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繼繩的《我看“中國模式”》一文（以下簡稱《楊文》），該文表面上是對“中國模式”發表看法，實際上表現了作者強烈要求西化的鮮明立場。他不但對國外學者中凡是對“中國模式”持肯定態度的，如認為中國共產黨的執政是最佳的選擇，“不切實際的民主制，會將資源轉變為政治上的無休止的爭論，從而犧牲中長期的經濟與社會收益。”“現在想起來，似乎沒有更好的辦法領導一個如此龐大復雜的國家走出貧窮、實現現代化了”等等，都一概斥為“不了解中國”；而對國內學者潘維教授主編的《中國模式——解讀人民共和國的60年》一書，更是指責有加。據我所知，潘維教授主編的這本書，是為促使國際上正確了解新中國，以取得話語權的一種有益嘗試，但正因為該書對我國經濟政治體制，對新中國60年的發展等持肯定的看法，就受到《楊文》作者的大肆鞭撻，并把它作為一種典型，是所謂“再一次彈起反西化的高調”，罪在“極力維護現存的政治體制”。這位作者竟然因此失態，把它斥之為“荒唐”，這真是立場、感情之不同，導致了是非顛倒，難以理喻。現就《楊文》為其西化要求而提出的一系列荒謬論點，作一點分析，供你參考。

　　（一）否定新中國頭30年取得的偉大成就，聲稱“既然肯定和贊揚改革前的30年，30年的改革也就多此一舉”，為其西化要求提供歷史依據。我們并不否認在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上犯過“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這樣的錯誤，但同樣不能否認錯誤與成就相比，成就是主要的，這是這個時期歷史的主流和本質。《楊文》別有用心地利用新時期經濟體制的轉換，提出所謂“在計劃經濟時代，中國的政府更有權威，為什么經濟沒有出現奇跡？”這對于沒有經歷過新舊對比的青年頗有迷惑作用，但歷史的真實畢竟是抹煞不了的。請問這位作者：新中國是在什么基礎上起步的，頭30年間究竟發生了什么樣的變化？當1964年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的時候，遠在美國的原國民黨政府代總統李宗仁對友人感嘆說：“我們不能不服氣啊，我們搞了20多年，連一輛像樣的單車都造不出來。”我們正是在連一輛像樣的自行車都造不出基礎上起步的，新中國成立這一年，人均國民收入僅有66元，全國鋼產量僅有15．8萬噸，僅為印度的八分之一。正是經過這個時期全國人民的艱苦奮斗，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初步建成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國家的工業布局有了明顯改善。到1978年，我國新增固定資產達到6440億元，比起1949年舊中國留給我們的固定資產112.4億元，增加了57．3倍。其中，鋼、煤、石油、水泥、發電量、機床的產量，分別是舊中國最高年產量的34．4倍、10倍、325倍、29倍、42．8倍、33.9倍；汽車、拖拉機、飛機制造以及電子、石油化工等新興工業部門，也都從無到有發展起來。從1965年起實現了石油全部自給，徹底甩掉貧油國的帽子。以“兩彈一星”為標志的高新科技和國防工業在這個時期取得重大進展。農業的基本建設和技術改造開始大規模地展開，并逐漸取得成效。農田基本建設初具規模，效果明顯，加上農業技術改造的積極開展，為農業生產持續增長打下了基礎。綜合地看，從1953—1978年，工農業總產值年均增長率為8．2％，其中工業總產值年均增長率為11．4％，農業總產值年均增長率為2．7％，這個增長速度，不僅高于當時所有發展中國家，也高于同期發達國家。美國學者莫里斯·邁斯納通過對大量數據的研究，他不但從中國取得的成就上，也從其中所體現的中國人的精神力量上，發出這樣的感嘆：毛澤東時期的現代化，是人類現代化歷史上最輝煌的一頁。很顯然，沒有新中國頭30年的基礎，就不可能有后30年的飛快發展。鄧小平實事求是地評價了這一時期的歷史，他說：“我們盡管犯過一些錯誤，但我們還是在三十年間取得了舊中國幾百年、幾千年所沒有取得過的進步。”這是完全符合歷史實際的。

