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云，“秀才遇到兵，有理講不清”。生為中國人，經常會遇到這種“有理講不清”的尷尬――無他，大多數國人要么根本不講理，要么根本不知該如何講理。

殷海光先生在《創設講理俱樂部》一文中寫道，“過去，中國社會里人際發生糾紛的時候，你可以拿道德責備他，可以拿禮法約束他，可以動之以情，可以誘之以利，可以臨之以威，但要和他說理，卻十分困難。”他在同一篇文章里還說，“我們要看一個人是否講理，最直截了當的方法是考察他所發出的語句之真（truth），假（falsity），以及對（validity），錯（in validity）。任何語句底真、假，以及對、錯成立的程序，通常至少有這些種：①訴諸經驗事實；②訴諸邏輯推論；③訴諸傳統；④訴諸權威；⑤訴諸教條；⑥訴諸風俗習慣；⑦訴諸暴力；⑧訴諸情感；⑨訴諸立場；⑩訴諸利害關系；⑾訴諸多數――即多數人說真的就是真的；⑿訴諸人身?！币蠛９庀壬鷮⒁陨鲜€程序分作兩類，從①到②并作一類，叫做A類，其余的并作一類，叫做B類。他說，“如果我們決定一個語句S底真、假，與對、錯的程序是而且只是A類，那末我們所發出的這個語句便可開放，任隨大家批評，交付經驗事實的檢證，或邏輯的核校。如果我們決定一個語句S底真、假，與對、錯的程序是而且只是B類，那么我們所發出的這個語句便不是開放的，不是任隨大家批評的，不是交付經驗事實來檢證折，或邏輯核校的。如果我們用來決定一個語句S底真、假，與對、錯的程序是A類底程序，那末我們就在講理。如果我們用來決定一個語句S底真、假，與對、錯的程序是B類底程序，那末我們便不是講理。這也就是說，如果我們在判別一個語句S究竟是真的、是假的，以及究竟是對的、是錯的時，我們只問S是否合于經驗事實，或是否可由邏輯推演的法則得到；除此以外，其他條件一概不在考慮之列，那末我們就是在講理。如果我們在判別一個語句究竟是真的、是假的，以及究竟是對的、是錯的時，我們動輒引用權威，或投眾所好，或考慮是否傷人感情，或從利害關系出發來斟酌的，……那末我們就是在講別的，而沒有在講理?！?/p>

對于講理與不講理的分野，殷海光先生論證得相當清楚，即在作出任何判別的時候，是否“交付經驗事實的檢證，或邏輯的核校”――說得通俗一點，無非也就是人們常說的“擺事實，講道理”。真理往往是簡單的，但實踐起來卻未必如我們所想像的那么簡單。就拿“擺事實，講道理”來說吧，似乎人人都懂，但往往一張嘴，一動筆，我們不尊重事實，不講道理的本相就顯露出來了。

近年來，因為寫評論的緣故，被人戴了個“時評人”的帽子。身為“時評人”，我對國人的不講理或不懂講理感觸尤深。我寫評論時一直都奉殷海光先生的“講理原則”為圭臬，堅持“有幾分事實，說幾分話”――絕不說任何缺乏事實支撐或經不起邏輯核校的過頭話。當然，作為“時評人”，一般不可能象記者一樣，對事實進行調查和驗證，也就只好將記者所報道的作為事實，并對這種事實進行分析和評論。我讀文章很刁，一般不讀49年后中國作家與中國學者寫的東西?？梢驗樵跁r評圈子里混的緣故，不免也讀了不少其他“時評人”寫的評論，可卻難得讀到一兩篇寫得有理有據的文章――如果評論者或辯論的對手也遵循殷海光先生的“講理原則”，就算在事實上有出入或在邏輯上有缺陷，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也是可以原諒的?？稍诖蠖鄶登闆r下，卻并非如此。

國人――包括很多“時評人”――在進行所謂的“辯論”時，最容易犯如下兩種毛?。孩俨辉V諸任何經驗事實，隨意地貼標簽；②雖訴諸經驗事實，但其所引用的事實與他所得出的結論之間卻并沒有多大的關聯，即由此事實推演不出彼結論來。在我看來，這種無根的言論與其說是“辯論”，倒不如說是謠言更為妥當。盡管如此，這種言論在中國社會里卻非常有市場，而且足以造成巨大的不良社會影響――對于中國社會數量巨大的缺乏獨立思考與思辨能力的群氓來說，謠言是他們心底郁積的非理性情緒最安全、最舒適的發泄口。

