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這是２００７年早些時候的舊文，從當時一則新聞談起。對于知識分子在階級社會中的角色和地位提出了他們這個群體，和工人階級之間的關系。這里談到的知識分子，并不是一般理解的單純的“做學問”的人。因為階級社會里，從來就沒有單純“做學問”的人，所謂的“做學問”，更現實的講是一種社會活動，這種社會活動和所有的社會活動一樣，必然的帶有階級性。超階級的“做學問”是不存在的。就如同我們之前討論小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之間關系一樣，小資產階級是附庸與資產階級，并直接協助資產階級對工人階級進行剝削和壓迫的執行者，因此在階級斗爭中，小資產階級被工人階級理所當然的認為屬于敵人，只不過這個敵人是可以被爭取和相對較容易利用的。

　　正文：

　　有些人自豪了。中國副部級以上官員中，有57名來自北大的畢業生。于是中國名牌搞笑的名牌更N了。

　　我想起著名叛逃者副教授焦國標。他當年在北大教授的那些學生中，有多少成為了中國的“副部級”？或許沒有。或許很多。誰知道呢。

　　北大是什么玩藝？蔡元培搞出來的北大是個什么玩藝？在人民陷于水深火熱的年代，這些象牙塔里高談闊論的學子，是啥玩藝？

　　是精英主義的玩藝。是頭顱高過老百姓的玩藝。是輕蔑的俯視人民，自得的出賣靈魂的玩藝。或許北大是其中最NB的玩藝。這種NB在今天更是得到證明。57名來自北大的畢業生是這個政府的副部級。如果這個數據是真實的，那么這個歷史證據太NB了。一個學校在這個政府出了57個副部級，這個學校和這個政府之間的關系可見一斑。真的太說明問題了。

　　我相信，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發達，知識份子這一個被標榜為“精英”的群體，跟資產階級之間的聯系逐漸走向一體。獲得知識的特權，注定了這個群體對特權的理解和愛好成為骨子里的味道。由于這種因為知識特權而養成的“高貴”，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斗爭中，必然的傾向擁有共同氣味的資產階級“高貴”。也就是說，資本主義占統治地位時期的階級斗爭中的知識份子，其主體對無產階級革命是仇視的。也許我們可以把知識份子當做一個小階級。這個小階級在階級社會中的存在特征，就是社會地位和權利高于工農群眾，高于社會貧困的無產階級。這一點在無產階級的主流認識上，是確定的。知識份子這個小階級不屬于人民。而是高貴于人民的人。

　　知識份子還有個特征。那就是知識的自私性。這個知識份子階級，往往從骨子里的認定自己所掌握的知識獨屬于自己，而不是屬于人民。所以他們的知識被當做他們的私有財富。所以他們會得到資產階級的認同和接納，成為資產階級中的一份子。所以資產階級的法律中，特別的為他們的財富確定了利益所有權。這就是知識產權。比如說專利。這不是屬于人民的知識權利。而是專屬于個別人的知識權利。用他們專屬的知識權利獲得高于人民的社會財富和地位。這就是知識上的資產階級。或者說知識產權上的資產階級。這種資產階級是極端反動的。他們對人民一貫的堅持仇視和蔑視。哪怕是淪落到他的階級邊緣甚至無產階級中，他們也是寧可做孔乙己，而不愿穿上短衫跟人民稱兄道弟。

　　我們看到，在知識份子這個小階級中，他們的行為和價值標準，是如此的等級森嚴。比如名校，比如文憑。北京大學一定NB于云南大學，清華大學一定高貴于廣西工學院。博士生一定可以抬著頭俯視本科生，博導也堂而皇之當上博士生的老板，剝削學生的知識產權。焦國標舔起美國佬的屁股時，也一定充滿了真誠的自豪感。這個小階級的特性決定了他們對他們高貴的“價值”標準之外的一切嗤之以鼻，打碎得毫不憐惜。屬于人民特征的質樸道德在他們看來，那不過是被愚弄現象，可以允許存在，但決不至于令他們遵守。或者能找到需要在他們“高貴的文化”標準之外遵守的，就只有更赤裸的物質利益標準了。

　　為了不至于被“打擊面太廣”的標簽掩飾，我必須將知識份子階級的私有制本性敘述出來。以知識產權做為私有制組成部分的社會，正是知識份子融合于資產階級的社會。在資本主義的框架下，知識份子不是一個階級，而是資產階級的一個組成部分。是資本家天然要接納的階級成員。

　　知識份子這個資產階級成員，是資本主義制度極為重要和有力的支持者。也是對抗無產階級最為賣力的先鋒官。利用掌握的知識向無產階級革命進攻，向無產階級權利挑戰，這不是知識份子成了資本家的打手，他們其實是一家的，是一體的。你永遠不能把比爾·蓋子分割為資本家和知識份子兩重身份。因為他就是一個完整的人。在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不僅資本家自身繁衍出知識份子，也同時在知識份子中繁衍著資本家。他們互相依存，相互擁有。他們之間的關系已經超越了封建社會的君臣關系。而成為本質統一的私有制的利益共同體。

