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告別革命”發生說

上篇文末我已經有了引薦，對本篇的主旨也已點明，即是將現今種種詆毀革命的現狀做一番簡單的歸納，于是不再贅言。但是，在開始我的正題前，我必須先做一番自我辯護，即說明我所有論述的前提和限度。正如市場經濟學建立在經濟人假設的前提之上、牛頓力學原理適應于經典力學體系之下一樣，我所有的論述也是有前提的，我的這個前提就是把革命界定為階級之間的暴力斗爭。我本篇的引例是有范圍的，這個范圍可以表述為以下三點，1、當代的，我不可能有那樣的能力將人類史上所有詆毀革命的言論做一個總結，至少暫時還沒有2、主要為中國的，我關注的主要是中國當代出現的詆毀言論，3、不帶偏激的引用的，為本篇主旨所限，我必須首先放棄我對革命的態度以保持盡力客觀從而列舉這些言論思路，這些列舉主要為引用，這里先向即將遭遇引用的先生們致以敬意與歉意，我本身不帶有任何個人攻擊。

下面將是我的論述，它們將被分成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我力求梳理這些詆毀革命觀點的發展歷程，我冠這些詆毀言論以“告別革命”論概括之。第二部分是盡量全面列舉采納“告別革命”論所依的論據。完成了本文的簡介，我想現在是時候開始我的論述了。

20世紀80年代，隨著以革命而捍衛革命純潔性為指向而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的結束，隨著改良帶給人們新生兒的好奇而生機勃勃時，隨著人們迷惘得欲徹底與過去的自己決裂時，隨著以現代文明為載體的種種新潮價值觀給人們大腦帶來繁華時，隨著造反精神帶給人們徹底清算自己的思維時，一股轟轟烈烈的思潮涌動鄭重呼告“告別革命”論的春天已經到來了！這一場思潮涌動，以80年代初的“告別黑格爾”、“回到康德”為先導，眾所周知，馬克思的思想的直接來源自于黑格爾，由此可見“告別黑格爾回到康德”這句口號何其精妙。但是哲學上的回歸是很難令人滿足的，尤其是對那些有野心的人。伴隨著哲學告別，必然有著引進。很多人或許會疑惑，那時人們是空虛的，這是客觀事實，但有引進這個環節為什么還會空虛呢？這里敘述的都是事實，但還缺乏一個事實，那就是引進并沒有完全令人接受，只是加重混亂局勢罷了，這個引進的過程至今未絕，卻只在最初的幾年中便已經有了大作為了。那個年代有一部紀錄片名曰河殤，河無須解釋，殤則指少年夭折抑或哀痛，這兩個字第一次擺到了一起，并沒有積極指向，而是讓人為河而哀傷，這一思路從片子的內容中展露無遺，這是一部深深歌頌而深深艷羨海洋文明的巨作，河殤這樣的標題又不由令人將思緒轉入為大河文明的憂思之中。不同身份不同目的的人總能從這部巨作中找到自己想要的東西，史學家們看到了歷史觀的改變，政治學家們發現了意識形態的變化。我什么都不是，但我也能從中有所觀感，我看到了新思潮的介入。這股新思潮是打著富強民主的旗號的，與其說國人被它吸引了，不如說是知識分子對它癡迷了，并且它的影響最主要的擴散面在于學生群體。張載語：有像斯有對，對必反其為。既然這是一股全新的思潮，既然這是一股與原先對立的思潮，它的興盛必然正是印證著原先的思潮的沒落。正是這樣的狀況下，革命這樣的曾經響遍全球的流行語再次流行，不過這次流行的不是兩個字，而是四個字，告別革命。也就是這時起，革命成了改良的對立面，成了富強的對立面，成了救國的對立面，成了文明的對立面，成了民主自由人權的對立面，并且隨之演變到今天，今天不但革命是這些對立面，整個以公平正義民主人權為產生依據的社會主義也產生了異化，成了這些對立面，這是后話，這里不再細言。總之，告別革命論就是在那個思潮涌入、徹底懷疑、單向崇拜的年代里產生的，但是，作為一種理論，他最初必然是在書齋里被總結出來的，或許最初只是少數人自發行為了這些理論，但在被總結出以后經由大的群體事件才真正為人所認識抑或接受。告別革命論也不例外，如果要從歷史上找出這樣一個成為此理論傳播契機的事件，那么毫無疑問都是那場學潮，這一事件中是新思潮的一次總爆發，給了革命論以當頭一棒，參與者們最初便堅決宣稱絕無革命的意思表示，他們顯然期望以馬基雅維利所謂的改變現狀的兩種方式中革命外的那種法制內斗爭來達成目的。他們原先一定想過宣傳抵制革命的暴力性，但絕對沒有想過有能力策劃一起能生動對比暴力與非暴力以強調告別革命的事件來達成目的。但事實就是不依人意志為轉移，社會存在的發展也有其獨立性的，事件的演變居然真的給了他們這樣的機會——此事件成了暴力的埋葬場——原因是暴力的使用，從此后，即使那些本來沒有絲毫告別革命思維的人談到革命也是望而生畏，也正因為其暴力性令人恐懼，于是，告別革命迎來了它的再一個春天。

