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超越利益集團》一書中簡單講述了西方陪審團制度的起源。司法的一個重要原則就是公正，陪審團制度目的就是為了公正。就起源來說，陪審團制度出現之前，歐洲很多地方流行“神判”。什么叫“神判”？比方說懷疑某人偷東西，又沒有證據，怎么辦？找一塊燒紅的烙鐵，讓嫌疑人用手抓，然后包起來，過幾天看傷痕的情況，決定此人是否有罪。陪審團制度就是源于這種“神判”。它們具有幾個共同點：一、公開性。都有很多人圍觀審理過程，不是某人或某幾個人單獨決定，至少也有當事人雙方；二、程序正義。“神判”的過程有嚴格的程序，并有專人負責程序，公開性也是為了監督程序。三、追求公正。“神判”對于公正的要求，建立在有一個“神”超越所有人的利益而客觀公正的基礎上。以“神”的啟示做出的裁決，對于所有人都是公正的。這一做法頗為類似中國遠古時期的甲骨文，用火燒灼會出現裂紋，人們根據裂紋來做決定。現代社會還有人經常說“天譴”之類，就是這種古代“神判”的遺留。
隨著文明的發展，人們漸漸知道“神判”并不可靠，還得靠人。西方的陪審團制度就是用人代替了神。其實，這種傾向在哪里都一樣。在司法活動中用人代替神，同時追求公正，在中國的出現比英國的陪審團制度更早，只不過方式不同。英國陪審團制度一出現就開始遇到問題。比方說，“神判”時的開放性、公眾圍觀是自發的，尤其是通奸之類的罪行進行“神判”時，歐洲沒文化的民眾圍觀的積極性更高。一般案件，當事人雙方加權威人士就行了。但是，陪審團制度既不可能無限制地讓陪審團人員數量龐大，又要保證陪審團的存在，如何組成陪審團就成為一個很微妙的事情。
為了防止金錢的影響，陪審成為公民的義務，也就是說，“神判”時代大家的自愿圍觀，到了陪審團制度就變成必須圍觀，不圍觀不行。事實上，很多人并不愿擔任陪審團成員，耽誤時間，耽誤自己謀生。因此，現在有些地方也給陪審員發一些補助。這個問題實際上很微妙，錢多錢少，就會關系到陪審團成員的態度。對于誰能當陪審員，也很復雜。英國在南宋時期出現的《大憲章》規定，對于貴族的審判，陪審團應由貴族組成。這是一個典型的不公正，因為貴族陪審團與貴族被告在大的利益上是一致的。這一不公正在西方延續了很長時間，比方說美國歷史上對黑人的審判，很長時間里，陪審團成員都是白人。直到辛普森殺妻案審理時，這個話題還被人提及。在這次邁克爾-杰克遜私人醫生莫里的審判中，陪審團成員的資格問題，依然受到高度重視。
媒體報道說，美國在形成這個陪審團的過程上就花了很多時間。從480名候選人中進行挑選。這480名候選人并不是自己報名，而是有資格限制的，比方說年齡、教育程度、穩定職業、平時表現、健康狀況等，一般來說，就是中國人概念中的良民。每一個候選者都要填寫一份長達23頁、列有117個問題的問卷，問題主要涉及他們是否有使用處方藥的經歷以及是否與醫生、名人、新聞媒體和執法部門打過交道。然后挑出84人，控辯雙方的律師與他們進行對話，根據問話結果并結合他們的背景做出取舍。據報道，在這個過程中，有10人以影響個人生活為由而退出。最終確定了7男5女。
這么復雜的程序，主要是為了排除陪審團成員可能的利益關聯甚至傾向性。包括他們對醫生是否有偏見，對鎮靜劑是否有傾向性的陳見，對于名人是否過分崇拜或仇視，對于執法部門是否有偏見等等。由此我們看到在西方政治或法律中同樣存在的對于“超越利益集團”的要求。但西方法律中對于“超利益”的要求本質是，控辯雙方作為最強大的利益對抗，各自主動表現，超利益者只是被動的圍觀，而法官只是維護程序公正。最終的結果呢？能否產生辛普森案的荒謬結果？不好說。
在這個過程中，媒體的作用尤其重要。被告莫里醫生的律師曾經要求限制陪審員的人身自由，以免他們受到外界輿論的影響，法官沒有同意。但法官還是要求陪審員遵守一項規定：不能在微博和博客上公布有關此案的消息，不能在網上調研，審判結束3個月內不能利用自己的身份獲得任何資料來謀利。這里有幾層解讀。首先，作為陪審團成員，其實也是可以謀利的，比方說接受采訪時收費，那么，當媒體給出的費用足夠誘人的時候，會不會改變陪審員的判斷？美國法官以“審判結束3個月內”的時間限制，避免了這種可能的狀況，但是，我們必須意識到，媒體加上金錢，是完全可能影響客觀公正的，媒體絕不是天生就客觀公正，媒體并沒有天然的客觀公正的光環。中國的媒體人也不能在這個問題上自作多情，時刻標榜自己就是客觀公正的化身。
其次，媒體或其他機構用金錢影響陪審團的客觀公正借助法官的規定只是“可能”會避免，因為，如果暗地里有人收買陪審員沒有被發現，法官的規定也沒用。這也正是莫里醫生的辯護律師要求將陪審員“封閉”起來的原因。當一個社會主張個人主義，人人都以自私自利為第一原則的時候，辯護律師的這一要求很正常。但法官知道這不可能，所以否決了“封閉”要求。由此我們也能看到，客觀公正相當大程度還是掌握在某些個人的手里，法官接受提議或否決，并沒有法律條文的明確規定。因此，我們也不該對制度過于迷信，關鍵問題上，還在于人，還是人治。
第三，即便排除了利益上的直接勾連，媒體所造成的輿論環境也會對客觀公正產生巨大的間接影響，比方說，媒體輿論如果都同情邁克爾-杰克遜，陪審團成員受媒體輿論的影響，很可能傾向于做出不利于莫里醫生的判決。這種狀態在媒體私營化的氛圍中很可能出現。媒體私營化簡單說就是媒體掌握在資本手里，或者掌握在像默多克那樣的個別媒體壟斷者手中，如同英國大選一樣，默多克喜歡哪個候選人，就可以讓自己的媒體全力支持，從而影響選舉結果，如果媒體老板喜歡或痛恨邁克爾-杰克遜，也可能發動輿論攻勢，達到影響陪審團的目的。
所以，西方政治和法律的確存在對于客觀公正的要求，為了達到這一要求，他們也在細節上做出種種“超越利益”、“超越利益集團”的努力和制度規定。但是，盡管他們制度繁瑣且耗費很大，依然難以真正做到“超越利益集團”，只剩下程序正義這一最后的遮羞布。陪審團制度在歐美的適用范圍越來越小，也是此種方式效用有限的證明。在西方政治和法律的這一困境中，媒體是當代西方最大的問題之一。莫里醫生審判案顯示出西方社會自己對于媒體已經有高度的不信任和懷疑。前不久我寫過文章指出，任何案件的當事人同媒體的接觸，中國的法律都應該有相應的規定和限制，不能把媒體變成放大某一種利益的工具。那么，中國古代政府是怎么做的？中國古代政府如何做到“超越利益集團”？這里不詳述了，大家看書以后自己找答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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