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侵蝕之下，要保持無產階級清醒的階級意識，使其思想不被資產階級所俘獲，以至于在緊要的歷史關頭能夠擔當起社會主義革命，實現自身乃至人類解放的重任，那么就必須組成先鋒黨，領導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作斗爭。

無產階級的先鋒黨，由無產階級的覺悟最高的優秀分子組成，他們負責工人的運動。組織并領導工人。且以社會主義思想教育工人，使其能夠團結一致。無產階級有類似的處境，高度的組織性和紀律性。他們有著極大的規模，承受著壓迫和剝削。有著革命的要求。若不統一起來，則會被資產階級分化瓦解，各個擊破。先鋒黨則被賦予了統一工人階級的歷史任務，團結一致才有巨大的力量。

無產階級的先鋒黨必須時刻與無產階級本身緊密聯系，不能出現與無產階級不同的利益，他們必須善于與各種非無產階級的思想傾向進行斗爭，保證正確的發展方向。而且，必須與時俱進，一待有了革命的時機，就應爭取革命的勝利，讓無產階級作為一個階級行動的。

無產階級的先鋒黨必然由無產階級民主地選舉產生，在民主的基礎上實現集中，它的領袖與無產階級之間親密無間。領袖高瞻遠矚地指導無產階級，而無產階級則在根本上控制黨的權力。不斷監督并通過民主方式糾正領袖可能的錯誤傾向。以此保證黨的隊伍能夠適應形勢發展需要。

這樣一個先鋒黨，在取得革命勝利后，則與全社會的工人的代表會議向后重合，在消滅資產階級后，先鋒黨則完成歷史使命，全社會的工人代表會議同樣延續民主集中的原則。是先鋒黨的消亡后的形態。社會主義社會不會有政黨存在。

然而，歷史的發展并非一帆風順，先鋒黨的發展最終脫離了無產階級的控制，凌駕于無產階級之上。不是無產階級控制其組織，而是先鋒黨的組織控制了無產階級群眾。考著自身歷史上形成的權利，拒絕工人的革命，并與資產階級聯合鎮壓工人的革命，例如一戰后的德國社會民主黨，顯然，這些控制工人組織的達官顯貴們已經產生了與工人階級不同的利益。開始站在他們自己的立場上反對工人階級的根本利益了。這是怎么發生的呢？

自恩格斯逝世以來，資本主義社會出現了某些變化。社會主義運動發展起來，迫使資產階級作出讓步。本來被視為非法的社會民主黨被承認合法，允許其在合法范圍內進行活動。而合法斗爭產生了若干重大成果。如普選權的獲得，八小時工作制的取得等等。當然，這都靠著無產階級在先鋒黨的領導下的團結為后盾。

但是，暖風熏得游人醉，合法斗爭的成果使大多數領導者開始幻想和平過渡的可能了。恩格斯一死，伯恩施坦變跳出來宣揚馬克思主義已經“過時”，要對馬克思主義進行全面“修正”，以實現與資產階級的妥協。在第二次工業革命的上升時期，資產階級愿意妥協，這蒙蔽了大多數先鋒黨。修正主義泛濫，其后果就是犧牲了無產階級的長遠利益，依附于資產階級，在真正出現無產階級革命時扼殺革命。

但這又遠不僅僅是理論素養的問題。關鍵在于先鋒黨的領袖產生了與普通無產階級群眾不同的利益。這些領袖們因組織工人運動而名望大增，與資產階級的政客或者資本家一起成為社會名流，收入不菲。資本主義社會為他們的“成功”，提供了平臺。既然合法的都在可以取得名望，那么危險的革命都在，有誰會去冒這個險呢？革命若不成功，便是生命的危險，對此無產階級自然是不屑一顧的，唯有革命才改變其命運，沒有比現實更壞的處境。但對這些領袖們來說，他們不希望改變現狀，革命不代表他們的利益。是不值得追求的。總其一點，他們成了工人階級組織的官僚。