　　當然，我們這樣說，絕不是否認我們在這個時期犯過的錯誤，包括在體制上還存在著種種弊端，正因為這樣，黨在新時期才提出改革開放的新方針。但是，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決不是另起爐灶。新中國歷史發展中的前后30年，是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的兩個發展階段，把二者分割開來，甚至對立起來，是完全錯誤的。一些人正是通過制造這種對立，通過否定前30年的成就，來否定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這就是在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一再批判過的資本主義的改革方向。今天，《楊文》作者又故伎重演，不過是為他們更加強烈的西化要求制造歷史根據。

　　（二）否定新時期經濟政治體制改革的成就，聲稱“中國的現狀就是‘威權政治加不完善的市場經濟’”，中國模式“已經蛻變為‘權力市場經濟’”。并斷定它是不可持續的，從而為其西化要求制造現實依據。改革開放30年來，由原來的計劃經濟體制轉變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如果說我們已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還不完善，還需要通過改革使它進一步完善起來，這是符合實際的。但在《楊文》那里所謂的“不完善”，則是在完全否定的語義上說的，即中國模式“已經蛻變為‘權力市場經濟’”。而這種“權力市場經濟”，是直指社會主義公有制。用這位作者的話來說，就是“壟斷是權力市場經濟的必然產物”，“當今的壟斷主體主要是國有大型企業”。他利用當前在某些國企中存在的消極腐敗現象，以及企業內部管理層和工人之間收入差距過大等問題，把它完全歸結于國有大型企業的所謂壟斷造成的。我們知道，以國有大型企業為骨干的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它不但是社會主義國家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的物質保證，而且也是形成全國人民根本利益一致并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的基礎。社會主義國家掌握國家的經濟命脈，對國家的穩定和發展，造福人民，避免兩極分化，都有著重要的作用。民主革命先行者孫中山看到歐洲資本主義的種種弊端，在他的民生主義主張中就有節制資本的基本政策，要求國家掌握關系國計民生的經濟命脈，而不得為私人所獨占。作為社會主義國家更應該有這樣的自覺，怎么能夠把社會主義公有制對國家經濟命脈的掌握同資本主義的壟斷制相提并論呢？至于當前在某些國企中存在的種種問題，是在改革開放中出現的，需要我們認真加以解決。應該看到，產生這些問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存在管理上的、國家宏觀調控還不到位等問題，也存在受到各種錯誤思潮特別是新自由主義思潮的誤導而造成的弊端。新自由主義思潮的鼓吹者不但以所謂明晰產權為借口，否定公有制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要求把產權明晰到個人，造成大量國有資產流失，一時間私有化成為潮流；而且鼓吹市場萬能論，否社會主義企業的管理原則，使一些企業管理失衡，出現了社會主義企業中不應有的兩極分化現象。所有這些，都應該通過有力的措施加以解決，從而維護社會主義公有制及其應有的管理制度。而現在《楊文》卻把現實中存在的問題歸咎于公有制本身，這就越出了經濟體制改革的范圍，從根本上否定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制度。這就是這篇文章立論的一個要害。

　　至于此人所指責的“威權政治”，從他的全文立論來看，就是指的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國家對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作用，他力圖加以否定，以實現他的“憲政民主”的政治主張。關于這一點，我們會在后面討論到。

