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上有個人寫道:看了30年代肅反,毛骨悚然。不知道是不是位右派朋友,如果是,直到今天才知道這把令共產黨非常難堪的利刃,實屬瀆職。有靠左的朋友轉發批評,或曰有汪蔣的寧可錯殺一千政策在前,是為比爛;或曰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云云,是為偉人氣魄,歷史大視角看問題。然對于右派來說,恐難服人,尤其是后者,他們歷來主張先有個人后有集體,犧牲個體的集體是無意義的。因此,這樣的對轟恐怕還是最終歸于無用,右者自右,左左者自左。
我想的卻是,世界上究竟有沒有一種東西叫純粹?
我向來以為,(真)黨員、(真)馬列主義者、(真)毛主義者應該比右派更加翔實、真切地了解這些不光彩的歷史,譬如蘇區肅反、延安整風里的部分錯殺、3年自然災害時期的死人慘劇、文革時期的冤案和武斗等,而絕不應該等著右派來給我們上課。不了解,去辯解,只能是張口胡說,或是空喊口號,被釣魚貶損智商事小,為辯解而辯解,乃至不知不覺間放棄了基本原則才最要命。譬如,一味辯護3年時期沒死人,豈不是在為主政的XX、吳芝圃、李井泉之流辯護;文革時期,群眾沒有表達自我表達的經驗,有過激的行動,有過一些無意義的武斗,持人民史觀的人自然不能因此而動搖,相信精英那套“開民智”、“法治代替人治”、“權力制衡”、“反對民粹”、“多數人的暴政”說辭,要體諒自己身為其一員的人民群眾。但如果見文革二字必辯護,豈不是說,連造反派被當局鎮壓、武漢軍隊鎮壓群眾也要在含混中被忽略掉?……
但凡信仰,書本上讀來,理論上想來,大概都是無比純粹的。佛教曰:眾生平等,這簡直是共產主義境界了;右派自由主義理想,所有人都個體自由,加合起來形成一個美好社會,這簡直又是和諧社會了。共產黨人,崇高理想是共產主義,現實理想,上層不斷徘徊,但始終還是集體主義信念,人人為我、我為人人。
但合上書本、到社會里呼吸空氣時書生總會郁悶地發現,世上并不那么純粹。此處并非是說世界的骯臟不如意,令人不滿于現狀。理想本就是個與現實相對立的概念,是尚未實現的現實,用它去打量世界,誰會完全滿足?某些右派自以為天下唯我求真,唯我愛美,唯我反政府反現狀,就總覺得左邊的必是朝廷鷹犬,人格低劣,只好讓他們自我沉醉去,而真正的左翼分子,只好另找渠道去抒發不滿。現狀不如意,便是書生也應該有所心理準備,但另一個不如意,恐怕就是斗爭之路的泥濘不如意,而這不如意,首要就是自身隊伍的內斗,一句話,隊伍不純粹。
一句話問題,一句話回答:共產黨有沒有投機分子?國民黨有沒有事實上、思想上的共黨同路人?答案必然是有。追問:既然有誤殺,既然你中有我,何必苦斗不休?答曰:要看主流,哲學語言,看矛盾的主要方面。主席28年與賀子珍結婚,楊開慧烈士31年才犧牲,這真是主席自己所說的:開慧之死,百身莫贖,任何辯解都是蒼白的,當初的不朽詩句“汽笛一聲腸已斷,從此天涯孤旅”此刻也只能化作“我失驕楊君失柳”的且傲且悔。但,毛蔣之爭絕對不是由這些決定的,甚至也不是由什么才華和胸懷決定的,決定勝負的,是人民心中的一桿秤,是老鄉用推送軍糧的腳底板投票把代表紳士、代表四大家族的老蔣投走的。主席的才華和胸懷也是在人民的汪洋大海中鍛煉搏擊出來的,老蔣卻不會懂得這個道理。兩條路線,不容混淆。
回到沉重的話題,馬列主義者如何看待自己政黨里曾發生過的難堪錯誤。譬如,30年代的蘇區肅反。張國燾命人把許繼慎捆在馬后面拖行,逼問口供,最終處決;徐向前的第一任妻子程訓宣也被張親自下令處死,徐大元帥愣是一聲不吭,躲過一劫;不要以為許世友是個大老粗,據其回憶,那時他只管打仗,不問政治,所以政委換了好幾撥,他卻沒事,市儈眼里,這大概就是聰明吧。即便是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后,張國燾依舊敢于置中央命令于不顧,在小樹林里勒死曾中立同志。此外還有賀龍的副手段德昌,當然還有“我失驕楊君失柳”里面的柳直荀烈士。
