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自由派最缺什么

《環球時報》資深編輯  王文

2011年5月

    這幾年連續做了幾次偏左的課題，經常反思自己的價值觀趨向，自己到底是“左派”還是“右派”，有時候也自稱是“中左”，但有時對于政治、經濟的看法也是偏“右”，過于自由化，對國內一些政治、經濟與社會之痛，更有切膚之痛，咬牙之恨。這種“恨”不壓于1999年在大學時貼“小字報”與中文系學生數輪大辯論時的激情。

    不過，隨著年齡增長，那股憤怒被慢慢消磨，就像那句話，如果你30歲之前不憤怒的話，你完了；如果30歲之后還憤怒的話，那么你也完了。我想，我的確是過了憤怒的年齡了。但這決不僅僅只是年齡所促，還在于本身對中國當下社會需要穩定的內在認同，更在于我對自己這些年在交往過程中遇到的一些改革派（或稱自由派、右翼）人士的一種懷疑與自發的失望。

     記憶中的第一次失望來自于一位10年前在某報辦過專門揭露社會負面、以批判見長的著名“周刊”的一位主編。那是我剛進媒體圈沒多久，在一次有諸多年輕媒體人與學生參與的沙龍，這位當時已經下臺的主編當然是我們席間媒體界“少男少女”的崇拜偶像，尤其是一位來自臺灣的漂亮小女生。主編高談闊論，小女生坐在其旁，投以仰慕的眼神。不一會兒，這位主編便開始偶爾拍拍女生的小手，搭搭小酥肩。再過一會兒，等大家不注意，牽著女生小手就坐到一旁去了。接著又帶著女生離開了餐廳。我無意以“此處省略多少字”來猜測他們后來的劇情，但當時這樣的情境對于我的沖擊是巨大的，這人怎么這樣呢？還處于憤怒期的我，應該與大多數人的想法一樣。

    第二次的印象比較深的失望來自于一次“普世價值”的研討沙龍。大概是2007年前后，當時的知識界這個話題非常熱門。那個會議聚集了幾乎國內大多數頂級的改革派人士。當時我見到一位很牛的新聞學教授，很敬仰地向他遞上名片，沒想他立刻回了一句：你們太國家主義，最終與政府＊＊＊同污合流。這樣的無禮待遇我不是第一次遇到。

    2008年，在華盛頓，同被美國國務院邀請的一個媒體人項目上，我遇到南方某家號稱要做中國最好報紙的評論編輯，他那里被圈內視為“自由派”大本營。我職業性地與他交換名牌，結果得來的第一句回應是：你們這個憤青報。惹得同在現場的他們報系同事非常尷尬，連忙代表他對我道歉，并轉對他說：我覺得你應該向王文道歉。至今我沒有得到他的道歉，不過他的名片我還是依然保存著。

    那位新聞學教授我在一年后在另一次內部研討會上又見到。當時是討論如何提升話語權問題，我發言的其中一個看法是，現在中國國家領導人動輒接受國外大媒體的專訪，應該把更多機會留給國內大媒體。這位教授還沒等我發言，就嚴辭反對，認為那樣的話，國內媒體“非得打起來不可”。我理解他的話外音應該是，這樣的專訪機會是不可能也不允許更不配給國內媒體的，國外媒體才有資格拿到。

    回到在那場“普世價值”的會，一位來自長三角一帶非常著名的教授上臺發言。第一句話就說，現在一些人不認為世界上有普世價值。我覺得太荒唐。我現在建議，在場不承認民主自由是普世價值的，請給我出去！！他幾近是以狂吼的聲音在發言，我坐在下面差點沒把剛喝得水噴出來。他這叫做民主自由嗎？

    另一次比較印象深的失望是在今年初的一次在中國某頂級大學的博士生沙龍討論會。主講嘉賓是國內幾乎是最有社會知名度的自由派學者，他講拆遷以及縣級法院改革。一位專長研究民主理論的該校博士生對他提出異議。討論很熱烈，基本被我視為是一場難得的思想大碰撞，結果當然是這位學者以激動的語調、高亢的嗓門、還有豐富的人生閱歷取得場面優勢和最后勝利。這也很正常，他的確是一位值得尊敬的、有淵博知識與經歷的學者，這些年也做了不少事。但沒想到的是，他把這次討論“縮寫”成三條百余字的微博。在他的描述下，這所名校的博士生甚至就是“準政客”，對他的批評是因為“自己想當官”，等等，結果引來數以千計的轉發與陪罵，罵那個博士生不像話，太官僚，隨帶著諷刺了他們的學校，等等。我不想說，這位學者是有意想壓低別人來抬高自己，也不想說這樣是否有必要，畢竟那只是一場正常不過的學術討論會嘛，但我最想說的是，他微博中說的話絕對不是當時的現場真相。我以我人格與生命擔保。

     我并不是說，改革派（自由派）學者的品行都令我失望。有很多人都值得我尊敬。比如，我幾次長談的馬立誠先生，是一位溫文而雅的長者；許知遠兄，每次有多人聚會時，他都會寡言，一直在聽別人說，這樣的品質很值得我效仿。但我又不得不說，我所見過的自由派們不少還是屬于“寬于律己、嚴于律人派”。他們對社會、對政府大肆批判，并認為批判是知識分子的天職，而且認為中國存在著太多的劣根與弊端，需要大力改革。

     這些觀點我都認同，但我還是固執地認為，一屋不掃，何以掃天下？如果自己都有身子不正之處，又怎樣奢望別人影子不斜呢？是否有必要檢討一下自身，是否真正在踐行本身所堅持的民主自由理念？是不是以一種專制行為在講民主？是不是在不自覺中犯了沽名釣譽、嘩眾取寵的毛病？是否所吶喊得是一種裝腔作勢呢？

     最近一些年來，許多人都擔心中國民族主義高漲，民主聲音式微，自由派在衰落，等等。這樣的趨勢有大環境的原因，比如中國人自信心恢復、國力持續上升、金融危機揭穿了美國的真面目，等等，但是如果用層次分析法，是否有可能除卻在國際體系、政府政策、社會等層面之外，再考慮考慮自由派個人的自身原因呢？是不是他們個人過于“道貌岸然”，把越來越多人推向自己的對立面，讓自己陷入顯得“少數派”的困境中呢？

     我的記者職業讓我有機會接觸許多左右兩翼的人，我知道這種“兩分法”是粗糙的，而且左派也有不少令我失望的學者，但相比之下，自由派知識分子的品格與德行在自身理想實現過程中，顯得尤其重要。改革的呼吁需要廣大的追隨者，這是一種自由派必須具有的軟實力，就是要讓追隨者們信任，并愿意為他們的改革理念跟隨其后。但是，如果讓追隨者們認為，他們是一群連自己都管不好的人，國家又怎能托付給他們呢，那么，自由派的衰落也會在所難免。

      事實上，過去的20多年，普通老百姓越來越少地懷念21年前的事情，除了本身的社會政策與宣傳限制外，還有一個最根本的原因，就是21年來那批人的表現讓人們心寒。我不至一次聽到有人說，幸好那時沒把國家交給他們。

     我現在依然覺得，價值感的分歧是次要的，重要的是溝通與理解。就像今天有位自稱“中右”的朋友發微博罵我，我電話禮貌地請其刪去人身攻擊的那些話。他很吃驚，欣然答應并解釋道那是酒后失態，還說沒想到我會打電話給他心平氣和地說這個事，而我之后也短信相邀與之過幾日餐會。我想，這應該是左右兩翼人相互溝通的一個案例吧。可惜的是，在當下中國，兩派之間能夠相互平和溝通的機會太少了。

     說白了，其實還是一個公民素質問題，或者說，是一個做人問題。比如，不相互辱罵，不驕淫欲奢，要通情達理，要實事求是，學會相互尊重，要遵紀守法，等等。這些素質對當下13億中國人來說，是一個大難題。對于廣大自由派改革派來說，要做到這些的難度，其實并不比13億中國人都做到更容易。

     中國要走得路還很遠很遠，讓我們慢慢來吧。

中國“自由派”的問題

《環球時報》資深編輯 王文

2011年5月

     從學理上說，自由派的對立面應該是保守派。甘陽寫的《中國自由左派的由來》，看了你就會更明白了。什么才算自由派？簡化地講，就是主張“經濟自由”、“政治民主”的知識分子。但現在問題的復雜性在于，要怎樣程度的“自由”，要什么樣形式的“民主”，這個存在巨大的分歧。

    現在中國“自由派”的一個重大問題在于，除了缺乏私德外，還有一個大弊端，就是他們想壟斷“自由”、“民主”，并將之狹隘化。換句話說，只有他們講的才是“民主”和“自由”，或者說，只有他們才是愛“自由”與“民主”的，但他們講的那一些無非是西方式的尤其是美國式的那一套，比如，必須三權分立、必須搞普選，必須搞兩黨制，等等。這些看上去很美，但一到中國現實，就會變得很殘酷，甚至行不通。而且，即使是他們說的那一套，還原到美國的身上，也不是那么完美，也存在很多問題，有的甚至比中國的問題更多。所以，不贊同這些“自由派”主張的人，就努力地尋找中國自己的道路，就像當年美國人尋求有別于英國的道路一樣。事實上，過去的30多年，這種探討是成功的、有效的。

    但“自由派”開始不滿了，一些學理上的“自由派”開始進一步理論闡述，再次進行現實批判，這種方式我是支持的，大家爭論，真理越討論越明白，而且中國現實的確太需要有針對性的、建設性的、真誠的批判了；然而，另一方面，一些“偽自由主義”者開始大加筆伐，開始謾罵、造謠、誣陷不同意他們的人，他們有的想打造自己“好人”、“有勇氣的人”的形象，有的是因為過去受到自認不公待遇的一種情緒反彈，把那些不同意他們的人視為“壞人”。

    這些人的行為，為那些“自由派”跟隨者帶了很壞的頭，那些跟隨者以為，他們的“自由派”精英都這樣了，當然自己也可以亂加辱罵，甚至還以“對于壞人，就應該罵”為理由，這成了網絡語言文化日趨垃圾化的重要原因。所以，這段時間我批判“自由派”，一個直接的目的就是讓他們帶好頭，起到一個表率作用。這樣他們的批判才更有現實價值、建設意義。

國家主義的重要性

    對于中國人來講，國家是最重要的，國家亂了要自由又有什么用，自由只是相對的自由。

    這位朋友與我一樣，都是國家主義者。我相信，當前這個時代，國家對個人的安全依然是最重要的、最后的、平時卻感覺不到的屏障。看看現在的利比亞、阿富汗、伊拉克、索馬里就會知道了，國家有多么重要。即便在美國，這個相對自由也是被反復提起。其實就是一種“有秩序的自由”。

     在此，我向你推薦一本書，普林斯頓大學國際關系學院院長安尼－瑪麗·斯勞特教授寫的《這才是美國》。此書講得最多的是“有秩序的自由”，只有那樣，“美國才是美國”。三年前她完成了這本書后，震動全美政界。2008年時我在美國，大家都傳，如果麥凱恩當選，安尼一定是一位國務卿。2008年初，我聽過她的一場講座，還向她提過一個問題，她聽完后非常感興趣，結束后專門找我探討。這個教授非常有氣質、也是一個標致的中年“美女”，呵呵。后來，麥凱恩選戰敗了，但奧巴馬惜才，毅然把她招到了麾下，委以美國國務院政研司司長一職，以后我想她一定還會有重用。我建議你再讀一讀她的著作，看看美國頂級思想者心中的“國家主義”是怎樣的，其實與咱們想的很相似。

    中國未來理想的制度架構，一定比當前的西方制度很復雜、更有效，畢竟中國要治理13億人，但一定不會是西方那樣的。中國民主化道路是對“政治學理論”的一次創新，正如中國經濟發展也是對“經濟學理論”的一次創新一樣。誰研究透中國，誰就是21世紀的理論大師。

微博未必是個好東西

    中國自由派最缺什么呢？比如，私德、壟斷“民主與自由”、包容、民族自信，等等。

    中國社會是哪個思想派別占主流？是左派還是右派？我覺得，從人數上看，任何大國都有一個保守化的趨勢，“自由派”即你所說的右派，這些年在中國衰弱是很明顯的。一是他們基本上退出決策圈，他們不了解政策形成的艱辛與妥協的過程，因此他們的批判有一些不著邊際。有時被決策圈里的人笑話。當然，我這么一說，可能會被“自由派”說成是“被打壓”，但我寧可相信，這是中國發展自然選擇與相互建構的結果。

    二是“自由派”在高校內也不是主流，盡管他們中有許多優秀的學者。但另一方面，“自由派”在輿論場上卻有優勢。誠如我前面所說，他們的主張與許多人的抱怨發生共振，而且他們標榜的“自由”口號也有迷惑性，這樣，輿論場上他們顯得聲勢很浩大。

    網絡民意有一個最大的問題，就在于“沉默大多數”是不發言的。網絡民意不一定代表民意。關于微博，我贊同沈逸的判斷，“微博未必是個好東西”，非常理性和有深度的文章，推薦一下。

中國不算極權體制而是分權體制

    在一定程度上，我寧愿相信，左右兩派都是為了中國未來更加繁榮與富強，只是他們認為的路徑不一樣。但現在，就是因為雙方所持觀點大相徑庭，導致了相互間都懷疑對方有可能會搞亂中國。尤其是右派，從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他們以“反左”為目標，（因為中國大陸長期為“左傾”思潮所壟斷），從美國引進的“自由”、“民主”等口號，并以“自由派”自居。他們在批判當下中國發展狀況時，過于崇拜西方那一套東西，又常常得到外界尤其是西方的一些非政府組織甚至政府機構的支持甚至資助，所以，“右派”或者說是“自由派”常常被攻擊為“賣國”、“漢奸”。久而久之，“右派”的一套變得更值得愛國人士的懷疑。

    對此，“右派”人士只能反擊，認為“左派”是捍衛極權體制，無視當前中國存在的諸多問題。事實上，這是“自由派”對左翼的抹黑。當下體制不能算極權體制，事實上是分權體制，“批判當下”也不是自由派的專利，左翼人士也在批判當下，甚至一些極左的人士認為，當前的中國非常糟糕，應該回到毛澤東時代。這兩種極端派我都不太贊同。

     對于政治體制，我在“中國到底處于怎樣的時代”、“這個世界沒有那么多壞人”的兩篇文章中都有敘述。簡單地講，中國需要改革，但改革需要循序漸進，激進的主張在中國行不通。關于中國政治體制與市場矛盾，我認為這并不構成當下中國問題的核心，任何政治體制與市場都有矛盾。

    從某種意義上看，兩者的矛盾在美國更尖銳，即美國的政治體制無法掌控市場“惡”的一面，以至發生了1929、2008年兩次百年來最大的世界金融危機。

    市場的確有“惡”的一面。中國不要重走美國的老路。

發件人："wujian" <[email protected]> 2011-05-21 01:30:21 +0800 收件人： "仲大軍" <[email protected]> 抄送：標題： 以下是一個身居海外的中國人對當今中國思想界紛爭的一點陋見

我對當今中國思想界紛爭的一點陋見

武堅

2011年5月20日

大軍先生：您好！

    非常感謝在您主辦的大軍網上刊登我的幾篇文章。以下是一個身居海外的中國人對當今中國思想界紛爭的一點陋見，希望能夠借助貴網刊登。

     當今中國思想界的分歧已勢成水火、互不相容。究其原因，既有學術爭論的方法問題、也有價值預設的分歧和利益依附主體的不同。

     相對而言，學術爭論的方法問題是最容易解決的問題。學術理論的分歧并不可怕，有分歧才能夠推陳出新。人類社會發展的動力正是來源于多元化的競爭和對異端的寬容。中國學術界當下最急需解決的問題是對爭論和評判的方法形成共識。關于學術爭論和評判的方法，諸多學者已經提出了比較一致的建議，就是：用“遵循基本的學術辯論規則”和建設性的互動取代情緒化的發泄和謾罵。個人以為，轉變的關鍵是：用“有效性”而不是“主觀認定的對錯”作為評判各派主張的基礎。