上文將告別革命論調的演變作了一個簡單的梳理，我們可以把它比作一朵花，我不想強調它是罌粟還是牡丹，總之它有一個生長與開放的歷程，上文中的兩個春天似乎可以被認定為兩個標志，前者它抽芽了，后者向我們表明花苞已經在孕育了，我們見證它的開放指日可待。如果要從茫茫世界中再找尋一個事件以象征它開放了，其實也并不是件非分之想。只要從各界告別革命與批判告別革命的論文中隨意閱覽一遍便知道了，1995年李澤厚、劉再復先生的《告別革命》一書當之無愧是告別革命論點的集大成者，此書的完成與傳播標志著告別革命論理論體系已經形成，并且人們已經可以找出大量證據以證明這一論點的真理性。為什么我可以這么肯定的下結論將《告別革命》擺到這樣的地位呢？這里只要看看各界文庫里保存著不計其數著的對此書的支持或是批評的文字交鋒就會理解我了，正如一位網友說的“真正的好文章批判標準不見得是論點的正確，只要看看它引起的爭論就可以了”，這句話不是毫無道理的，某種程度來說正是《告別革命》引起的爭論之大恰如其分反映了它的影響之深。怪得有人會發出“數星期前閱讀海外某某雜志評論先生大作（《告別革命》）之文章，大為惶惑，不知究竟，今承賜寄一冊，仔細閱讀一字不漏，反復思索，方知此書雖以對話錄形式發表，但對中國二十世紀之文化、思想、政治、文藝有極深刻之分析，而對話之中有一完整的思想系統，是我二十四個月以來閱讀之專著，對我最有啟發的三本書之一”這樣的感慨。對于本書的影響，我可以這樣說，它依舊是舉足輕重的，每一位對革命不吝詆毀之辭的人都或多或少持著書中的諸多論據。既然如此，我想我后面的論述必然并且也自然應當轉入引用書中的論點了，當然我引用的論點可能會超出書中的所提及，因為我需要力求全面呈現那些論點。