這些人,我們不去同情,誰去同情,指望自由主義者嗎?人死了,只剩下個抽象的人字,他們自然愿意四處搜刮,佐證自己抽象的人性觀,試想沒死呢?他們所著意者,離間攻擊,動搖信念而已。
如何同情,削弱上層權力,搞軍閥式的割據山頭?蔣介石很頭痛某些軍閥卻又無可奈何,往往在攻滅之前要忍耐一番,例如,很煩貴州小軍閥王家烈、四川軍閥劉湘,卻還要等到紅軍長征才能借機拔掉,是不是有了這套紅軍就能彼此制約,上層不經意出現左傾狂徒時不至于隨意殺人?笑話,紅軍為了什么,不就是為了打倒列強除軍閥么?那么,搞清黨,純粹共產黨人的隊伍?這是個貌似很徹底,實則很小資的想法,因為搞肅反的那幫人就是這么想的,所謂“純粹”的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他們就是自以為最純粹,脫離實際,對意見不同者,不是認為軍閥山頭主義,就是認為屬于階級異己。可笑的是,他們采取的,反而是最軍閥的割腦袋肉體消滅策略。《太陽照在桑干河上》里,滿腦子小資思想的文采被批不夠群眾化時,反應卻是“拿起來一本《北方文化》,冷靜的說道:農民么,農民本來就落后,他們除了一點眼前的利益以外,就不會感到什么興趣。這得慢慢的來,先搞通思想;想一下子就轟轟烈烈,那是不能的,那只是小資產階級的思想。”只要小資被公認為缺點,小資就是絕不會自己主動承認的,替換別的名詞亦然。
回顧一下兩個最著名、下手最狠的肅反執行者,張國燾和夏曦。二人都是標準的知識分子,夏曦曾和毛澤東在湖南并肩戰斗,張國燾則是北大才子,五四運動中的一名積極分子,中共一大代表。就是這樣的人,卻在面臨外部壓力時做出了最糟糕的內部選擇,對所謂的AB團分子一律實施肉體消滅政策,賀龍所言:(夏曦)的肅反殺人,到了瘋狂的地步,至于張國燾,不再贅述。然而,二人并不是某些人想當然中的權力狂、嗜殺分子,而是在當時,確實有特務混進紅軍,紅軍隊伍里魚龍混雜,確實有舊軍隊遺風在頑固堅持,甚至連農民子弟也未必都達到了覺悟要求。曾有一名異己分子簒取某縣領導職位,有同志與其斗爭,竟然連老母及幼子被一起活埋。真相黨聞知此事,必然又是躍躍欲試。但這個異己分子與張、夏二人并不能比擬,甚至可以說,張、夏和其他一些人恰恰是為了杜絕這樣的現象而走向偏執道路的。當時,曾有整編制的紅軍在特務和叛變軍官的挾裹下投降國民黨。外有白色恐怖和圍剿,內有各種隱患,對實際社會缺乏了解的書生領導才選擇了意氣用事,大肆開殺。被冤殺的人很多,但并不是說,所有被殺的都是冤枉的。事實上,張國燾領導下的第四方面軍在實力上是有所壯大的(這可能也是其樹立起威信,從而使肅反政策進一步實施的悲劇原因),如若肅反全是冤殺,這是不可想象的。
幾年后的延安,主要針對王明,其次也是對已經叛降的張國燾清算錯誤,歷史再次走了點小偏差,出現了擴大化(澄清一下,那個王實味是此時被抓的,但是在1947年一次倉促轉移中被秘密處決的),已經有過教訓的共產黨人及時清醒,把軌道扳了回來,限定:懲前毖后,治病救人。
毛主席說過:共產主義社會有沒有矛盾,我看照樣有。政治課本上說:時時有矛盾,處處有矛盾,可惜,這句話大部分時候和敲門磚被一起扔掉了。造成的現象是:書讀得越多往往越和社會脫節,厭煩社會,向往純粹的社會,而問題是,自己又不去投身于社會,嫌這個醬缸臟,寧愿沉浸在自己的幻想里,“和古人對話”,“保持精神和靈魂的獨立”。
