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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盧麒元的文章

博采 · 2011-03-28 · 來源:烏有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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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對盧麒元先生的關注,源于讀了他的博客文章。受到啟發并產生思想共鳴的的文章主要有《論國家經濟主權》、《政府應大規模增持權益性資產》、《解析錢老的提問》、《謀定而后動》、《蹲在墻上》、《駁易綱之辯》和《警惕韓寒模式》。這些文章短小精悍,以小見大,察微知著,一看就知道出自大家手筆。百度百科上這么介紹盧麒元:盧麒元先生,本名盧欣。祖籍四川,生于山西,就讀于東北,工作于北京。現居香港。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工作,現在香港發展。盧先生精通世界金融經濟,善于分析國際經濟走勢,對美國的金融戰略研究頗為深刻,有人說盧先生是中國人中少有的幾個真正懂世界金融經濟的人。難能可貴的是,盧先生是一個具有高度責任感、使命感的堅定的愛國者。從2008年開始,盧先生集中研究美國發動金融戰爭,操縱世界經濟形勢的戰略目的,并高度關注中國經濟形勢的走向,對中國的相關部門甚至是溫總理提出了一系列的應對建議。這些建議高屋建瓴,科學性強,針對性強,多涉及中國經濟政策的宏觀面。這對當前中國的經濟發展而言,無疑是雪中送炭。   

  可惜,他的這些建議除了在網上引起巨大的共鳴外,幾乎沒有影響到任何相關部門和決策層。眼看著中國的金融、經濟形勢在美國的戰略操控下一步步滑向泥潭,盧先生終于焦慮了。他在 5月6日 發表的最新一篇博文《誰懂經濟》的開頭寫道:“對于中國經濟,筆者由去年的憂慮變成今年的焦慮。筆者清晰感覺到經濟危機的臨近。遺憾的是,到了這樣關鍵的時候,我們才確認了一個基本的事實,管理層確實不懂經濟。問題更為嚴重的是,管理層所仰賴的,主流經濟學家和境內外機構的分析師們,更加的不懂經濟(也許是懂裝不懂)。于是,中國經濟正在經歷目標與方法近乎背馳的政策調整。請注意,中國仍在政策性地壓抑有效需求,供需矛盾迅速惡化,供給過剩的危機已經形成(所謂的快和熱),全面的經濟危機已經進入倒計時了。”  

筆者見證了盧先生由憂慮到焦慮的過程,因為自己也正是經歷了這樣的心路歷程。從 2008年1月31日 完成《中國2019》后,就把自己的憂慮告訴了關注筆者博客的人。這中間對筆者影響最大的當屬盧先生。  

2. 對道德信念,對教育的憂慮深深地刺痛著社會良知。就這個專題,筆者先后寫出了《關于建立現代大學制度的五個基本問題》,《選準教育改革的突破口》,《如何昂首闊步地融入世界》,《錢學森的拼力回頭一望》等十多篇博文。而有兩篇博友文章給了我信心和力量,一篇是柴靜的《而我今天才知道他的存在》,另一篇就是盧先生的《解析錢老的提問》。  

“錢老不同于季老。他在生命之火即將熄滅之際,仍然劃出了一道亮麗的光芒”。  

  錢老向總理發出關于教育問題的提問,這絕非僅僅是一個狹隘的教育問題。那是一個沉重的歷史問題,那是一個嚴肅的政治問題,那是一個深邃的哲學問題:“現在中國沒有完全發展起來,一個重要原因是沒有一所大學能夠按照培養科學技術發明創造人才的模式去辦學,沒有自己獨特的創新的東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科學最本質的精神在于創新。創新是需要顛覆傳統的。顛覆傳統是需要勇氣的。一個國家的人民,如果廣譜性地進行了“膽囊摘除手術”,大家都在傳統中戰戰兢兢地生活,談什麼創新。沒有創新,萬馬齊喑,一個偉大的民族就會萎靡不振。錢老希望的是,百家爭鳴,大師輩出啊!  

  “錢老是偉大的。他在生命的最后時刻深情地凝望著中華民族的未來。他清醒地意識到,我們偉大的民族正在失去創造力。一個失去創造力的民族必將最后失去生命力。他是在呼喚我們,他在深情地呼喚中華民族的偉大創造力。  

“熟悉歷史的人應該知道,古今中外的大政治家不會留下什么思想或者理論的。他們留下的是一個時代。一個百家爭鳴,大師輩出的時代”。  

盧先生對錢學森“遺問”的解讀是深刻而全面的。這是對中國的未來,對我們這個時代的拷問,就像錢老說的“丟掉毛澤東思想和社會主義,中國就完了”一樣振聾發聵。  

3. 韓寒現象的出現并沒引起國家戰略決策部門的注意。盡管有個叫張鳴的學者說過,“全中國所有的教授加在一起,影響也比不過韓寒一個人”。現在大部分學者、教授都很擅長于說大的,說空的,這樣的空話既無法證實,也無法證偽。韓寒只談身邊的小事,他的讀者不費力就能明白他的實話。這就是所謂的“謊話要說大的,實話要說小的”。如果不說真話、實話,不要說是所有的教授,就算再添上所有別的精英人士,加在一起,影響也未必比得過一個韓寒。  