    具體而言就是：運用事實和邏輯來闡述和分析各自的觀點，通過公開的和理性（非情緒化）的闡述和分析，將各自的理論（價值）預設、與歷史和現實的吻合程度、對未來的趨勢預測和可能影響無保留地呈現給公眾（全體社會成員），相信公眾的判別力，讓公眾在比較中判別各種理論的優劣。[注：這種方法類似于美國刑事案件中普遍采用的“陪審團” 制度。]

    較為復雜的是利益依附問題。每個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者在本質上都必然地依附于某個利益群體，所有的理論都必然地服務于其所依附的利益群體。在社會科學領域不存在“價值中立”和“價值無涉”，那些極力鼓吹“價值中立”和“價值無涉”的學者實質上是企圖掩飾其價值取向和利益依附。通常而言，不敢公開價值取向和利益依附的種種掩飾都具有令人質疑的虛偽和詭詐。

     依個人所見，當今中國的學者在事實上被“依附于本土勢力還是依附于跨國勢力”、“崇尚無限度擴張（擴張型）還是崇尚適度節制（內斂型）”這樣兩個維度劃分為四個群體：“毛澤東式社會主義派”（其特點是植根于本國勞工階層、隱含地承認人類社會正面臨階段性擴張極限、注重社會平等、主張公有制和集體主義、反抗跨國勢力侵入）、“權貴資本主義派”（其特點是依附于本國政府管治集團、主張強勢政府和在政府主導下的權貴私有化、鼓勵權勢階層無限度擴張、實施“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精英化主張）、“與國際接軌派”（其特點是依附于跨國壟斷資本勢力、崇尚“比較優勢”理論和“與國際接軌”、鼓吹“經濟全球化”和與之配套的制度改革）、“本土自由派”（其特點是本國工商資本階層的代言人、默認人類可以無限度擴張、注重個人權利、推崇私有產權保護、主張憲政改革）。

    “毛澤東式社會主義派”注重社會平等的主張，在陷入公正性困境的當代中國特別能夠喚起底層民眾的認同，這也是其對當代中國思想界的重要貢獻。然而它用于解決現實困境的手段——公有制和集體主義忽視了“人之自利”的本性。事實上，毛澤東時代的30年社會主義實踐已經證明了這種脫離人性本能的烏托邦式幻想必然失敗。“毛澤東式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所存在的問題，國內學者已多有論述。概括地說就是：自利的個體在這種經濟制度下必然衍生出“投機取巧”的應對策略，其宏觀表現是眾所周知的“大鍋飯”、“平均主義”，其長期效應是企業的生產效率逐漸下降、技術水平長期停滯。

     “權貴資本主義派”是當今中國的主流派，這一派秉承“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精英化主張、并將其發展到無以復加的極致。此一主張雖然促成了“改革開放”30年的飛速發展，但是也引發了當今中國廣泛的社會危機。權貴資本主義應對全面社會危機的策略可以概括為兩條：或者對內鎮壓、扼殺反抗勢力；或者對外來擴張、向外轉嫁矛盾。前一條策略只會導致政權的覆滅。任何與人民為敵的政權都會被淘汰，中國幾千年的歷史、當代的世界歷史都是最好的腳注。后一條策略，也幾乎沒有成功的可能。第二和第三德意志帝國、昭和時代之日本帝國的失敗就是前車之鑒? 

    “與國際接軌派”的經濟全球化主張、以及“比較優勢”理論和政策，對過去30年中國經濟的迅速發展功不可沒。但是刻意掩蓋跨國壟斷資本的本性和真實意圖，則產生出“使中國經濟具有越來越強的依附性”的巨大負面效應。

    “本土自由派”所主張的“注重個人權利、推崇私有產權保護、推進憲政改革”是當今世界各個發達國家所走過的共同道路，在當代被視為“普適價值”。令人遺憾的是，主張這一“普適價值”的中國學者普遍地（或有意、或無意地）忽視各個發達國家都曾經實施過“殘酷對外擴張”的歷史事實。事實上，這一理論的基礎是“對外擴張”：沒有通過對外擴張所獲得的利益輸入，憲政國家必然陷入激烈的內部爭斗和腐敗的金權政治的陷阱中，菲律賓和泰國就是最好的例證。然而在當代，“地理空間的擴張”必然會被冠以“新殖民主義者”的名號、遭到來自發達國家和不發達國家的共同指責。唯一的可行方案是“技術領域的擴張”——借助先進技術實現對資源的深化利用、像二戰之后的日本和德國那樣依靠廣泛的技術進步實現國家的和平崛起。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實施這一方案，需要中國經歷一次包括文化思想（價值觀）、政治制度、經濟制度的全方位變革，需要中國政府與民眾精誠的合作和長期的艱苦努力，需要在“全球正義”的層面上展示中國崛起的合理性。

     在此不得不遺憾地指出：盡管當今中國思想界人聲鼎沸、熱鬧非凡，但是尚缺席真正關注人類共同體命運的主張。對于中國當下問題的過度關注，使得中國的學者們普遍缺乏“人類共同體”意識和“社會發展可持續性”意識，未能看透中國的問題在本質上是以擴張為主旨的資本主義“現代化”在當代遭遇到不可持續困境的“中國化表現”。中國所面臨的問題絕不是中國自身的獨特問題，而是具有全球共性；解決當代中國問題的有效方法不可能存在于已有的“民族國家現代化”理論體系中，而只能在“人類共同體”層面和“可持續發展”境界下探索和創建。那些能夠有效解釋歷史事實和預測未來趨勢、能夠有效解決人類共同體可持續發展問題的理論必定具有持久的生命力。除此之外的各種主張，都會由于各自的缺陷而成為過眼云煙。

     隨信一并寄出幾篇前些年寫的文章——《<生存與超越>內容簡介》、《決定現代中國社會演進的四個因素》、《當代中國的公正性困境》、《當代中國的政府管治困境》、《對未來中國社會發展的一些思考（目錄）》、《永別了，超驗的、形而上學的哲學！》、《經濟“虛擬化”與金融壟斷》、《全球化的困境與可能的前景》，敬請斧正。

    恭祝夏安！

    武堅，2011/05/20

發件人："cui-zy" <[email protected]>  2011-05-23 10:10:51 +0800 收件人： "lin chun" <[email protected]> 抄送：標題： Fw: 南方系異類徐雅玲：據說已被南方系辭退

    我們的感覺是，南方報業集團旗下畢竟不少人，雖然主體、主力、頭頭基本都是西奴，但總不能全部是西奴吧，當年侵華日軍里頭都還有幾個日共為中共提供情報呢。果不其然，徐雅玲記者就表現了一位正常媒體人應有的正常智慧，有著冷靜客觀的理性分析，而沒有像她同事那樣被原教旨西方教義給洗腦和毒化,南方系為了那套意識形態已經一點真話都聽不得了，別人說句真話，就要玩老命要去圍攻撕咬人家，下作猥瑣的一塌糊涂。老實話，我們支持徐雅玲記者，但對她這種健康因子能否掙脫南方系整體的惡劣環境甚至絕地反擊成功，很不樂觀。當那種悲觀被驗證以后，說得兇狠點：等廣東黨政上層有所處置以后，南方系還是整體解決的好，一個個清洗太麻煩，還是從頭再來爽利。

    超脫南方系，整體看媒體和媒體人的話，尊敬的徐記者也很直言不諱指出了“新聞利益集團”這個要害，這尤其顯示徐記者層次遠超出那些標榜著“公器”卻把媒體當作漁私利和瘋狂專橫打人的西奴媒體人，能理性全面認識自己，甚至能做出相當深刻的反思，實話說，大多數人都做不到，而徐記者做到了。讓我們像她以及她這種坦誠和反思致敬。

拒絕妖魔化毛時代

----是是非非1949-1978

南方系異類  徐雅玲

2011年5月23日

     毛的時代沒有知識分子所喜歡的那種民主自由，但那個時代也沒有貪污腐敗，沒有妓女、沒有吸毒和黑社會，沒有艾滋病，沒有官商勾結，沒有包二奶，沒有豆腐渣工程，義務教育學費很低，看病有公費醫療，醫生也不拿紅包，還深入鄉村去給農民治病，這些條，今天的社會能做到其中一條，都很了不起了。

    我可沒主張要復辟毛時代，我主張要恢復毛時代好的東西。我承認今天的時代相比過去總的來說是進步，我只是主張不要從偏見出發，一概否定毛的時代，那個時代有那個時代的功績，做到了一些這個時代做不到的事，值得今天去吸取經驗。再說，是毛時代餓死人多呢，還是毛之前的時代餓死人多呢？

關于工業化與奠定基礎

    正是由于毛時代為中國奠定了這樣強大的基礎工業，所以改革開放后，才會有強大的中國制造。我們試想一下，如果毛時代沒有為中國奠定鋼鐵工業，改革開放后，外國要將電器制造業轉移到你這來，你沒鋼鐵，怎么造電器，造轎車。如果沒有毛時代為中國奠定的基礎教育體系，以及這個體系所培養出的廣大熟練的產業工人，發達國家也不會把產業轉移給試想如果還像民國時那樣，八成中國人是文盲，你的工人樣樣不會，轉移過來干什么 培訓成本又會多高。

    比如工業化需要修鐵路，如果土地是私有的，如果是在民主體制下，你要征一塊地修鐵路，要進行產權談判，要討價還價，那你這個鐵路十年二十年都修不起來 印度的鐵路就是這樣，47年印度獨立時，它的鐵路就快有十萬公里了，而中國49年建國時，鐵路只有兩萬公里，而現在，中國的鐵路里程已經超過印度。

    因為印度土地是私有的，你要征塊地修鐵路，難于上青天。工業化原始積累時代奠定好了基礎，現在是開花結果的時候，是讓人民享受犧牲的回報的時候了。就好比你為了考大學，可以三天三夜不睡覺復習功課，這很痛苦，但是必須的，否則你就考不上，但在考完了之后，你就不能在三天三夜不睡覺了，否則人就要垮了。

    工廠國有化，農村人民公社化，大躍進，三面紅旗，都是為了這一切，就是籌集中國工業化的啟動資金 對內掠奪是很殘酷的，讓中國的農民付出了巨大的犧牲，但今天回頭看，當時要是不這么做，你說還有什么別的辦法 包括對私人資本的國有化，也是為了這個目標。

    如果像西方國家傳統的道路，靠私人資本慢慢滾動積累，先做輕工業賺點小錢，把錢慢慢地存起來，存到一定程度了再去搞重工業，能源工業，那效率太低，時間太慢長，西方走這條路花了兩三百年，中國要是那樣，今天的中國很可能還沒有大慶油田，沒有長春一汽，更別說還要趕超西方人，所以毛采取的辦法就是，

     當然，肯定毛當時的工業化戰略，不等于說我們今天也要沿續他的做法，因為時代變化了，中國已經完成了工業化的原始積累階段，在讓人民付出了巨大犧牲之后，現在是應該反哺人民了，尤其是反哺農民。不是毛，我們現在還在南京大屠殺的時代。要不是毛時代奠定的教育基礎，改革開放后，發達國家會把產業轉移到中國來嗎。

關于集權

    當時的歷史階段，就沒法搞民主自由，只能是建立一個強大的政府，將所有權力集于政府之手，借政府，國家的力量，將所有民間的，社會的資源集中在國家資本手中，以此快速完成中國的工業化原始積累。

    當年為了工業化，為了集中資源，說得難聽就是為了對內掠奪，為了打造強大的政府和國家資本，把人民的民主自由也剝奪了，這是事實，但在那個時代，也別無他法，但現在再這么干就不行了，再這么集權下去就失去了合理性了。因為痛感近代中國積貧積弱，落后挨打的慘痛，所以毛立下雄心，要快速實現中國的工業化，要趕超西方大國 但問題是，工業化的啟動階段，資金從哪來，中國的工業化是在異乎尋常的環境上起步的 不可能像歐美日本早期工業化那樣，靠對外侵略，開拓殖民地來完成原始積累。

    作為一個政府，其主要功能在于社會福利最大化。但是效率與公平卻又天生的矛盾。當時為了追求更快，更好的追上西方國家，所以更多的追求了效率，相對犧牲了公平。

    也不可能像四小龍那樣，靠外國扶持站立起來，中國這樣一個大國的工業化，這么龐大的工程，哪個外國支撐得起更別說有實力的大國還不想你工業化，你強大了對他們有啥好處。說到底，工業化的終極目標，也是為了中國人民的幸福，富裕，安康，不受人欺負，有尊嚴，不會讓鬼子隨時打進來搞南京大屠殺。當年日本就是靠侵略中國和朝鮮籌集工業化的原始資金 光是甲午中國戰敗，賠給日本的銀子就夠他們花多少年了 你以為一場二戰就能把日本的基礎給打沒了？

關于一代人的奉獻

    所以既不能對外殖民，去掠奪別的國家的資金，又不可能依靠某個大國的扶持，那么中國的工業化童年，資金從哪來，靠民主自由能搞定嗎。所以毛就選擇了一個同西方工業化完全不同的模式，既然不能對外掠奪，那就只能對內掠奪，掠奪中國的農民。工廠國有化，農村人民公社化，大躍進，三面紅旗，都是為了這一切，就是籌集中國工業化的啟動資。所以既不能對外殖民，去掠奪別的國家的資金，又不可能依靠某個大國的扶持，那么只能掠奪中國的農民。對內掠奪是很殘酷的，讓中國的農民付出了巨大的犧牲，但今天回頭看，當時要是不這么做，你說還有什么別的辦法 包括對私人資本的國有化，也是為了這個目標。

    實行這種對內掠奪，讓農民，私人資本付出這樣大的犧牲，當然是不得人心的，但為了中國復興的長遠未來，他也只好背這個黑鍋。而毛認為，必須堅持掠奪農民的工業化戰略不能停 他認為不這么干中國就不能快速完成一些工業化的基礎工作 知識分子通常是有獨立思考的，難免很多人也對毛的這個戰略看不慣，提出反對意見，比如梁瀨溟 梁瀨溟就說現在工人生活在九天之上，農民生活在九地之下 當面和毛辯論。

    因為他不是西方式的政客，被選戰和選民情緒所左右 有些事，很不討人喜歡，要讓整整一代人付出犧牲，也就是我們父母那一代，但為了國家的未來，必須這么干，這就是政治家和政客的區別。

    當然實際上改革開放后，還是在讓中國的農民繼續付出犧牲，那就是農民工，以農民工的低工資和犧牲他們的勞務權益，成就了中國制造的低成本和競爭力現在犧牲農民工也犧牲不下去了，因為農民已經被犧牲到了極點，所以才胡溫上臺后強調的反哺農業，反哺農民，以人為本。

毛澤東的后半生是試圖完成第二步工業化

    評價一個歷史人物，不是看他有沒有提供我們今天所喜歡的東西，而是看他有沒有提供比他之前的時代進步的東西。毛是一位為中國工業化的原始積累而生的偉大政治家，一個大國的工業化，首先要有獨立的主權，有統一的民族國家，統一的市場，毛前半生的革命，就是完成這個任務，他做到了。

    原始積累，最大的一個問題就是，錢從哪毛建國的時候，除了日本人占領過的東北，國基本上沒有多。因為痛感近代中國積貧積弱，落后挨打的慘痛，所以毛立下雄心，要快速實現中國的工業化，要趕超西方大國 但問題是，工業化的啟動階段，資金從哪來，中國的工業化是在異乎尋常的環境上起步的 不可能像歐美日本早期工業化那樣，靠對外侵略，開拓殖民地來完成原始積累。總之一句話，毛是一位為中國工業化的原始積累而生的政治家 一個大國的工業化，首先要有獨立的主權，有統一的民族國家，統一的市場 毛前半生的就完成了這一點。

    毛不是神，是人，是人就會犯錯誤，尤其是他做的是這么大的事——讓中國從百年衰敗中復興，崛起為大國，那就不可能不犯一點錯誤，如果我是這錯誤的受害者，我也會對他恨之入骨，但如果要公正地評價歷史的話，也還是得承認，當時如果換了我，或是換了各位事后諸葛亮，你我都無法比毛做得更好。