1943年,在《毛主席在劉少奇給續范亭信上的批語》中,針對劉少奇所說:何謂人生? 所謂人生,應該也是和一切物質的屬性一樣,即是人這種東西的屬性,毛主席批評道:應從分析社會關系出發,不應從哲學定義出發。針對劉少奇所說:人與其他動物最基本的區別,就在于人是有思想的,毛主席批評道:最基本區別是人的社會性,人是制造工具的動物,人是從事社會生產的動物,人是階級斗爭的動物(一定歷史時期),一句話,人是社會的動物,不是有無思想。一切動物都有精神現象,高等動物有感情,記憶,還有推理能力,人不過有高級精神現象,故不是最基本特征。這些都深刻反映出二人在世界觀上的差別,在劉少奇還在像小資一樣留戀于人是有思想的這一流俗觀點時,毛主席指出,人的本質是社會性。
沒有社會,人就不成其人。社會學里對于社會化的一個定義:人類學習成為社會一員的過程。階級出身雖然對階級立場起著很大的塑造作用,但卻不能完全決定,這是因為,社會并不是純粹的,“六億神州盡舜堯”,這只是一種文學浪漫,并非是說當時的社會在覺悟上真得可以比肩共產主義,事實上,官僚主義、資本主義是不停地在自我滋生的,貧民子弟落在墮落氛圍里不自覺,仍然可以在思想上成為官僚的奴才、學閥的信徒,厭棄自己的出身階級。但這并不是說,人的階級屬性是可以自由選擇的,沒有相應的環境影響,這種轉變是絕不可能發生的。
社會不是純粹的,政黨、群體在形式上做到了純粹——最起碼一點,黨員總是要宣誓忠于共產主義的吧?所謂團結就是力量,軍民團結如一人,正是其中的目標。但在實際上,政黨也是社會組成的反應,并不能完全做到純粹。早期共產黨也有叛徒,向忠發、顧順章等,也有舊軍閥,賀龍元帥不就是?還有土匪:井岡山的原始主人王佐、袁文才,而在思想上,也有扛槍吃兵餉的,有投機的,有不那么進步的。魯迅一生筆調深沉,透著悲觀的人生觀,原因在于戰士往往既無人喝彩,也無人反對,言語落于荒野,墮入寂寞。這是對于不覺悟庸眾的無奈。而在參加實際斗爭的紅軍內部,除了這種傾向之外,還有來自特務、動搖分子的直接威脅,這些是實實在在的矛盾,如何解決?歷史總有其遺憾,有些人選擇的是“純粹”。
要改造社會,總要接觸、面對社會,而不是強行命令,社會自然不是頭牛,強按也按不下去的。當初如果不肅反,或者準確地說,不像那樣去搞,應該怎么辦?這樣想下去,歷史再次虛無了,事實上,肅反恐怕不能不搞,否則紅軍恐怕都難以繼續存在。問題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紅軍大部是好的還是壞的,內部的各種思想傾向是否危及了整體的存在。叛降者、破壞者恐怕不得不殺,高官危害尤大,可能更是如此;而對于表現在言語上的牢騷甚至是罵娘,是不是一種危害,這個問題就需要歷史具體人物的判斷了,越脫離群眾、脫離基層者越容易把基層看做危險的來源,這是肯定的。
另一種純粹:
自由主義者可能要問一句話:別那么多廢話,到底能不能杜絕冤殺,甚至是能不能不殺。首先,不殺是絕對不可能的,自由主義者可以自己意淫,但以階級斗爭立本的共產黨如果不殺軍閥、土豪、混入內部的異己分子,那也就不是共產黨了,號稱珍惜每一個生命的人大可以向古往今來每一個死去的靈魂去拜祭,不過幾十億人而已,不過有的愛你有的恨不得殺你而已。
那么,能不能完全避免冤殺?恐怕還是不能。可以舉個反面的例子,國民黨處死的人里面沒有死忠果粉、死忠三民主義者嗎?我想肯定是有的,甚至極端些說,恐怕還有中共臥底殺了國民黨忠臣呢,就像《潛伏》里面余則成險些通過官方途徑干掉李涯一樣。共產黨不是個抽象的名詞,不僅僅是幾句白紙黑字的綱領,它是由人組成的,這些人有的信馬列主義,有的不信,有的這樣理解,有的那樣理解,它只能說盡力警惕左傾冒進,但不可能完全杜絕。而這個過程中,也許右傾投降又會冒頭,同樣斷送革命,如果,隱藏分子此時發力,人頭還是要掉不少。希望制定一個明文黨章,然后所有的人就都能做出一致的理解,不分歧,不左不右,沒有沖突,更沒有彼此間的激烈沖突,從而——達到自由主義者憧憬的夢境——個體沒有一個犧牲,沒有一個冤死,這是另一種純粹,一種更加飄渺的純粹。矛盾是客觀存在的,尖銳的時候斗爭必然是你死我活的,此時生存的方式就是消滅敵人,保存自己,就是己所不欲,必施于敵。指望所謂的綱領得到一致性解釋(頗有些社會契約的味道),從而消滅矛盾,這是無稽之談。當然,并不是說,所有的矛盾一定會發展成為敵我矛盾,事實上,肅反冤殺中很多并不是敵我矛盾,但這并不代表說,根本沒有敵我矛盾。而有敵我矛盾,它又絕不可能把字寫在臉上給人看,一定是要偽裝的,這就是有人幻想“純粹”的現實基礎,因為他真得認為周圍環境是純粹的——雖然那只是表象。