為了論述的便利以及讀者的感官舒適，我將安排這些言論依其觀點理由漸次出現，它們會被標號。下面出現的是第一種。

壹。暴力性。李澤厚、劉再復認為認為如果不是“革命”，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也不會如此緩慢。在他們看來“革命只是一種破壞力量”，革命把中國給“弄糟了”，咒罵“革命的殘忍、黑暗、骯臟”。的確，作為革命的固有屬性，暴力性一直是最為人所詬病的。尤其是當代以來，暴力成為了最為人不齒的用詞，充斥社會的各種暴力事件已經令人愈發厭惡暴力了，并且這種厭惡感情與其用厭惡描述，不如說是擔憂，是對暴力本身的惶恐。偏偏革命是必須與暴力聯系在一起的，這種暴力倒不見得是置人于死地的傷害，但至少是革掉一個階級的命，也就是說至少是對一方有傷害的，正如李澤厚先生說的“全贏全輸，大半贏大半輸”，于是這就產生了對革命的畏而遠之或是不齒。在歷史中找出令人發指的實例不是件困難的事，今年是辛亥革命百年，討論辛亥革命顯然意義重大，所謂辛亥革命，包含著孫文領導的革命者推翻清政府的一系列武裝行動，據統計，從1895年至1911年，興中會、華興會以及后來的中國同盟會，還有光復會、岳王會等各種革命團體，聯合三合會、洪江會等會黨勢力，共發動了十多次反清武裝起義。這些起義中發生大量流血事件，這些事件產生的影響有人這么總結的“滿清被暴力推翻，致使道統不存。上世紀中國數人稱帝，無數人占地為王。紛紛自詡英雄和救世主，以民主、科學、人民幸福的名義，行使戰爭和殺戮，戰亂頻繁，政治敗壞，人民涂炭，破壞文化，顛覆道德。”也就是說，辛亥革命的發生本身是一場誤會，辛亥革命的破壞力是遠遠大于其作用的，劉再復先生一席話點得最明白不過了“辛亥革命其實是不必要的。”這里我還要引用兩個例子來證明革命的暴力性及殘酷性。上世紀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的沖擊力直接令人望革生畏，據統計，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沖擊的人達到幾億，幾千萬人喪失了原先的地位，這場革命幾乎點燃了全球，日本當然受到的沖擊是巨大的，據百度百科介紹，“日本在1960年代的學生運動逐漸轉入低潮后，60年代末70年代初，日本赤軍開始登上歷史舞臺。準確地說，日本赤軍共分為“赤軍派”，“聯合赤軍”和“日本赤軍”三派，相繼在1969年到1971年之間成立。聯合赤軍在1972年2月29日一次包圍戰中，被日本警方殲滅，幸存者加入了日本赤軍。而赤軍則于更早的一次警察突擊中被殲滅。”有一些資料顯示赤軍在革命期間制造了大量的暴力事件甚至包括滿門抄斬。在這里我想表示的是，所有的革命運動中都能或多或少找到一些暴力慘劇，并且或許我要再次強調這里革命的定義，我所謂革命與李澤厚先生所指是相似的，即指階級之間的暴力活動。但恰恰是這種活動的暴力性，令人對暴力唯恐避之不及。