筆者對韓寒現象的關注,寫在博文《韓寒入圍“時代”影響力人物的理由》里:自從韓寒上榜美國《時代》“全球最具影響力”人物候選人名單后,截至 2010年4月6日下午6點 ,在《時代》網站上為韓寒投票的已經達到了14765人,超高人氣把韓寒從200名“全球最具影響力”人物候選人中推到了第13名的位置,而美國總統奧巴馬緊追其后排名14。   

面對27歲的韓寒上榜,有位網友就寫出火藥味十足的博文,直指美國《時代》周刊此舉是高度近視,質問“韓寒如何在全球‘藝術與娛樂’界引領風潮?”還有報道稱,韓寒在《時代》的上榜理由為“這位27歲的年輕作家在出版以自己的中學輟學經歷為背景的第一本小說后一炮而紅,成為中國最暢銷的作家之一”。而網友的不解也都來自這個上榜理由,認為作為作家的韓寒其作品還不至于有“全球影響力”。《時代》網站上韓寒上榜理由還有一句:“作為一個活躍的賽車手,韓寒有一個有著極大影響力的博客,他在博客中經常以調侃的口吻針砭文化名人和不稱職的官員。”  

  自從得知偶像韓寒入圍了全球“最具影響力”100人的候選人,韓寒的粉絲們就紛紛行動起來,開始在網絡上張貼各種指導大家去網站投票的方式。由于《時代》網站是全英文的,這對粉絲們的英文水平也是個極大的挑戰,有人哀嘆“第一次發現自己英語不好是那么可怕”。進入《時代》英文網站韓寒投票頁面,在評論一欄中都是中文評論,粉絲們在支持偶像的同時,還表達了作為中國人的驕傲。  

對入圍“全球最具影響力”人物,韓寒在他的博客中淡淡地說:“首先,我非常感嘆和惋惜,為什么別人有這樣的新聞媒體,當《時代》周刊弄一個人物榜的評選的時候,能夠讓全世界其他的國家都起波瀾。我多么渴望我們中國也能有類似的一個新聞媒體,當他評選人物的時候,在全世界也引起關注。我們不能說這樣的一個媒體完全公正,但是它是有完全的公信力的,我多么渴望我們國家也有。”  

平心而論,韓寒具備上榜的特質和潛力。他上榜的理由是充分和有公信力的。在這些理由之外,還有一個理由要引起我們的特別關注。這就是在一個嫻熟運用國家戰略的美國,它的核心期刊盯上了一位中國青年,而且是一位涉世不深的中國青年,這與他們的國家戰略有關系嗎?這里不妨引用一段60年前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艾倫·杜勒斯,當著美國總統杜魯門在國會國際關系委員上發表了美國分化瓦解社會主義陣營的“和平演變”戰略設想:“戰爭將要結束,一切都會有辦法弄妥,都會安排好。我們將傾其所有,拿出所有的黃金,全部物質力量,把人們塑造成我們需要的樣子,讓他們聽我們的。  

一場就其規模而言無與倫比的悲劇—一個最不屈的人民遭到毀滅的悲劇—將會一幕接一幕地上演,他們的自我意識將無可挽回地走向消亡。比方說,我們將從文學和藝術中逐漸抹去他們的社會存在,我們將訓練那些藝術家,打消他們想表現或者研究那些發生在人民群眾深層的過程的興趣。文學,戲劇,電影—一切都將表現和歌頌人類最卑劣的情感。我們將使用一切辦法去支持和抬舉一批所謂的藝術家,讓他們往人類的意識中灌輸性崇拜、暴力崇拜、暴虐狂崇拜、背叛行為崇拜,總之是對一切不道德行為的崇拜。在國家管理中,我們要制造混亂和無所適從……  

我們將不知不覺地,但積極地和經常不斷地促進官員們的恣意妄為,讓他們貪賄無度,喪失原則。官僚主義和拖沓推諉將被視為善舉,而誠信和正派將被人恥笑,變成人人所不齒和不合時宜的東西。無賴和無恥、欺騙和謊言、酗酒和吸毒,人防人賽過俱怕野獸、羞恥之心的缺失、叛賣、民族主義和民族仇恨,首先是對俄羅斯人民的仇恨——我們將以高超的手法,在不知不覺間把這一切都神圣化,讓它綻放出絢麗之花……只有少數人,極少數人才能感覺到或者認識到究竟發生了什么。但是我們會把這些人置于孤立無援的境地,把他們變成眾人恥笑的對象;我們會找到毀謗他們的辦法,他們是社會渣滓,我們要把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根挖出來,把精神道德的基礎庸俗化并加以清除。我們將以這種方法一代接一代地動搖和破壞列寧主義的狂熱。我們要從青少年抓起,要把主要的賭注押到青少年身上,要讓它變質、發霉、腐爛。我們要把他們變成無恥之徒和世界主義者。我們一定要做到。” 這就是自命不凡,自認為能夠承擔拯救世界“使命”的美國人的“和平演變”國家戰略。社會主義蘇聯已被瓦解了,他們明確提出要把“和平演變”的希望寄托在社會主義中國的第三代、第四代人的身上。從1949年建國算起,以20年為一代,現在正是中國的第三代第四代人大顯身手的時候。  

