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束情緒化折騰，迎接社會主義的偉大復興　　

易 里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我國經濟社會發生深刻變化，成績很大，問題不少。在我看來，當前最根本的問題是整個社會的信仰迷失和價值觀混亂。而這一問題的出現又完全是某些人長期情緒化折騰造成的結果。改革開放以來，確有那么一小撮人從來沒有放棄過任何一個可以折騰的機會，他們極盡哭訴、侮辱、謾罵、造謠中傷之能事，抹黑黨的歷史，否定共和國前三十年的偉大成就，特別是通過抹黑開國領袖毛澤東，圖謀顛覆黨和毛澤東在人民心中的形象。與此同時，他們還在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通過鼓噪歪理邪說，否定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歪曲和誤導改革開放。其罪惡目的就是要以此摧毀共產黨的執政合法性基礎，推翻社會主義制度，復辟資本主義。　　

所謂情緒化折騰，是指在特定歷史時期，極右分子為宣泄某種歷史仇恨或為達成某種不可告人目的，歇斯底里地攻擊既定對象或目標所致的一種沒有底線的墮落，一種明目張膽的反動，一種喪失理智的瘋狂。歷數三十多年來的情緒化折騰，我們可以粗略地把它歸納為以下十種表現。　　

一是右派平反一風吹。五七年的反右擴大化是黨內共識，既然搞了擴大化，那么，對于在反右過程中確屬錯劃的右派給予平反，是完全必要的。但糾正擴大化的錯誤并不等于徹底否定反右的必要性和正確性。　　

　1980年1月16日　，鄧小平曾在中央召集的一次干部會議上說，“1957年的反右是必要的，沒有錯。”“1949年到1957年，我們用八年時間基本上完成了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進入社會主義。這個時候出來一股思潮，它的核心是反對社會主義，反對共產黨的領導。有些人是殺氣騰騰的啊！當時不反擊這種思潮是不行的。問題出在哪里呢？問題是隨著運動的發展，擴大化了，打擊面寬了，打擊的分量也太重。”“但是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1957年不存在反社會主義的思潮，或者對這種思潮不應該反擊。總之，1957年的反右本身沒有錯，問題是擴大化了。”（《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3-244頁）　　

既然鄧小平也承認反右本身是正確的和必要的，那么，認真清理反右擴大化的錯誤就應該本著有錯必改的原則，實事求是地把“打擊寬了”的那個“面”縮回到本來應有的“寬度”，而不是毫無原則的搞“一風吹”，更不能把那些自己都承認是“被準確地打成右派”的右派分子和那個時期的某些流氓犯罪也順手牽羊地一起平反了。　　

從八十年代平反怨假錯案的實際操作來看，所謂平反怨假錯案工作實際上在相當程度上演變出了“誰反對毛主席誰就是英雄”的荒唐邏輯。　　

二是強樹小崗村負面道德典型。小崗村僅僅作為單干或聯產承包的典型或許不應受到指責。但有人把小崗人的“人不為已天殊地滅”作為整個社會的價值標桿和道德參照并大加宣揚就有些過頭了。古今中外，包括西方帝國主義也僅僅只是強調人性的所謂“自私”，而決沒有強調到不“自私”就要“天殊地滅”的地步。“人不為已天殊地滅”無論在西方還是在中國，歷來都是不能登堂入室的江湖黑話，但在中國這個“自由”到了沒邊國度，這句黑話卻受到某些無恥小人的公開追捧。要知道世上的事情，有些是能說不能做的，有些是能做不能說的。對于小崗人所謂“冒著殺頭的危險按紅手印”的事，按了也就按了，不說也罷，但一定要為這“十八羅漢”塑像來永志紀念，就過于情緒化了。畢竟在中國，無論從社會主義的道德原則還是從中華文化的道德傳統上講，自私都是見不得人的罪惡。因此，小崗村無論如何扶持、如何裝扮，永遠成不了正面典型。　　

三是長期造謠“餓死三千萬”。十一屆三中全會做出《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其出發點是要通過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統一全黨思想認識，以便把全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但《決議》把“文革”認定為“十年浩劫”的同時對毛澤東的過功作出“三七開”的評價，客觀上為極右勢力全面否定黨的歷史和惡毒攻擊毛澤東打開了空間。于是，從那時起，一股非毛反毛反黨亂國，全面否定包括“文革”、“大躍進”、“反右”在內的新中國成立后的前三十年歷史的逆流一浪高過一浪，從未停歇。其中，以大躍進為直接攻擊目標的所謂“餓死三千萬”的謠言硬是讓某些人叫囂傳播了三十多年。殊不知，毛澤東時代是人類歷史上人口增長最快、糧食分配和使用效率最高的時代，從“儲備糧”這個歷史名詞來看，毛澤東時代早就解決了吃飯問題，而決不象某些無知無恥之徒所說的那樣——是一個“連飯都吃不飽”的時代。那些抓住一點不及其余無限夸大的所謂“餓死三千萬”、“連飯都吃不飽”的叫囂完全是對毛澤東時代的一種瘋狂造謠和誣陷。　　