    各朝代在建國初期，必然有個思想統一的過程。各種各樣的政策，都是為了維護統治階級的利益。而且在初期30~60年的樣子，都有一個動蕩的經歷。 而毛做的這些事，其實很多時候可以看到歷史上的影子。因為他的這套會讓很多人付出犧牲，所以很多人反對他這么做，他為了排除阻力，也采取了極端的手法清除他的政敵。

    當時大力發展工業，其實為現在的經濟發展做了很大的鋪墊的。 而且在當時的情況下，國家的政策就是工業優先。因為要趕超西方，不再被別人所左右命運。靠什么？自力更生發展工業。 當時的國際環境也很差，也不可能指望別人給你什么，所以只有靠自己。 其實這點上，毛的思路很清晰，正確的。

    毛當然是犯了錯誤的，他的錯誤就是，在操作這一套工業化戰略時，搞得太極端了，也就是下藥太猛，比如為了集中資源，把一些私人的小商店，小工廠，小理發店都給搞掉，把農民的一點自留地也給搞掉，就太過了，下藥太猛，就容易把病人治死。

    當然我不是說毛沒有犯錯誤，甚至你說他犯了罪也可以，我只是說他的這些錯誤和罪，是在這樣的一種原因犯的，而不是毛天生是個瘋子和迫害狂 是在操作中國工業化這樣一個艱巨的戰略工程，又是獨創一種與西方不同的模式，沒有經驗借鑒，這種情況下犯的錯誤

關于反對毛時代的真相

    所以我后來也想明白了，和大家辯論毛時代的真相是怎么回事沒多大意義，因為其實你們并不需要事實，只需要一種情緒,更何況，向往民主自由，我也是贊成的，從我們新聞利益集團的利益角度講，媒體人都天然地向往民主自由，因為民主自由，有利于提升我們這個利益集團的話語權。

    毛澤東那個時代也沒有貪污腐敗？沒有妓女？沒有吸毒和黑社會？沒有艾滋病性病？沒有官商勾結？沒有包二奶？沒有豆腐渣工程？義務教育學費很低？看病有公費醫療？醫生也不拿紅包？還深入鄉村去給農民治病？

　

發件人："qiaoxu20011982" <[email protected]>  2011-05-15 22:20:38 +0800 收件人： <[email protected]>抄送： 標題： 宗教與文化革命

宗教與文化革命

喬續

    前幾天農歷四月初八是佛誕日，到八大處公園玩，看到里面人山人海，給佛祖獻花的排著長長的隊伍，領齋飯的也排著長長的隊伍，聽說最多時候一天16萬人的客流量，聯想到基督教在中國社會的發展，我不禁覺得宗教也是一個陣地，這個陣地如果無產階級不去占領，那么統治階級就會利用宗教來維護自己的統治。

    宗教在當代中國的崛起，要從文革后說起。

    由于別有用心的人的蠱惑加上文革中人心敗壞一面的完全暴露，加上美國解放后潛伏在中國大陸的特務的暗箱操作，中國社會形成了一個反文革統一戰線，這個戰線前臺是文革中受到迫害，并曾經掌握國家大權的人，這個戰線的背后是美國在解放后看到顛覆毛主席沒有希望后潛伏在中國大陸的特務間諜，這個戰線的群眾基礎就是舊社會文化余毒在老百姓思想行為上的體現。

    客觀的說，文革的出發點是好的，文革的主題是好的，然而文化革命涉及到人心深處甚至是潛意識領域的最潛移默化的東西，有句話是百年樹人，一種新文化的建立，一種新人的培養需要一百年時間，一百年的事情，十年來做，的確是太難了，然而毛主席知道自己時間不多了，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他冒著粉身碎骨的危險，領導中國人民發動了一場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無產階級掀起造反運動，然而無產階級也是剛從舊社會而來，他們思想領域也是有很多余毒的，他們中是有一些純粹的無產階級戰士，是大公無私的人，但是他們中也有一些自私自利卻沒有機會表現的人，經過文革，這些人性深處的東西展現出來了，文革中出現了一些讓后人現在想來都覺得不可思議的事情，這也是別有用心的人用來否定文革的證據。毛主席也看到了造反派的這個缺點，所以一直也沒有讓造反派正式掌權，他認為造反派還不具備獨立執政的組織能力。

    當我向父母說文革的好處，說毛主席時代社會公平的時候，父親跟我說，他小時候，村里減免學雜費的人都是那些大隊書記會計的孩子，這些人的孩子不論升學還是什么都有優先權，父親還說那個時候，他升高中被人替了，去當兵又被人替了，最后只能呆在家里干農活，后來改革開放后學了一手好瓦匠活，還領隊包工什么的。顯然父親對文革是持否定態度的，對改革開放還是支持的。后來問父親為什么沒有繼續在外邊做下去，他說一個九幾年那時候活不多了，還有就是建筑業太黑了，這個活干不來，就不干了。后來問爺爺奶奶文革的事情，爺爺說以前我們家也算是大戶人家，在好多地方都有生意，只是在解放前就衰落了，后來文革時候，家里有三個人被批斗了，還蹲過監獄。我問爺爺他為什么沒被批斗，爺爺說他很小時候我的老爺爺老奶奶就死了，加上家道衰落分家了，受了家里其他人的很多欺負，村里人也都知道，所以不但沒被批斗，還當上了中隊長，可謂根不紅，苗很正。

    從我家的經歷，就能看出，毛主席的發動文革的主張并沒有貫徹到我所在的村子，真正搞特權的大隊書記會計沒有被批斗，而且這些人還利用手里的特權謀取私利，另一方面，我祖上那些已經被共產的死老虎卻又拉出來被批斗了一番，從我爺爺與他親兄弟的經歷的不同（一個被批斗，一個卻是中隊長）可以看出，老百姓的眼睛還是有分別的，沒有一棍子打死，只是不知道真正該打那些人。

    也許正是文革中無產階級人性中惡的一面也表現出來了，并讓那些“官老爺”們收到了沖擊，讓知識分子們失去了“尊嚴”才有了后來有美國中情局參與的反文革統一戰線的形成，從一定程度上講，改革開放就是建立在反文革統一戰線基礎上的，正是這個統一戰線的存在，才有后來某些人可以打著改革的旗號賣國求榮，而其他力量卻不能將他們怎么樣。從這里看出，如果要干掉那些漢奸，就必須在理論上，指導思想上，路線上搞掉這個有敵對勢力參與的反文革統一戰線，毛主席說路線是綱，綱舉目張，如果你的路線都是有漢奸參與的賣國的路線，在這樣的路線下，如何打掉漢奸，這個路線就是現在中國漢奸輩出的路線原因，特別是在經濟金融領域尤其嚴重。

    文革后，當中國大地，不再信仰共產主義，年輕人視馬列如同異物，年紀大的人想起以前的事情也覺得失望，加上一些別有用心的人的將某些極端事情普遍化宣傳，并顛倒是非，還有破四舊將以前的一些舊社會的宗教信仰也打斷了，這樣中國社會就自然出現了信仰的真空，人民無所適從，就只認錢了。中國社會開始進入一個道德急速滑坡的時代。

    物極必反，經過30年群魔亂舞的時代，如今中國可謂亂象群出，道德墮落極其嚴重，老大爺在大街上摔倒了都沒有人敢去扶。這樣的形式下，宗教的崛起已成必然趨勢。當人們找不到自己心靈的歸宿的時候，就會找到宗教，通過宗教來獲得內心的安寧。不同的是基督教大多是做了壞事來懺悔的，懺悔后，好多繼續去做壞事，而佛教則是徹底的內心懺悔，不僅要懺悔，還得以后不能再犯，最后徹底達到無我，無欲，無求，清凈的最高境界，即成佛。

    說到宗教，就得從中國宗教發展說起。中國在西漢之后才出現宗教，在西漢之前，中國有信道的，修道的，但是沒有宗教這一說法，那個時候特別在春秋以前，人心還算是高尚的，用老子的話說就是道在社會各個角落，人們日用而不知，人民各順其性，各安其生，是國家統治的最高境界。從春秋開始，人心開始墮落，到了漢朝之后，更加厲害，一直與南北朝時期出現了錢神論。正是在漢朝之后佛教傳入中國，于此同時，張道陵也自稱受到老子啟示，創立了道教，并一直傳到今天。在中國人墮落的同時，宗教也傳入中國，這難道僅僅是巧合嗎？

    釋迦牟尼誕生的時候，說天上地下，唯我獨尊，當時的占星師說，這是救世主的降生。當時中國周朝的史官也通過天象看到西方有圣人降世，并說千年之后，圣教傳入中國。釋迦牟尼悟道之后，告訴他的弟子，要親近人，平等待人，世間眾生平等。

    看看中國歷史，以及人類歷史，我們會發現，一個道德墮落，人心敗壞，社會腐敗的很快就會滅亡。而如果一個民族如果整體性的道德墮落，人心敗壞，倫理敗壞，這個民族也會消失在歷史的長河中，就是所謂亡國滅種。如果僅僅是政府敗壞，則亡國，如果政府與整個社會都腐敗，人民道德墮落的很厲害，則亡國還會滅種。

    在看看中國漢朝之后的情況，特別是在魏晉南北朝時期，這個時期道教佛教都開始在中國傳播，道教佛教都要求人向善，自謙。可以說魏晉時期，中國真的差點亡國滅種，若不是冉閔的殺胡令，今天的中國會不會是白種人在居住，還不好說。可以說正是佛教道教的傳播，特別是佛教的傳播，教化了人心，使人心向善，最后中國才渡過危險期，后來才有大唐盛世。

    當一個社會清明，政通人和，道德高尚的時候，這個社會是不需要宗教的，因為道體現在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我們的生活都按照道來執行，用古人的話說就是百姓日用而不知，中國在春秋之前的社會就是這個樣子，那個時候，每個朝代都能5，6百年以上，而不像后來那些朝代，就300年就壽終正寢了。然而當一個社會發展出問題了，偏離道了，那么這個社會就需要宗教了，就像一個人正常的時候感覺不到肺在呼吸，而當他感覺到肺在呼吸的時候，這個時候，肺就出問題了。中國春秋之后人心開始墮落，等到了魏晉時期，已經墮落的不成樣子了，這個時候，道的化身，各種宗教就開始來救贖中國，與中國緣分最深的由道轉佛的三位菩薩：觀音菩薩，文殊菩薩，普賢菩薩，這個時候也開始在中國通過各種方式普度眾生。印度佛教也從漢朝之后開始向中國傳播，達摩祖師不遠萬里來到少林傳道。同時道教也由張道陵創立，并尊老子（太上老君）為創始人。佛教與道教不同的是，佛教是大眾路線，廣收弟子，而道教是精英路線，講緣分，講天資。

    當一個民族墮落到很嚴重的時候，這個民族是有亡國滅種危險的。一個是宗教里的因果關系，業力作用，另一個表現在現象就是各種自然災害，社會災難。民族墮落必然表現在私欲的擴張，私欲主要表現在色欲和貪欲。色欲的橫行，必然導致性的泛濫，異性之間無度的濫交，同性之間也出現了，魏晉時期就出現了這樣的情況，這樣的結果必然導致人體精華的大量流失，流失的結果就是后代質量一代不如一代，不論是身體素質，還是智商都會越來越差，最后墮落為一群行尸走肉般的低智商民族，這樣的民族必然會被其他高智商的民族消滅。另一個就是貪欲的擴張，貪欲擴張的結果就是人與人之間沒有了共同的信仰了，社會缺少凝聚力，人與人之間只能靠天然的親屬關系或者拜把子的義兄弟，或者干兒子的方式來維系，因為已經無法通過道來治理天下了，只能通過這些親戚關系了，這個也就是中國在漢朝之前，社會尚能通過天道人心實現凝聚，構建大一統的王朝，國家實施于民休息政策，實行無為而治，而漢朝之后，劉秀尚能通過人心思漢來獲取民心，通過許諾大地主階層的利益來獲得上層社會支持，以此來構建社會，而到了后來，劉備試圖通過人心思漢已無法完成國家統一，曹操通過天下有德者居之，以道馭之也無法完成國家的統一，一直于到了后來明朝，只能通過各種義子，通過拜把子兄弟來維系統治高層的秩序，甚至靠奴隸式的人與人的依附關系來維持（這個在清朝最明顯），就是如此，父子之間，兄弟之間還是經常兵刀相見。如此私欲橫行的社會，沒有內部凝聚力，社會怎能不散，國家怎能不亡。

    剛才說到智商，就得需要說說美國對華的終極戰略了。當年八國聯軍入侵北京的時候，德國在中國進行了一個測試，測試結果是中國的身體素質以及智力都不比西方人差，這個也是他們放棄直接統治中國的一個主要原因。他們實施代理人的方式，以華制華的策略，實現在中國的利益，早期是曾國藩，后來李鴻章，后來袁世凱，被孫中山打斷后，他們又通過江浙財團找到了蔣介石，后來又被毛主席打斷，再后來，文化革命之后，無產階級人性中惡的一面釋放出來了，西方勢力趁機與國內一些人組成了反文革統一戰線，這樣又在中國扶持了新的代理人。一直到現在，西方一直通過代理人在中國謀取利益，然而毛主席的出現讓西方人心驚膽戰，一直到現在還是，特別是現在毛主席思想經過正反兩方面的對比更加顯示出他巨大的價值，西方人對于這樣一個高身體素質，高智商，并有悠久燦爛文明的中華民族放心不下。中國建國后，在毛主席領導下，經濟，科技等領域取得巨大的跨越式發展的歷史還在他們眼前晃動，他們擔心中華民族這個高智商的民族有一天又會重演建國后的歷史，他們需要永絕后患，于是就有了他們秘密滅絕中華民族的陰謀，這個人類歷史上最惡毒的計劃，這個人神共憤的計劃。他們的目標就是要么把中華民族變成一個低智商的行尸走肉的民族，要么就是徹底從肉體上消滅中華民族，這絕不是危言聳聽，因為現在全世界只有中華民族具備讓他們統治全球計劃破產的能力。他們已經不滿足于以華制華來獲取利益了。然而如果我們這個民族像現在這個道德墮落的樣子發展下去，不用美國人通過轉基因滅亡，中國人自己就會通過各種有毒食品玩完。所以當務之急還是內部問題，內因是主要因素，外因通過內因起作用。

    以上的分析看出宗教的出現本身就是人類偏離道造成的，宗教就像是治世的藥來拯救眾生，人類正教的宗旨都是普度眾生，拯救人類。按照道法自然來講，宗教的最終目的是什么？就是人類最后不需要宗教，進入了道的境界，大道之行，天下為公。所以佛說不可執著于相，宗教也是如此，不可執著于宗教本身。

    當年魔王對佛祖釋迦牟尼說，我雖然現在斗不過你，但是等你死后，我的魔子魔孫們會穿上你的袈裟來禍害你的佛教，佛祖沒有說話，過了一會，佛祖留下了眼淚，因為他看到了末法時代有的佛教也被敗壞了。這些話似乎讓人耳熟，當年走資派斗不過毛主席，毛主席為老百姓打氣，鼓勵老百姓起來造修正主義的反，那些走資派們也隱藏了起來，后來毛主席死了，這些走資派也打著社會主義的旗號，干著敗壞社會主義的事情，毛主席生前也曾多次流淚，因為也似乎也看到了他死后會發生什么事情。

