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儒學重新誤國　　

      　8月12日　合眾國際社電訊稱，“長期深埋地下的種子開始在中國萌芽了，它將重塑這個快速發展的國家的未來。中國的學者和官員正在重新發掘儒學，以便從中尋找應對社會矛盾和處理國際關系的策略。”（摘自　2005年8月17日　《環球時報》，原題為《中國正在復興儒學》，作者凱思琳·黃文，萬新譯）不管這個美國人對中國這一方面的觀察和判斷的對錯及對錯的程度如何，一個時期以來，某些中國的官員和學者對孔孟之道越來越表現出熱情，則是事實。　　

     近年來，在中國的大地上，尊孔讀經，尊儒反法越來越成為某些人的愛好。倡導青少年讀孔的文章時有所見，推動青少年讀孔的舉措也時有所聞。一年一度曲阜及其他某些地方的祭孔，規模越來越大，規格也越來越高。祭起孔來，刻意復古，孔服孔禮，孔樂孔器，孔香孔紙，孔酒孔宴，幾許虔誠，一派煞有介事的相貌。現存于各地的孔廟，當作至寶，進行著格外精心的維修和保護；曾經和據說曾經有過的孔廟，也大都在重建或者重建的計劃之中。這樣做，有些也許是為了開發旅游，希圖拿孔圣人來為當地賺取幾個錢財，如果是這樣的話，到還可以理解；如果其中還兼有借此對青少年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目的，則似更值得稱道（即便如此，也不能只是尊孔，而忘記和冷落了老子、莊子、荀子、韓非子等諸位對民族歷史產生過深遠影響的先賢）。但是，也確有人這樣做是出于要把孔老先生的亡靈重新請出來頂禮膜拜，指導行動的目的。報刊上談論儒學在今天的意義的文章，也不少見。至于研討會、座談會、報告會之類，也屢有所聞。據該電訊說，最近就有200余名學者齊集北京，“召開了兩天的儒學研討會。與會學者希望從儒學中尋找避免社會矛盾沖突和維護世界和平的處方。” 并且有學者在會上說，“這不僅僅是學術上的思維，我們需要把它付諸行動。”這就是說，這些官員和學者，已經不滿足于只是口頭上的說說而已，而是要付諸行動了。當然，他們究竟要如何地行動，人們將拭目以待。　　

     當前的中國社會，確實面臨著許多的矛盾。這其中，尤其是黨政官員中的腐敗和廣大人民群眾盼望廉潔的矛盾，貧富懸殊的矛盾，這兩個矛盾確實很突出；弄得不好，確實有可能要釀成社會的危機。說到這兩類矛盾，其實，也并非只是今日之中國才有。在中國的歷史上，雖然在各個不同的歷史時期其具體的內容各不相同，但是，這兩種矛盾都曾經反反復復地、多次地出現過。與此同時，自漢武以降，中國的歷朝歷代，直至新中國成立以前，孔孟的思想也一直是倍受統治者尊崇的。這個事實就清楚地說明，儒學并不能解決這些矛盾。不僅如此，回顧中國的歷史，常常存在著這樣的情況：越是統治者加倍地提倡尊孔讀經的時候，官場就越腐敗，社會也就越黑暗，那個朝代也就越接近被推翻。可以說這差不多成了一個規律。現在，面對上述種種社會矛盾，有人不是去尋找造成這些矛盾的真正的原因所在，以便對癥下藥地加以根治，卻想用重新尊孔讀經來解決中國社會的矛盾，這樣想，這樣做，恐怕也是很難達到目的的。　　