四是全面貶低毛澤東的各種才能。毛澤東的才能是舉世公認的，就連李敖這樣藐視古今的狂傲文人也不得不承認毛澤東的文字語言天賦。李敖曾在電視上說 “寫詩沒人寫得他（毛澤東）好，寫字沒人寫得他（毛澤東）好”，“毛澤東的語言藝術勝過所有文學家”。但有人卻硬是不顧事實，無中生有，編造謊言，說什么毛澤東的《沁園春•雪》是別人“代筆”的，毛澤東的著作大部分是“秘書寫的”。另外，就連國民黨蔣介石也承認共產黨搞軍事“可以打一百分”，如今，毛澤東的軍事著作都已經成了美國西點軍校的教材，可是有人硬是要睜眼說瞎話，說什么毛澤東“不會打仗”，說什么游擊戰“十六字訣”不是毛澤東總結出來的，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五是對毛澤東進行人身道德攻擊。毛澤東一生沒有私敵，沒有私利。他全心全意為大多數人謀利益，贏得了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的衷心擁護和愛戴，即便在整個社會環境已經發生深刻變化的今天，人民對他的懷念仍然有增無減，這是無法否認的事實。毛澤東作為人民救星和開國領袖，一生仁愛民主，恩德廣播，好比下凡的菩薩，他所堅持和所做的一切都站在了道德的制高點上。有史可參的是，即便是對待殘殺了幾千萬中國人民的日本戰爭罪犯，他也沒有對他們進行肉體消滅，而是通過對這些戰爭罪犯進行思想改造，讓他們脫胎換骨重新做人。可是有人硬是把毛澤東說成比歷史上的任何封建帝王，甚至比希特勒還專制殘暴百倍的惡魔。特別是最近有人竟把毛澤東污蔑成隨意奸污婦女的流氓。由此可見，某些人的情緒化之毒之烈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真可謂喪心病狂，讓人嘆為觀止。　　

六是極端仇視工農階級。我國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這一國體的性質明確規定了工農階級在國家中的地位。但是，在改革開放的某個階段，工農階級不僅沒有象先前想象的那樣——其地位會在新的時代得到進一步提高，相反，卻很快感到了改革“春天”里的一種特別寒意。特別是那些為國家建設奉獻了幾十年青春和汗水的國企職工們，他們不僅無緣分享改革開放的成果，而且還被當作“包袱”給甩了。面對如此不公正的對待，他們沒有牢騷，沒有冤言，而是一邊堅守著一直堅守著的那份信念，一邊在“只不過從頭再來”的悲壯中默默地期待著用自己的犧牲換來不久即可到來的“共同富裕”。然而，讓人憤怒的是，就是這么一個“共同富裕”的虛幻“畫餅”，一些無恥精蠅們也沒能讓這些下崗工人們稍稍多懷揣些日子，就冷酷無情急不可待地把它和工農階級一直堅守的那份信念一起扔進了冰冷徹骨地的無底深淵：“犧牲三千萬國企老工人、8億多農民和下崗工人是中國巨大的財富,沒有他們的辛苦哪有少數人的享樂？”　　

七是極端仇視社會主義公有制。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從《共產黨宣言》的這句話來看，在共產黨執政的社會主義中國實行生產資料公有的基本經濟制度可謂使命神圣，責任難違，天經地義。可是有人幾十年如一日地用“效率論”、“大鍋飯”、“養懶漢”、“冰棍理論”、“靚女先嫁論”、“MBO”等詞匯和歪理斜說瘋狂詛咒和圍剿社會主義公有制，在短短三十多年時間內硬是把一個公有制為主體的經濟結構變成了“非公有”占70%的經濟結構。不僅如此，如今所剩123家大型國企也正面臨被“攻堅”的危險。　　

八是否定一切人民革命，為蔣介石和一切大地主大漢奸賣國賊翻案。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少數人為否定共產黨的執政合法性基礎，在中國近現代史領域掀起了一股直接、全面否定人民革命的反動思潮。這些人不僅否定人民革命的正義性和必要性，而且還一邊否定劉胡蘭、雷鋒、黃繼光、董存瑞和狼牙山五壯士等人民英雄，一邊公開為人民公敵蔣介石、大漢奸汪精衛、大賣國賊李鴻章袁世凱、大地主劉文彩黃世仁評功擺好和翻案，更有甚者，有人甚至把蔣介石這個名字渲染成“一個在歷史的空間震古爍今、空前絕后的名字。”一時間，反黨有理、復辟有功、當漢奸光榮成為一種空前絕后的“盛世景觀”。　　

