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中國人，不論他在社會那個角落，都被深深打上“文革”的烙印，其中尤以工人、農民和教師這三種人的烙印最為典型，他們的命運也隨著文革的興衰而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當年文化大革命運動主要發生在各大小城市，幾乎所有的城鎮居民連同他們讀書的子女都卷入了文革運動。這些工人和學生便成為造反派的主力軍，在毛澤東的號召下，工人和學生支持文革，造反奪權，批斗大大小小走資派和當權派最賣力，中央高層的走資派都是在城市被他們批斗的。工人和學生親毛色彩最濃。工人，主要是國營企業的工人得到厚報，有鐵飯碗，有公費醫療、單位分配的住房和退休金等福利，是當時最令人羨慕的職業。農村并不是文革的主戰場，農民只是在農閑的時候批斗一下舊社會的地富反壞，最多也就批斗一下最低層的公社官員，也沒太多的時間卷入政治斗爭。由于農民就業限制在農村，農民只能被釘死在田里背向太陽種地,交公糧,交余糧，而農產品的收購價過低導致農民收入少得可憐，到了晚年沒有退休金，養老靠子女，這就是所謂的“城鄉差別”了。教師大多是民辦性質的，政治經濟待遇極其低微，還背負“老九”的罪名，大部分的教師都受到學生的批斗，校園成為文革的重災區，他們普遍仇恨毛澤東，反對文革。國家提拔不少工人到國家擔任領導人，例如黨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副總理吳桂賢、孫健，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倪志福、李素文、姚連尉等，農民當上國務院副總理也有一個陳永貴，但從上到下就沒有一個教師受到提拔，這是當時這三種人社會地位的真實寫照。

       改革開放后教師吃起皇糧，薪酬待遇不低于公務員，公務員和教師過上了最令人羨慕的生活， 成為當今的既得利益者。與之相反，全國三千萬無辜工人下崗、買斷工齡、自謀生路、看不起病、上不起學、住不起房、養不起老……死活沒人管，慘絕人寰。從2004年至2011年連續八年的中央“一號文件”都鎖定三農，八個文件一脈相承，落腳點都是穩定糧食生產、增加農民收入、加強農村基礎建設。從2006年1月1日起廢止農業稅、種地有農業補貼，看病有合作醫療，上學還有特困生補助。就連購買家電，還可以按照13%的比例進行報銷。以及農產品價格的持續上漲，使得過去幾年農民整體收益不斷提高，再加上縣域經濟的繁榮提供了大量就業機會，如建筑工、服務業與經商等，農村收入處于一個較高速增長的時期，而且因生活成本比城鎮低，因此農村不再是若干年前那種死氣沉沉的自給自足的小農狀態，而是構成了一個真實的“農村市場”，農民生活的基本商品化，自我創造了更多就業。為防止農民的負擔反彈，竟然不惜對中國的鎮級行政機構大動手術，進行大規模壓縮和合并。取消農業稅等于免交公糧，農民在田里的一切收獲不但都歸屬自己，國家還有種糧補貼。這對于沒有土地的其他公民就顯得不公平了。取消農業稅后城鄉大裂變，城鄉差別發生根本性的逆轉，除了公務員和教師擁有高工資高福利外，普通的城鎮居民就業難、生活壓力大。中國工人階級徹底更是淪為中國社會最底層、最沒有人權的人物，處境悲慘，形同奴隸，那是中國憲法中明文規定的響當當的領導階級啊，面對在城市“連喝口水都要花錢”的高昂生活成本，他們生活得很不體面，落到生不如死的地步。農民卻是名副其實的小地主，擁有大體屬于自己的寶貴田地資源作為生活保障，不想在城里打工了還可以回家刨地，城鎮里的居民下崗了就等著喝西北風。近10年來中國城市房價是有史以來狂漲最快的時期，而且不允許居民集資自建房，苦的是城鎮普通居民，一輩子不吃不喝也買不到房子，落得個上無片瓦(商品房買不起),下無寸土的結局。農民則不受住房的煩惱，只需要在宅基地上以極少的資金就可以建起比城鎮商品房還好的住房，死后還可以土葬，不像城里人死不起，即便是在內地的那些遠離市區、還相對落后的山村，成片成片的農舍，都由原先破舊的平房，變成了兩層樓房，平坦的水泥路面鋪到了農民的家門口。以至普通的城鎮居民都羨慕擁有農村戶口的農民，但擁有一個農村戶口對于居民來說是個不可能實現的愿望。據2010年3月6日的官方《南方日報》第四版報道，在珠三角站住腳的農民工，政策上也允許他們就地"市民化"，比如中山市有3萬多人符合條件，但真正落戶的只有100多人，這100多人還都是歷屆“百佳外來務工人員”。也就是絕大多數農民寧愿回去所謂經濟落后、貧困的內地做農民，也不愿意放棄家鄉的田地到經濟發達、生活富裕的中山市做市民，農村戶口取代過去的城市戶口成為香餑餑，擁有一個農村戶口就意味著有宅基地、農田、菜地，保障好，有分紅，誰都知道“有車有樓，不如有個農村戶口”。有人還公然宣稱城鎮居民有低保，不需要操心，但每當城鎮居民向政府申請低保救濟時，總是碰壁，得到的回應是“社會主義不養閑人和懶”。當不少經濟發達地區的農民即使整天不工作而依靠村里的分紅都吃喝無憂時，他們就絕口不提養懶人了，而是說“我是農民的兒子,我深切地體會到十億農民的疾苦”。聯想到溫家寶論述“橄欖型”格局，勾勒分配制度改革藍圖。那么橄欖型的最上端無疑是城市的權貴官僚、公務員和教師，作為緩沖的中部就是數量龐大就農民和白領，而最下端的是被邊緣化的城市貧民。對居民和農民是迵然不同策略，由于城鎮居民是計劃經濟的受益者，農民是弱勢群體，對城鎮居民就采取殘酷無情的打擊報復，取消城鎮戶籍福利，要么以轉制為借口推動外資兼并國企，要么強迫城鎮居民下崗，不問生死，一概拒絕承認他們的失業狀態，稱之為“自由職業者”；對農民就換了另一副仁慈的面孔，農村的土地承包給農民保護起來。企業虧本要工人下崗，但農民種田虧本卻沒有一個下崗，更不需要學國企的轉型，最沒有效率的落后農村小農耕種反而要竭力扶持，不論外國的產業化和機械化技術多么先進、效益多高都不允許染指農民的土地，不但取消農民的農業稅，種田還有補貼，養豬有補貼，植樹有補貼，買農機有補貼，連生小孩也有補貼，農民可以不勞而地獲領取村集體分紅。要維持農民工的就業就要竭力為外資和民營營造生存環境，壓低銀行利率以利它們融資，為了它們的出口而實行人民幣大幅貶值的低匯率，加上對出口企業的財政補貼和出口退稅，實際的匯率還要比現行的還低，而長期實行低匯率的政策必然導致惡性通貨膨脹，再加上實際的負利率，導致樓價和農產品狂漲，這正符合某些人的心意，高樓價可以更快掏空居民的財富，農產品漲價有利農民增收，最受害的是依靠固定退休金的下崗老人。一說到到農民就說土地是農民的命根子，要如何保護農民的利益，大談失地農民生活的保障；但絕口不提工廠企業是居民的命根子，而是動輒就解散破產，導致下崗城鎮居民的生活比計劃經濟時代的農民還苦，那時的農民都有田耕，可以解決溫飽，當今普通居民生活毫無保障，改革開放使他們成為唯一沒有任何福利的人群，各級政府還向他們一股腦兒攤派各種各樣的人頭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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