在思想文化戰線,美國人說得很露骨:“我們將從文學和藝術中逐漸抹去他們的社會存在,我們將訓練那些藝術家,打消他們想表現或者研究那些發生在人民群眾深層的過程的興趣。文學,戲劇,電影——一切都將表現和歌頌人類最卑劣的情感。我們將使用一切辦法去支持和抬舉一批所謂的藝術家,讓他們往人類的意識中灌輸性崇拜、暴力崇拜、暴虐狂崇拜、背叛行為崇拜,總之是對一切不道德行為的崇拜。”當我們認真地、審慎地細讀這段文字時,包括“促進官員們的恣意妄為,讓他們貪賄無度,喪失原則的文字,我們就會發現,現實的狀況竟然是那么的觸目驚心。  

如果真的是這樣,那么我們的國家戰略就要寸土必爭,要以更大的熱情去關注韓寒,以及與韓寒一樣的年輕人的健康成長和自由的全面發展。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講信修睦、共同富裕、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共同價值觀來引領人們的思想行為,讓燦爛的中華文化為世界的和諧發展做出更大的貢獻。  

但愿這只是杞人憂天。  

時光荏苒,又是一個春秋。現在的韓寒現象已壯大為“韓寒模式”,一個令關注未來中國走向的高層決策者高度警覺的“模式”——為普世價值為美軍帶路黨的偶像。盧先生在《警惕韓寒模式》中說:“我還依稀記得北大那個搞天體物理學的明星教授。他誘導一批青年學子走上街頭,之后,就悠然地帶著夫人到美國種花去了。  

我一直不理解天體物理學教授在美國種花的意義。直到有一天,我終于明白了。原來,花兒也能革命。我忽然懂了,不是教授在種花,教授才是被栽種的花兒。所以,我們不能不關注一下今天中國的花兒們。我想到了韓寒。  

韓寒是一朵被精心栽種的花兒。這是一朵“被點擊”出來的“名花”。你可以理解什么是與時俱進了。種花人非常清楚中國當代青年的心理狀態。於是,明星教授變成了明星作家。而且,是喜歡玩賽車的明星作家。這噱頭一如搞天體物理學的明星教授。一朵被點擊出來的花兒,竟然做到了驚艷天下。  

花兒說話了:獨裁者沒有內政。花兒經常說一些貌似真理的名言警句。然而,花兒顯然缺乏常識,他不知道沒有了內政不代表就不會獨裁,他不明白為什么全世界各個民族都反對殖民統治。或者,花兒心里想說的話是,歡迎前來殖民!在花兒冰冷的話語中,透出了一絲的血腥。  

老實說,用上億次點擊制造出超級明星,再由超級明星誘導年輕人進行花兒革命,這實在是不戰而屈人之兵的上上之策。種花人心思之縝密,的確令人佩服。這才是真真正正的SMART POWER。而且,種花人是以種樹的心態種花的。二十二年如一日,真的了不起啊!  

我對花兒毫無興趣。我大體同意李敖的看法。在我的眼里,那還是一個沒有長出脊梁骨的孩子。我感興趣的是,供這朵花兒成長的土壤、陽光、空氣和水!畢竟,一方水土養一方花啊!中國的主流媒體,你們還有姓氏嗎?

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無主的時代》。是啊,連主都看不到了,還談什么獨裁呢?如果,真的有獨裁,最先被裁的就應該是這朵花兒了。否則,如此邪惡的花兒,怎么竟然可以自由地怒放!這與二十二年前何其相似!  

種花人是生意人。一朵花值多少錢?約略等于3萬億美元!這當然不是種花人的全部所得。全部所得可能還包括共和國的自然資源和勞動力。這已經不是天體物理學了,這是血淚交織的天文數字。這朵花兒的價值,可能超過英國人當年栽種的所有罌粟花。  

我真的生氣了。二十二年了,從顏色到花兒,SMART POWER真的SMART嗎?這是最簡單的托洛伊木馬游戲啊!從明星教授到明星作家,太老套了吧!然而,這對于一個喪失哲學思維的民族往往有效!我們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所謂反思,名義上是一場“去神運動”,實際上是一場新的“造神運動”,新自由主義走上了神壇。一切關于民族主體性和民族自覺性的思想都被系統地邊緣化了。我們被普世了。我一直在分辨“普世”與“殖民”的區別。很有趣,他們不讓我們探討自己國家的發展道路,他們只要求我們拱手讓出內政。很諷刺,“天體物理學家”和“賽車手文學青年”想要“引領”我們“前行”。  

不過,生氣歸生氣,還是必須提醒大家警惕韓寒模式。老套雖然老套,然而可能會非常有效。有些中國人總是記吃不記打,二十二年前的事情早就忘了。  

不知道姜文先生如何拍《讓子彈飛》的續集。真實的歷史是這樣的,張麻子趕走黃四郎沒多久,鬼子就來了。仔細想想看,鬼子會和張麻子合作嗎?歷史的真實是,鬼子只能選擇黃四郎!在北非和中東,所有追求民主的組織都變成了“恐怖組織”。獨裁者才是西方的真正選擇。再仔細想想看,北非和中東的黃四郎那個不是鬼子的杰作!  

