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書寫民國時代的人和事，成為出版界的一時熱選，書店中此類書籍鋪天蓋地，讓人目不暇接。相同的人物、相同的逸聞、相同的事件乃至相同的觀念和解讀，你方言罷我登場，熱鬧非凡。抄來抄去，說來道去，無非是要說明民國不是教科書上描繪的“萬惡舊社會”，而是一個知識分子敢說幾句真話、統治者有一丁點雅量、學術、思想、言論有一點自由空間的時代，細究起來，還是不脫“影射史學”的窠臼，如同孔夫子想象出一個遠古圣賢的太平盛世，是要反襯當今世道的窳壞。但是，正象“萬惡的舊社會”是一種出于政治需要的簡單化標簽，這個“自由而有趣的民國”又有幾分是歷史的真實，幾分是后人移情的想象呢？
有一個問題不好解釋：如此自由而有趣的民國何以會垮臺？我曾懷抱這個問題，試圖繞開在民國過著好日子的人們的記憶，去探究一下民國底層草根的感受，結果發現他們的記憶是被歷史所忽略的，他們的感受是很少被文字記載的。我小時候的老保姆告訴我，她年青時的印象，就是不停地逃難，軍隊打仗要逃難，土匪來了要逃難，日本人來了要逃難。在民國生活了十六年的父親告訴我，當時的感受就是黑暗，看不到自已的前途，而且生計困難，物價飛漲，有錢就趕緊去買米。普遍的情緒是，讓這一切趕快結束，誰來都好，誰來都不會更壞。
這里就有了兩種不同的記憶，如今的知識分子更多地記住了自由，當時的民眾記住的是苦難。而隨著時光的流逝，苦難已漫漶不清，自由還在發光。作為一個自覺的自由主義者，我當然對歷史上星星點點、本不甚多的自由倍感珍惜，但以史為鑒的嚴肅態度，又不能不使我審視這種自由據以產生的歷史條件，尤其要追問何以知識分子的自由感與民眾的苦難感相隨并存。
我們不妨回望歷史。民國時代由袁世凱時期、北洋軍閥時期和蔣介石時期所構成。這三個時期的共同特征，就是中央權威不足，各地政治軍事集團擁兵自雄，相互之間兵戈不息。這種群雄并起，逐鹿中原的態勢，就使得知識分子的才智獲得極大重視，爭取人才、爭取輿論支持，成為各個政治軍事集團壯大自身的必然選擇。與“大一統”下知識分子只能“習得文武藝，貸與帝王家”不同，分治狀態下的知識分子，有了更大的言論空間和選擇自由，更受尊重。歷史上春秋戰國時代、三國時代等分治型社會狀態下，知識分子都有特別活躍的表現。
與傳統知識分子只能各擇其主，充當策士的歷史定位不同，經過新文化運動的思想洗禮，民國知識分子基于對民主、自由、人權、憲政等西方思想觀念的理解，從而具有更多的獨立意識，形成了不同的“公共知識分子”群落，存活于各個分治板塊的裂縫空隙間，顯得卓爾不群。但在勝敗定于武力的大格局下，他們注定不是決定性的政治力量，而只是被拉攏的、被利用的力量，最終要擇邊站隊。一旦勝負既定，天下一統，他們的獨立性也蕩然無存。四九年后，留在大陸的民主黨派下場之慘固不用說，去了臺島的青年黨、民社黨，也基本失去了政治話語權。
細考歷史，不難發現，新文化運動能在北洋時期興起，與北洋軍閥沒有意識形態關系甚大，而且練兵出身的北洋軍人，骨子里還有尊重讀書人的傳統積習。摧殘言論、槍殺記者林白水、邵飄萍的，是張作霖、張宗昌之類土匪出身的軍閥。國民黨是有意識形態的政黨，搞“黨化教育”很用力，但統治力只及于江浙及周邊區域，北平的言論、學運活躍，與地方勢力的姑息乃至縱容有關，要害之處是削弱中央威信有利地方割據，如果過度鎮壓民間，反給中央插手地方的口實。上海作為言論自由的重鎮，是因為租界的存在。反觀南京的沉悶，就容易理解了?？箲饡r期，則是重慶沉悶而昆明活躍，蓋因昆明在龍云、盧漢的治下。