　　（三）用偷換概念的手法，把馬列主義說成是“一種西方文化”，并等同于“蘇聯式西化”，以蘇聯解體來說明這種“西化”的失敗，為其貨真價實的西化要求制造思想依據。在這方面，這位作者確實表現了無知而無畏的低下的品格。小學生的常識告訴我們，人們所講的西化，就是指效法西方而使之資本主義化，《楊文》本來就是在這個意義上一再強調其西化要求的，但它為了混淆視聽，卻違背基本常識，制造出所謂“蘇聯式西化”和“歐美式西化”兩個概念，用來貶低和排斥馬克思主義。誠然，馬克思主義誕生于歐洲，因為那時的歐洲是資本主義最早成熟的區域，是工人運動的中心，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正是總結了工人運動的經驗，吸收人類優秀文化的一切成果，形成了自己完整的理論體系。馬克思主義是很樸素的真理，它所創立的新世界觀的原理，是從人們賴以生存的物質條件出發，是從客觀世界中，特別是從革命運動的歷史和現實的經驗中概括出來的反映普遍真理的科學體系。它用唯物史觀闡明了社會發展規律，揭示了物質生產在歷史進程中的決定性作用，指明了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相互關系以及階級斗爭在階級社會發展中的重要作用。正是從唯物史觀出發，馬克思恩格斯得出了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結論。這種理論的徹底性，使它真正代表了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利益，成為摧毀舊制度、創造新社會的行動指南。這是歷史上仟何思想體系所無法比擬的科學理論。這樣的思想理論難道可以說僅僅是同“歐美式的西化”并列的一種西方文化嗎？《楊文》用所謂西方文化來包裝馬克思主義，無非是要說明馬克思主義不過是一種外來文化，而這種所謂“蘇聯式西化”也由于蘇聯的解體而宣告失敗了，要不得了。它正是這樣毫不隱晦地亮出了時下某些人的陰暗心理。

　　把蘇聯解體的主要原因，歸結于蘇聯模式或所謂斯大林體制的失敗，是國內外一些人特別是一些反馬克思主義的學者的主流觀點。應當肯定，蘇聯模式既包括必須堅持的社會主義的一些基本原則，也存在權力過分集中等弊端，把它作為蘇聯解體的主要原因，便無法解釋這樣一種歷史事實：在這個體制興盛的時期，蘇聯成為歐洲第一、世界第二強國，建立了足以戰勝法西斯的強大物質基礎，而恰恰在戈爾巴喬夫否定這個體制，推行他的新思維、多元化的時候，蘇聯解體了。經過歷史的沉淀和反思，包括俄羅斯一些有識之士在內，對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和蘇聯解體同赫魯曉夫的歷史淵源，有了一定深度的認識和思考；對這場歷史演變給俄羅斯造成的嚴重后果，也有了比較清醒的認識。俄共中央主席久加諾夫說：“1991年強加給俄羅斯的資本主義改革使整個國家陷入最嚴重的動蕩之中，由此俄羅斯這艘巨輪所遭受的危機比世界上任何一個主要國家都要深重。近20年來，俄羅斯淪為照搬18世紀野蠻資本主義的試驗場，被排擠出世界發展進程之外。這就是俄羅斯近來各種災難的主要導因”。這是符合蘇聯演變進程的正確分析，是戈爾巴喬夫為代表的推行資本主義的改革所導致的一場歷史性災難，是一條背離社會主義的右傾機會主義指導路線造成的惡果。這不能不是一個極其深刻的歷史教訓。《楊文》極力回避和否認這一歷史事實，不僅在于歪曲歷史，更在于它的現實用意。它露骨地說：“改革30年后的今天，中國經濟上已經實行市場經濟，政治體制還堅持蘇聯模式，從而使中國陷入了‘威權政治加不完善的市場經濟’的困境。俄國已經拋棄了蘇聯模式，中國模式論者，還珍惜人家已經拋棄的‘敝帚’（很遺憾，這位學者在文中誤為“弊帚”），再一次彈起反‘西化’的高調，極力維護現存的政治體制，真是有點荒唐。”這真是“滿紙荒唐言”，但卻是不加掩飾地要求我們仿效戈爾巴喬夫、葉利欽叛賣社會主義的行為，拋棄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這就是他們所要求的政治體制改革！