靠鬼子來反獨裁?直接說“曲線救國”好了!  

中國人曾經被罌粟花害慘了。我們對花兒比較敏感。我們情愿將花兒“送給別人家”。不要跟我們玩弄暗藏殺機的美麗了。我想,中國可能還真的沒有獨裁,獨裁者怎么能容下如此歹毒的花兒。還是借我一把剪刀吧,我愿意去裁掉所有邪惡的花兒。  

4. 這個世界真是亂云飛渡,戰亂紛呈。美軍航母剛從發現核輻射的日本海撤出,在地中海的美軍航母就出動戰機,發射導彈攻擊一個非洲主權國家利比亞。借口是保護貧民,打擊獨裁,推廣普世價值。而此時已經不知自己姓氏的主流媒體和一群韜光養晦的外交家們在那里誤國誤民。一時間抨擊這一曠世奇觀的博文成千上萬,而盧先生的短文《蹲在墻上》令人擊掌:若干年前,筆者有感于南京大屠殺,寫下了《男人三錯》一文。筆者囑咐身邊的朋友們,讓我們的兒子們記住這些文字。  

  《男人三錯》中,第一錯就是沒有立場。“若重道,應該與真理站在一起:若重義,應該與朋友站在一起;若重情,應該與愛人站在一起。遺憾的是,太多的男人喜歡蹲在墻上。上了墻的男人,再也不要立場了。永遠是觀眾,從無責任,絕無壓力,無需犧牲。他們對失敗者指手劃腳,貌似智者;他們對成功者大聲喝彩,邀取賞銀。墻上的男人們,太像角斗場觀眾席上尖叫著的女人。難道裹腳布文化,不僅僅束縛了女人的腳,也束縛了男人的靈魂?沒有了立場,就沒有了原則,更沒有了責任,‘他們’根本就不配稱之為男人。”  

  前不久,中國的外交精英們,讓我們再一次見識了“蹲在墻上”的“雄姿”。他們在聯合國關于利比亞問題的決議中再一次投了棄權票!中國人在利比亞的苦心經營,中國在利比亞的巨額投資,一夜之間化為烏有。更有甚者,可能中國在北非和中東的所有努力,都將因此而化為泡影。講道義,你可以出兵;講利益,你也可以反對出兵。很遺憾,他們什么都不做。他們只會投棄權票。他們優雅地蹲在墻上!  

  從當年在伊拉克戰爭的巨額損失,到今天在利比亞戰爭的巨額損失,誰的戰爭都要來讓中國來付出慘重代價。似乎中國外交精英們的使命就是來損失國家利益的!據說我們的GDP是世界第二,據說我們還擁有一支強大的軍隊。然而,我們的一切能耐,似乎都不足以阻止國家利益的一次次的損失。因為,我們的精英們只會一個姿勢,他們就是喜歡蹲在墻上。一群鮮廉寡恥的看客!  

  俄羅斯投棄權票,那還可以算是一種小聰明。一個賣油的,看見別人投棄權票,也是樂見北非群雄逐鹿。我們投棄權票,就等于將自己在北非的利益變成了待宰的羔羊。我們自己就是被群雄追逐的麋鹿啊!那不是在投棄權票,那是在拱手相贈中國的國家利益!這都是些神馬鳥人?  

  這已經不是一般的水平問題了。這是一個民族的集體人格問題。我們這樣一個英雄輩出的民族,怎么可以容忍一群蹲在墻上的男人來決定一個國家的命運!  

     5. 中國經濟出現了非常詭異的情況,筆者在《荒謬的經濟現象來自于荒謬的經濟理論》、《拋售美國國債,收購美國在華重要經濟領域的投資》、《新自由主義者欲蓋彌彰難以自圓其說》中,對這種放棄市場保護,過度開放,執迷不悟地向敵國輸送利益的行為百思不得其解。為什么我們自己制定的銀行法,規定中央銀行不能借錢給自己的政府,而能印錢借錢給敵視分裂中國的美國政府?而代表政府管理外匯儲備的央行卻印鈔買外匯,然后用來購買美國國債9千多億,等于央行印鈔借給美國政府。美國人炸中國大使館、撞中國飛機,賣武器支持臺灣搞分裂,在中國境內搞藏獨、疆獨動亂,我們卻高喊著救美國就是救中國,同舟共濟,借錢給美國人用航母、核潛艇、聯合軍演來圍堵遏制中國。對這個問題,盧先生在短文《駁易綱之辯》中講得很明白:據中國經濟導報 2011年3月1日 報道,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易綱近日在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的經濟觀察會上表示,擴內需、調結構、減順差、促平衡是應對當前國際國內經濟金融形勢的關鍵,他認為,綜合運用經濟、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等,如同“下中藥”,統籌考慮,效果會更好。易綱說:“最近10年流入中國的‘熱錢’不到3000億美元,每年不到300億美元。這個結論解釋了絕大部分外匯儲備的增加,是可以用基本面的經濟現象來解釋的。”他還說,用外匯儲備去海外購買實物,比如有人提議買石油、鐵礦石、兼并土地等,可謂“知易行難”,因為在現貨市場上買大宗商品,會迅速抬高其價格,而這些商品的容量與我國外儲的容量相比還是太小,購買實物短時間內仍有限。  