回到文革話題,右派推崇的一個人物是遇羅克,有人認為他是由于撰文批評血統論而遇害的,但也有說法認為是因為他攜帶手榴彈不能解釋用途,被認定是試圖謀殺毛主席。“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是臭名昭著的“聯動”等高干紅衛兵組織提出的口號,很早就遭到了批判,“聯動”被宣布為反動組織,血統論遭批判,紅衛兵最終也失去了信任,宋任窮的那個女兒不是跑到國外倒苦水去了嗎?可笑的是,某些人提起紅衛兵咬牙切齒,對于這些當年的頭頭卻格外開恩。如果遇羅克真是因為批判血統論而被槍斃,毫無疑問,是冤殺(我看過那篇文章,不錯)。但是否這就意味著文革不應該發動呢?恰恰相反,建國已經17年了,社會的官僚意識、貴族意識仍然這么強烈,不但喊出那樣反動的口號,甚至倒打一耙,殺害正確意見者,不正說明社會蘊含著風險,共產黨有步國民黨后塵的危險,人民群眾仍舊習慣不發一聲嗎?這場運動是應該的,同時也是不可能純粹的,因為它說的很清楚,要打倒的是走資產階級道路的當權派。當權派是容易被打到的嗎?新上來的造反派就一定靠得住嗎?不一定,但是并不是說造反派失敗了就證明了當權派的正確,事實是,某位老干部對文革的評價:救了共產黨,毀了老干部。老干部不像后來粉飾地那么高明,甚至還渾水摸魚。各種勢力的角逐,造成十年間局勢是有些混亂的,走資派大概誤傷過同黨,造反派又分偽裝和真實,同樣也胡亂造過反,也有善良的群眾不懂不明白,誤傷了別人,或是自己受了委屈。但是,如果那場運動沒有把社會攪渾,人民群眾會像沉淀的泥沙一樣,更早地沉到社會底部。
前幾日,看見蕭瀚和吳法天微博吵架,吳法天被某些人認為是左,頗有喜感。二人哪里是什么左右的區別,明明都是右,無非一個主張“理性”、“客觀”,一個主張“惡法”盡可懷疑,對惡人必須斗爭。或許可以說,蕭瀚更右,似乎更極端,但他主張不妥協、對丑惡進行斗爭的說法倒是值得欣賞的,雖然這只是個手段。世上沒有純粹,理性、客觀只在相對純粹的同道人中或可嘗試一二,在大鳴大放中,根本不可能。人們所能做的,是保持一顆謙遜的心,愿意承認自己的錯誤,但在沒有發覺自己錯誤的時候,勇于堅持到底。所謂斗爭中達到統一,就是這個道理吧。這個過程中,人人皆可能受傷害,被敵人、對手,甚至是被同志。
怕殺頭,就不要革命——也許還有被自己人殺頭的可能性。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
聽說上海是個染缸,誰跌進去誰就會被染黑,我倒想看看,是它把我陳毅染黑,還是我陳毅把上海染成一個紅彤彤的新上海
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毛希望鄧做個文革三七開的結論,此時的鄧可能猜到了底線,做了巧妙的推辭——他真的這么純粹,沒有自己的意見?
捏一個你,捏一個我,我中有你,你中也有我。我們親親熱熱,拍拍握握,拍拍握握,親親熱熱……我們是同胞兄弟——子曰樂隊《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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