　　這里需要特別指出，每當社會主義運動出現挫折或處于危機的時候，一些人往往把它看作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共產主義理想的危機，以為天下未可樂觀。還在20世紀初，列寧就針對第二國際修正主義的謬誤，把這兩者作了嚴格的區分。他認為，社會生活條件的異常劇烈的變化，反映到革命運動內部“就是深刻的瓦解、混亂、各種各樣的動搖，總而言之，就是馬克思主義運動的極端嚴重的內部危機”。（《列寧選集》第2卷第281頁）第二國際后期，由于資產階級策略的變化，出現了伯恩施坦修正主義，列寧就把它看作是馬克思主義革命運動的一次危機。但如果把這種運動的危機看作是“馬克思主義的危機”，那就像列寧所斥責的，這“不過是重復資產階級下流文人無聊的議論，他們竭力想把社會黨人之間發生的任何爭論都加以夸大，以促成各社會黨的分裂。”（《列寧選集》第l卷第266頁）重溫列寧的這些話，再來看今日之伯恩施坦們的嘴臉，令人感慨系之。事實上，馬克思主義運動中危機的出現，往往是由于對理論的背離或僵化，因而要克服這種危機，決不是要拋棄馬克思主義，而是要堅持馬克思主義，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發展馬克思主義。

　　（四）把近代以來的中國歷史說成是“學習西方和反對西化的爭論持續不斷”，只因為“到20世紀中期，‘蘇聯式西化’在中國占了統治地位。中國的傳統文化被一種西方文化（馬列主義）打倒了，另一種西方文化（歐美式）被推到了對立面。”《楊文》認為這種延續至今的“排斥現代民主制度，否定普世價值”，是中國一切問題的癥結所在，當今之道就是要“建立憲政民主政治加完善的市場經濟”。這完全歪曲了近現代中國的歷史，但卻明白無誤地、完整地表述了資產階級自由化即“西化”中國的政治訴求。在這里，《楊文》作者用一句“蘇聯式西化”，就輕輕抹煞了中華民族在歷經煉獄般的苦難中，為追求民族獨立和振興所作的種種努力和奮斗，終于找到了通過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再現國家輝煌的歷史；用一句所謂“普世價值”，掩蓋西方民主、自由的虛偽本質，掩蓋資本—帝國主義侵略和掠奪中國的罪惡歷史。這種數典忘祖，觍顏事“西”，真可謂失去了一個中國人應有的良知和尊嚴。

　　向西方學習，是近代中國一些先進分子在一個相當長時期的主要取向，雖然歷史已經證明西方的一套經濟政治制度已不適合中國的國情，是不能照搬和套用的，所以才有近代中國歷史的新取向。即使這樣，直到今天我們也仍然要向西方學習先進的對我們有用的東西，但這同“西化”即要求照搬西方的一套經濟政治制度是完全不同的兩碼事。我們知道，民主、自由、博愛一類的口號，作為社會價值取向，是一個歷史的、階級的范疇，在資產階級革命時期，它們曾經起了號召人民、推翻封建制度的進步作用；而當資產階級取得政權之后，他們很快就拋棄了最初的諾言，所謂民主、自由就成為他們謀取階級私利的工具。但他們作為剝削階級是不敢公開聲明這一點的，仍然把它們罩上全民的、普世的光環，用以欺世盜名，并作為對外擴張的工具。出于資本追求利潤、向外擴張掠奪的本性，西歐北美的資本主義國家就是在輸出這種“普世價值”的名義下，征服了亞非拉廣大地區，使得人為刀俎，我為魚肉，造成了極其慘重的歷史悲痛。事實上，中國人對這種“普世價值”并不陌生，1840年以來，它就是在鴉片為先導、船堅炮利為后盾的護航保駕下來到中國的，結果呢，中國人不但沒有看到西方強盜許諾的民主自由之光，相反是國家主權淪喪，山河破碎，人民遭到殺戮，這樣的歷史悲痛難道不值得后世記取嗎？難道還要我們對這種恩賜者加以頂禮膜拜嗎？現代的西化論者總是借口時代變了，編織所謂全球化、天下一家的美麗神話，事情果真如此嗎？且看在中國實行對外開放、走向富強的新的歷史條件下，美國對華政策背后是隱藏著怎樣的一種意圖。有學者的研究表明，據外國媒體報道，中國2009年外匯儲備余額突破20000億美元，達到23990億美元，占全球儲備比重達到39．7％，而美元霸權迫使我國巨額的美元外匯購買了大量美國從不打算償還的美國國債，然后，美國再運用向中國等國家發行的美國國債等籌集到的資金，不僅用來幫助美國渡過經濟危機的難關，支持美國人的過度消費，支持顛覆中國政府的活動，而且也為美國等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大肆收購我國企業并進而控制我國產業特別是高端產業提供融資。據報道，在中國28個主要行業中，外國直接投資占多數資產控制權的已經達到21個，每個已經開放的前五名幾乎都是由外資所控制。這種觸目驚心的事實，說明美元霸權戰略是要構筑一條使中國通向貧困和依附型經濟的道路。因此，國際上一些公正輿論稱美國是“新帝國主義”的一種表現。這難道不值得我們嚴重警惕并加以有效應對，以保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健康發展？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不從歷史和現實上揭露西方這種“普世價值”的虛偽性和欺騙性，而要求國人對它歡呼雀躍，迎之猶恐不及，這樣做，有何臉面對待自己國家的歷史，對待人民的福祉？用一句老百姓的話，就是良心被狗吃掉了。