  筆者概括一下易先生的意思:第一,外匯儲備規模膨脹問題,必須綜合治理,外管局無能為力;第二,熱錢問題是個偽命題,十年不過3000個億;第三,外匯儲備無法轉換成商品儲備,會抬高商品價格。易先生為外管局的工作和外匯儲備問題做了一次彎彎繞的辯解。他的結論很簡單:外管局只能維持現狀!  

  筆者如果是人大代表,會提出如下問題:  

  第一,外管局必須清晰界定,中國外匯儲備的合理規模。中國外匯儲備合理規模的下限和上限在哪里?中國外匯儲備的風險是什么?中國外匯儲備風險爆發的臨界點在哪里?中國外匯儲備風險爆發的可能方式有幾種?可能造成什么樣的影響?  

  第二,外管局必須系統安排,中國外匯儲備風險管理預案。必須包括:長期解決方案;中期解決方案;短期解決方案;緊急應對方案。方案必須是系統的、明確的、可操作的。  

  第三,外管局必須詳細解釋,中國外匯儲備品種構成和時間分布的理由。中國的外匯儲備應如何進行時間分布和空間分布,才可以實現安全性和效益性的平衡?  

  第四,外管局必須精密測算,中國外匯儲備轉化為戰略資源儲備,對國際資產和商品市場可能產生的影響。評估影響的方式和影響的程度。中國外匯儲備轉化為戰略資源儲備,對于中國產業發展的正面和負面的影響。中國利用外匯儲備建立戰略資源儲備的內容、規模、方式、程序。  

  第五,外管局必須準確評價,中國外匯儲備結構調整對國際外匯市場的影響。外管局應如何使用外匯儲備結構調整,有效干預國際金融市場?如何干預國際金融市場,才能有效配合中國國內的貨幣政策?  

  辯證地看,事情都有兩面性。外匯儲備是雙刃劍。處理得好,利國利民;處理不好,禍國殃民。當然,要看這雙刃劍在誰的手上。高手可以如虎添翼,笨蛋可能自我毀傷。當然,我們也必須理解易先生。中國的財經官員雖然非常自負,但卻極度缺乏自信和自覺。尤其缺乏責任感和創造性。不客氣地說,在外匯問題上,我們一直被別人牽著鼻子走,始終處于被動挨打的狀態。  

  筆者駁易剛之辯,也是想提醒最高決策層,外匯儲備問題是涉及國家安危的戰略性問題,不可等閑視之。用錢如用兵。領虎狼之兵,當選舉鼎拔山之帥。趙括之禍,不在乎坑殺四十萬大軍,而是使趙國國勢衰微,最終亡國。  

6. 盧先生多次在博文中推薦德國佛來堡學派的思想,尤其推崇前聯邦德國總理艾哈德先生的治國理念。然而,由于德國人強烈的主體性意識不符合美國人的去國家主體性的“普世價值”,當代德國思想家被刻意地邊緣化了。在中國,你甚至很難找到當代德國思想家的著作。非常吊詭,社會主義中國的理論界竟然被資本主義的“普世價值”占領了。  

高手過招,意在形先。盧先生認為大國競爭,首先就是思想家們的對決。所有制度與政策的安排,必須有堅實的理論作為支撐。理論一旦被擊破,制度和政策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就會被各個擊破。制度和政策遭到質疑,政府的行為就會動輒得咎,執政者就會陷入極其被動的局面。所以,大國政治家一定會高度重視理論的建構。重視理論,首先必須尊重本民族優秀的思想家。與摒棄了個人和家族恩怨,有良知的知識分子一樣,盧先生極力推崇毛澤東建立的一整套革命和建設的理論。他說,毛澤東思想為中國實現歷史性變革提供了強大的思想武器。毛澤東思想具有現代性、適應性、實用性的特征。建基于毛澤東思想的制度和政策,具有橫向和縱向比較的先進性和合理性,表現出了旺盛的生命力,中國據此得以實現政治和經濟的跨越式發展。在毛澤東時代,經濟薄弱的中國,因其強大的思想魅力,深刻地影響了西方世界的后現代思潮。上個世紀六十年代末期,后現代主義在西方興起,這個思潮和毛澤東思想以及文革有著十分微妙的因果關系。以至于,很多那個時代的西方知識分子,至今仍然對毛澤東懷有一種特殊的情感。  