貳。缺乏理性。許多人認為革命是不理性的產物，也就是說革命是沖動的爆發。一篇廣為轉載的文章《暴力不能帶來革命幸福：辛亥革命與清末十年的在反思》中轉述康有為梁啟超的思想時說“作為曾經的先進代表而后又落后于時代的康有為、梁啟超等人曾說，“革命不是最佳途徑，共和政體也不是唯一的選擇結果。當前應該以'唯一正當之手段，唯一正當之武器'，那就是改良式的君主立憲制”。他們認為，帝制時期的國民“毫無政治智識，毫無政治能力者，不知要求為何物，不知當要求為何事”，即使革命共和了，最終也不過是阿Q式的革命，到“小姐的牙床上滾上一滾””我可能需要繼續大段引用，“事實上，一百多年前的大多數國人未必反對皇帝，只是不能容忍滿人做皇帝。按錢穆先生的說法，清代施行的完全是一種私心的政治，因為皇帝背后有全部滿洲人撐腰。但清朝建國兩百多年后，作為統治集團的滿族貴族，他們不但不是全體國人的利益代表，在很大程度上連普通旗人的利益都不能代表。但是，為了維護他們的統治，他們總是自覺不自覺的將他們的利益泛化，把原本只是滿族貴族的利益說成是全體滿族人的利益，并把自己打扮成全體國民的利益代表。可惜的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喪權辱國面前，這種代表往往意味著國民的恥辱，更加激發了漢人的不滿情緒。這大概就是滿人的原罪了。”也就是說，辛亥革命即使是能夠帶來民主共和思想，但當時的國民狀況是不能接受的，所以革命只是沖動而已。有美國學者的觀點說，“一個革命運動的發生，不在專制統治的敗壞或者壓迫到了極點的時候，而反是統治者措意改善，壓迫已經減輕、政治趨向開明之后”。此所謂，“高壓者不惜增加你的痛苦，但痛苦不能構成不滿；痛苦愈是加深，愈無反抗的余地”。革命的開展主導權似乎還是在舊階級手上，開展革命行動絕不是理性做法。李澤厚先生則似乎更點明了這點，他說““實用理性”要求理性滲入日常生活之中，以“合情合理”、“通情達理”等原則來指導、判斷和規范人們的行為活動，維持和延續社會和個體的生存、生活和生命。即使在決裂式的“徹底”反傳統思潮中，也仍然可以看得出這種重現實功用、有情感因素、由經驗出發的傳統理知特色。”他把中國古代流傳下來的思想歸結為“實用理性”，這種實用理性在李先生看來似乎并不是理性，并且正是這種“實用理性”思維引發了中國近代史上的反傳統浪潮，革命也是這個時候被信手拈來的。近些年來，對于太平天國運動、義和團運動這些傳統上被認為是追求民族獨立的典型的事件開始有了不同評價，很多人為這些事件中出現的盲目反對一切、盲目斗爭的作法嗤之以鼻，其觀點就是這些行為大大缺失理性，這種觀點順水推舟再發展一番便是這些革命本身也是缺乏理性的產物，是不值得肯定的。

叁。革命之花邪惡之果。這是從革命的結果這一層面上闡發論點的。很多革命的產生似乎的確并沒有產生積極的影響，譬如文革這個影響了整整幾代人的事件，誰都不能否認，它的后果是不可思議的，包括其破壞性，紅衛兵興起的年代，各地武斗不斷，流血事件不斷發生，各派間的爭斗并不是階級利益而只是革命權力，文革初期，國家發生了混亂，生產生活一時間陷入動亂之境，盡管這種狀況在革命半年后逐步改觀，但依然沒有產生令人足以宣告革命徹底成功的事實。從統計局得資料我們可以看出，文革期間國家經濟曾經進入了倒退，并且在文革期間大量文物被毀、大量文化被破壞、大量學術被中斷，從一般意義上說，這不能說不是一個巨大的損失，就是總體上來看，文革似乎也并沒有產生預計的有利結果。再拿辛亥革命例舉，張鳴評論辛亥革命有言“會黨這種中國社會準黑社會的力量，還是冒了頭，對革命后的秩序造成了極大的破壞。各地會黨公開露面，大開香堂，大散海底，在底層社會建立黑社會的秩序，導致革命黨人聲譽大壞。……辛亥革命真正給中國帶來的變化，既不是風俗的變化，西化的習染，也不是新事物的出現，零星的現代化，甚至也不是制度的革命。”袁偉時列舉辛亥革命的破壞時說“1.固有的政治秩序崩潰，外蒙古在沙俄蠱惑下宣布獨立。2.由于大量的“民軍”、“革命軍”涌現，軍費突然增加四倍，財政體系崩潰，國庫空虛，最嚴重的時刻，只剩下9萬元。3.原有的聽命于中央政府的軍事系統分崩離析，形成了以地方督軍為核心的各自為政的軍事強人統軍的格局，為日后的軍閥混戰奠立了基礎。”也就是說辛亥革命后，中國并沒有產生預料中的民主富強的結果，反倒是陷入了更混亂的境地，軍閥的混戰令人民依舊民不聊生，并且革命僅剩的優良果實居然被革命中被推翻階級的代表占有了，也就是在這個層面上，很多人認為辛亥革命失敗了。辛亥革命成敗且不論，從歷史中看辛亥革命，它的結果似乎并不令人滿意，甚至把國家帶到了更大混亂的境地，這才是事實。法國大革命也是如此，革命推翻前的王朝能夠存之幾百年，但革命后的政權卻是不斷更迭，共和國君主國輪番演出，每個人都知道，變故可能只需彈指間，從國家穩定的角度，大革命無疑是邪惡之果了。我想我不需要再列舉了，仁者見仁智者見智，革命之花與邪惡之果的確是多數人詬病革命的重要論據。