    然而歷史就此結束了嗎？佛祖僅僅是流淚？毛主席也僅僅是流淚嗎？歷史沒有結束。一切都在佛祖的手掌心，在毛主席的手掌心。

    如果說佛祖轉世創立佛法是普度眾生，他之所以能稱為救世主，在于他是從個人角度讓人如何提高修養，道德，如何來修行，最后達到無欲，無我，清凈的最高境界，如果每一個人都能達到這樣的境界，那么世界就真的太平了，也就真的被拯救了。老子道德經，也提到理想的社會就是無為而治，人們無欲無求，大道至簡。然而人類歷史發展卻因為個人私欲的擴張被一次次的拉向深淵，虛偽狡詐層出不窮，爾虞我詐，大家都學習知識智謀，目的是用知識智慧謀取私利，于是老子說法令越多，社會越混亂。現在“君子們”總喜歡說“仁義禮智信”，似乎做到這個，他們就是君子了，而且君子們不喜歡說仁義禮智信之前的道德兩個字。老子是怎么說的呢？老子說先有道，偏離了道，才有德，偏離了德，就是仁，偏離了仁有了義，義也沒有了，就是禮了，如果連通過禮來維護秩序都不想了，還通過所謂智慧來玩弄手段的話，那么起碼你得講信用吧。這是仁義禮智信的合乎道的解釋，而不是將仁義禮智信作為自己高人一等的賣點。所以仁義禮智信的提法本身就是中國社會墮落的表現，可憐的是現在中國的社會連最末位的信都不講了，整個社會失去誠信的基石，西方社會起碼還是有誠信的。失去了誠信的社會，使得中國從以前毛主席時代的我為人人，人人為我，變成了現在的我騙人人，人人騙我。商業社會，市場經濟，本身就是處在“道德仁義禮智信”等級中最后的信的等級了，是一個理性經濟人的欲望作為驅動力的社會，也就是說市場經濟最起碼得將誠信，這是人類社會最低級的要求，然而現在不講信用的結果是，我們每個人每天為別人提供的產品或者服務是虛假的，目的是掏別人的錢包，別人同樣為我們提供的服務和產品也是虛假的，目的是掏我們的錢包。假貨，假服務充滿了整個社會，現在在整頓的食品領域的亂象僅僅是社會失去誠信的一個表現而已。如果根的問題不解決，這個問題不可能根本解決。

    毛主席文化大革命的意義是繼佛祖轉世創立佛法從修心上自我救贖并普度眾生之后，開啟了一個無產階級自己拯救自己并最終拯救全世界的時代。然而文革看起來失敗了，最后被內外勾結的邪惡勢力鎮壓了，并由此把中國以及世界帶入了一個邪惡的新自由主義的時代。革命需要正反兩方面的教訓，76年之前是正的教訓，讓人民知道毛主席帶的是什么路，76年之后，是反的教訓，讓人民明白文革當初為什么被鎮壓以及失去毛主席，世界會變成什么樣子。正反兩方面讓無產階級明白自己本身存在哪些問題，世界的邪惡勢力無時無刻不在想著吸無產階級的血。

    佛祖釋迦牟尼在公元7世紀的時候，第七次轉世，在中東降生為穆罕默德，并創立了伊斯蘭教，并建立了一個強大的政教合一的強大的國家，從伊斯蘭教和基督教占領耶路撒冷之后的態度可以看出，伊斯蘭教創立的這個政教合一的國家比歐洲那些野蠻的整天想著燒殺并以上帝選民自居的基督教國家更加具有包容性，現在西方世界所謂的文藝復興，好多知識都是從穆斯林那里學過去的，后來大量穆斯林進入中國，并融入中國社會。然而現在伊斯蘭教自身的社會主義復興勢力也被美國聯合伊斯蘭世界的封建勢力打壓下去，形式和中國文革后的情況差不多，不同的是中國成功的建立了社會主義的框架，現在這個社會的框架還存在，而伊斯蘭世界這個社會的框架還沒有建立之前就被打壓下去。其內部封建勢力現在還跟美帝國主義勾肩搭背。

    就基督教國家而言，近代以來，基督教國家打著基督教旗號，對其他國家進行政治，經濟，領土以及文化的入侵，還以上帝的選民自居，真是恬不知恥，還自稱是高山之城。上帝自己都說他愛所有人，怎么會允許一部人打著他的旗號去掠奪另一部分人。圣經里面有一段，大體意思是末世時候，有一些人也整天喊神啊，神啊，神說我們不認識你們。這里的意思是末法時代，有很多假的基督教會，假的基督徒在招搖撞騙。西方有人說上帝是左派，如果按照圣經里的說法，上帝的確是屬于左派，為什么中國那些右派能既能信基督教，還能崇拜西方，還能認為西方人天生就高貴呢？這個要從儒家思想說起，是中國儒家思想的僵化引起。當年孔子去拜訪老子，臨走時候，老子送孔子幾句話，讓他不要太迷信古人的東西，放下架子，貪戀和妄想。現在看來孔子這些毛病后來都遺傳到中國那些所謂精英身上了，現在的那些右派精英又過去的食古不化，變成了現在的食洋不化，一句話就是迷信所謂權威，沒有自信，那些架子，貪戀，妄想，就是這些右派精英老是仗著自己的洋墨水或者洋玩意，自命不凡，認為自己高人一等，動不動就天降大任，一副死豬不怕開水燙的摸樣。所以從這點看，那些右派精英的思想仍然是古代的腐儒思想的遺傳，根本是西方化的思想，如果他們真的思想西方化了，他們應該像日本人那樣，對西方人展開猛烈的反擊才對，這才是真正的西方化的思想，而不是現在這樣，幫著西方人欺負自己的老百姓，在老百姓面前作威作福，一副漢奸摸樣。

    馬列主義源于西方社會，后來因為符合中國的社會基礎，而與中國社會結合。就拿最終目標而言，馬列主義的目標是實現共產主義，這個就是中國古代說的大同社會，天下為公，而且馬克思說那個時候國家消滅了，這個也與老子說的社會治理的最高境界不謀而合，即無為而治。馬列主義在西方社會的發展因為有強大的資本力量的鎮壓，所以后來變種，轉入議會斗爭，被和諧掉了，并為西方工人階級爭取了大量的社會福利，而且由于西方社會有資本家從中國以及第三世界國家掠奪的大量資源供其消費，所以他們的工人階級并沒有革命的動力，社會矛盾都被轉移到了中國以及第三世界國家。這個也是中國要漲工資，美國反對的原因，因為中國漲工資等于中國勞動人民被剝削的少了，西方國家內部矛盾會上升，影響其社會穩定，并有利于全世界的社會主義運動。馬列主義在資本主義薄弱的俄國最先發展起來并顯示出巨大的社會推動力，短時間內將俄國變成了與美國對等的世界強國，但是因為人的私欲在官僚階層起作用，西方國家的滲透也在起作用，蘇聯這個全世界第一個社會主義強國土崩瓦解，如果說原因的話，就是他的文化深處缺少中國文化的道的基因，缺少佛教文化的滋養。

    伊斯蘭世界的社會主義萌芽階段被壓制，歐洲社會的社會主義運動被和諧了，曾經建立了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的蘇聯因為人私欲的擴張加上西方滲透也土崩瓦解了，最后社會主義復興運動的大旗落在了中國身上，這個有五千歷史，吸收了佛教，伊斯蘭教以及其他文明優秀成果的注重道的中華民族身上，毛主席是現在中華文化的集大成者，而且最后超越了以前的中華文明，發動了防止社會主義被顛覆的文化大革命，正是文化大革命，使得修正主義，西方的陰謀一直沒有在中國完全實現，他們一直逃不出毛主席的手掌心，現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大潮即將興起，中國將站在歷史的風頭浪尖。這些都源于中華五千年的文明積累，源于佛教在中國的傳播，源于中國人對天下為公的向往，源于毛主席的文化革命，文化革命是中華文化的又一次大發展，文化大革命就是普度眾生，就是拯救全世界的開端，就是工人階級的自我靈魂救贖以及社會改造的開端。

    文化革命的最終目標就是要建立一個道充滿與社會的方方面面，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社會，人們各順其性，各安其生，這個社會就是人間天堂。可能最后人類因為精神境界的提升，最后不需要宗教了，然而宗教的宗旨早已滲透到了社會的各個方面，社會就像一個巨大的寺廟，一個巨大的基督教堂，一個巨大的伊斯蘭教堂，最后社會與宗教，與道已經渾然一體，不再區分，在這個社會中人們處處會感覺到現在在寺廟中才能感覺到的安寧與祥和。

發件人："Yanfeng Hou" <[email protected]> 2011-05-23 13:49:49 +0800收件人：抄送：標題：Fwd: 溫總理語錄

溫家寶總理語錄

侯風 整理

    賢路當廣而不當狹，言路當開而不當塞。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總要有一批心憂天下、勇于擔當的人，總要有一批從容淡定、冷靜思考的人，總要有一批剛直不阿、敢于直言的人。這是千百年來中國仁人志士崇高的精神追求。

    完善社會主義制度的艱巨性，要求我們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開放。我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具有巨大的優越性，但是各方面體制機制還不夠完善。只有不斷解放思想，與時俱進，全面而持久地推進改革，才能建成完善、成熟、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不僅要推進經濟體制改革，還要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就會得而復失，現代化建設的目標就不可能實現。要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和合法權益；要最廣泛地動員和組織人民依法管理國家事務和經濟、社會、文化事務；要從制度上解決權力過分集中又得不到制約的問題，創造條件讓人民批評和監督政府，堅決懲治貪污腐敗；要建設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特別是要保障司法公正，重視保護和幫助弱勢群體，使人們在生活中有安全感，對國家的發展有信心。

     順應經濟全球化趨勢、更好地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要求我們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開放。中國幾千年的發展歷史告訴我們：只有開放兼容，國家才能富強，閉關鎖國必然落后和挨打。必須堅定不移地實行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更好地利用國內國外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大膽學習借鑒人類社會一切文明成果，在擴大開放中推動我國經濟社會改革和發展。

     我們站在一個新的偉大的歷史起點上，肩負著更加光榮而神圣的任務。必須永遠牢記，只有堅持推進改革開放，國家才有光明前途。我們要頭腦清醒、明辨是非，堅定信念、增強信心。要繼續解放思想，大膽探索，不能停滯，更不能倒退。停滯和倒退不僅會葬送30多年改革開放的成果和寶貴的發展機遇，窒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勃勃生機，而且違背人民的意志，最終只會是死路一條。在這個關乎國家前途和命運的大事上，我們不能有絲毫的動搖。

    要讓老百姓活得更有尊嚴”，主要指三個方面:第一，就是每個公民在憲法和法律規定的范圍內，都享有憲法和法律賦予的自由和權利，國家要保護每個人的自由和人權。無論是什么人在法律面前，都享有平等。第二，國家的發展最終目的是為了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除此之外，沒有其他。第三，整個社會的全面發展必須以每個人的發展為前提，因此，我們要給人的自由和全面發展創造有利的條件，讓他們的聰明才智競相迸發。這就是我講的尊嚴的含義。

     一個國家的實力、一個民族的榮譽，不僅反映在經濟實力上，而且反映在社會進步、人的素質、科技水平、文化底蘊和道德力量上。就經濟本身而言，沒有科技支撐，人的素質的提高，經濟就不可能有跨越和可持續的發展。轉變發展方式的關鍵，就是要把經濟發展轉移到依靠科技進步和提高勞動者素質的軌道上來。

    一所好的大學，在于有自己獨特的靈魂，這就是獨立的思考、自由的表達。千人一面、千篇一律，不可能出世界一流大學。大學必須有辦學自主權。

    儒學一是仁或者愛，“仁者愛人”；二是善，“無惻隱之心非人也。”這是道德的基礎；三是和，“和為貴”、“和而不同”。四是剛健自強，“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五是民本思想，“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溫家寶尤其強調了道德問題，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有各種原因，但不能否認其中一個原因是一些企業家道德淪喪、重利輕義，將經濟災難轉嫁到人民身上。

    如果說把做大社會財富這個“蛋糕”看作是政府的責任，那么，把分好社會財富這個“蛋糕”，那就是政府的良知。

    三鹿奶粉對中國的危害，溫家寶實話實說，“一個三鹿奶粉，我們付出了很大的代價，網民們大概不知道。我們普查了受到奶粉影響的兒童達到3000萬，國家花了20億。”但官方媒體報道的數字卻是29萬，一千多倍的懸殊！一個粉飾太平、隱瞞真相的官方輿論體系和一個實事求是、直面真相的總理在這里形成強烈對比。

    某些當權者封殺網絡、嚴厲監控網民、并跨省追捕網民的現實中，溫家寶則說，“應該說是網民們幫助了我，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

    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是我們黨和政府堅定不移的目標。“在這里，我愿意代表我們新一屆政府向大家表示，從我們自己做起，以身作則，接受全國人民的監督。”

    我記得杰斐遜起草的《獨立宣言》有這樣一段話：人生而平等。由于人生而平等，他們都享有固有的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有維護生命和自由的權利以及追求幸福的權利。

    要積極穩妥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發展社會主義民主。……要進一步擴大基層民主，完善村民自治和城市居民自治，尊重基層和群眾的民主權利。堅持和完善職工代表大會和其它形式的企事業單位民主管理制度，保障職工的合法權益。

    溫家寶在回答“在中國實行現代化的進程中，是不是沒有必要實現中國政治體制民主化？”時說，“不，恰恰相反。中國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我們在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的同時，也在進行政治體制改革。請你記住兩點，第一，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我們的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改革、開放、不斷發展和完善的社會主義社會。第二，沒有政治體制改革作保障，經濟體制改革就不可能最終取得成功。我們要根據中國的實際，穩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尊重和保障人權，使人民享有憲法和法律賦予的民主權利，依法參與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我們還要推進政府自身改革，使政府能夠更好地實行民主科學決策，依法行政，并接受人民的監督。我們要推進司法制度改革，使法院獨立進行審判，更好地體現公平和正義。”

    沒有民主和科學，就沒有社會主義，也就沒有現代化。我們今天講民主，就是要讓人民當家作主，保障人民的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的權利；就是要創造一種環境，讓人民批評和監督政府；就是要讓每一個人都能在平等、公正、自由的環境中全面成長；就是要把發展民主和完善法制結合起來，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制國家。

    民主是人類共同追求的價值觀和共同創造的文明成果，只是在不同的歷史階段、不同的國家，它的實現形式和途徑各不相同，沒有統一的模式。政府的權力是人民賦予的，必須對人民負責，接受人民的監督。……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從這個意義上說，制度更帶根本性。因此，我們在推進經濟體制改革的同時，還要繼續推進包括選拔干部和選舉制度在內的政治體制改革。

    科學、民主、法制、自由、人權，并非資本主義所獨有，而是人類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共同追求的價值觀和共同創造的文明成果。

    發展民主，健全法制，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內在要求。構建和諧社會，最重要的是加強民主法制建設，促進社會公平正義。他提出，要積極穩妥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加快中國特色的民主政治建設。完善人民的民主權利保障制度，保障人民依法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

    加強城鄉基層自治組織建設。擴大基層民主，完善政務公開、廠務公開、村務公開等制度，保證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權利。各級政府要堅持科學民主決策，完善重大問題集體決策制度、專家咨詢制度、社會公示和聽證制度、決策責任制度，依法保障公民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

    其實信息公開對于政府來講，重要的是政務公開，也就是說讓我們政府的運作透明，在陽光下進行。我覺得一個同人民群眾有血肉聯系的政府，除了責任、服務、獻身和廉潔之外沒有任何其他的特權。它應該把真實情況告訴人民，同時接受人民的批評和監督。一個制度、一個政府只有不斷地聽取批評意見，它才能夠不斷地改進工作，才能不斷地進步。我們在第一時間，中央政府得知奶粉問題以后，迅速地向國內公開、向世界衛生組織公開、向港澳臺地區公開、向有關國家公開。我以為這是一個負責任的政府的表現，也是應該做的。
　

發件人："www.huxingdou.com.cn" <[email protected]> 2011-05-22 09:19:37 +0800 收件人： "大軍網" <[email protected]>, 抄送：標題： Fw:建議

張雪忠致信教育部長建議取消馬列思想政治必修課

法廣

    華東政法大學的教師張雪忠博士，上周（5月13日）以公開信形式致信中國教育部長袁貴仁，呼吁取消中國大學及研究生入學考試“政治”科目以及將“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等課程從大學公共必修課程中去除。張雪忠稱，此信是依據中國憲法第四十一條關于“公民建議權”的規定，以個人名義向教育部提出的“公民建議書”，全文約1萬余字，張雪忠將其發表在個人的SINA博客后，卻很快遭刪除，但此建議書仍然在互聯網上引發了許多討論和反響。

