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亮亮說，「我想對于這個問題一定要做歷史的考察。首先要看到的是中國為什么有貧富懸殊擴大的趨勢。首先是社會的財富在急劇地增加。
恰恰相反在社會主義制度下財富急劇地增加為消除貧富差距創造了物質基礎。如果說財富急劇地增加會造成貧富懸殊擴大的趨勢，那么為什么前三十年社會財富比解放前有了明顯的增長，而社會差距不但沒有擴大反而明顯縮小。所以說不是財富急劇增加造成了貧富懸殊擴大，而是私有化造成了貧富懸殊擴大。
四十年前，而改革開放前，中國人的貧富懸殊也就一兩倍，最富裕和最貧窮的差距也就是一兩倍，那個時候中國沒有富裕階層。你就說一般的官員，就算是高級官員他所有的東西不是自己的，他住的房子是國家配給給他的，他退休之后房子不屬于他的，汽車也就是在任的時候可以用。收入的話當時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大概也就是三百來塊錢，一個老工人那個時候八級工月工資有八十多塊錢，八十塊錢和三百塊錢差距不算很大，且那個時候工人的生老病死全由國家包了，所以那個時候基本上沒有貧富懸殊，貧富懸殊的差距基本上是很小的。但是那個時候反映了什么情況呢？那個時候整個中國是貧窮落后的，那個時候是公平的，但是是貧困的公平，大家生活水平都不高。
為什么“改革開放前，中國人的貧富懸殊也就一兩倍，最富裕和最貧窮的差距也就是一兩倍，那個時候中國沒有富裕階層。你就說一般的官員，就算是高級官員他所有的東西不是自己的，他住的房子是國家配給給他的，他退休之后房子不屬于他的，汽車也就是在任的時候可以用。收入的話當時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大概也就是三百來塊錢，一個老工人那個時候八級工月工資有八十多塊錢，八十塊錢和三百塊錢差距不算很大，且那個時候工人的生老病死全由國家包了，所以那個時候基本上沒有貧富懸殊，貧富懸殊的差距基本上是很小的”因為那時候實行的是生產資料公有制，社會的財富是屬于全國人民的，生產資料的所有制形式決定了社會產品的分配形式，既然大家都是社會的主人當然就不可能有很大的貧富差距。而且工人的生老病死全由國家包了，還有免費醫療，近乎于免費教育和住房也就談不上貧窮。
所以鄧小平在改革開放的初期說過，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個話絕對是對的，確實是真理。因為當時的情況下，讓十億中國人同時很快地富起來，不可能，你只能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
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確實很容易，只要改變一下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變公有制為私有制，變社會公仆為社會主人，那些掌握社會公權的人一下子就能化公為私暴富起來，成為千萬富翁，億萬富翁。然而這樣的捷徑卻包含著深刻的危機，有日益激化的社會矛盾，有螳螂撲蟬黃雀在后的帝國主義的窺見，弄的不好竹籃打水一場空。而要讓十億中國人共同富裕起來卻要幾代人頂著帝國主義壓力，堅持公有制，付出艱苦的努力，然而這卻是中國人民唯一可行的選擇。毛主席為我們指明了方向，革命前輩為我們做出了表率。
但是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并不僅僅是這一部分人努力的結果，換句話是你不能說中國最近三十年的財富的快速增長當中，他只有富裕的人做出的貢獻，窮人也作出了貢獻。但是你必須要承認，一個社會他只能是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問題是，作為執政，富人沒有罪，富人是在國家的政策，而且整個中國也是鄧小平講的中國人已經窮了多少年了，中國人不能再窮了。那么當國家的政策，整個社會進入了快速發展階段的時候，生產力像火山爆發一樣噴發出來。所以中國經濟快速的增長，社會財富快速地積累，所以中國才有了貧富懸殊，這是一個前提，這樣的貧富懸殊本身是社會進步的表現，這一點不能否認。你不能說今不如昔，咱們回到以前那個時代，改革開放前的那個時代，雖然大家很貧窮，但是很公平，我想沒有多少人愿意回到那個時代。
“但是你必須要承認，一個社會他只能是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話在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之前還有一定市場，而在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以后它就成為一堆垃圾。共產主義運動就是要讓全社會的人都富裕起來，在現階段就是要堅持公有制，讓社會發展的成果為全社會享有，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什么“中國人不能再窮了。”今天中國人民的貧窮（工人下崗、農民失地、通貨膨脹）不是你們制造出來的嗎？什么“那么當國家的政策，整個社會進入了快速發展階段的時候，生產力像火山爆發一樣噴發出來。所以中國經濟快速的增長，社會財富快速地積累，所以中國才有了貧富懸殊”你們所制定的政策、所謂的發展生產力就是掠奪窮人，在你們富裕的同時多少窮人掙扎在死亡線上。我相信中國人民的大多數（如果不是如此為什么不敢恢復“四大”讓人民說話）都愿意回到那個生產資料公有，社會發展的成果為全社會享有，公費醫療、公費教育、按需分房，共同富裕的那個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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