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資產階級在本質上是剝削階級，在近代中國的客觀歷史條件下，其對勞動人民的剝削、壓迫程度更深，因而其反動性、落后性更大。其本質是極其反動的，只不過由于其力量一直十分弱小，才不得不表現出兩面性、動搖性，但這種兩面性、動搖性是以反動性為根基的兩面性，也就是說，反動性是其根本、一貫的階級本質，而革命性不過是被迫的、暫時的、權宜性的外在表現而已。在這一意義上，說民族資產階級具有兩面性似乎是不妥當、不正確的，容易混淆、模糊對民族資產階級本質的認識。當然，這樣定義近代民族資產階級，在策略意義上，主要是統戰的需要，在帝、封、官僚三重統治、壓迫下，革命、進步力量過小，而民族資本也經常是帝、封、官僚的壓迫對象，因而是可以聯合的力量。　　

中國近代民族資產階級，在歷次革命中，總是在革命緊要關頭背叛革命，對革命造成很不利的影響；而其投靠革命，則又總是在革命快要勝利之時，對革命并沒有多大幫助，帶有明顯的“沾光”、“摘桃子”的性質，以期延續其生命，企圖在革命勝利后，不被人民掃進歷史的垃圾堆。這是民族資產階級兩面性的一貫表現。　　

如果說，在近代史中發展起來的民族資產階級尚有兩面性可言，尚有一定的革命性，那么，30年改革開放的反動國策所強制催生出來的當代中國資產階級，從其產生的那一刻起，便與官僚買辦、帝國主義勾結在一起，始終是官僚資本和跨國資本的附庸乃至幫兇，對內殘酷剝削勞動人民，對外大肆出賣民族利益，與官僚買辦一道，忠心幫助跨國資本殖民中國，掠奪人民，是十足的反動階級，是十足的民族敵人，無絲毫的進步性、革命性可言，是一個徹底的反動、落后、買國、殘酷剝削、壓迫勞動人民的反革命階級，是第二次無產階級大革命的完全對象，哪怕在策略層面上也絕不能考慮與他們組成聯合陣線，必須始終把他們作為革命的對象，要始終嚴防人民革命將資產階級“裹脅”到革命陣營中來。　　

依附于官僚買辦資本集團的所謂的“主流知識精英”，是官僚買辦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帝國主義者的附庸、走狗，是反革命、反人民、叛國買國的急先鋒，更應該把他們當作革命的完全對象。　　

由于走資派的上臺，中國已重新淪為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帝國主義列強的殖民地——不僅僅是經濟殖民地，近年來已呈現越來越明顯的、加速化的實際上的政治殖民地，第二次無產階級革命，也將帶有重大的反帝任務，但決不能因為有反帝的任務，而把民族資產階級當作革命的聯盟者，不能因此而改變對民族資產階級的斗爭策略，反帝只是對外部反動勢力的革命，反資才是革命的根本，決不能因為反帝而聯合民族資本，第二次無產階級革命的革命陣營只能始終是無產階級領導下的工農聯盟。　　

上述斗爭原則，也許會帶來一個疑問，就是革命陣營的力量是否足夠強大？答案是肯定的。中國無產階級經過六十年的發展，尤其是經過文革的磨練，經過前后二個三十年正反兩個社會實踐有如切膚之痛的深刻教訓，中國無產階級無論數量，知識水平，還是階級覺悟，都大為提高，2~3億農民工在一定意義上也是工人階級的組成部分，留在農村的農民也有更大部分因鄉鎮企業、私人企業遍布農村而逐漸工人階級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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