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的血液”、良心與資本

　            --兼批茅于軾的謊言　

在連續出臺了一系列房價調控措施后，面對仍然居高不下的房價，二會期間，溫家寶總理在接受中國政府網和新華網聯合專訪時表示：“我對抑制房價還有信心！”同時，他對房地產商喊了話：　　

“我沒有調查你們每一個房地產商的利潤，但是我認為房地產商作為社會的一個成員，你們應該對社會盡到應有的責任。你們的身上也應該流著道德的血液。”　　

總理喊話的意思是明白的。也就是說，房地產商的利潤應該有所節制，不能太貪婪！要有點良心（不能讓社會上許多人因買不起房而沒房住）。　　

誰知，總理的喊話，立即遭來了一些人的強烈反詰：　　

先是全國政協委員、星河灣董事長黃文仔對記者表示：很多房產商也關心社會，比如扶貧，他們都有一腔熱情，愛社會，愛自己的國家，愛自己的民族，沒有一個是大漢奸，“我覺得我們身上流著的都是道德的血液。”（《廣州日報》3月2日）言下之意，總理的話是無的放矢。

隨后，又有央視名嘴、全國政協委員崔永元表示：我覺得每個人血管里都應該流著“道德的血液”，政府也是如此。（3月4日《北京晨報》報道）認為造成高房價有多種原因，也有政府的責任，不能光責備房地產商。說此話頗有點“俠氣”，很有點“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意味。　　

全國政協委員、恒大集團董事局主席許家印認為：“不單是房地產商，所有的企業都應該承擔起一定的社會責任”！　　

全國政協委員、河南省工商聯副主席王超斌說得更干脆：“光靠道德血液撼動不了樓市！”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城建控股集團總裁于煉認為，“目前問題并不是高房價問題，而是民生問題，解決了大家的基本住房需求，高房價說不定是一件好事。”（3月3日《云南信息報》）　　

總理的一句話，為什么會引起這么多房地產商政協委員的一致反感與反詰呢？　　

平心而論，高房價問題確實是個復雜的問題，涉及到多方面因素，如今單單挑出房地產商來喊話，確實比較刺耳。用黃文仔的話來說：　　

“開發商本身是要賺錢的，不賺錢這個企業本身沒有競爭力，企業追求利潤的最大化無可非議，而且賺了錢也要納稅的。”

從經濟學角度看問題：資本是逐利的。因此，房地產商追求利潤，無可非議。現在，溫總理向他們提出了“道德的血液”命題，似乎讓資本“追求利潤的最大化”成了問題，這對商人來說確實是“想不通”的。

馬克思無疑是全世界研究資本問題的權威，他耗盡畢生精力才寫下了巨著《資本論》。在他看來，“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資本是逐利的，資本逐利是不講道德和良心的，要不然就不會去從事鴉片貿易和奴隸販賣。他還認為，資本在發展過程中，具有以下的特性：

“一旦有適當的利潤，資本就大膽起來，如果有50%的利潤，它就鋌而走險；為了100%的利潤，它就敢于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300%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絞首的危險。”

就在西方資本主義蓬勃發展時期，一些思想家看到了資本的貪婪與對社會的危害，但他們相信人類的“良知”，總認為資本剝削制度是可以通過改良、用“和諧制度”所代替。

典型的如法國思想家傅立葉，他就設計過一個叫“法郎吉”的社會組織，主張人們在這個組織里能消除城鄉對立、腦體對立，實現人類的“公正”與“和諧”。他把希望寄托在資本家的“善心”上，通過刊登廣告，每天中午12時在家中恭候他們的大駕光臨參加，結果是他空等一生，沒有一個富翁響應。這類思想家后來被稱為“空想社會主義思想家”。

那么，歷史進入到了如今的21世紀，資本的本性和特點是否改變了呢？

比如，像黃文仔說的，他們關心社會，參與扶貧，“他們都有一腔熱情，愛社會，愛自己的國家，愛自己的民族，沒有一個是大漢奸”。　　

再比如，像“中國首善”企業家陳光標，他居然承諾“祼捐”，最終要向慈善機構捐出自己的全部財產。這些難道不正是在流“道德的血液”？或者說，變得有人情味一些，變得更有道德和良心了呢？

“著名經濟學家”茅于軾更認為，在歷史上，“確實有不少商人用欺騙的手段經商，破壞了商業的信譽，使這一大大有利于人類社會的活動，很難得到長足的發展。”然而，當今發達國家里，“商業活動已成為最講究信用和道德的一種活動。不道德的人不斷地被排除出商業活動的圈子，這種凈化作用的結果是構成了一個方便安全富裕的物質環境。”（茅于軾：《道德能值多少錢？》）　　

然而，某一事物之所以是某一事物而非它事物，這是由某一事物的本質屬性決定的；有一天某一事物的性質改變了，那么某一事物也就不存在了。　　

資本之所以是資本，這表明資本的本性與特點是不會改變的。　　

應該說，在當今時代，像黃文仔說的辦慈善，或者像陳光標那樣承諾“祼捐”，……這類事都是值得肯定的。但這些并不意味“資本”改變了本性，而能只代表黃文仔、陳光標個人社會責任感的增強和思想覺悟的提高。就像當年彭湃同志主動把自家的土地分給佃戶一樣，它只說明他背叛了自己的地主家庭，成為一名共產主義者，這是一種個人行為，并不能證明整個地主階級會改變剝削的本性。

至于茅于軾鼓吹的所謂“當今發達國家”，“商業活動已成為最講究信用和道德的一種活動”，那無非是可恥的“資本拜物教徒”為現代資本主義的涂脂抹粉而已。　　

茅氏的謊言不值一駁：難道他不知道2009年6月，美國曾發生過涉案金額高達500億美元麥道夫（被判刑150年）金融詐騙案嗎？難道他不知道僅隔3個月的2009年10月，美國又發生了約瑟夫・布魯諾的“郵件和電報詐騙罪”？隨后，又是美國對沖基金公司帆船集團創始人、億萬富翁拉杰·拉賈拉特南的“對沖基金內幕交易”案？其他的大案，還有如阿布莫夫案，蘭迪·卡寧漢姆案，達琳·珠云案，羅伊·布朗特，等等，真可謂數不勝數。　　

事實充分證明：資本就是資本，它與道德、良心無關。過去是這樣，現在還是這樣。　　

總理的好心沒得好報。既然如此，那么溫總理為什么還要講對資本講“道德的血液”呢？也許，這就是因為這些企業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條件下產生的，總理相信這些“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的房地產商們應該會有些“社會責任”感的緣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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