肆。革命在歷史中扮演的作用有限。劉再復在《又說告別革命》中說，“我們不僅針對中國近現代的歷史，還探討一個基本理論問題：到底甚么是歷史發展的動力與歷史的主要內容。人類歷史發展的動力與主流是階級斗爭──暴力革命，還是生產力──生產工具的改革？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和其他重要著作中，認為“人類的歷史就是階級斗爭的歷史”，認為“革命是歷史發展的火車頭”，強調階級斗爭貫穿整個歷史過程并構成歷史的主要內容。我們認為這一基本思想是有問題或者說是有錯誤的。事實上，在人類歷史上，宏觀性質的生產關系大改變，如從奴隸制變成封建制，從封建制變成資本主義制度，數千年中僅有幾次，更重要的微觀性質的生產關系改變則連綿不斷。這些連綿不斷的改良變革才是歷史發展的主要輪廓。而微觀性質的生產關系改變，都不是以暴力革命為主要方式。因為生產關系不只是所有制，它還包括許許多多人在生產活動中所結成的各種非常復雜具體的關系。這種關系的調節、改善、組織，是最麻煩的人類基本工作，不是“火與劍”能解決的。”他顯然認為革命在人類發展史中作用有限，他用整個人類史的高度以探究革命，他發現革命并不是對歷史有巨大促進作用的，相反的，改良更為可取，這是我列舉的下一條。

伍。改良的興盛。很多人認為革命不可取是因為對改良情有獨鐘，但我或許該指出了，他們實際上已經建立了馬基雅維利那樣的思維，即革命與改良是變革社會的唯有道路。否定革命當然與他們前提的正確與否毫無關聯，他們通過比較革命與改良從而否定革命，這是一條通往羅馬之道。眾所周知梁啟超傾向改良，他說“至草莽有志之士，多主革命之說，其勢甚盛，仆前者亦主張斯義，因朝局無可為，不得不倡之與下也。及今年四月以來，皇上稍有政柄，覲見小臣，于是有志之士，始知皇上乃大有為之君，從前十余年腐潰之政策，皆絕非皇上之意。于是同志乃幡然變計，專務扶翼主權，以行新政。蓋革命者，乃謀國之下策，而施之今日敝邦，尤為不可行。外患方殷，強鄰環伺，恐義旗未舉，而敵人已借勢而分割各省矣。今皇上之英明仁厚，實鮮有比，茍能有全權，舉而措之，則天下晏然，必無驚而新政已行，舊弊已去，國體已立矣。此仆等之初意也。何圖為母后賊臣所不容，以至有今日。”他這里從革命的可行性與改良可行性兩方面進行比較，發現改良適應社會，而革命則是“國之下策”。上一條目中，劉再復先生從革命與改良的歷史作用方面進行比較，得出了“這些連綿不斷的改良變革才是歷史發展的主要輪廓。”以辛亥革命而言，他在《告別革命》中說“現在看來，中國當時如果選擇康梁的改良主義道路或許會好得多，這就是說，辛亥革命其實是不必要的。這樣我就否定了孫中山最重要的革命業績”這就是說，他取了改良而對革命不屑一顧。可見，由改良而否定革命也是“告別革命”的主要論點。

文章進行至此，我想我的列舉已經完成了，再次聲明，本篇中的詆毀革命的觀點我是不認同的，至于論據，我將在后面的篇章中闡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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