    建議書中，張雪忠首先提出，“在教育領域用強制或變相強制的方式，向人們灌輸特定的哲學思想和政治觀點，不但無法使人真正接受被灌輸的內容，而且還將極度扭曲一代又一代中國人的人格，扼殺一代又一代中國人的良知，貶低一代又一代中國人的尊嚴。”

    “行為或許可以用獎懲來驅動，信仰卻只能以說服為基礎。”他說，在準備政治考試以及修讀“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等課程的過程中，人們不能自由地對相關學說進行批評和質疑，而是必須放棄自己的判斷，完全被動地接受別人的思想和觀點。

     如果對最重大的問題及最高層次的原則，人們不能進行自由的思考和充分的探討，那么一個民族不管人口有多少，都不大可能產生真正杰出的思想，整個民族的理智水平也不可能到達令人尊敬的高度。

    在一個連上帝的全知、全能，甚至上帝的存在都可以任人質疑的時代，13億中國人還要將一個德國人的學說視為不可質疑的神諭。對此，張雪忠說，“真想問問我們的教育決策者，到底是什么樣的想法和企圖，竟然會讓你們如此處心積慮地禁錮13億中國同胞的理性，如此想方設法地貶低13億中國同胞的尊嚴？”其次，張雪忠質疑，在教育領域用強制或變相強制的方式，迫使人們接受并表達特定的哲學思想和政治觀點，違反中國憲法第三十五條的規定，侵犯了公民的思想和言論自由。

    根據目前的教育政策， 大學及研究生入學考試的政治科目，以及“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等公共必修課，這事實上，是將承認某種特定的哲學思想和政治觀點，作為人們獲得學習各種專業知識的條件，實際上就是將剝奪教育機會作為一種脅迫手段，壓制和侵害人們在哲學和政治問題上的思想和言論自由。

    這種做法的危險無論如何強調都不過份。因為我們實在是無法確定這些哲學思想和政治觀點到底是對是錯，而一旦它們確實是錯誤的，我們的教育決策者就等于在強迫所有的中國人同時在最重大的問題上犯錯。

    張雪忠認為，在信仰問題上，政府不應享有任何權威。政府既不能在信仰問題上提供比個人更可靠的判斷，也不能幫助個人為來世的生活做好更充分的準備，在這方面，政府的權力不可能起到任何作用，因此也不可能具有任何正當性。一個人不可能放棄自己的判斷，完全聽任他人——不管是一位國王，還是一個政黨——來決定自己該信什么，不該信什么。

    第四，在教育領域用強制或變相強制的方式，灌輸官方學說的辦法，將使整個社會長期處于一種理智蒙昧狀態，還將使這種學說本身失去活力，同時阻礙這種學說的信奉者理智的成長。

    在中國，那些對馬克思主義哲學、毛澤東思想或鄧小平理論進行直率批評的人，很容易在教育、就業或升遷等方面遭遇不利的后果。因此，在各種重大的原則性問題上，即使是那些最富探索精神的學者，也不得不把自己真正相信的原則隱藏起來，并極力使自己的言論看上去合乎自己并不相信的官方學說。

    這樣的學者也許算得上很聰明，但卻很難成為毫無畏懼、邏輯嚴謹以及前后一貫的真理追求者。更多的人為了不觸怒掌權者和官方學說的信奉者，干脆避免談及那些重大的原則問題，而專注于一些更為具體的技術性問題。而這種確立官方學說的做法，對特定學說來說，也是一種損害。

    當人們不能提出不同的觀點，而是必須被動接受官方指定的學說時，人們就不再有必要去努力反駁不同的學說，甚至沒有必要去真正理解被灌輸的學說。人們只是接受了這種學說的僵化的、空洞的言辭，但卻丟棄了其深刻和鮮活的內涵。現在，許多人都可以郎朗上口地誦讀出一條條所謂的“基本原理”，但他們這樣做只是出于一種習慣的盲從，而不是出于內心的理解與信服。

    張雪忠說，這樣一來，一個有著13億人口的國家，也就不可能不逐漸演變為一個規模龐大的鸚鵡園地，而鸚鵡是絕不會以追求真理而見長的。
　

發件人："Flynn" <[email protected]>  2011-05-19 15:36:33 +0800 收件人： "Flynn" <[email protected]> 抄送：標題： 轉發: 《中國震撼》--- 精神三聚氰胺

精神的三聚氰胺《中國震撼》

周西

    近日，一本名為《中國震撼》的新書受到官方的高調追捧，開始大紅大紫。 據說曾經幾度斷貨，六次加印，累計印數已達14萬冊。 我們今天的話題就從這里說起。 據悉，曾經擔任鄧小平翻譯，目前任瑞士某大學教授的張維為所著的這本新書，自今年1月出版以來，引起了較大的社會反響。 4月11號，包括《人民日報》和《光明日報》在內的全國幾十家媒體均在突出位置，用較大篇幅刊登了數字專家學者的書評文章，和對本書作者的采訪報導，一時間好評如潮。 對此，《文匯報》4 月26號的宣傳文章說，“走中國自己的路”，這條路我們走對了，要繼續堅持走下去，這就是《中國震撼》這本書告訴我們的最重要的道理。

     本書作者稱，根據自己走遍全球100多個國家的覌察，“總體上，發展最成功的就是中國，人民生活改善最快的也是中國”。 而他總結出的經驗則是，沒有一個非西方國家照搬西方模式，而能獲得成功的先例，無論是非洲、亞洲還是拉丁美洲。 對此，有分析人士質疑說，盡管本書作者言之鑿鑿地宣稱，至今還“沒有一個非西方國家取得過模仿西方模式的成功”，但人們不禁要問的是，日本、韓國和臺灣難道也算是失敗了嗎？ 這些地區與我們相比，到底是老百姓的生活更加貧困？收入分配更為不公？ 還是公職人員更加腐敗呢？ (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劉擎)

    與此同時，針對該書的出版方在宣傳稿中所披露的，“有的中央領導同志為了先睹為快，還要求我們把本書作者尚未發表的文章送給他們看”，有網友反問道，這又能說明什么呢？ 權力并不等于真理，如此“唯上是從”的表白，不僅有悖于獨立的思想和人格，也無助于“拔高”本書作者的形象。 至于張維為在其書中刻意引用了美國《紐約時報》著名專欄作家托馬斯.弗里德曼恭維中國的一段話稱：“我很不愿意對我女兒說：你只有去中國才能看到未來……”。 有網友則認為，這只能說明美國佬太實心眼，只看到北京奧運的豪華場面等。 他也不好好想想，如果真正前途光明的話，中國的達官貴人們為什么都把子女紛紛送到美國去呢……？ (網友高人)

     綜上所述，有網友點評說，早幾年談中國模式還是一種時髦；眼下談中國模式卻是一種搞笑了，最后的結果，也許會令人掃興。 中選網上作者諶青凡的文章回顧說，中國模式一詞，最早是由洋人提出來的，原本是一種西方價值觀的產物，如今卻在對洋人處處防范的中國官方眼里，成了香餑餑。 不過，考慮到在中國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伴生出許多包括貪污腐敗、環境污染和貧富分化等十分嚴重的問題，因此，如果講中國模式的話，這些問題必然難以回避。

    近日，原《人民日報》資深評論員馬立誠先生搜集列舉了國內外有關“中國模式”的21本書，集中了所謂“中國模式論”的精華。 在這些書里，大多數人講起中國經濟來，甚至到了天花亂墜的地步；而面對目前中國的政治、文化和制度層面的問題，則基本上是乏善可陳。 就是說起來，也是羞羞答答的，實在是拿不出手啊！ 究其原因，洋人講中國模式，動機很復雜，有的是標新立異，有的是討好中國，有的是看走了眼，有的干脆就是為了賺錢。 凡此種種，不一而足，但我們中國人自己可不能跟著犯迷糊，因為只有我們才心知肚明，中國的經濟總量是上去了，但卻??也落下了一大攤子的毛病。 未來看“病”的花費很可能會超出目前賺來的錢。

    諶青凡的文章最后強調說，中國模式論的最大危害，就是讓中國人徹底放棄危機意識，一個失去了危機意識的民族，還能經受什么打擊呢？ 此外，脫離了中國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感受，而大談特談所謂“中國模式”的種種優越性，純粹就是一種忽悠。 對此，學者方紹偉的分析認為，《中國震撼》顯然根本無法“震撼”具有獨立思考和懷疑精神的中國人。 那些對現狀滿意的中國人，不用聽張維為的道理也能感覺中國發展的好；而對那些不滿現狀的中國人來說，他們遵循的不是參照自己過去的縱向對比，也不是張維為所強調的“向下的”橫向對比，而是對內對外的“向上的”橫向對比。 在國內，“向上的”橫向對比觸及的是令人憤憤不平的“權貴資本主義”；在國外，“向上的”橫向對比觸及的則是“自由、平等、人權”。

    綜上所述，有網友點評說，這本《中國震撼》，只能誕生在像中國這樣沒有言論自由和官方嚴密控制媒體網絡的國家。 張維為其人，在目前當權者治國如此無能、腐敗如此猖獗之時，推出這樣的書，純粹就是昧著良心說鬼話，不過是只想依附于權貴邀功請賞，沒有半點獨立人格的走狗而已。 這本書就像中國奶業的三聚氰胺一樣，反正我是不會去上這個當的。
　

發件人:szjyxr <[email protected]>發送時間:2011年5月21日 星期六收件人:抄送: zdjun <[email protected]>, 主題:回復:看看作者對朱熔基的評論，想想茅于軾的所做所為，作者可是自由主義的典范羅！

    這篇文章雖然有大量令人讀著不爽的體制內語詞圍著“明君賢相”歷史觀打轉，但可貴之處相當明顯，這就是用大量的、鐵的事實撕爛了改革的輝煌外衣，揭露了其歷史罪惡，足以讓“歌德派”猛醒。但是，對茅于軾那類垃圾人沒有用！別指望那些家伙能糾正其歪舌頭！對此文的作者，我不了解，也許對其文章的批評近于苛求，他是不是真正的自由主義者，我一時也難下結論（看其他言論再說）。但我認為，他直面現實的學術態度是很可貴的，特在此致以敬意！ 蘇中杰

朱镕基為何被拋棄？

艾祖鴻

2011-5-7

　　“賀朱镕基八十二大壽：他是建國以最具悲劇的總理，唯一人下沒有連任的總理，也是一個唯一在全國各地有留下墨寶的好總理，但請大家記住，他是全國人民心目中最廉政，最不怕得罪富商高官的總理，你知道有多少暗殺組織要暗殺這位扛關棺材前行的好總理!過些天是他82周歲生日，如果你認為朱總理是真正的好總理的話，請轉發，讓更多的人祝福、、、”-----手機短信及QQ信息時時瘋傳，敬佩、敬仰之情溢于言表。對此，作為出生在農村且直接參與國企改革的筆者，深不以為然。

　　一九九八年三月十九日，新當選的朱镕基多么自信、從容、機智、幽默!，他對全局清晰的把握、措詞的得當，贏得了中外記者和所有的電視眾觀看一致好評， 歡呼跳躍。

　　當一位香港記者問及朱總理在遇到困難、挫折時，他是否也會感到沮喪、灰心、猶疑不前時，朱镕基坦言，身處一國總理的職位，他的確感覺責任重大，心理負擔很重，他說：“不管前面是地雷陣還是萬丈深淵，我將一往無前，義無反顧，鞠躬盡瘁，死而后己。”全場熱烈掌聲，猶在耳邊回響。

　　中國民眾對其寄托無限的希望，然而五年后的十屆全國人代會上，確一反中國官場無過即功連選連任常規，曇花一現，破天荒未能連任而被儒雅的溫家寶代替，黯然下臺。何故?

　　朱镕基的施政綱領，歸納為“一個確保，三個到位，五項改革。”一個確保，是確保中國今年國民經濟增長8 %。三個到位：是金融改革三年內到位;國企改革三年扭虧為盈;機構改革三年分流到位。五項改革：是指糧食流通體制、投資融資體制、住房制度、醫療制度、財稅制度的改革。也正是這場改革的失誤，斷送了其政治生命。

　　國企改革直接是坑害了工人

　　工人階級是無產階級國企改革將從領導階級變成的被領導階級，從天堂一下落入凡塵。“中國無產階級開始走上革命的舞臺，就在本階級的革命政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成為中國社會里比較最有覺悟的階級。”多少光榮啊。實際上，改革前工人不僅是有很高的政治地位，經濟待遇也非常優越，有的行業工人甚至高于公務員。

　　但朱總理主導的國企改革，無論是將工人終身依靠的企業低價出賣給個人，還是破產，抑或改制，都直接產生了大規模的工人下崗，保守估計不少于4000萬人。改革的主要措施就是改變企業性質，甩掉國企職工這個“包袱”，手段就是非法強制工人買斷工齡或分流自謀職業。造成國企資產大量流失，官與商無償或象征性代價獲得巨額財富，兩極分化從此越來越嚴重。

　　最可悲的是40-50人員，長期依賴國企而無生存自救能力，一下子被逼到城市的邊緣;青工則被迫淪為新的私營業主打工仔，從主力軍先鋒隊變成了社會的不安定因素。特別是為國家作出巨大貢獻，用青春熱血為國企創造了大量財富的工程師技術員，待遇與地位一落千丈，沒有任何社會福利保障。雖然后來有所改善，但直到其下臺的2003年，國企下崗職工同原單位買斷勞動關系的，只有55.6%繳納了基本養老保險，在沒有買斷的人當中，只有24.4%繳納了基本養老保險 。總體上，下崗失業人員中，繳納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的比例分別為35.5%和5.4%，大部分下崗工人為無法參保而憂慮。

　　直至2006年，情況還未得到根本改善，在十六屆六中全會上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針對勞動合同簽訂率低、勞動條件惡劣、拖欠和克扣職工工資嚴重、群體性事件經常發生等問題，明確提出“發展和諧勞動關系”。可見中國工人的生存狀況。如此改革，工人深受其害。從此，中國工人階級不僅從中國的政治歷史舞臺中消失了，且重新陷入被私營業主剝削壓迫的境地。改革的直接后果，激化了工人對黨對政府對私營業主對社會的矛盾，將工人排斥社會主流之外，推向政府與社會對立面，到處出現的集體靜坐上訪，政權的穩定、黨的威信再次受到嚴重的考驗。

　　分稅制改革間接是坑害了農民

　　鄧小平自下而上的改革，激發農村的活力，農民真正的得到了實惠。朱總理自上而下的改革，卻讓基層的政府和低層的工農受到切膚之痛。從朱镕基施政綱領到實際改革措施，基本沒有涉及到“三農”問題。農民的利益保障和生活水平不僅沒有得到與時俱進，反而因其國稅地方稅的分稅制改革，富了國家財政窮了地方財政，而先收后返的承諾常常因政治經濟甚至技術上的障礙，不能及時兌現，導致財政常作無米之炊，窮瘋了的地方官員只好拼命地壓榨最低層最可憐的農民，強制進行各種攤派，強征農業稅及各種上交提留，鬧得雞犬不寧，苦不堪言，以命相搏的抗稅抗費的命案，時有發生!

