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篇文章“無產階級與知識分子”中我提到：中國為什么沒有在明朝實現資本主義轉型？我認為其原因就是科舉制度，包括中國后來的落后挨打，都是它造成的。

    科舉制度只是一個官吏的選拔制度，“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當時對科舉制度的頌歌，在金字塔型社會里，它雖然為底層人開辟了一條上升通道，但因為統治者的初衷只是為了推行儒家文化，為自己選拔統治工具，所以它注定是一條狹窄和狹隘的通道。可是由于統治者的推崇，使得包括自然科學在內的其他門類都成了下九流，在客觀上封閉了所有其他的通道。千軍萬馬過獨木橋，過去的榮華富貴光宗耀祖，向社會大眾展示著荒謬的示范作用，過不去的也多多少少能有點待遇，最終形成所謂的士紳階層，并也淪為統治工具。于是，“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黃金屋”就成了知識分子的信條，可悲的是，這里的書就僅僅是儒家經典。

    于是，中國的知識分子就這樣幾乎全軍覆沒，淪為殘疾，而且還都是從儒家文化這一個模子里出來的。單一的知識分子結構，單一的素質，單一狹窄的上升通道，單一的文化氛圍，束縛禁錮和扼殺了民眾的智慧與活力，釜底抽薪般的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從那時起，中國的落后局面就已注定了，更不要說什么資本主義的轉型了。

     然而，落后不一定就要被動挨打，無反抗之能力與意愿（日本就曾經落后過）。挨打的根源是中國知識分子的變節。由于統治者推行儒家文化的初衷是為了自己家天下的穩定與延續，并不是為了社會生產力的進步與發展，更不是為了什么仁義道德，所以這種儒家文化，本質上是內法外儒，或者叫先法后儒，它所謂的仁義道德是有條件的，其前提條件就是被統治者必須首先有道德，必須按照統治者規定的森嚴的等級秩序，各安本分，不可越矩，然后統治者應該有仁義道德，注意，這里是說應該而不是必須，統治者的仁義道德，對被統治者而言，只是一種施舍或捐獻，是沒有硬性約束的。所以這種儒家文化實質上變成了底層民眾的囚籠和統治者的遮羞布，所以盡管儒家的知識分子號稱自己具有“達則兼濟天下、困則獨善其身”的人生節操，可一旦獲得權力與利益，卻往往只會掛羊頭買狗肉，無恥之上更添一層虛偽，腐化墮落、紙醉金迷，本就殘疾，又變成了軟骨頭，當然不堪一擊了。中國革命的實踐也證明，僅僅避免知識分子的殘疾是不夠的，如果他們沒有節操變成資產階級，那么國家就會變成帝國主義的附庸，無產階級仍然是為人驅使的牛馬，階級矛盾仍然會周期性的激化，社會仍然會周期性的動蕩，生產力仍然會被周期性的破壞，落后挨打仍然不可避免。國民黨為什么打不過共產黨，同是黃埔軍校畢業的健全的知識分子，結果卻完全不同，不就是因為節操的問題嗎？

     所以，現在可以進一步的說，近代史上中國的落后挨打，其根源就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殘疾與變節。對社會發展，生產力的進步而言，需要為民眾提供成為健全知識分子的廣闊通道，需要為健全知識分子提供多樣的上升通道，對國家民族而言，知識分子必須要有節操，五四運動與新文化運動已經砸爛了孔家店，但僅僅砸爛舊的是不夠的，必須建立起能夠規范知識分子節操的無產階級新文化，我想這才是毛主席要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真正含義，遺憾的是沒有成功，而且帶來了新的動蕩，但決不能轉向資產階級那一套依然是虛偽的仁義道德(所謂改良的儒家文化），對建立無產階級新文化的探索不應止步，需要我們有更大的智慧和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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