  盧先生在《謀定而后從容》中說:我們正處於艱難的理論重建時期。重建的難點不在乎舊理論的破敗,真正的難點在乎缺乏能夠闡釋新理論的思想家。西方政治家非常清楚爭奪意識形態的重要性,他們付出巨大的努力摧毀我國獨立自主的思想理論體系,他們試圖用“普世價值”形成對我國意識形態的全面控制。最嚴重的危險在于,在短短二十年的時間中,他們已經徹底邊緣化了我國本土的優秀思想家。當下,我國的教育、學術、傳媒,不僅僅迅速完成了商業化,而且直接墮入了庸俗的奸商化。我國思想理論界幾乎變成了專營假冒偽劣的秀水街了。邪惡的重商主義對我國進行了一次現代化的“焚書坑儒”。我們的一些優秀思想家,以及他們的嚴肅而深刻的思考,被無情地湮滅了。我們現在流行兩種迷信:封建迷信和美國迷信。不信,你就看看簇擁在廟堂之側的那些艷麗的草本科植物!沒有了思想家,就沒有了火炬,我們要在黑暗中無奈地向下漂流。  

  理論的要義有兩個:首先,要占據道德的戰略制高點;其次,要明確國家未來的發展方向。理論是理想主義對現實的理性規劃。誰擁有理論,誰才能指導社會實踐,誰才能最終擁有真正的領導權。歷史一再證明,無論你擁有何等崇高的地位,無論你擁有何等強大的權利,一旦喪失了理論,必然走向毀滅。  

  偉大的政治家,他的工作不在乎處理日常事物,他必須傾盡全力構建和完善關乎國家民族命運的思想理論體系。構建和完善一個思想理論體系,不能靠幾個酸秀才關起門來堆砌庸俗的形容詞。務必要清醒,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數字目標,不能代替規劃國家未來的哲學邏輯。一個經得起歷史和實踐考驗的思想理論體系,需要一批偉大的思想家進行長期而艱苦的論戰,他們在千錘百煉中,將認識升華到嶄新的哲學高度,形成對歷史和現實系統而深刻的認識。然后,由政治家將這些哲學思考巧妙地融入到制度和政策安排當中去。  

  德國佛來堡學派消失了嗎?沒有。那些具有德國哲學深厚底蘊的思想理論,沉潛在德國政治家的血液當中了。德國人不屑于復制具有“普世價值”的美國模式。德國人走出了一條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他們不僅僅完成了德國的統一,他們正在完成歐洲的統一。他們贏得了真正的獨立自主,他們培育了真正的民主自由,他們實現了真正的共同富裕,他們建立了真正的和諧社會。在兩次世界大戰之后,德國人又讓我們見識了偉大的精神力量。正在崛起的中國,可以從德國人的經驗中獲得啟迪。中國人應該、必須也只能走自己的路。  

   當然,君子要先謀定,而后才能從容。  

7. 對中國是否存在漢奸、買辦,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代理人問題,一直在左翼網絡媒體上進行著辯論。筆者也寫了不少有關這方面的博文,如《開啟反腐肅奸,對外強悍的新時代》、《整肅與重組新聞傳媒和網絡媒體》、《清理整頓醫療、教育、住房等公共服務領域的過度市場化》、《拉響救亡圖存的警報》等。但總是感到有點大而化之,缺乏戰斗力。而盧先生的一篇不算長的文章《龍永圖先生的時空錯亂》可謂一針見血:看了貴州電視臺的訪談節目《問道》,心中一驚。龍永圖先生認為,血汗工廠是落后經濟發展的必由之路,購買美國國債是別無選擇的最佳選擇。筆者費解,此論是出于無知,亦或是在延續一個局呢?  

近三十年來,中國人埋頭經濟,不讀哲學,也不讀歷史,時空錯亂,人已經變得很傻很傻了,甚至連最基本的邏輯都理不清楚了。  

  中國資本需求經歷了三個階段:1979~1989極度匱乏時期;1989~1999基本平衡時期;1999~2009相對過剩時期;2009~2019絕對過剩時期。在1979~1999之間,我們缺錢,搞血汗工廠或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在此之后,仍然強調血汗工廠的合理性,令人疑竇叢生。至于購買美國國債,本應是一種備兌支付的財務安排,應以實際支付需要為依據。中國外匯備兌支付的極限也不過5000億美元。即便是備兌支付款,也沒有必要一定要采用美元債券形式。積累天量外匯,并將之債券化,相當于大規模輸出資本。一個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大規模輸出資本。一百年后,這將是另一個白銀換鴉片的辛酸笑話。此時,仍然說購買美國國債是最佳選擇,用心何其良苦啊!  