他們是怎樣控制工人而工人如何喪生對組織的控制權的呢？在社會民主黨還處于非法階段時，黨員的更新靠鎮壓本身造成的淘汰。能夠堅持的自然是無產階級的精華，堅決維護工人階級利益不徇私心的。非法狀態下，他們是革命的。而工人階級本身就要求革命。他們隨時受工人階級的推動，但社會民主黨合法地位被政府承認后，情況卻變了。經常的合法斗爭，使大批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投機于社會民主黨，以謀求社會地位，或單純為了找工作機會。這使得黨的性質更加“不純”了。無疑，這些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有自己的利益，能夠“消化”掉他們，還是個未知數。而若黨的領袖與其利益趨同，無產階級消化他們更是無從談起。合法斗爭要求的更是紀律。它代表工人階級斗爭談判，工人要求部分得到滿足。而工人階級是有革命本能的，這種本能被合法斗爭壓制住，他們必須聽從“先鋒黨”加強紀律進行配合的要求，這樣，就不是工人先于組織，控制組織，推動組織，而是相反，組織竭力控制工人的革命躁動，服從于壓制，服從于談判。當然談判權力是組織的。這造成了工人利益依附于組織控制的狀況。民主基礎上的集中逐漸被集中領導代替。斗爭的順利發展又將鞏固“領袖們”的權利，黨的核心穩定下來，根深蒂固，變得難以改變。而工人階級則“習慣于”他們領導，這在近期與工人利益似乎沒有什么矛盾。

組織控制了工人，也是資產階級的期望。資產階級自然希望這批修正主義的合作的領袖能好好地管束愛斗爭的工人。其中少不了有意無意的配合。

黨的領袖修正主義化，黨的機構官僚化。組織控制了工人，這在短期內能夠不出現與工人階級利益的正面沖突。但一旦到了重大歷史關口。黨與工人群眾的根本對立就體現了出來。工人革命被鎮壓，反映的就是社會民主黨已成為資本主義的另一種統治工具。并且，他們繼續控制著相當一部分工人組織。十月革命后，第三國際成立，社會民主黨與共產黨分道揚鑣。

這反映了一個什么現象呢？隨著工人組織化的加強。官僚化隨之而來。官僚化是資本主義條件下社會化大生產發展的必然表現。企業擴大，層級增多。官僚化加強。而且也反映在工人組織發展壯大上。工人政黨修正主義化，官僚化的惡果不僅是扼殺革命，組織控制工人。結果則是工人階級斗爭的衰落。黨與工人貌合神離。而納粹出現后，德國的工人組織頃刻瓦解。反映的也是工人階級對官僚層的態度。沒有出現真正的保衛黨組織的群眾革命斗爭。這與蘇聯民眾漠然地看著蘇聯滅亡一樣。

列寧的黨是否比較能夠抵御官僚化的侵襲呢？同樣不能。俄國條件特殊，布爾什維克是非法的，這倒成了革命的優勢。其成員自然是堅決的敢于犧牲的革命者。同時，民主集中是不起多少作用的。而集中更加被強調。在革命斗爭中，這也無妨。黨內討論是自由的。而在沙俄鎮壓下，革命干部不需要主要以民主撤換來更新。專制條件下，孟什維克的主張在工人那里沒有市場。根本無合法斗爭的有利條件。布爾什維克與工人階級緊密結合。使工人革命的要求能夠與布爾什維克的行動相互一致。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爆發。

但是，黨一旦轉入合法狀態，麻煩同樣來了。黨大規模地擴充。自然大多是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黨的干部接管了政權，擁有了權力。安穩下來。若俄國大多數人是工人階級。那么先鋒黨便無須自己竭力運作。一起交給工人階級去做就足夠了。但俄國恰是農民多數的國家。農民當然無力指導布爾什維克，恰恰相反，布爾什維克要去帶領他們。談不上群眾控制組織，對農民而言，必然是一切服從于組織。農民階級本身并不存在社會主義民主的基礎，他們在生產上是沒有必然的聯系的。組織控制人民，自然后果是集中高于民主，權力不斷集中于黨組織，黨中央，以至于領袖，形成獨裁局面。

有人將“工人反對派”遭鎮壓引為憾事。以為這改變了二十世紀的歷史。但這無疑是夸大其辭。僅僅一個“工人反對派”阻止不了官僚化，正如英國革命中的“平等派”阻止不了資產階級當政一樣。根本點還是生產力落后，工人是少數，農民是多數。更何況嚴峻的帝國主義封鎖的形勢下，必然要加強組織力，領導力。工人能夠掌控的范圍是有限的。若真有什么社會主義民主，那么一經選舉則是農民的多數，二他們并不是社會主義的可靠的依靠力量。

