理想,也只能是空中樓閣。民主不是任何國家追尋的目的,而只是實現社會平等、公正的一個手段,而追求平等、公正社會的最終目的仍然是實現社會財富源泉的充分涌流。所以我認為提倡社會民主一定要建立在社會穩定的基礎之上。單純地追求社會民主只能帶來“折騰”。2008年10月,我在香港紅勘火車站外看到一幕民主小鬧劇。一個老太太扯著一面橫幅,上面寫著“沒有共產黨才有新中國”,橫幅下還擺著一些反共宣傳品。一些從內地來的中學生旅行團紛紛圍觀,惶惶不知所措。我禁不住走過去問老太太:“你對共產黨為什么有這么大的仇恨?”老太太用廣東話回答我說,她聽不懂我的話,她只管打旗,我管不到她的事。事后我問一位港人朋友對此有何看法,他的回答令我吃驚,“那個老太太什么也不懂,她只管打旗發書,然后找讓她這樣做的人領工資。這種事在香港沒有人管,這就叫民主。”我當時的想法就是,這種帶有銅臭的民主,既不高尚,又蠱惑人心,在大陸沒有也罷。
左強:穩定對于社會經濟持續發展固然重要,但民主監督對社會經濟健康發展的作用也不容忽視。我也不贊成你在香港看到的所謂民主,在公共場合滿嘴胡浸地詆毀政府而不受法律制裁。但現在內地的問題是,打著穩定壓倒一切的旗子,壓制社會民主監督的傾向比較嚴重。為什么現在官僚主義和貪污腐敗之風盛行,原因就在于此。各級政府對老百姓反映的問題和民意,要么充耳不聞,要么相互推諉,致使社會民主監督的力量心灰意冷。過去還有“四大(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手段排解民怨,現在換成了“圍追堵截”、“萬馬齊喑”,其結果必將導致民怨總爆發,葬送穩定的大局。
尤震:我贊成老左的觀點,就大陸而言,現在的社會民主不是多了,而是遠遠不夠。我就奇怪,憲法上明明寫著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但在須經政府審核批準的限制下,公民的上述權利就是形同虛設。我雖然不贊成過去沒完沒了地搞運動整人和“四大”的方法,但也不得不承認,運動的方式對那些以權謀私的人是有震懾力的。既然憲法不允許搞多黨制,目前的中國政壇也沒有一個有實力的政黨能夠與共產黨分庭抗禮,那么總要給普通老百姓一個監督政府(官員)和反應自身問題的平臺。據我了解,現在老百姓向上反映問題的正規渠道有兩條,一是信訪(舉報),二是向法院起訴。但在實際生活中,99%的信訪是有去無回,向法院起訴貪官和行政不作為,更是老百姓眼里的癡人說夢。加上“六、四”的噩夢猶存,所以“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已經成為一種新的民風,以致一些影響世界的大事發生,在中國可以毫無反響。即使是涉及國家主權的事情,國民也是無動于衷。人心死了,這才是最可怕的事。
甄炎:你們說的情況都有存在,因此也都由一定道理。我考慮的問題是,社會穩定和社會民主是相互依存的矛盾的兩個方面。健康的民主能促進社會穩定;沒有民主或濫用民主都會造成社會動蕩,阻礙社會進步。推進健康的民主要有所為,有所不為:影響穩定大局的折騰不作為;對發展健康民主有利的事則要積極作為。如效仿發達國家的安全號制度,建立覆蓋全民的信用體系,這在已經具備完善的身份證制度的中國大陸來說,不是一件難事;推進各級層主要責任官員和大中型企事業法人代表(包括公營和私營)的財產公開和公示制度;建立和落實鼓勵舉報違法犯罪和提出合理化建議的制度;嚴格執行打擊造謠、污蔑、誹謗、陷害他人的制度。像香港政府那樣姑息一些有惡意背景的組織任意詆毀中央政府的做法是不可取的;打著民主的旗號,利用網絡的散布低級下流的侮辱性言論的也應在依據法律打擊之列。這些制度只是為發展健康民主提供必要的基礎條件,不會對社會直接穩定造成不利影響,因此應該大膽地盡早為之。同時要廣開言路,只要不是造謠、污蔑、誹謗等違反法律的言論都要認真聽取并積極回應。最后,對證據確鑿的腐敗分子要堅決打擊,決不手軟。說到各級政府對民情反映的態度,我與尤震有同感,就是在相當多的情況下,政府對民情的反應是不理不睬。
如,我們原單位遇到司法不公正的問題,曾向中央和各有關單位發出若干份申訴意見,均不見回音(檢察院系統要好些)。
又如,2009年5月我和幾位插隊同學回山西懷仁縣雁北農村插隊點訪問后,曾給當地縣委、縣政府寫過一封人民來信,提出改進農村工作的建議,兩年過去了,結果是石沉大海。
再如,去年10月份我的中學母校校慶,做為老校友我曾給時任校領導寫過一封人民來信,同樣提出工作建議。 不幸的是,這封信的命運與上封信是一樣的。
以上三個事例,讓我很有感觸:我們做為首都公民,寫信反映工作中的實際問題或提出工作建議,自認為是善意的、積極的,但居然連一封回復都收不到,何談研究解決問題。若是偏遠地區的普通百姓,他們反映的實際問題,要想引起政府及有關部門注意并解決,可以想象,那會是多么艱難的一件事!