九是公開反對唱紅打黑。唱紅打黑是重慶在新的歷史時期，為弘揚社會正氣，匡扶正義，打擊犯罪、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創造有利于科學發展的良好社會環境而采取的有效行動，是人民政權責無旁貸的神圣使命。作為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土地上的任何一員，支持它天經地義，反對它卻要冒道義風險。然而，就在重慶唱紅打黑如火如荼之際，就在人民群眾對唱紅打黑的一片歡呼贊揚聲中，中國大地上還愣是冒出了一干人公開為黑惡勢力辯護，公開與黑惡勢力站在一起。這些人面對正義與邪惡完全沒有了是非觀念，完全沒有了禮義廉恥。近年來，他們用“文革”、“運動”這個“緊箍咒”箍住一切正義和良知，在由西方“普世價值”的全部毒素煉制而成的“程序正義”的煙霧劑和化裝品的裝扮下，不僅反復傳達出攝魂獵魄的“邪惡也比文革強”、“犯罪也比運動好”的魔音咒語，而且還于最近赤裸裸地向全國人民上演了一出“富人藥家鑫殺人可恕，窮人張妙死不足惜”的“法制理想”鬧劇。　　

十是把改革簡化為“反毛反黨反社”。改革開放初期，黨明確定義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但是，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一些心懷不軌的人口里說著去“廊坊”，心里想的是去“天津”，行動上干的是反毛反黨反社會主義。在他們看來，所謂改革就是就是與毛主席對著干，與共產黨對著干，與社會主義對著干——即凡是毛主席擁護的他們就反對，凡是毛主席反對的他們就擁護；凡是共產黨的性質所要求的都是錯誤的，凡是符合社會主義原則的都罪惡的。如此一來，改革就不需要任何理論，改革就成了世界上最簡單的事情，改革甚至就成了直接突出某些反義詞。比如，過去搞公有，現在搞私有就是改革了；過去講公平，現在拉大貧富差距就是改革了；過去反對三座大山，現在搬回三座大山就是改革了；過去讓工農當家作主，現在欺壓工農、強占強拆就是改革了；過去反對特權，現在縱容特權就是改革了；過去反右，現在反左就是改革了，過去說是白的，現在把白的說成黑的就是改革了過；去去說是丑的，現在把丑惡的說成美的就是改革了。總之，只要把過去的一切顛倒過來就是改革了。這種無視天理良心將改革簡化為反毛反黨反社的折騰正是情緒化最直接的惡果和要害所在。　　

以上所列十種表現不一定全面，但事實不容否定。情緒化或許是一個心理學范疇，本人雖然不懂心理學過程分析，但這并不影響我對情緒化產生的本質原因的深刻認識。從情緒化表現最毒最烈的幾個反毛專業戶的身份來看，他們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在毛澤東時代他們無一例外地都曾經是被專政被剝奪的對象，從情緒化的表現形式上看，他們自私、狹隘、偏激。他們始終把個人或少數人的不幸當成整個國家民族的不幸，始終把局部的或一時的失誤當成全局的和整個歷史的錯誤，始終把集體的責任和時代局限歸結為毛澤東的個人責任個人品質問題。由此可見，他們的情緒化折騰，本質上是在一種（由自己曾經被專政被剝奪而引發的）刻骨仇恨支配下的對毛澤東及毛澤東時代的全面復仇和反攻倒算。　　

情緒化折騰的時間實在太長了，它不僅造成整個社會的信仰迷失和價值觀混亂，而且破壞了黨的形象和政府公信力，特別是造成了少數人與多數人的思想價值觀念的嚴重分裂與對抗，好在現在結束情緒化折騰的條件已趨成熟。我之所以做出這樣的判斷，并不是寄希望于那些頑固反毛反黨反社分子的良心發現，而是基于隨著時間的推移，與曾經的那個時代有著直接利害沖突的“復仇老人”大多已不在人世，其仇恨正處于自然終結過程之中。現在即使還有在世的“復仇老人”也已是秋天的螞蚱蹦達不了多少時日了。誠然，我不奢望在今后的一段時間內完全沒有新生代既得利益者繼續為老一輩的仇恨背書，但我相信隨著直接仇恨的自然終結，大多數新生代既得利益者面對嚴峻的社會現實，在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中一定會主動而理性地回歸正確的政治倫理，重拾信仰，認祖歸宗，并最終在毛澤東的旗幟下迎來社會主義的偉大復興。　　

我相信這一天并不遙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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