　　《楊文》作者如此推崇西方的“普世價值”，其“合乎邏輯的（中國）出路就是建立‘憲政民主政治加完善的市場經濟’”，便不奇怪了。他在這里所說的“完善的市場經濟”，就是反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和市場經濟相結合的市場經濟體制，就是建立在私有化基礎上的、推行新自由主義的完全放任的市場經濟。至于所謂“憲政民主政治”，就是以多黨制、議會制為特征的西方政治制度。這是近年來一些人對我國政治體制改革所提出的實質性的要求。一個國家采取什么樣的政治體制是依據國情和歷史的發展而定的，是由這個國家的國體決定的。我國作為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相應地采取民主集中制原則的、人民代表大會為根本制度的政體，是符合中國的國情和近代中國歷史發展的需要的。新中國60年歷史證明，這是能夠體現人民民主并具有很高效率的政治制度。當然，我國的社會主義民主制度還不完善，還存在種種弊端，但這可以通過自身的調整和改革加以解決，而不需要照搬西方的一套。美國是兩黨輪流執政、三權分立的國家，它是通過金錢政治包裝起來的、休現壟斷財團利益的民主制度。它可以通過兩黨競爭來表現美式民主，但兩黨輪流執政都是換湯不換藥，因為“美國兩大黨都忠于美國憲法和其民主共和原則。”（尼克松語）用一位美國學者的話說：“如果兩黨輪流執政意味著根本原則的改變，那就太危險了”。他們也意識到這種“兩黨競爭，輪流執政”適合于美國的具休歷史條件及其需要，并不是什么“普世價值”和“普適模式”。近代中國曾經不只一次地搬用過西方的多黨競爭和議會民主制，最后都以失敗告終。民國初年的多黨競爭的鬧劇，并不能阻止袁世凱復辟帝制和軍閥混戰的局面；蔣介石政府表面上采取五權分立，也沒有阻擋他的個人獨裁，最后落得個眾叛親離的結局。蘇聯解體，俄國復辟資本主義后也搞多黨制，結果給俄羅斯民族帶來了巨大的災難，使一個超級大國淪落為二流國家。可以設想一下，如果按照那些西化論者的要求，中國將導致什么樣的災難性的后果，將會給我們的民族和人民帶來什么樣的殺傷力，這是可以想見的。

　　最后，我愿引一位青年學者對某些人用贊美資本主義來貶斥社會主義的論調所作的批評，他說：“如果資本主義真像其認同者描述的那么美好，那么根本就不可能出現否定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思潮，更不可能出現直接以摧毀資本主義為目的的社會主義運動，也根本不可能建立代替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制度；如果社會主義真像其反對者描述的那么糟糕，社會主義發展不可能對人類社會進步產生那么大的影響，社會主義也不可能令其反對者如此恐慌，社會主義運動也不可能如此持久。”我也愿以此勸告那些還掛著共產黨員招牌而反對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事業的人，能夠少點浮躁，好好反思一下自己。
《中華魂》 201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