　　二000年湖北監利縣棋盤鄉黨委書記李昌平給總理的信“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朱總理方有所醒悟，但并未引起重視。陳桂棣 春桃《中國農民調查》真實地反映了其執政時期，農民“生計艱難，負擔過重”;基層干部“橫征暴斂，草菅人命”的嚴酷畫面，引發的“三亂風”，涉及基層各個收費行業和部門，“幾十頂大蓋帽管一頂破草帽”。農民已被逼到絕路，到非治理不可時，國務院才三令五申，然而積重難返，直到今天還沒有仍然無法根除，遺患無窮。

　　退休后的朱總理，一直低調，過著隱居生活，近來不知為何高調“復出”。從鳳凰網的英文講演到，到清華校慶的講話，從嘲諷繼任者喜歡照像，到對現行政策的尖銳批評，一向常態，突然活躍起來，這都沒有什么好指責的。俗話說：老小老小嘛——“老夫聊發少年狂”，不必大驚小怪。令人驚異的是，向清華學生特意送《中國農民調查》!不僅不反思，反而為自己的受到的譴責辯護，他指此書引致很多對他的攻擊，指稅改政策讓農民陷于貧窮。“這本書受到很多國內異見分子的追捧，”送書的目的是讓同學們有批判意識，用事實去對比書中內容。意圖武裝90后的學生們 為槍手，為其消滅國內外為農民鳴冤叫屈的“異見分子”。 假如90后的清華學子，去問問耕作于農村的祖輩與父輩，讓他們談談其執政時期(1998---2003)“三農”問題的嚴重性及農民的慘狀，定會反戈一擊。特意送此書，自取其辱，也為君子所不恥，因為君子當“日三省乎已”， 且“君子坦蕩蕩，小人常戚戚”喲。

　　客觀的說，朱镕基是個好人，是個清官，但好人與清官并不一定是好總理，并不代表其執政能力與水平。朱總理試圖其“地雷陣” “扛關棺材前行”的宣言，流芳百世，卻讓人不寒而栗。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言”，無論是官還民都應該有所畏懼啊，連皇帝也畏諫官之口史官之筆!正是其的無所畏懼，為達到自認為正確的改革目的，才不惜犧牲工農利益，不懼工農的反抗，不怕社會的動蕩，不畏矛盾激化和立國之本的動搖。

　　不僅如此，令民眾深惡痛絕的是其主持制定簽署了《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自2001年11月1日施行之日起，無論是城市居民還是農民住房土地，都可能被列入今天或明天拆遷范圍，合法資產隨時都有可能剝奪或廉價收購，剛剛實現居者有其屋者，時時提心吊膽，害怕明天就會上無片瓦下無寸土。傷害的是最低層的廣大民眾，受益的是官與商，拆遷使財富飛速向官與商集中，造就了一超級富豪，該《條例》成了被既得被利益集團作為巧取豪奪的利器，朱總理功不可沒!

　　溫總理上任伊始，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宣布：“從今年起，要逐步降低農業稅稅率，平均每年降低1個百分點以上，5年內取消農業稅。”取消“三提五統”：上任伊始，簽署命令，廢止嚴重侵犯人權的惡法——《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制定了《城市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辦法》，向保障遷徙自由目標跨進了一大步，這都是溫總理值得大樹特樹的功勛。雖然沒有朱镕基的豪言壯語，鼓惑人心，但真真切切的是救億萬農民于水火，解百姓于倒懸，深得民心，將載入史冊!

　　當選并非喜劇，歡呼聲瞬間變成了低層民眾的哀號，落選也并非悲劇，低層民眾瞬間從哀號變成歡呼!拋棄民眾利益者，必將被民眾所拋棄!

　　想當年，鄧小平看到其出任副總理兼生產辦公室主任時，處理棘手的企業“三角債”; 掛帥解決糧食收購“打白條”;親自兼任人行行長，整頓混亂的金融秩序，難題迎刃而解，認為其“有觀點，有主張，有魄力，懂經濟。”總設計師一推薦，江書記一提名，選舉而出任總理。其實當選非民意，未能連任也非民意，上臺之后，野馬無韁陣陣大炮，驚天動地，最終讓民眾很受傷，誰也無法對于制約與監督，有違鄧、江提攜之初衷，以小人之度之，鄧、江恐怕也是在揮淚斬馬謖吧。危局換將，是歷史之必然，是人心之所向，也有天意和報應。

再談朱镕基為何被拋棄

艾祖鴻

2011-5-15

　　不久前，筆者在選網發表了《朱镕基為何被拋棄》一文，受到廣大網友們的熱情關注，贊同與批評者，都是對國家興亡民族振興具有責任感正義感的有識之士。在此，表示感謝，特別要對于“異見分子”的“異質性思維”，表示敬意，同時覺得有必要時再次對這個的話題，提出自己的見解，并為質疑進行“辯護”。

　　朱镕基受任于危難之際，被民眾喻為“救火隊長”，人格魅力，有目共睹，豐功偉績，舉世瞻目，被外媒譽為“經濟沙皇”。但題目所限，不能評功擺好，只能對為何被拋棄作些分析。

　　常言道：政聲人去后。對前任的失誤剖析評判，是為了讓后來者吸取教訓，引以為戒，并非對前任個人的責難。只是近來的高調亮相，恐為某些勢力，利用其崇高聲望、其仗義執言、其疾惡如仇，作為對現行政策及今后改革方略攻訐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致使其光輝形象受損而澆點冷水。

　　不容置疑，國企改革是非常必要的，總結改革的失誤，并不是否定甚至反對改革，但改革沒有統籌規劃，沒有通過民主程序制定相應配套的法律法規，監督制約保障改革。而是行政命令性的幾年內消滅中小國企，不僅沒有體現和尊重民意，反而對國企職工的前途命運與生存保障，缺乏制度設計，沒有任何預案準備。客觀上犧牲了國企工人的合法利益，甚至是生存權利，草率地把為國家做出巨大犧牲和貢獻的國企職工，完全拋向市場，簡單粗暴的強令買斷工齡，任其被殘酷淘汰、自生自滅，加上住房市場化、教育和醫療的產業化改革，直接導致底層民眾買不起房、上不起學、看不起病，新的三座大山壓向沒有財富積蓄的國企職工，把他們逼入絕境。

　　誠然，改革是要付出代價的。但改革的代價不能全部轉嫁給最底層工人。改革的政策制定者主導者是否認真考慮過，此代價是否能夠避免或者更小些呢?國企沿用蘇聯"國民經濟不分配"的原則，工資只是“生活費”，占工人勞動成果的一小部分，國企是社會全員的血汗資本積累，理應每人都有一份。前車可鑒啊，為何不能象蘇聯與東歐私有化改革那樣，最大限度的保護民眾利益，將原原本本的全民所有制資產貨幣化以后分配給全民，實行 “全民均分”?成功的經驗，無論從純粹經濟學角度，還是從政治、社會長遠發展，特別是照顧國企職工的根本利益及生產生活基本需求來看，無疑比武斷的全員下崗分流買斷工齡，要公平合理得多。任何成功的變革都源自于對政治經濟環境、市場利益和廣大國民意愿的適應，反之亦然。

　　由于我們的改革沒有制度化法治化，客觀上成了“寧贈友邦，不予家奴”，任由少數權勢、外商巧取豪奪“變相私有”。工人就沒有權利分一羹一勺?簡單把全民所有的國企，無償或廉價改頭換面，讓少數有特殊社會地位、有權有錢的人“合法”占有，非法強制性地剝奪多數人的勞動權生存權等基本權益，財富向權貴們高度極中，大量下崗工人及其家庭陷入集體貧困，官僚資本利用政治特權瘋狂掠奪國有資產，大量流失的國有資產，造就一批新權貴新富豪，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團，控制經濟命脈，繼而操縱政治，成為深化改革的巨大阻力，底層民眾重新淪為被奴役被剝削境地，對改革談虎色變。這恐怕也是改革主導者始料未及的，也是其所不希望的。

　　有人真是站著說話不腰疼，以偏概全，偏聽偏信為推進國企改革所作的輿論宣傳，指責工人下崗是因為其懶惰混日子吸國家的血。然而，捫心自問，國企虧損，是工人的責任還是體制的問題領導者的問題?沒有工人的勤奮勞動，所有積累的國家財富從何而來?沒有直接主持參與國企改革的人，永遠無法懂得下崗工人的酸楚，永遠無法體驗成百上千工人，集體跪求給予工作的權利，給予能夠養家糊口的工齡補償費，是多么震憾多么悲壯啊，如連救生圈都不發一個的，就被拋向大海一樣，是多么無助多么絕望啊。筆者每每回想起，總是良心的責備，寢食難安。

　　——全國數千萬受到改革政策措施傷害的下崗工人，會對這樣的改革主導者感恩戴德么?拋棄者終被拋棄!

　　分稅制等一系列強硬政策措施，所導致或加重的“三農”及“三亂” 災難，觸目驚心。農民對其受到的傷害，刻骨銘心。2003年，主政者深知“三農”災難的嚴重性，力挽狂瀾，在經濟并不寬裕的情況下，提出在5年內全部取消農業稅，同時取消除煙葉外的所有特產稅;對種糧農民進行糧食直接補貼、良種補貼和農機補貼。九億農民切實得到實惠。2005年12月29日，廢止《農業稅條例》，取消農業稅，標志著原定的五年內取消農業稅的目標提前實現。

　　2005年10月，國家統計局公布數據，年前三季度農民人均現金收入達到2450元，扣除價格因素，同比實際增長11.5%，超過同期城鎮居民收入增幅1.7個百分點。即在2004年農民收入實現較快增長，增收難度進一步加大的情況下，2005年農民收入繼續保持著較快增長態勢。農民人均現金收入中，工資性收入793元，同比增長16.1%;出售農產品現金收入1131元，增長18.1%;二、三產業生產經營收入359元，增長15.1%，九億農民再一次脫離苦海，廣闊天地再次充滿生機與活力。

　　北洋軍閥時期，地質學家丁文江在燕京大學的一次演講中說：“我們中國政治的混亂，不是因為國民程度幼稚，不是因為政客官僚腐敗，不是因為武人軍閥專橫;是因為‘少數人’沒有責任心，而且沒有負責任的能力。”少數人即為執政者也。

　　朱、溫兩位總理，在對待民生與親民問題的巨大反差，實質就是丁教授所分析的責任心與負責任的能力差異。光有責任心，沒有負責任能力，往往是好心辦壞事，或者辦不成好事;有責任心且和負責任的能力，才會好心辦好事，為民眾謀福祉。

　　其實，為了達到富國強民富的改革目的，溫和漸近式的改革或許更有成效，如臺灣土改是“階級合作”式的辦法。“地主、農民和政府坐下來慢慢商量解決土地問題的法子，叫農民得益，地主也不受損失。”土地雖被征收，但從中獲得大量的股票，搖身一變，成為新興的工商巨頭。

　　70年代臺灣經濟騰飛，成為舉世矚目的亞洲四小龍之一。經濟騰飛的基柱，實得益于50年代初之臺灣和平土改的成功。臺灣土改，地主農民各得其利，皆大歡喜;大陸人永遠不會理解，敵對階級怎么會握手言歡，實現共贏的喲。——當然，“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都要反對”。這是中國執政者所不屑的。

　　任何改革不僅不應讓多數人受傷害，反而應當讓多數人從改革中受益，才能得到多數人的支持擁護，才沒有“地雷陣” 需要“扛著棺材前行”。俄羅斯在1991年4月25日頒布的《俄羅斯聯邦土地法典》中取消單一的土地國有制。此后，四次發布總統令，強令解散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將土地按份額分給農民。到2000年底，農業用地的70%已經實現股份化，1200萬農民成為土地所有者。92%的土地份額的所有者獲得了產權證，廣大農民能不擁護這樣改革么?不比不知道，一比嚇一跳。不堪折磨與壓榨的中國九億農民，以及同情農民的社會各界，能不拋棄之么?。

　　民眾對于朱總理當選，寄于無限希望，何故?除了在副總理任上的功績外，首先得益于其上任時箸名答記者問，像一個政治明星，一個官場另類，猶如“風瀟瀟兮易水寒，壯士一去不復還”之悲壯，非常有感召力;

　　其次是我們太熱衷于暴風驟雨式的改革，總是以階級斗爭的方式獲得前進的動力，認為改革就是滾“地雷陣” 必須“扛著棺材前行”。總是傷害一批打倒一批保護一批扶持一批，總是認為亂世用重典，重癥用猛藥，“與天斗其樂無窮，與地斗其樂無窮”。所以，熱切希望一個“一往無前，義無反顧，鞠躬盡瘁，死而后己”的革命領袖，領導我們去戰斗!

　　再次，民眾固有的“清官情結”作祟。 期盼清正廉明的好官吏和好皇帝，是傳統中國人的最高政治理想。電視一直播朱總理的記者會，其高大形象，如清官包公、海瑞再世。然而，僅憑清官個人的道德修養和廉潔自律，根本不能實現社會和政府的良好治理，主導社會的變革，也根本不能保障民眾利益。

　　包公、海瑞名垂千古，就是因為清廉剛正不阿，張居正對海瑞的執政能力就十分不屑，認為海瑞做官有原則，但沒有氣量;有操守，但沒有靈活性，因此有政德而無政績，做應天府巡撫兩年，賦稅減了三分之二。王安石同樣是清正廉明，是古今中外推崇改革家，號稱“執拗公”。改革的宣言是“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何等剛愎自用，無所畏懼啊!改革進程中，上拒司馬遷等保守派的任何修正建議，下視民眾為草介。其改革導致國弱兵更弱，國窮民更窮，改革半途而廢，自已黯然下臺，北宋蒙“靖康之恥”，從此一蹶不振，民眾痛恨地把豬改叫“執拗公”。

　　民眾從最初的狂熱到最終的很受傷，方知希望越大，失望就越大，方知清官是靠不住，人治靠不住，靠得住的永遠是法制與制度。

　　執政者總是以中國特色為由，拒絕學習借鑒外國、外地的成功經驗，吸取歷史教訓，總想著成為改革先驅，視死如歸，總想到“天翻地覆慨而慷”的豪邁;總想著改革就是轟轟烈烈的革命;總想著“為有犧牲多壯志”的悲壯。殊不知，最終受傷害的民眾。水能浮舟，也能覆舟的道理都懂，但真正引以為戒者鮮有。

　　亞里士多德認為：“一種政體如果要達到長治久安的目的，必須使全體人民都能參加而懷抱著讓它存在和延續的意愿”。在此改革的關鍵時刻，特別是政治體制的改革十字街頭，要使改革低成本高效率，必須是全體人民的參與，充分發揚民主，最大限度的體現全體人民的意愿，使全體人民的利益保障制度化法制化，讓民眾成為深化改革的主力軍，才能事半功倍。任何漠視甚至傷害民眾利益的改革，都注定要失敗的，主導改革者，也同樣會被其拋棄的民眾所拋棄。

發件人："red_fog" <[email protected]> 2011-05-23 10:47:15 +0800收件人L_C_mailto：抄送L_C_cc：標題： 請求全國人大、中紀委對國資委在

請全國人大對國企“行政劃撥”進行審查

甄理

2011-05-23

    請求全國人大和中紀委對國資委在政企分開之后將國企“行政劃撥”給權貴利益集團導致加速壟斷的問題進行審查。

    當代中國，那個家庭沒有親人因政府公共政策失誤而下崗失去工作崗位？更為荒唐的是：為了推進這些所謂的“改革”, 最高人民法院竟然出臺《關于審理與企業改制相關的民事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其中第三條規定：“政府主管部門在對企業國有資產進行行政性調整、劃轉過程中發生的糾紛，當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如此“惡法”，最后的法律保障權利都被剝奪，我們企業的地位、職工的權益如何體現？！

    鑒于政企分開之后的行政劃撥嚴重違反《行政許可法》第24條、83條，造成加速壟斷、給社會、企業、職工造成嚴重傷害,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所以，我們請求對國企改革過程中的政府行政劃撥問題進行審查，糾正這種資產劃撥行為！

    我們提出解決方案：

    1、政企分開之后，對脫離原政府管理部門的企業，由國資委代表政府對企業板塊、按行業屬性、資產規模的大小進行分類、歸口，由國資委按照國家法規親自管理。

    2、由國資委主導，按照行業板塊劃分、抽調“被整合企業”的職工骨干成立“資產管理公司”，管理這些政企分離之后被重組的企業，如：金融資產管理公司、交通資產管理公司、建設資產管理公司、紡織資產管理公司、輕工資產管理公司、醫藥資產管理公司、文教衛生體育資產管理公司、港澳臺華僑外事資產管理公司等等，將政企分開之后被違規兼并的公司從利益集團剝離出去，由國資委下屬的管理公司管理。甚至請原來的主管單位擔任“管理公司”的獨立董事、或者監事，強化社會監管力度。“管理公司”負責這些被整合企業的監管、政策性引導，不參與經營活動，由國資委直接領導。