　　如果說廣西工學院出了57名副部級，估計這是個惡搞的笑話。如果說廣西工學院出了57名科級，估計會成為類似北大57名副部級一樣的品牌效果。如果說副部級中有57名碩士，那么這不是新聞。如果說正科級中沒有人是碩士，那就是新聞了。知識份子的知識權利與政治的如此掛鉤，或者說與資本政治的如此掛鉤，這從現象上就決定了知識份子這個小階級，不是與人民同一立場的。

　　丟掉對知識份子的幻想吧。在資本政治的背景下，老百姓對知識份子的“尊敬”，就如同對資本家的“尊敬”一樣，不帶有任何的階級認同感。如果資本家不能夠放棄自身的階級立場，背叛自身的階級，那么他就必然是無產階級的敵人。是與無產階級敵對的關系。同樣對知識份子，如果他不背叛他的階級，不放棄他自身所處的階級立場，那么他必然是無產階級的敵人，而且因為長久以來革命者對這個小階級的錯誤認識，而導致這部分的敵人比直面于我們敵對立場的資本家，更惡毒，更危險。

　　后續補充：

　　首先有個問題提出來大家思考。知識是不是生產資料？

　　如果說知識不是生產資料，我們如何看待拖拉機取代鐵犁？機器取代人工？馬克思理論有關的定義為：勞動者進行生產時所需要使用的資源或工具。一般可包括土地、廠房、機器設備、工具、原料等等。生產資料是生產過程中的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的總和，它是任何社會進行物質生產所必備的物質條件。

　　顯然，知識，或者具體而言，用于生產的知識，是物質生產所必備的條件，這樣的結論是可以成立的。

　　因此，知識屬于生產資料，這點應該沒有問題。然后，在原始社會公有制向私有制時期發展，一直到私有制不斷發展的時期，知識是從公有逐步向私有轉化的過程。知識的私有和勞動生產對知識公有的需要形成了矛盾，并且這種矛盾在一定意義上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中國兩千年封建社會的歷史就是個典型的例子。當私有制最高階段產生的資產階級在一定存量的公有知識的基礎上，制定出“知識產權”保護相關法律法規后，知識私有也就從法律上得到了認可和保護。這個時候，由于公有知識的積累，以及知識私有的有序化，私有的知識對生產力發展的阻礙才有所緩解，并變得很不明顯起來。

　　私有制保護知識私有化的權利，但是并不等于說所有知識都被私有了。就如同有形物質的生產資料一樣，私有的概念不僅僅是指在法律意義上占有生產資料的“產權”，而是指在現實意義上對生產資料應用于生產過程所產生的利潤的控制權和所有權。比如中國的國有企業，在法律意義上，產權屬于國家，而國家在法律意義上屬于包括工人階級的全體人民。但真正決定國有企業或者說國有資產性質的，并不是法律意義上它們的產權，而是現實意義上對它們的控制權。這是資本主義發展的相對高級階段。

　　知識也正是如此。知識份子也正是如此。知識不屬于獨立的生產資料，而是依附在有形物質基礎上的生產資料的一部分，而且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現實意義上對知識擁有控制權的知識分子，和對有形物質的生產資料擁有控制權的資本家，是一樣的性質。唯一不同的是，在私有制相對落后階段，擁有有形物質的生產資料的資本家和掌握無形生產資料的知本家，具有更強大的力量。在私有制發展到相對先進的階段，資本家和知本家的力量對比將反轉。

　　但是，無論如何，既不擁有有形物質的生產資料控制權，又不掌握知識的控制權，工人階級始終處于被剝削和壓迫的社會角色。在私有制整個生產過程中，工人階級和資本家以及知本家之間始終處于敵對的關系中。在知識私有制發展尚不足夠的時期，工人階級或者無產階級和知本家之間的敵對還不是很強烈和明顯。但是當資本主義高度發展之后，知本家和工人階級之間的矛盾也就越來越明顯了。舉例說，如果我們認真去分析會發現，美國的ａｐｐｌｅ公司其實屬于知本家類型的公司。而富士康更偏向資本家類型的公司，ａｐｐｌｅ普遍情況下并不直接生產產品，但工人階級被ａｐｐｌｅ公司剝削的現實是毫無疑問的。

　　我們提出知識份子是階級敵人的討論，不是為了和知識分子那些具體的個人強調矛盾，就如同說，不管我們是否提出這樣的觀點，都不能改變知識分子在現實中的統治階級成員的社會角色。作為統治階級的成員，他們分享資本主義發展的成果，不僅是物質利益上，社會地位上也同樣。同時，不管我們是否提出這樣的觀點，對少數知識分子是否真實地背叛自己的階級，影響也不大。就如同小資產階級，如果連自己小資產階級對工人階級直接剝削和壓迫的現實都無能去面對，又怎么可能相信這是已經背叛了自己階級的革命的小資產階級呢？

　　關于知識分子，和知識私有的話題，以前或許有談，現在還在談，以后估計也還有人會談起。對此問題的討論，目前看得到的階段，還是有意義的。（來源：工人論壇 作者：石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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