     孔孟的思想，或說儒學，或說儒教，在中國的確曾經受寵過，行時過。然而，社會遷流到了今天，雖然孔孟的有些具體言論，如“學而時習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三人行，必有我師”，“為政以德，譬若北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以及“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等等說教，還仍然有些用處。但是，就孔孟思想的主導方面來說，就其整個思想體系來說，由于它的保守性，其中的許多東西，如“仁”，“仁者愛人”，“克已復禮，天下歸仁”，“非禮勿視，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生死有命，富貴在天”，“君子固窮”，“君子有三畏”，“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唯女子與小人難為養”，“中庸”，“和為貴”，等等，卻是并沒有什么積極的作用的。兩千多年的歷史已經證明，孔子的這些思想，對于剝削階級來說，對于貪官污吏和富貴豪強來說，是護身的法寶，而對于受剝削、受壓迫、受欺凌的廣大老百姓來說，則是精神的鴉片。儒家思想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教人們在受到殘酷的壓迫和剝削的時候，在受到百般的欺凌的時候，要尊從“仁”，要堅守“禮”，要牢記“中庸”，要相信“命”，不要反抗，不要斗爭，而要逆來順受。正因為如此，魯迅才說，孔子雖然被歷代統治者越抬越高，終至于抬到“大成至圣先師文宣王”這樣嚇人的高度。但是，孔子從來都是當權者和有錢人的圣人，與普通的老百姓是毫不相干的。魯迅的話，并沒有過時，現在仍然值得我們記取和深思。實際上，從歷史上來看，當社會出現了突出的矛盾時，儒學從來都是起到不是緩和而是加深社會矛盾的作用。在今天的社會條件下，如果把它重新的神圣化和普遍化，它的作用也只能是如此。因為矛盾的兩方中，貪官污吏和富貴豪強們，從來都不會按照孔子的“仁”呀，“中庸”呀的叨嘮說教，而收斂腐敗，而減輕對百姓的剝削和壓迫；另一方面，老百姓的忍受也總是有限度的，超過了限度，實在不能活命了，他們就只有反抗，甚至于是揭竿而起，別無選擇。中國歷史上的歷次農民起義，都是這樣起來的。難道這樣一些歷史常識，身為學者的人們還會不知道嗎？　　

     據說，在最近的這次研討會上，一位極具名氣的老年學者說，“只有當國家強盛了，科學和技術發達了，我們才能談論更高的目標，而中國國力的不斷增強為發揚和傳播儒學提供了有利條件。”這樣的高論著實讓人感到奇怪了，當國家貧弱，科學和技術不發達，迫切需要一種進步的理論來指導從而改變落后面貌的時候，儒學卻不中用了，靠邊站了；而當國家強盛了，科學和技術發達了的時候，卻為儒學的“發揚和傳播提供了有利條件”，于是儒學就要入室登堂，要發號施令了。請問，這儒學到底是一種什么樣的學問呢？面對這樣的高論，人們不禁要問：“為什么舊中國的科技不發達，國力不強盛？”從思想方面的原因來說，歐洲人有文藝復興運動，思想得到了解放，從而科技發達了，經濟強盛了。日本人有明治維新，思想得到了解放，從而科技發達了，經濟強盛了。中國人有什么，中國人有“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此舉對中國歷史的危害最烈，2000年的思想專制和禁錮由此而肇始），有程朱理學，有科舉制度，有鐵桶般的儒學思想禁錮，有朝庭命官收集民間女人用的馬桶擺在陣前，據說如此一來洋人的炮就打不響了，妄圖以此抵御西方列強堅船利炮進攻的笑話。在儒學被奉為金科玉律，其他的都被斥責為旁門左道的社會環境下，在任何一點思想自由都被認為是離經叛道，是大逆不道的社會氛圍中，包括科學和技術在內的任何進步都不可能發生，更加談不上什么國力強大。也正因為如此，“五四”先賢們才怒吼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吶喊。說到“國家強盛了，科學和技術發達了”，請問，這“國家強盛了，科學和技術發達了”的事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發生的？人所共知，是從新中國的成立開始發生的。那么，人們不禁又要問：“為什么新中國成立以來，科技就日益發達了，國力就日益強盛了？”難道不是因為新中國的思想領域是以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作為指導的，不再一味地尊孔讀經了，孔老二思想的嚴密禁錮解除了（但也絕對不是什么“深埋地下”，從來沒有什么人去有意識地深埋它。有生命力的思想，想埋也是埋不住的；沒有生命力的思想，想復活也是復活不了的）的緣故嗎？有了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這樣最進步的理論的指導，中國人民的思想才得到了空前的解放，精神為之主動，民氣為之振奮，于是革命就成功了，民族就獨立了，人民就解放了，科學和技術就逐步地發達了，國力就日漸地強盛了，于是就有了今天這樣初步繁榮昌盛的局面。現在，科技剛剛有所發達，國力剛剛有所強盛，人民的生活總體上來說剛剛有了初步的小康，有人卻好了瘡疤忘了痛，居然想借此來重新扯出儒學的亡靈，其居心究竟何在？是不是要棄置已經載入黨章和憲法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于不顧，重新讓儒學再來禁錮一盤，讓中國再來落后挨打一盤才感到舒服？這實在是值得人們的懷疑和深思。至于把儒學說成是“更高的目標”，這只能證明這位老先生心目中的深深的偏見。因為誰都知道，在現在這個世界上，只有繼承了人類文明的一切優秀成果，總結了無產階級斗爭的豐富經驗，又汲取了近現代以來科學和技術的優秀成果的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其中如“消滅私有制”，“同傳統的所有制關系實行最徹底的決裂”，“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每一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對工作的極端的負責任，對同志對人民的極端的熱忱”等等，才可以稱得上是“更高的目標”。正因為如此，我們才把它慎重地寫入了執政黨的黨章，寫入了我國的根本大法——憲法。老先生不會無知，他這樣說，只能認為是他的年紀實在是太大了，的確已經糊涂了——既然已經糊涂了，還是在家貽養天年，少到外邊說話的好。　　