    3、由國資委主導，根據企業屬性，引導原屬于不同部門的企業，以資本為紐帶，通過企業之間談判協商進行重組。

    前提：禁止利益集團參與重組，否則就演變成利益集團自賣自買的丑劇；所有協商必須有職工代表參與，最終必須經過職工大會表決通過。

    徹底斬斷利益集團的壟斷、掠奪！
　

發件人："hbjvxx" <[email protected]> 2011-05-23 20:28:20 +0800 收件人： <[email protected]> 抄送：標題： 慶祝建黨九十周年系列文章：建國后輝煌三十年_大道至真_新浪博客

    大軍網你好！我是貴網站的忠實讀者，這些年來受益不少，再一次感謝！在關于國家、黨的認識上自己也是經過幾個大波折，最后認為如果中國知識精英只是從個人、集團利益出發來分析問題、指導國家，甚至為私利勾結外人出賣國家，這個民族還要重新回到大清晚年的命運。先將《慶祝建黨九十周年系列文章：建國后輝煌三十年》寄給您做參考。

建國后輝煌的三十年

慶祝建黨九十周年

文安

    大道至真。眾所周知，中國系統完整的工業體系是在建國后三十年建立起來的。建國后三十年科技原創能力強大，各個領域創造了無數第一。建國后三十年造就了人造衛星、導彈、核潛艇、大型噴氣客機、人工合成胰島素、漢字激光照排、衛星回收、計算機、直升飛機、高性能航空發動機、大規模集成計算機、CPU（出口到日本）；殲十、神5載人宇宙飛船是70年代的技術；反導系統，導彈、雜交水稻研究成功，小麥高產等世界聞名；復方甲醚、針刺麻醉手術；內燃鐵路機車、現代海船（包括30萬噸集裝箱輪）、微電子；“遠望號”系列船，其技術高度至今難以逾越，那時的報紙經常報道國家創造發明和與世界水平的差距，也和美蘇水平進行對比，有些技術是超美蘇的。

    現代中國的“新四大發明”

　　1、雜交水稻：1973年，中國的袁隆平向世人捧出了“雜交水稻”這一震驚世界的答卷。這無疑是史書上值得濃墨重彩的一筆。人口眾多、人均耕地面積不多的中國，不僅解決了自己的糧食問題，還為亞洲甚至全世界糧食問題的解決做出了巨大貢獻。

　　2、漢字激光照排：漢字激光照排技術，是基礎理論的重大突破，給出版印刷行業帶來了一次革命性的變革，大大提高了印刷出版業的效率。它在促進中華文化傳播的同時，也對日、韓等國家的印刷出版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3、人工合成牛胰島素：人工合成牛胰島素是人類有史以來第一次人工合成有蛋白質。過去世界普遍認為生命體是天然的，大都認為人工合成生命體是不可能的，是中國人首次讓它變成可能。人工牛胰島素的合成，是生命科學領域的重大突破，對于人類探索生命奧秘的影響是巨大的。

　　4、復方蒿甲醚：復方蒿甲醚是第一個由中國發現的全新化學結構的藥品，也是目前在國際上獲得廣泛認可的中國原創藥品。截至2005年底已被26個亞非國家指定為瘧疾治療一線用藥，它在瘧疾這一高傳染性疾病治療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

    國內有幾個機場、有幾條鐵路，不是建國后三十年新建、擴建的？有哪一個油田、國內哪一個煉油廠不是建國后三十年創辦的？今天的中外合資企業，有幾個不是因為有了建國后三十年留下的基礎，才被外國投資者看中而“合資”的？今天的上市公司，有幾個不是建國后三十年創辦的企業改制而成的？今天的中外合資企業，有幾個不是因為有了建國后三十年留下的基礎，才被外國投資者看中而“合資”的？

    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前，中國就在大量生產噴氣式飛機、重型拖拉機和現代遠洋輪船。中華人民共和國那時還在生產核武器和洲際彈道導彈，已經在1970年(中國首次成功地試驗原子彈以后六年)發射了一顆人造衛星。當然，工業化使中國的社會結構產生了意義重大的變化．雖然絕大多數勞動力當時仍然從事農業生產，但是城市的工人階級卻已經從1952年的300萬人增加到20世紀70年代中葉的1800萬人以上。此外，在農村中建立小規模工業的政策，結果導致大約3億農村勞動力中的2800萬農民變成公社工廠或大隊工廠的工人，雖然那些工廠大多數是在初級技術水平上組織生產的。一個龐大的技術知識界出現了。中國科技人員的數目從1949年少得可憐的5萬人(1952年有42．5萬人)增加到1966年的250萬人，后來到1979年增加到500萬人以上，這些人當中的99％是在1949年以后培養出來的。

    1950年至1977年工業總產值增加了38倍,以每年平均13.5%的速度增長,與世界上的發展中國家及主要發達國家的早期發展相比,中國經濟的增長率是較高的,與現在世界歷史上任何國家實現工業化的周期相比,中國的發展速度也是較快的,50年至76年,中國鋼產量從130萬噸增加到2300萬噸,煤炭產量從6600萬噸增加到44800萬噸,發電量從43億度增加到1330億度,原油產量從近乎于零發展到8400萬噸,化肥產量從20萬噸增加到280萬噸,水泥產量由290萬噸增加到4930萬噸,到70年代中期,中國生產了大量的噴氣式飛機,重型拖拉機和遠洋輪船,還制造了原子彈和洲際彈導彈,在70年發射了人造衛星,中國的科學家技術人員從49年少的可憐的5萬人增至到500萬人,除此之外,還興修了大量規模宏大的水利工程設施,如果沒有這些設施,那么就不大可能出現這幾年來的農業生產率發展高潮。

    50年代初期,中國從比比利時還要弱小的工業起步,到76年被恥笑為東亞病夫的中國己經躋身于世界前6位最大的工業國家之列,從1952年至1978年的25年時間,中國的國民收入增長4倍,從52年的600億元增加到78年的3000億元,其中工業產值增長的比例最大,以人均計算為基礎,國民收入的指數按照不變價格從49年的100增至到78年則達至440,中國的國民收入還是翻了一番多。

    中國的經濟成就幾乎是在毫無外來援助和支持的情況下由中國人民獨立取得的,因而這種成就就各外引人注目,除了蘇聯在50年代提供過有限的援助到60年代中期中國迅速全部償還了這筆費用及其利息到建國后三十年結束時,在發展中的國家里,中國是唯一一個既無外債又無國內通貨膨脹的國家。

    建國后三十年是人類史上偉大的工業革命時代，建國后三十年經濟記錄是中國奠定現代工業化基礎時代的記錄。實際上，這一記錄優越于德國、日本和俄國工業化的可比階段，這三個國家的工業化是那些在工業舞臺上一直是后起之秀的主要國家成功地進行現代化的、最引入注目的歷史事件。德國自1880年至1914年，每10年的經濟增長率是33％(人均是17％)。日本自1874年至1929年，每1O年的經濟增長率是43％(人均是28％)。蘇聯自1928年至1958年，每10年的經濟增長率達到54％(人均是44％)。建國后三十年的中國自1952年至1972年，每10年的經濟增長率達到64．5％(人均是34％)。這種經濟發展，很難說是象許多西方報界人士通常錯誤報道的那樣，以“爬行的速度”進行的。）

    中國共產黨人在1949年取得政權，當時是允諾進行兩次革命而不是一次革命：資產階級革命和隨之而來的社會主義革命。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新執政者們迅速地完成了舊國民黨政權沒有完成(實際上幾乎還沒有開始)的資產階級革命。在20世紀50年代初期，共產黨人迅速地把四分五裂的古老中華帝國改造成為一個現代的民族國家，并且給它的多民族的眾多人口逐漸灌輸了關于民族統一和社會目標的強烈觀念。被長期拖延了的土地革命，隨著土地改革運動于1952年結束而告完成，最終從中國現代歷史上消滅了古老的紳士地主階級，并且把絕大多數的中國人民從經濟剝削和社會壓迫的傳統方式中解放出來。國家領土的統一、強大的中央集權制國家和全國市場的建立，以及農村中前資本主義社會關系的廢除，又為現代生產力的發展創造了必要的前提條件。

    對蘊藏于那片廣袤土地的巨大人力物力資源的利用，給落后的，過去停滯不前的經濟帶來了現代工業和技術的發展。本世紀50年代初期進行的那場資產階級革命的成果現在看來是顯而易見的。長期(直到不久以前)處于最悲慘而貧困的國家行列中的中國，如同毛澤東在1949年十分自豪地宣稱的那樣，的確已經在世界上“站起來了”；而且目前作為一個獨立的“迅速現代化的強國屹立在世界上”，盡管與先進的工業化固家相比，它依然是一個窮國。中國革命的資產階級階段，與任何資本主義類型革命的古典西方模式都不同。中國的資產階級革命，是在宣布以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為目標的馬列主義政黨的領導下完成的。軟弱的中國資產階級留下的人們，既不是這場革命的領導者，也不是這場革命的受益者。此外，中國的資產階級革命幾乎沒有西方資產階級革命所獨具的特點——創造有助于私有制繁榮和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條件。城市中的“民族資本主義”時代和農村中的個體農民所有制時期，在范圍和持續時間上都受到了限制。這種限制是由旨在廢除私有制的馬克思主義者治理的國家所強加的。而且，當北京的共產黨領導人判定(現在有人有時說，這種判定也許為時過早)，“資產階級的”基本歷史任務已經完成的時候，他們就決心進行他們答應過要實行的兩次革命中的第二次革命．1953年宣布“向社會主義過渡”，而這個過渡時代是在經濟發展的低水平上和物資普遍匱乏的條件下開始的。

    在建國后三十年的最后20年間，中國共產黨人要同時實行現代化和社會主義——這是根據“不斷革命”的要求進行的。建國后三十年的許多觀察家們長期以來一直設想：使現代工業化手段同社會主義目標相調和的獨特嘗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毛澤東時期所獨具的特色之一。無疑，這就是毛澤東的目的，而且一定也是毛澤東派的主張．但是，毛澤東作為一位推進經濟現代化的人物終于比他作為一位社會主義的建設者成功得多。當然，這種情況并不與一些人對建國后三十年的通常認識相一致。這些人說毛澤東為了“意識形態”而犧牲了“現代化”，并且宣稱，當這位已故的主席為了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的精神烏托邦而著手進行一種無效的追求時，經濟的發展被忽略了。實際的歷史記錄卻表明了一個相當不同的進程，而且這一進程實質上是一個迅速工業化的過程。

    毛澤東逝世后，一些評論家關于毛澤東主義經濟遺產的著作，沒有詳細敘述那個時代的成就，卻披露了：在毛澤東時期，工業總產值增長38倍，重工業總產值增長90倍。從1950年到1977年，工業產量以年平均13．5％的速度增長；如果從1952年算起，那就是11．3％。這是全世界所有發展中國家和主要發達國家在同一時期取得的最高增長率；而且，中國工業產量在這個期間增長的步伐，比現代世界歷史上任何國家在迅速工業化的任何可比期間所取得的工業增長步伐都快。(從1952年(那時中國的工業產量已經恢復到戰前最高水平)到1976年期間，中國的鋼產量從130萬噸增長到2300萬噸；煤從6600萬噸增長到4．48億噸；發電量由73億度增加到1330億度；原油由實際上等于零增加到8400萬噸；化肥產量由20萬噸增加到2800萬噸；水泥產量由290萬噸增加到4930萬噸。

    軍事及工業成就　　

    趕超戰略時代實現了國家工業化，成為世界第六大工業國，建立起了獨立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1975年，工業占國家經濟生產的72％，農業則僅占28％。　　

    趕超戰略時代搞出了“兩彈一星”，以最小的代價建造了祖國的核保護傘。其中1964年爆炸了第一顆原了彈，1966年導彈核武器試驗成功，1967年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1970年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發射成功，1975年收回式地球衛星發射成功以及核潛艇試驗成功等，這一切都大長了中國人民的士氣，滅了敵對國家的威風。打破了核壟斷和核訛詐，爭取了長時間的國家安全。今天中國才可以在“兩彈一星”的核保護傘下安居樂業。　　

    航天工業由空白躍居世界第三。1954年，中國第一批飛機試制成功，兩年以后，中國首次試制的殲五噴氣飛機獲得成功，成為當時世界上少數幾個能成批生產噴氣飛機的國家。各個系列型號的殲擊機、強擊機、轟炸機、陸續飛上藍天，而運十的研制成功，正是我國當時航空工業飛速發展的集成和寫照。1980年9月運十首次試飛成功后，美國道格拉斯一副總裁看了飛機之后說：“你們航空工業一下子趕上來了15年”。但是因為保密需要，航空航天工業的許多產值沒有計算和公布。

    建國之初，中國根本沒有值得一提的工業基礎，甚至連燈油要靠進口。經過二十八年的高速工業化，中國成功建立了完善的工業體系。1952年，工業占國民生產總值的30％，農業占64％；而到1975年，這個比率顛倒過來了，工業占國家經濟的72％，農業則僅占28％了。在毛領導下中國的工業總產值增長了三十倍。即使“文革”期間，工業平均發展速度也在10以上。這樣的高速增長居然被貶之為“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讓人不僅要問：“何處不是邊緣？”　

　　以下是幾個關鍵部門的發展數據：　
　　從1952年至建國后三十年結束期間，
　　鋼鐵產量從一百四十萬噸增長到了三千一百八十萬噸
　　煤炭產量從六千六百萬噸增長到了六萬一千七百萬噸，
　　水泥產量從三百萬噸增長到了六千五百萬噸，
　　木材產量從一千一百萬噸增長到了五千一百萬噸，
　　電力從七十億千瓦/小時增長到了兩千伍百六十億千瓦/小時，
　　原油產量從根本的空白變成了一億零四百萬噸，
　　化肥產量從三萬九千噸上升到了八百六十九萬三千噸。

　　同時，中國從無到有，建立起規模龐大的航空、航天、原子能及門類齊全的軍工體系。并在這些領域取得了奠定中國大國地位的巨大成就。至毛澤東逝世時，中國已由一農業國發展成為從噴氣式飛機、運載火箭到工業成套設備和所有農業機械無所不能造的工業大國。

　　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共完成了一百多萬公里的公路，兩萬多公里的鐵路（改革開放二十二年所建鐵路僅一萬多公里），其中絕大部分是穿越于群山峻嶺和戈壁沙漠，使西南三省、青海、廣西、福建、新疆、寧夏、河套平原等結束了沒有鐵路的歷史。

　　在水利建設方面，完成了主要大江河的治理工作，興建了五萬多座水庫。

　　在文教衛生方面，在1975年時基本實現了義務教育，教育經費的投入最高曾達國民生產總值的5%，建立了近千所大專院校、數千所的各類中專及完善的基礎教育體系。

　　在70年代期間，學齡兒童根本不存在上不起學的問題，在各縣城和公社建立了衛生院，并培養了遍布鄉村的赤腳醫生隊伍。城市居民實現免費醫療，農民看病也收費低廉，發燒感冒類打針吃藥費用一般在一元（人民幣，下同）以下。　

　　值得一提的是，所有這些成就是在國際環境惡劣、大戰不斷的情況下，通過自力更生實現的。在毛逝世時，即沒留下外債，也無通貨膨脹，這在發展中國家是極其罕見的。

　　由于建國初期國民生產總值基數低，即使保持10的年增長率也難以支持如此快速的工業化進程，支付如此龐大的教育、福利和軍費開支。實際上，毛澤東時期的經濟增長數據并沒有反映經濟的實際活躍程度，只反映了其中的一部分。另一大塊未被計入的經濟成分，如果按市場經濟的角度考慮，是勞動力的成本。例如，在華北平原上某低洼處修建一座水庫，因無需炸藥開山，也沒有機械參預，只有發動群眾義務勞動建造，這座水庫的建設成本約為零。這一經濟活動在當時的經濟統計數字上根本反映不出。但同樣一座水庫如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建造，其勞動力成本將成為投資部分，建成這座水庫對經濟發展的直接貢獻將等于其實際投資額而被計入。鐵路建設是另一特例。兩萬多公里的鐵路因多建在地形復雜的地區，工程之浩大是難以想象的，最著名的要數橋隧占30以上的成昆鐵路。在今日市場經濟條件下，國家將難于應付如此龐大的鐵路工程項目。但當時鐵路建設是由勞動力零成本，訓練有素的鐵道兵完成，在低投資下確保工程的質量和進度。在建國后三十年，勞動力開支的低微對確保重工業發展所需要的資本積累是必不可少的。　