  到了上個世紀末,中國已經超額完成“翻兩番”的戰略目標,提前實現“小康”了。按理說,應該結束“血汗工廠模式”,走上“中康”的發展模式(當然也包括生活模式)。然而,非常遺憾,實現了小康之后,龍大人還是要搞血汗工廠,龍大人還是要買美國國債。如果龍大人可以代表政府的話,那意味著,中國已經喪失了基本的經濟戰略規劃能力。我們正在自覺接受美國的經濟戰略規劃,中國已經成為美國經濟發展戰略的一個組成部分。毫無疑問,美國需要中國作出犧牲。美國需要中國提供無條件的國民福利轉移和龐大的政府支出貸款:血汗工廠+外匯儲備=價格補貼+美國國債=美國國民福利+美國政府支出。  

  中國的國民獲得的好處是什麼呢?劇烈的通貨膨脹!  

  今天,公元2009年,我們還需要廉價出賣資源和勞動力換取資本嗎?我們缺錢嗎?我們天量的外匯儲備該如何解釋呢?一個正常的中國人賣血,不為吃也不為穿,而是為了奉養美國國民,而是為了供給美國政府,這個中國人難道不是神經病嗎?!同時,我們外匯儲備真的別無選擇了嗎?難道中國就不能夠建立鈾、石油、黃金等稀缺資源的戰略儲備嗎?難道中國人不能到外國去購買資源和資產嗎?在公元2009年,龍永圖先生仍然敢于公然推銷讓中國人“賣血”再買美國國債的邏輯,筆者感到齒寒!  

  筆者很好奇。一個具有良好教育背景,一個具有豐富歷練的高級領導干部,為什麼會“傻”到這種地步呢?哪到底是什麼讓龍先生產生如此的時空錯亂呢?  

  這個問題極其敏感。只有兩個字:利益!古人說的好:利令智昏!  

  簡單一點說,這種模式,除了讓美國國民和美國政府獲得了巨大利益之外,也讓一部分高端的中國公民獲得了巨大的利益。這當中應該包括龍先生及其家人。  

  回到經濟層面:血汗工廠和美國國債并舉,必然形成當前中國的聯系匯率模式。這就意味著人民幣發行權的逐步喪失。這也就確立了人民幣跟隨美元持續通貨膨脹的模式。這也就確立了外在金融權力主導中國經濟運作的管制模式。在中國,外在金融權力基本上是一種超越現有政治體制的行政權力。就本質而言,這是國際金融資本假借一部分官僚之手,控制并轉移中國財富的一個歷史性過程。顯然,他們緊緊地抓住了這次歷史性的機遇。  

  歷史真的叫人很無奈。我們當年曾經用敬佩的目光送他們去闖“地雷陣”。結果,始終聽不到“雷”響。今天才恍然大悟,他們原來“闖”進了老百姓的“瓜田”。  

  欲哭無淚!  

   

9. 筆者從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開始學習研究經濟,40歲后還讀了華中科技大學和對外經濟貿易大學的研究生課程。曾下功夫研讀了不少經濟學專著,但對筆者的世界觀、方法論產生較大影響的是盧先生的《論國家經濟主權》。他在《論國家經濟主權》一文中寫道:國家經濟主權,是指主權國家對于境內的所有自然資源享有終極支配權;是指主權國家在境內擁有征收稅賦的權力;是指主權國家在境內擁有發行貨幣的權力;是指主權國家對于境內經濟活動擁有監督管理的權力;是指主權國家對于國民境外資產擁有提供保護的權力。  

  國際法對國家經濟主權沒有清晰界定。但是,國際社會普遍認同國家經濟主權原則。作為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應該在本國憲法中,對于國家經濟主權進行清晰界定,為政府維護和行使國家經濟主權提供法理依據。同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有責任監督政府是否有效維護了國家經濟主權。  

  作為一個負責任的政府,其最根本的責任,就是有效維護國家領土主權和國家經濟主權。當一個國家的經濟主權受到嚴重侵犯,政府就會失去其執政的合法性。  

  一般而言,侵犯國家經濟主權,大體上有三種方式:  

  第一,境外勢力吞并國家所屬自然資源。  

  第二,境外勢力參與國家所屬社會分配。  

  第三,境外勢力侵占國家所屬境外資產。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殖民主義遭到世界人民的唾棄,直接的“吞并”、“參與”、“侵占”行為大為收斂。然而,間接侵犯國家經濟主權的行為,一刻也沒有停止過。他們采取了更為隱蔽和更具欺騙性的方式。  

  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幌子下,一些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借助于國際金融資本,通過本土代理人,暗中突破主權壁壘,形成了頗具時代特征的新型的金融殖民主義。一些發展中國家的經濟主權被蠶食,一些國家甚至失去對國民經濟的實際控制,淪為了無需軍事占領的新型金融殖民地。  

  請注意兩個關鍵詞:國際金融資本;本土代理人。  

  新殖民主義的著眼點在于貨幣。所以,請注意那些錢,請注意操縱那些錢的那些人。既然新殖民主義的著眼點在于貨幣,其主攻方向當然是貨幣政策。  

  將軍決戰豈止在疆場。貨幣政策的較量,在于形成貨幣政策的經濟學邏輯,在于管理貨幣政策的公職行為。不要小看了那些個不遠萬里前來“傳播知識”的“學者”,不要小看了制定貨幣政策的高級 公務員們。筆者在前文中談到過“金融木馬”,說的就是他們。  