列寧提出了消滅管理的方式：對公職人員隨時撤換，公職人員的工資不得超過熟練工人的最高水平，全體人民對公職人員的監督。這些原則在俄國不能成立。尤其是急速發展時，農民占社會多數，文化有落后，發展則需要黨領導，需要組織力量。在那種落后的狀態下，發展考組織領導，力量在官僚。斯大林對官僚又拉又打，迫使其產生最高效率。他某種意義上阻止了官僚階層穩定下來。但先鋒黨成為官僚黨，無疑成為歷史的定式。這最終導致了蘇聯的滅亡。

若將眼光換到中國。先鋒黨在革命中很快就與真正的無產階級失去了血肉聯系。中國共產黨組織起了農民革命戰爭。而其組織結構當然更無民主集中可言。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頭一條就是：一切行動聽指揮。要求無條件服從。中國共產黨善于發動農民，激發其生產積極性和革命熱情。但一切由中央控制，這是一種策略上的靈活。落后的農民更加需要帶領。即便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中國共產黨集中領導，組織控制人民也是歷史的必然要求。每代領導者必然有“核心”，緊密團結在核心周圍。而不是緊密地依靠無產階級。這顯然缺少了民主集中的民主一環。

那么，組織化等于官僚化么？在資本主義條件下是這樣。但社會主義是排斥官僚化的，先鋒黨無一不淪為官僚黨是歷史必然。這以落后的生產力為前提。這應簡單地予以探討。

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差別決定了官僚控制人民的可能性。勞心者治人，這是規律。官僚分工則有可能。若工人階級也會管理，擁有與其領導者或者管理者同樣的教育水平，那么就不會存在專門的官僚層。他們也不會得到不同于工人的理由，不產生官僚分化。當然這是生產力的原因。

按勞分配原則下，能者多勞多得。這為官僚等級制當做了借口。但即使其他的分工不消亡，官僚作為特殊的，行政的分工，也是應當將其分工消滅的，因為它管理的是人，這就關系重大。

階級構成方面，工人占少數，農民占多數。這使得官僚階層必然出現，農民是“被組織”起來的，他們本身沒有組織能力。這仍是生產落后的表現。

帝國主義封鎖之下，落后生產力的社會又急需發展，發展則必然動用官僚。

以上分析，似乎先鋒黨理論應當拋棄。但是，先鋒黨仍是奪取革命勝利的關鍵所在。沒有先鋒黨組織，工人階級就將陷入迷茫和墮落的狀態，跟著資產階級激進派走，例如波蘭團結工會將國家引上資本主義道路——工人群眾支持了這一路線，這就是體現的沒有先鋒黨的情況下工人的迷茫狀態。沒有先鋒黨來領導有組織的工人斗爭，那么工人斗爭就將會被資產階級引上改良的道路，事工人罷工等成為“體制內的行為”，根本上喪失工人罷工的威力。沒有先鋒黨，沒有這些工人階級的先進分子對抗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那么無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就將在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進攻之下不斷萎縮，成為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俘虜。如當今發達國家十分流行所謂的“中產階級”理論——資產階級一手炮制出來的理論，借以消磨工人階級的階級認同，用虛偽的“中產階級”意識形態來代替革命的“工人階級”的意識形態。如果在意識形態領域被統治的資產階級俘虜，那么就不會出現工人階級爭取解放的斗爭。這可見工人階級先鋒黨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其避免官僚化，基礎應是，社會化大生產占主體地位，先鋒黨必須爭取世界革命的迅速勝利。讓先鋒黨順當地過渡為人民代表大會，將組織交給工人群眾。工人素質已經大大提高，腦體勞動趨于消亡。當然有更為便利的條件。即這個黨應是“非法”的，處于專制國家之中，而這個專制國家工業化水平高，且壓迫嚴重。對世界資本主義而言不可或缺，總之，是世界資本主義鏈條上的薄弱環節。人民控制組織，官僚化的問題就不會出現。

社會民主黨造成的工人階級的分裂，還是要由先鋒黨來統一。革命需要權威，而權威則是先鋒黨。在資本主義危機不斷加重的情況下，堅持改良道路自然是越來越沒有希望。民眾則更多可能地被吸引到革命的道路上來。有社會民主黨改良路線與先鋒黨革命路線的對立。這種工人群眾的分裂局面，必須由先鋒黨來改變。不斷吸引社會民主黨的群眾到革命路線上來，而不是排斥。有無產階級的團結和統一，才能確保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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