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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輝：文懷沙的真實年齡 國學大師的荒誕人生

  2009年02月19日08:23  人民網

　　作者：李輝 (北京 學者）

　　三個疑點

　　這些年，特別是進入新千年之后，文懷沙先生頻繁亮相于電視、報紙、網絡各種媒體，故事越講越生動，名頭也越來越大、越來越響了。 

　　在各媒體發表的自述或專訪中，此公生平的耀眼傳奇引人注目者，主要有三點：一，自稱出生于1910年，故今年已被媒體稱作“百歲老人”；二，自述“文革”經歷，系因被打成“反革命”而鋃鐺入獄，同時，又因寫藏鋒詩“反江青”而被視為“英雄”。三，被譽為“國學大師”、“文史大家”、“楚辭泰斗”。

　　事實果真如此嗎？

　　1910年出生，還是1921年出生？

　　近些年，在接受記者采訪或演講中，文懷沙都自稱為九旬老翁，年表中所寫出生時間為1910年1月。但我所了解的情況，卻大相徑庭。

　　自五十年代初至八十年代退休，文懷沙工作過的單位與呆過的地方主要有三處：1.1953年前，在人民文學出版社擔任編輯；2。約1953年調至中國青年藝術劇院（現與中央實驗話劇院合并為中國國家話劇院）任劇本編輯；3.1963年底入獄勞教至1980年釋放回原單位，在中國青年藝術劇院離休。

　　據查人民文學出版社五十年代初的第一本花名冊，文懷沙的出生時間填為“1922年”；據中國國家話劇院記錄，其出生時間填得更為具體：1921年1月15日；1963年12月被判勞教時，年齡記錄為“43歲”，推算一下，出生時間也在1921年初。三處記錄的出生時間雖略有差異，但相差不到一年。

　　當年社會，尚無六十歲退休之憂，似不必把年齡說小。與如今的講述相比，當年相對嚴謹的檔案記錄無疑更為可信。因此，有一點可以明確，即：在2009年的今天，所謂“百歲”老人，真實年齡應是88歲左右。

　　年齡虛報近一輪，是為了便于給早年經歷加上一個又一個耀眼光環。

　　突出的一個光環：文懷沙多次自述中稱章太炎是其老師，故與魯迅是前后弟子。 

　　據查，1934年秋天，67歲的章太炎由上海遷居蘇州，創辦“章氏國學講習會”。1936年6月14日，病逝于蘇州。但在1963年文懷沙的勞教記錄中明確寫到，他是“1941年上海太炎文學院肄業”。如果他出生于1921年，1936年才15歲。另外，章太炎去世之后，蘇州“章氏國學講習會”是否繼續辦，文懷沙“肄業”的“上海太炎文學院”與之是什么關系，是否為同一學校？也有待考證。即便是同一所學校，也應是在1937年抗戰爆發后，由蘇州遷至“孤島”上海。按此時間推算，當文懷沙入學時，章太炎早已去世，又如何見過？

　　另有一個光環：相關年表寫到，1928年18歲的文懷沙，“受聘擔任國立女子師范學院教授，后任上海劇專教授”。按1921年出生計算，這一年他才7歲，無論如何也不可能身擔此任。

　　由于年齡提前了近12歲，抗戰期間的經歷也就容易豐富得光芒四射了。如，其年表所記：“一九三八年 二十八歲秋，于重慶作《聽雨》詩 ：‘滴滴更絲絲，江樓聽雨時。一燈紅豆小，此夕最相思。’柳亞子評曰‘詩出王摩詰而勝之。’”實際上，此時他還在上海念書，只有17歲，如何在重慶與柳亞子交往，得柳亞子如此嘉評？

　　年近九旬之翁，美髯飄動，步履輕盈，思路敏捷，皮膚滑潤，已相當了不起，足可夸耀，大可不必多說一輪十二年。虛擬年齡，于天，于父母，似均為不敬。如果僅僅限于自家庭院，別說虛增十二歲，就是自稱二百歲、五百歲，也是個人之事，不必較真。但是，如果以 “百歲”之假，行大做商業廣告之實，對消費者無疑有誤導和欺騙之嫌。一旦進入文化史范疇，人際交往與學術軌跡就非一己私事，那就更有必要細加訂正，予以澄清。