不訴諸任何經驗事實，并不表示他們所說的就沒有任何依據。比如，他們會引用村上春樹的“假如這里有堅固的高墻和撞墻破碎的雞蛋，我總是站在雞蛋一邊”來證明自己支持弱勢群體的正確性，而不顧事實上，某弱勢群體在某一具體的事件中，某具體的行為到底是否合理或值得同情。你寫文章說方文山寫的歌詞華而不實，無病呻吟，只是一堆華麗的文字垃圾，他們連你的文章都不看，就會給你扣上一頂“想借炒作自己”、“眼紅”或“無知”的大帽子。其實，他們是不折不扣的騎墻派，看到哪邊人多勢眾就偏向哪一邊，幾乎沒有任何原則可言――他們可以訴諸傳統、訴諸權威、訴諸教條、訴諸風俗習慣、訴諸暴力、訴諸情感、訴諸立場、訴諸利害關系、訴諸多數或訴諸人身攻擊，只要這些玩意能在一定程度上使他們標簽貼的行為合法化。寫了這么多年的評論，我經常會碰到這種事兒――因為，我的眼中沒有任何權威，而且從不把為弱勢群體說話當成我的“神圣使命”，因為我厭惡一切崇高和神圣的玩意兒；也從不認為為強勢群體說話有什么不對，如果道理確實在強者一邊的話。在我看來，“時評人”固然不是強者的仆人，同樣也不是弱者的仆人，而應該誰有道理，就為誰說話。

有些人也“擺事實”，卻同樣還是一樣地不講道理或不懂講道理――因為就算他們擺出的事實100%地準確，可這事實與他們所得出的結論之間卻相差十萬八千里；或者“東一榔頭，西一耙頭”，一個問題還沒論述清楚，馬上又轉移到另一個話題上去了。魯迅先生在《論辯的魂靈》一文里排列出了這些人的種種面相：

 “洋奴會說洋話。你主張讀洋書，就是洋奴，人格破產了！

受人格破產的洋奴崇拜的洋書，其價值從可知矣！但我讀洋文是學校的課程，是政府的功令，反對者，即反對政府也。無父無君之無政府黨，人人得而誅之?！?/p>

“你說中國不好。你是外國人么？為什么不到外國去？可惜外國人看你不起……?！?/p>

 “你說甲生瘡。甲是中國人，你就是說中國人生瘡了。既然中國人生瘡，你是中國人，就是你也生瘡了。你既然也生瘡，你就和甲一樣。而你只說甲生瘡，則竟無自知之明，你的話還有什么價值？倘你沒有生瘡，是說誑也。賣國賊是說誑的，所以你是賣國賊。我罵賣國賊，所以我是愛國者。愛國者的話是最有價值的，所以我的話是不錯的，我的話既然不錯，你就是賣國賊無疑了！”

“自由結婚未免太過激了。其實，我也并非老頑固，中國提倡女學的還是我第一個。但他們卻太趨極端了，太趨極端，即有亡國之禍，所以氣得我偏要說‘男女授受不親’。況且，凡事不可過激；過激派都主張共妻主義的。乙贊成自由結婚，不就是主張共妻主義么？他既然主張共妻主義，就應該先將他的妻拿出來給我們‘共’?！薄?/p>

 “丙講革命是為的要圖利：不為圖利，為什么要講革命？

我親眼看見他三千七百九十一箱半的現金抬進門。你說不然，反對我么？那么，你就是他的同黨。嗚呼，黨同伐異之風，于今為烈，提倡歐化者不得辭其咎矣！”

“丁犧牲了性命，乃是鬧得一塌糊涂，活不下去了的緣故。

現在妄稱志士，諸君切勿為其所愚。況且，中國不是更壞了么？”

 “戊能算什么英雄呢？聽說，一聲爆竹，他也會吃驚。還怕爆竹，能聽槍炮聲么？怕聽槍炮聲，打起仗來不要逃跑么？

打起仗來就逃跑的反稱英雄，所以中國糟透了?！?/p>

 “你自以為是‘人’，我卻以為非也。我是畜類，現在我就叫你爹爹。你既然是畜類的爹爹，當然也就是畜類了?！?/p>

雖然從魯迅寫作這篇文章的時間至今，80多年已經過去了，諸如此類邏輯混亂的言論在當下的中國社會――包括時評界――卻仍然大行其道，有些“時評人”甚至連句子都寫不通，他們的作品卻堂而皇之地占據了各大知名報紙――如《南方都市報》、《新京報》等――的評論版，并因此而被業內視為“知名評論家”，而那些真正“擺事實，講道理”的作品，卻處于這種與謠言無異的言論的重重包圍之中，大大地削弱了其對社會產生的積極影響。

“羅馬不是一天建起來的?！痹诋斚轮袊@種惡劣的輿論環境中，非有大智慧大勇猛者，確實很難產生訴諸事實與邏輯的理性言論，即便產生了，也很容易為環境所扼殺――然而，不管有多么在緩慢與艱難，如果我們要建立一個行為規范或大家可欲的社會秩序，一切有良知、有見識的中國人仍須朝著將一切價值和判斷“置于經驗和事實的基礎上，并且通過邏輯的考核”這個方向著手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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