     關于從儒學中尋找“處理國際關系的策略”。據說在這次研討會上有一位教授級的人物說，“儒學致力于尋求‘中庸’，實則是為了保持平衡”，儒學“有助于扭轉當前國際社會地緣政治失衡的局面。”面對霸權主義，強權政治，單邊主義，恐怖主義，極端主義，民族分裂主義，以及日益嚴重的日患，孔夫子他老人家的“中庸”理論真的有這樣大的神通，能夠把這樣“失衡的局面扭轉過來”？叫搞霸權的不再搞霸權了，叫搞恐怖的不再搞恐怖了，叫搞民族分裂的不再搞分裂了，叫搞極端的不再極端了，叫日本（這可是一個從表面上看極其看重儒學，包括政要在內的許多國民都知道“仁”呀，“中庸”呀，“和為貴”呀這些儒學信條，因而令某些極力主張尊孔讀經的中國人倍感驕傲和自豪，卻又極其不仁地、極其不中庸地侵略和掠奪了作為儒學發源國的中國幾十年的國度啊）的右翼勢力正視侵略歷史，不再與中國和亞洲國家為敵了？說實在話，恐怕孔老夫子自己也感到底氣不足。因為他自己就曾經慨嘆過“逝者如斯夫”，可見他雖然一向非常的固執，抱定“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的古董信念不放，抱定“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的倒退目標不放，但畢竟有些文化，懂得世易時移，事過境遷的道理。在今日之中國和今日之世界（這個世界他連想也沒有想到過），要想用他那早已發了霉的理論體系來匡扶，使“天下歸仁”，恐怕他自己也知道是力不從心的。不如還是回到歷史中去，回到三教之首的儒教廟宇中去，端坐在“大成至圣先師文宣王”的寶座上，享受些香火和貢品，要好些。至于人間的那些煩心事，還是留待后人去處理吧，免得處理不好，還要受到“孰為汝多智乎”之類的嘲笑。由此，我也奉勸那些致力于尊孔讀經的官員和學者們，今天的中國已經不再是從前的中國，今天的世界也不再是從前的世界，今天的事還是由今天的人根據今天的理論自己來處理，就不要企圖去翻老皇歷，去難為孔老夫子了，還是學點他老人家的“仁愛”，放過這位老先生吧。這樣一來，對孔夫子，對國家，對你們自己，都更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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