1972年我作為一名普通基層商業職工,曾為國家只從農民中選拔工農兵大學生問題致信國務院文教組,希望能給其它行業職工上大學的機會。兩個月后我就得到回復(表示信已收到,會研究處理)。第二年,我所在的縣商業系統就得到了選拔推薦工農兵大學生的機會。40年后的今天,信息傳遞的條件已經有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政府和有關部門完全有能力把接收民情、體察民怨、解決民難、接受民監的工作做得更好,但實踐是如此地不如人意。問題的關鍵,是執政者要有一個以民為本、認真負責的工作態度。
共產黨取得全國政權前的1945年,毛澤東在延安回答黃炎培中國政治如何跳出“人亡政息”的周期率時說,“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現在是各級行政機構認真實踐毛澤東這段話的時候了。只有深入了解民情、體察民意、回應民聲、解決民難,我們才能真正實現社會的穩定和發展。再過幾天,歷史將步入的2011年。我們將迎來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和辛亥革命100周年紀念日。在這個里程碑的年代里,我們應該對中國的發展前途深刻反思,提出新中國同齡人的政治見解,承擔新中國同齡人的社會責任。
第二十一日。2011年1月2日。議題:怎樣評價臺灣的政治變革對大陸的影響。
左強:今天是新年伊始,討論臺灣問題很有意義。從上個世紀90年代開始,臺灣的政治信息越來越受到大陸老百姓的關心。據我所知,國民黨退守臺灣之后,戒嚴長達38年,只鼓勵發展經濟,人民毫無民主權利,臺灣島上萬馬齊喑。1975年蔣介石去世后,蔣經國雖仍任“行政院長”,但已羽翼豐滿,牢牢掌握實權,代總統嚴家淦有名無實。1978年5月20日蔣經國就任“總統”。在上任的最初幾年里,蔣經國仍延續其父的做法搞“威權政治”,是公認的臺灣“政治強人”。1984年10月15日,江南因撰寫《蔣經國傳》在舊金山慘遭暗殺,美國聯邦調查局迅速偵破并披露,有臺灣情治人員介入江南命案,蔣經國次子蔣孝武難逃干系。江南事件使蔣經國、蔣孝武父子在國際輿論上身敗名裂,也使蔣經國傳位與子的計劃徹底破產。1985年年底,蔣經國公開宣布蔣家“不能也不會”參選下一任總統。此后的1986年3月,蔣經國下令成立“政治革新小組”,開始研究政治體制改革問題。當年9月,蔣經國表示將要解除實行38年的解嚴令,并開放黨禁和報禁。9月28日那些多年來爭取民主權利的人士在臺北圓山飯店集會,宣布成立民主進步黨。據說,國民黨大佬、“國策顧問”沈昌煥曾提醒蔣經國:“這樣做,國民黨將來可能失去政權的!”蔣經國卻淡淡地回答:“世上沒有永遠的執政黨!”1988年初蔣經國去世,被某一媒體評價為,“完成了由獨夫到偉人的跨越。”蔣經國逝世當天,李登輝繼任“總統”,旋即出任國民黨代理主席。李登輝祖籍福建永定,出生于臺灣臺北縣三芝鄉,在其擔任臺灣地區領導人期間(1988年-2000年),為了與舊國民黨勢力抗衡而吸納地方派系為政治班底,造成了地方黑道與民間工商力量的中央化,并最終導致以陳水扁為代表的臺獨勢力上臺。臺灣國民黨經過8年在野的臥薪嘗膽,巧妙利用打通與大陸關系的機會和馬英九的人格魅力,于2008年重掌臺灣政權。臺灣和大陸的關系,得以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迅速發展。特別是最近兩年前臺灣總統陳水扁弊案的被揭發和地方選舉戰的風氣云涌,讓大陸老百姓感到很新奇,成為大家茶余飯后的重要談資。