　　到底為何入獄？

　　文懷沙的“文革”經歷，特別是多年牢獄之災，受他的自述影響，媒體的不同版本大同小異，故事神奇，繪聲繪色，被渲染為英雄般的壯舉。

　　關于其入獄原因，一篇報道說：“文懷沙曾經在1966年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和‘老右派’，因為在一次公開場合說了鄙視江青的話，于是被抓到秦城監獄，之后又被流配到西北。” 另有一處報道稱：“在1974年，文老曾被扣上‘反毛澤東思想’罪名入獄。”

　　這些敘述都不符合史實。

　　首先，文懷沙不僅從來沒有被打成“右派分子”，相反，在批判“右派分子”時表現得十分積極與激烈，吳祖光先生在生前曾多次對人說過，他對在“反右”中最不能原諒的人之一就是文懷沙。劇作家杜高先生，五十年代與文懷沙同在中國青年藝術劇院工作，作為“吳祖光小家族”中的主要成員而被打成“右派分子”。他回憶說：“在1957年批判吳祖光和我的大會上，文懷沙表現得非常積極，慷慨激昂。他指著吳祖光的鼻子說：‘你就是現代的西門慶，專門玩戲子。’他這是拿吳祖光與新鳳霞的結婚說事。當時把我們氣死了。”（2009年2月10日與李輝的談話）

　　其次，所謂“1966年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和“1974年因‘反毛澤東思想’罪名入獄”的說法，同樣不成立。

　　在北京文化界，知情者都清楚，文懷沙早在“文革”爆發前的1963年年底，就已經被判處勞教。其罪名不是“政治問題”，而是其它原因。

　　據知情者回憶，逮捕文懷沙的宣判大會，1963年年底在東單的青藝劇場（90年代因修建東方廣場而拆除）舉行，青年藝術劇院的不少人都參加了那次大會。查閱史料，他的罪名定為“詐騙、流氓罪”（其罪詳情為：自五十年代起冒充文化部顧問，稱與周恩來、陳毅很熟，與毛主席談過話，以此猥褻、奸污婦女十余人。）。先是判處勞教一年，1964年5月正式拘留，后長期在天津茶淀農場勞教，勞教號碼：23900。他從來沒有關押在秦城監獄，直至1980年4月解除勞改。沒有聽說他的勞教是冤假錯案而得到平反，但他的年表如今卻寫為：“1978年，在胡耀邦的親自過問下被釋放。”

　　由此可見，“文革“期間文懷沙并不是因為政治原因而入獄，也沒有被關押在秦城監獄。

　　關于文懷沙在“文革”中的經歷，敘述得最生動的莫過于寫藏鋒詩“反對江青”的勇敢之舉。這一故事的版本甚多，大同小異，取其中之一如下： 

　　經歷過“文革”的人，都知道“梁效”這個名字，這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幫“四人幫”說話、發表言論、攻擊對手的寫作班子，正好梁效寫作班子缺人手，一個朋友想要搭救他，就讓文懷沙給江青寫一封信，表示悔改和感恩，若能成功，這個朋友將會幫助文老結束監禁和勞改生涯，并且可以進入梁效寫作班子，生活待遇也相當優厚。文懷沙的母親聽到這個消息，立即趕到西北，希望兒子能夠在絕境之中服個軟。文懷沙那時正在生病，躺在炕上，望著母親蓬亂的頭發、消瘦的面容，心中萬分難過，但他還是說：“媽媽，我不能寫啊，我不能違心啊。”母親沒有再說下去，只是叮囑兒子別往槍口上撞。當時文老滿懷心酸地點了點頭，但沒過多久，文老對“四人幫”的倒行逆施實在看不上眼，忍不住寫下這樣一首詩“沙翁敬謝李龜年，無尾乞搖女主前。九死甘心了江壑，不隨雞犬上青天。”其中每句第六字連起來讀乃是“龜主江青”。當時江青看后隨手就把這首詩扔到了沙發上，可能覺得沒什么，這一點卻被王洪文看出來了。 

　　故事實在太生動了！無法考證其真實性。讓人生疑的是，按照當時他的處境，即便真有此詩，又如何能到達江青之手？他又如何知道江青將之“扔到了沙發上”，她沒有看出這是一首“藏鋒詩”，王洪文反倒看出來了？

　　關于這一“英雄”般的吟詩行動，徐晉如先生在其博客《士林見聞錄》中有云：“又謂其在獄中拒入梁效，且報以詩云……此詩每句第六字連讀，則為‘龜主江青’也。據云至今懸于文家書房。然此事純系文氏自造，卽古史辨學派所謂層累之歷史也。”

　　我贊同徐先生的判斷。

　　層累歷史固然可以為編造者增添光環，但我們如何告慰那些在“文革”中真正受到迫害的英雄們的在天之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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