可見，民國時期的知識分子能享有幾分自由，是因為中國的分裂狀態，有多種政治軍事集團存在，彼此競爭。但由于這種競爭是以軍事武力為主要方式，兵禍連連就在所難免。兵燹之災，直接由底層民眾所承受，他們自然體味不了自由卻記住了苦難。這也是大一統觀念深入人心及共產主義革命席卷中國的深層原因?，F在還有一種事后諸葛亮的說法——如果當初不怎樣怎樣，現在會更好云云。其實，人是預見不了以后的“更壞”的，而只能看見眼前的“壞”，而且以為是“最壞”。
撇開苦難不談，還是會有人認定“夾縫中的自由”也好過沒有自由，這也是許多借古喻今、借史諷今的文字大為流行的原因。 對此，我是不以為然的?，F在拿歷史說事的人，有一種不好的習氣，就是喜歡“比爛”——這個蘋果爛了一塊，但那個蘋果爛透了，所以這個蘋果是好蘋果。其實，這個世界是有好蘋果存在的，我們是可以“比好不比爛”的。只有在“比好”中，我們才能建立起好的價值觀，而不是用“次壞”的東西去充好貨。有人總喜歡在“偽君子”與“真小人”中讓人二擇一，卻不肯去議一議“真君子”的風范，反偽道德就不講道德，反偽崇高就否認崇高，社會風習日下，此亦一原因。
如果說中國歷史上沒有絲毫自由的元素，是不符合事實的，可以找出許多事例，如春秋戰國時代的百家爭鳴、歷朝歷代的言官進諫、民間書院的講學風氣、民國時期的民間辦報等。但這種自由，是有很大缺陷的，我稱之為“基于雅量和容許的自由”。
所謂“基于雅量和容許的自由”，是指這種自由建基于統治者的個人修養之上，統治者賢明寬仁，就有一點言論自由，可以提提建議甚至意見；統治者剛愎苛酷，就要么因言獲罪，要么噤若寒蟬。這種自由操之于統治者之手，被統治者脖頸上套繩套，自由之大小，全在統治者放繩索的長短。毛澤東曾有一句讓不少人津津樂道的名言：“讓人說話，天塌不下來”。一個“讓”字，才是本質：讓與不讓，收發在我。讓與不讓，全在自己對“天塌與否”的感覺。
現代意義上的自由，我稱之為“基于權利和法治的自由”。自由是天賦權利，這種權利受法律制度的保障，非法侵犯或剝奪他人的自由權利，是違法、犯罪行為。這種意義上的自由，是不考慮執政者的肚量問題的，相反，執政者的個人修養，還必須接受公眾的審視，威福自恣者必須下臺，賴著不走就革命?！案锩鼨唷币彩翘熨x自由權利理所當然的一部分。
我正是在此自由非彼自由的區分中認識民國時代的自由的。民國的知識分子向往與呼吁的是作為權利的自由，但在非法治社會的現實中，他們得到的只是作為容許的自由——這種容許常常變為不容許。這是民國知識階層較為普遍地歡迎革命的原因——他們不滿足，他們的夢想是一個民主法治的中國。身處民國更為底層的社會大眾，連這種容許的自由也無法親炙，只能在苦難中行使自己的自由權利——革命權。革命的結果固然令人唏噓，但這是另一個問題，不能用來否認革命的合理性，否則就無法解釋民國崩潰的歷史事實。
如果我們試圖從這段歷史中得到一些啟益及教訓，我個人以為：作為與生俱來權利的自由，需要多種政治力量并存競爭的社會環境；這種競爭應是民主法治規則下的政治行為，而不能是武力的分裂爭斗；自由的美好，必須由民眾來體認，而不是少數人的奢侈品；一個少數人享受恩賜式的自由、多數人深感苦難不公的社會，是沒有前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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