  國家經濟主權的性質,其實就是國民財富。讓渡國家經濟主權,其實就是轉讓國民財富。轉讓國民財富,以謀取個人私利,是經典的賣國行為。讓渡國家經濟主權,與出讓國家領土主權性質完全相同。  

  在國家沒有戰敗,也沒有遭遇嚴重自然災害的情況下,大規模讓渡國家經濟主權,嚴重侵害了國民福利,勢必導致國力孱弱,社會矛盾激化,國家將因此而衰落。  

  我國國家經濟主權的現狀,已經十分令人憂慮。  

  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我們在政治上扛住了顏色革命的沖擊。然而,我們也為之付出了慘重的經濟代價。這個代價就是,我們開始讓渡一部分國家經濟主權,以期達成吸收國際金融資本、進入國際商品市場、促進國民經濟快速發展的目的。其標志性事件就是聯系匯率和WTO。大多數中國人未必懂得聯系匯率和WTO背后的國家經濟主權含義。聯系匯率制度和WTO,使中國出讓了部分貨幣發行主權和部分財政管理主權。這種行為,本意或許是通過出讓一部分國家長期利益,以期獲得短期經濟快速成長的目標,屬于典型的權宜之策。這個權宜之策立竿見影,中國獲得了充裕的國際資本,中國占領了廣泛的國際市場,中國經濟取得了快速發展。  

  問題是,權宜之策,不可久持。大利之下,必存大患。然而,先后持此策者,食髓知味,終于成癮,形成了難以割舍的路徑依賴。大政治家審時度勢,迂回前進未嘗不可。但是,凡事皆有度,過猶不及。當迂而不能回時,事情就會走向反面。中國在出讓了一部分貨幣主權和財政主權之后,中國經濟與美國經濟出現了一體化的趨勢。這種一體化趨勢,發展到二十一世紀一十年代,已經形成了嚴重的經濟依賴關系。在這種特殊的中美經濟關系中,主仆定位開始顯現。美國開始扮演跨國政府的角色,中國則扮演了稅賦上繳者和商品供應者的角色。當中國過度讓渡國家經濟主權之后,中國已經開始喪失主體性,淪為了事實上的附庸經濟體。附庸經濟體也可以獲得驚人的經濟成果。但是,他們的命運不在自己手中,結局往往十分悲慘。  

  “全球經濟一體化”原則,有一個非常隱晦的軟約束,就是參與者必須讓渡一定的國家經濟主權作為前提條件。通常,這個“投名狀”會是國有資產或國民福利。中國人大體熟悉此等故事。“納貢嫁 女”之事,不得已而為之,或許無可厚非。然則,韜光養晦,為的是東山再起。當政者必須以此為恥,奮發圖強。昭君出塞之后,當有衛青、霍去病橫掃漠北,徹底改變國家民族的命運。然而,知所進退,何其困難!尤其是這個權宜之策,牽扯到高端精英的切身利益,實在是欲罷不能。其實,一世英名與千古罵名只在一線之間。  

  筆者一直強調民族國家的主體性問題。這不僅僅是一個哲學問題,這是嚴肅的政治經濟學問題。放棄主體性,而討論科學,必然走向被奴役。宋明理學的歷史教訓足夠深刻。中國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的思想理論值得深思啊!筆者一向蔑視所謂的奧地利學派,尤其反感他們的那一套超越國家和階級的市場教義。他們的理論和實踐,不僅僅毀滅了自己的祖國,還毀滅了很多天真幼稚的新興國家。看到中國高端精英近些年的作為,筆者總是會想起《國際歌》作者歐仁鮑狄埃諷刺法國賣國者的詩句:“只要給我一塊牛排,我就出賣巴黎。”  

  筆者希望,中國年輕學子將來學習經濟學的第一堂課,是關于國家經濟主權的。國家經濟主權絕非一個普通的經濟學概念。這是是非標準,這是審美邏輯,這是執政原則。我們再也不能允許一系列錯誤的思想理論誤導全體國民了。我們再也不能允許高端精英肆意妄為了。國民必須有原則,國家才會有原則。國家有原則,國民才能獲得自由和尊嚴。  

  我們希望,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盡快完善關于維護國家經濟主權的相關立法工作。必要時,應全國人民的請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可以就國家經濟主權問題釋憲。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對于僭越國家司法主權,出賣國家經濟利益的人和行為絕對不能姑息。我國國民福利被外國人肆意侵犯的歷史應該結束了。中國已經到了全面收回國家經濟主權的時候了。  

  盧先生是一位知行合一的學者,一位卓越的愛國者。他在博客中特地注明,“在我的心目中,毛澤東、周恩來、魯迅、錢學森、孫冶方、王進喜、陳永貴、雷鋒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永遠的國家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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