    1966年01月28日　我國導彈核武器試驗成功。
　　1966年12月23日 我國在世界上第一次人工合成結晶胰島素。
　　1967年06月17日　我國第一顆氫彈空投爆炸成功。
　　1967年10月15日 我國第一臺自動化立體攝影機研制成功。
　　1968年01月08日　我國第一艘萬噸巨輪“東風”號建成。
　　1968年09月03日　我國研制成第一批液壓傳動內燃機車。
　　1969年02月21日截止到1968年底，我國國內公債已全部還清，我國已經成為世界唯一既無內債，又無外債的強大的獨立的社會主義國家。
　　1969年09月30日　我國第一臺十二萬五千千瓦雙水內冷氣輪發電機組建成，標志我國奠基制造業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1970年04月26日　我國成功發射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
　　1970年9月運十大飛機，代號“708工程”上馬最大起飛重量110噸，最大巡航速度974公里／小時，實用升限高達12000米，最大航程8300公里。1978年完成了飛機設計。1980年9月26日，運十客機首飛成功，從立項到首飛用了不到10年的時間。
　　1970年12月25日 葛洲壩一期工程開工。
　　1971年 第一艘核潛艇下水
　　1971年03月03日　我國成功發射第一顆科學實驗人造地球衛星。
　　1971年10月25日 聯合國恢復中國合法席位。
　　1971年12月07日　全國年度水利建設50億立方米，增加農田3000萬畝。
　　1972年02月21日　美國總統尼克松主動訪華，雙方同意互相發展貿易，中美大門打開。
　　1972年12月26日 我國第一輛載重300噸的大平板車問世。
　　1973年03月07日　我國自動數控機床取得顯著成就。
　　1973年08月27日　我國第一臺百萬次集成電路電子計算機研制成功。
　　1973年09月12日　全國鉆井進尺和建設投產的油井生產能力創歷史同期最高紀錄。
　　1974年04月31日　我國第一臺醫用電子感應加速器研制成功。
　　1974年09月30日　大型油田――勝利油田建成。
　　1975年02月03日　景山發電廠首次應用電子計算機控制10萬千瓦燃煤氣輪發電機組成功。
　　1975年03月29日　高能加速器研制列入國家重點科研項目。
　　1975年07月05日　我國第一條電氣化鐵路――寶成鐵路建成。
　　1975年10月07日　培育出雜交水稻新品種，畝產達千斤左右。
　　1975年11月26日 我國成功發射回收式地球衛星。
　　1975年12月29日 我國農業連續13年全面豐收。
　　1976年05月12日　建成全國微波通信干線。
　　1976年12月11日 大型通用集成電路電子計算機研制成功。
　　……

    建國后三十年期間技術能夠進步的關鍵奧秘有三個，而且這些奧秘是其他國家都無法具備的。

    第一個關鍵的原因是真正的技術民主。由于當時批判反動學術權威，報章上連篇累牘地嚴厲指責各種管卡壓和專制學閥作風，因此，幾乎沒有什么人敢于以權威和老子自居，在研究隊伍內部形成充分民主的風氣，大學剛剛畢業的學生和老資格的科學家可以同場辯論，有的時候為了爭論技術問題通宵達旦，甚至拍桌子，鄧稼先這樣的老科學家也常常參與跟毛頭小伙子的拍桌子辯論，這樣充分的學術民主帶來了思想和技術的快速進步。不僅加快了技術進步的速度，在這樣的過程中間也加快了技術梯隊的成長過程。當時由于人與人關系的普遍平等，許多社會和階級的藩籬都實質上不存在了，一些老工人也參與拍桌子討論，許多細節問題和工藝障礙也能夠集思廣益，結果使得整個的項目進程相對均衡，而不是局限于關鍵技術的率先突破，這就避免了后續試驗中間細節引致的失敗，所以當時許多項目的試驗，幾乎都是一次成功，所有的問題和隱患常常是在技術民主中間，已經得到充分的“鳴放”和重視，提前就有了很多的預案和設計。

    第二個非常關鍵的地方是徹底地破除了“技術私有觀念”。不管是什么樣的研究機構，無論是他們花了多少心血得出的最新成果，只要持一紙介紹信到，只要符合保密的規定，他們所有的最新成果都會無條件地呈現給你，而沒有一絲一毫的保留。這在任何國家都做不到。技術創新如果聯系著市場潛在利益，當然就格外需要保密，即便是僅僅聯系著個人的職稱和學術地位評價，相關人員也肯定有藏私的必要，但是在當時的中國，一切私有觀念都遭到徹底批判，許多有助于鞏固私有觀念的評價體系都被破壞，所以人們能夠空前地敞開自己的所得，公之于眾。這樣，全國只要任何一個研究所，任何一個研究人員在技術上有了突破，其他的相關人員或者項目，都不再有必要進行重復勞動了，都可以無成本地共享最新的技術成就。徹底破除私有觀念，是真正意義上的“全國性的技術大協作”成為可能，有限的技術力量和經費能夠空前地節約和有效地利用，避免了許多可能的浪費。

    第三個原因是幾乎“如人使臂、如臂使指”那樣的高靈敏協調機制。在衛星項目中間，有一個同步控制問題當時只能是用機械方式實現，這個就要求四個完全一樣的小彈簧。項目單位反映到主管的聶榮臻元帥那里，說上海工業力量比較強，希望請上海的同志幫助解決。聶榮臻給張春橋寫了個小紙條，張春橋給馬天水打了個電話，馬天水連夜召集上海幾十個單位的老工人技師開會，一個校辦工廠的老工人說他能夠實現，回去之后連夜就把符合要求的彈簧做出來了，合計不到24小時。在這樣的過程中間，沒有任何一個人講條件講價錢，所以幾乎沒有耗費什么談判時間和交易費用。

    但是以后，許多在已經快要下蛋的科研成果都被下馬，中國許多馬上就要呼之欲出的重大世界科技成就被胎死腹中。當時的計算機技術水平，中國實際上和美國是基本同步的，后來由于這些項目和“運十飛機”的命運一樣下馬，這樣中國在今天的關鍵技術領域，就被西方國家遠遠甩在后面。各大科研項目負責人在聽到說：“國家沒錢，你們想辦法”后好幾個人受不了打擊回家跳樓自盡了，日本人立刻沖過來用極低價把這些項目的核心機密都統統收購。清華大學在1970年代中期就拉出了單晶硅，現在反而不會了。前幾年某研究單位以單晶硅立項，結果得到數千萬的研究經費，最后是在美國去拉出單晶硅來結項的，事情竟然演變到這個樣子，特別值得那些真誠關心中國技術進步的人們深思了。

    這里要說明的是，中國當時硅半導體科技研發，硅晶元的制造，都是與美國幾乎同步的。他不選擇走計算機家庭化，是完全根據他自身國情考慮。當時即便在美國一臺最新的8008或者8086系統售價也在2000美金。是極其昂貴的。對于當時中國社會所謂“萬元戶”時期，這是很難接受。因此，中國果斷選擇了大型機計劃即863工程的1代長城（曙光最早前身）。中國自己已經完成長城1代大型機，以及曙光1號巨型機的制造與研發。當時的中國因此非常想得到自己與國際高科技技術的行業內標準相差的距離。生怕自己在進入“閉門造車”時代。

    長城2號大型計算機及其重要的技術資料，被那時天真的中國帶到了“紐約國際科技博覽會”“東京新技術交流會”。中國人那時第一次“出家們”根本不懂得什么是技術壁壘，并且采取中國人一貫的“自卑弱點”。低著頭走進所謂國際科技殿堂。在東京，日本專家發現中國計算機技術遙遙領先他們時候，十分丑陋的以所獲的美國諸多學術資料，來對中國人進行科技欺詐。所謂“你們的長城早已是十分落后的產品了。”但是在美國，美國軍方對中國大型機算機技術高超，給予了十分高度的關注。在2者幾乎同時代將進入億次計算時代，美國軍方感到很大壓力。但是，美國人思維不同于亞洲人，直線化，單一化。尤其在科技領域。有點刻意古板。所謂一是一二就是二。因此美國希望與中國秘密制定“高級計算機技術協議”來控制這種技術流入“阿爾巴尼亞”“羅馬尼亞”這些華約國家。

    日本，則是借此次交流會機會，于第二年所謂“自行開發大型機算計系統“昭和1”，當時，日本精密加工的確比中國好。因此人家外觀漂亮，不像中國的“土氣”，中國專家們一度放棄了長城，曙光。中國科學院遞交的報告稱：長城，曙光，由于技術相對于西方國家，處于落后階段。因此建議作為民用。多么愚蠢的舉動！無償出賣了自己最先進的科技，而且還把自己罵得一無是處。這就是中國人最大的悲哀。

    1985年日本人參觀了沈陽某工業自動化研究所。中國科學家再一次在日本“進口”同行面前顯示出自己卓越的“自卑”把幾乎整個自動化項目都拿出來，叫日本人進行所謂“審定”，但是作為日本此時完整工業自動化還只是一個“雛形”中國是成形的科技項目。只是尚未大規模推廣而已。1986年。日本對外宣布首次制造研發成功，整體化工業自動項目。而此時中國才意識到自己的無知。1988年就是美國和平典范計劃剛剛結束。中國國內所謂“美國民主，西化中國”思潮不斷上升。那個時代，一切國產科技技術都是垃圾的理論到處都是。上海X船舶制造與日本進行“睦鄰友好”把經過自己多年心血研制的“XXX型集約化數字焊接系統”無償的又一次賣給日本。這套系統，是60年代初中國科學家在秘密條件下利用早期俄國電子機床，自己設計的，可以說80年代亞洲那是最先進的設備。但是，在日本“高度審視下”，被呃令下馬。1989年中日簽署進口日本大型焊接系統。大約是3億左右美金。但是由于八平方事件被停止。1992年通過與法國XX公司交流合作，中國人才如夢方醒。引進的法國12億美元電子數控設備。其中80％是中國在80年代中期被日本“友好的專家給審視掉了”。這些是較高科技。至于類似諸如用雅馬哈摩托車技術換取中國宇航精確導航技術，之類的愚蠢的所謂合作，中國人那時何止這些。要說日本為何至今民用技術，依舊強大于中國，其結果80％的貢獻是來自日本的“友好鄰邦”。

    當時中國能夠以有限的技術力量，去跟蹤世界先進水平，優勢在于全國技術力量的無成本合作，有限的經費和人力資源能夠集中使用，在產學研緊密結合的基礎上搞集中突破，降低相互學習的成本并實現研究隊伍的迅速成熟和壯大。而中國今天的問題還在于，中國不僅落在后面，在市場規則急功近利的“短視”眼界里根本就喪失了追趕的動力，而且在中國技術力量和經費和西方國家有巨大差距的情況下，還硬要一味地抄襲西方的技術發展路線。

發件人："sunhuijun8881" <[email protected]>  2011-05-19 00:11:29 +0800 收件人： "大軍" <[email protected]>,  抄送：標題： Fw:詩文

一個老共產黨員的呼吁：對辛子陵解禁

原經濟日報社 艾風

2011年5月7日

    最近，在網上讀到范吉先生一文，方知辛子陵被圈禁噤聲一事，有關當局要他檢查交代三大錯誤，被勒令半年內禁聲、禁筆、禁活動。我讀過他在科技部老干部座談會上的講話，這是一篇有論有據的好文章，對此說點心里要說的話。

    我也是一位離休干部，不滿16歲就參加中共地下黨，到現在已有60多年的黨齡。現在我以一個老黨員的身份，對有關部門強加給辛的所謂三大錯誤，再對照辛的《形勢和前途》的講話，我覺得前者是強詞奪理，亂扣帽子，欲加之罪；后者是有理論、有數據、有說服力。也許正是這種理論的說服力、穿透力，使有關當局害怕了，才對辛采取如此“禁”的手段！

    第一條：說辛子陵鼓吹走資本主義道路，嚴重違背四項基本原則。現在我先不說四項基本原則是鄧小平批了華國鋒的兩個“凡是”后，用新的四個“凡是”加以代替罷了。單從辛的講話全文看，辛肯定了改革開放和現有經濟成就是在黨領導下進行的，這符合四個“凡是”的第一條。對第二條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應該承認，鄧的社會主義道路與毛澤東的社會主義道路，已經大相徑庭，毛要堅持公有制，消滅私有制，鄧允許發展私有經濟、混合經濟，在憲法上添加了保護私有制；在經濟形態上毛堅持計劃經濟，鄧主張搞市場經濟。那么，對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這一條，是堅持走毛的路還是走鄧的路，我們黨所以要搞改革開放，當然是走鄧的路。辛子陵的整個講話也是肯定鄧的路，并且還說：“鄧小平的英明就英明在‘開放’二字上”。既然辛贊揚鄧的改革開放，肯定現有的經濟成就，怎么就違背了四項基本原則了？原來有關當局只是抓住了辛子陵對這種改革與成就，作了一種新的解讀，他作為一位有成就的學者，自然不該人云亦云，根據他對馬克思主義的深入研究，對民主社會主義的深入研究，他提出目前我們黨提出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經濟理論，也可稱作毛澤東曾主張但后被拋棄的新民主主義，也可稱作民主社會主義，還可稱作毛澤東曾說過的新資本主義。所有這些稱謂，都是對目前我國的經濟形態與社會形態的一種解讀，都是對黨的基本國策的肯定與支持。如果對理論界的這種解讀、研討都要亂扣帽子，橫加罪名，是否又要把我們這個社會拉退到文革時的萬馬齊喑，百鳥禁聲？又要實行思想專制與文化專制？

     第二條罪名說辛子陵挑撥領導關系。因為辛在講話中提出不可批溫家寶，建議胡錦濤千萬不要和權貴集團聯手整溫家寶。因為最近一位中宣部副部長敢于說溫家寶是“麻煩制造者”，就是個整人的信號。當我讀了辛的這段講話后，只是覺得辛的出發點是為了黨好，提出了這個建議，絲毫感覺不到辛在挑撥領導關系。因為辛提出此建議，一有歷史教訓，毛澤東晚年整了周恩來；二有現實信號。即使我黨領導層完全沒有整溫家寶的意圖，全是辛瞎猜，也完全不必大動干戈，對辛橫加指責。只要點醒他以后在公開場合講話，注意事實根據與不良影響就足夠了！

    第三條罪名說辛引用大紀元網站材料，批前國家副主席兒子曾偉，在澳大利亞用巨款買豪宅，其一大紀元網站是法輪功在國外辦的，其二在澳大利亞有兩個曾偉，你有什么根據說買豪宅的曾偉就是曾慶紅的兒子？對有關當局這兩項指責，我確實不好說什么，因為不知道辛是否引用了大紀元材料，也不知道哪一個曾偉買了豪宅。但我可以肯定一條，通讀辛的全文，辛對曾偉的批判與指責，完全是為了黨好，因為我們社會中確實已產生了權貴資產階段，如任其發展，我們國家將有大災大難。所以辛子陵在此講話中提醒我們：“共產黨要想保持政權，保持執政地位……用和平轉型的手段，解決權貴資產階級的問題。”

    總之，我希望有關當局不要小題大做，草木皆兵，不要再走毛澤東時期老路，動輒在黨內或社會上就采用組織手段，或公安手段，實行“三禁”政策（口、筆、活動）。黨在領導國家實現現代化過程中，首先黨自己要逐步實現現代化，要從一個崇尚暴力革命的黨，不準有不同聲音、不同意見的黨，逐步轉化為符合現代社會標準的執政黨，即從指導思想、組織架構、各項政策與措施、領導人的思想與作風，都要首先符合現代化的要求。如能這樣，則國家幸甚！人民幸甚！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