尤震:老左對臺灣時政的研究,令人佩服。我認為大陸老百姓對臺灣政局的關心,其深層原因是對自由政體的渴望。大家津津樂道的是臺灣的政治透明度,貪污受賄行為在臺灣難以藏身,脫離群眾、以勢壓人的政黨及政客必遭人民唾棄。國民黨和民進黨的輪番上臺、下臺,都說明了這個道理。這對大陸的政治體制改革,是一個很好的促進。
關偉:老尤說的也不盡然。我認為,大陸老百姓之所以關心臺灣政局,主要是期望臺灣和大陸能盡快地實現和平統一。這是中華民族的頭等大事。至于臺灣的政權更替、政黨攻訐,很多群眾并不欣賞,認為不過是一些鬧劇,對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利少弊多。
甄炎:我以為臺灣政局的變化,至少應給我們六點啟示,一是兩蔣統治時期的臺灣并無民主可言,其慣用的暗殺手段(對付政敵),以及老蔣去世時萬民長跪街頭的場景,使人感到即使被西方攻擊的共產黨集權政治也自嘆弗如。但就是這樣一個父傳子、家天下的封建資本主義體制,卻創造了經濟起飛的奇跡。究其原因有諸多方面:如蔣氏從大陸帶了大量黃金、外匯到臺灣奠定經濟基礎,以及美國通過韓戰、越戰對臺灣經濟的扶持等等,但是市場經濟體制的影響,應該是臺灣經濟快速發展的最主要因素;二是對民主的追求應從正反兩個反面認識。人民群眾是歡迎民主政治的,因為從中可以享受到平等和自由,可以選擇自己喜歡的領導人并加以有效監督。但追求民主應該與經濟發展水平和社會文明程度相適應,否則不僅達不到民主進步的目標,反而會由于黑金政治效應,造成民主的退步。最典型的例證是扁家的兒子深陷扁家弊案,卻高票當選為市議員,這是對臺灣民主政治的最大諷刺。于此同時,由于兩黨長期相互攻訐、掣肘,致使臺灣經濟在四小龍中的地位明顯下降,也讓人們不得不重新考慮單純追求民主的代價;三是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為目標,經濟互助為手段,應該是兩岸政界共同的明智選擇,也是符合中華民族之根本利益的;四是馬英九現象的啟示。馬英九出身于國民黨資深干部家庭(有人稱為臺灣太子黨),接受過西方高等教育,作為蔣經國后期精心培育的幕僚,馬英九知識廣泛、至誠至拙、恪盡職守、弘毅果斷,且廉潔奉公、謙虛謹慎,被蔣譽為沒有缺點的年輕人。更為難得的是,馬的妻子也同樣具有高尚品德。國民黨正是借助馬英九的人格魅力,才重新奪回了失去8年的臺灣政權。這對于在大陸聲名狼藉、在臺灣積怨甚多的國民黨實在是一件難以想象的事。但它說明即使是歷史上乏善可陳的獨裁政黨,只要立志改革圖新,且有優秀代表人物出現,仍然會得到多數人民的擁護。說到底中國人民是偉大的、寬容的;五是大陸當局應該以全方位的豁達姿態關注臺灣的政治變局,并從中吸取經驗和教訓,把大陸的改革開放事業不斷地推向前進;六是無論是民進黨還是國民黨,在將臺灣長期游離于祖國大家庭的企圖方面,是一致的。這是中國傳統文化中“寧為雞首,不為牛后”思維方式使然。因此,臺灣當局變換各種手法謀求實際上的獨立,是懸在兩岸中國人頭上的一把利劍,絕不可掉以輕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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