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富于民”是孔子的觀點，孔丘提出“足食”、“富而后教”的論點，把充裕人民的物質財富作為實施禮樂教化的基礎。他主張民富先于國富，國富建立在民富的基礎上，這就是“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其實孔圣人這一套，根本沒人聽。甚至到了漢武帝，雖然獨尊儒術，依舊不搞“藏富于民”。
漢武、昭之世，鹽鐵論興，文學賢良競欲割鹽利以歸民為寬大之政，言有似是而非仁義之實者，此類是也。夫割利以與民，為窮民言也；即在瀕海瀕池之民，茍其貧弱，亦惡能食利于鹽以自潤，所利者豪民大賈而已。未聞割利以授之豪民大賈而可云仁義也。鹽猶粟也，人不可一日無者，而有異。粟則徧海內而生，勤者獲之，惰者匱之；鹽則或懸絕于千里之外，而必待命于商賈。上司其輕重，則雖苛而猶有制；一聽之豪民大賈，居贏乘虛，其以厚取于民者無制，而民不得不償，故割利以與豪民大賈而民益困。王者官山府海以利天下之用而有制，以不重困于民，上下交利之善術也，而奚為徇寬大之名以交困國民邪？與其重征于力農之民，何如取給于天地之產。鹽政移于下，農民困于郊，國計虛于上，財不理，民非不禁，動浮言以談仁義者，亦可廢然返矣。（王夫之《讀通鑒論》）
大概的意思就是漢武搞計劃經濟，搞什么鹽鐵專賣。一幫知識分子不高興了，指責皇帝與民爭利，藏富于國，不是個好皇帝。漢武的國家主義，到北宋王安石又再來一遍。同樣地，宋之大儒蘇轍批評王安石說：“王介甫小丈夫也，不忍貧民而深疾富民，志欲破富民以惠貧民?！O青苗法以奪富民之利?！辈⑶疫B帶批上漢武帝，說他是個暴君，只知道斂財！說真的，以宋之積弱，宋人居然如此非議“犯強漢者，雖遠必誅”的漢武大帝，我真佩服文人的臉皮之厚！明未的王夫之是經歷了國破家亡的，他就點評得明白：如果國家從重要經濟領域（鹽鐵）退出，讓民間資本流入重要產業，“鹽政移于下”，農民困于郊，國計虛于上，國家和人民都得不到好處，結果只會對大商人有利。割鹽利以歸民，確實是藏富于民，但這個“民”，不會是民眾，而是民企。王夫之說，“動浮言以談仁義者”，可以回家洗洗睡了！
《鹽鐵論》中間大夫與賢良文學之爭，體現也是這種財主家庭出身的讀書人對家庭發財門道的熱切關注，反應的是皇權政治與地主富農在瓜分農業剩余方面的矛盾。地主富農當然是堅持藏富于民的。一代明相張居正苦口婆心地勸告這些“先富起來的人”：“夫民之亡且亂者，咸以貪吏剝下，而上不加恤；豪強兼并，而民貧失所故也。”“豪民有田不賦，貧民曲輸為累，民窮逃亡，故額頓減?！彼雷宕蟮刂鳌俺銎浒僖恢?，以完積年之通”，以便“終身乘堅策肥，澤流苗裔”。結果如何？甚至明末李自成快要兵臨北京城了，崇禎要求達官貴人資助軍餉，都還不愿意出，就差沒出一個《物權法》，宣稱“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了！最后是“天街踏盡公卿骨”，一齊玩完。
所以，在中國如果搞自由經濟以藏富于民，最終不會真正達到藏富于民的目的。只能是讓民間貧富加大，私企老板越來越有錢。如果搞計劃經濟以藏富于民，既然是計劃經濟，政府公平地分配財物，那么何必要藏富于民。
拋開這一點不提，如果一個人一小時工資是一塊錢，那么這個人需要工作10個小時才能達到生活需要。如果藏富于民，把這個人工資漲到了一個小時十塊錢，那么這個人只工作一個小時就會達到生活需要，然后他會用剩下的時間去盡情享樂。幾代藏富于民下來，后代們可能根本不用工作，只靠著遺產就可以生活的很好。國民的工作時間變少，讓這個國家越來越懶散。這就是唐末，宋末，看起來大家都出來玩樂，社會達到極度繁華。其實上，根本沒人在工作，大家只是用上一代積蓄的財富來揮霍自已的青春。年輕人個個都成了敗家子，外侵一來，立刻滅國。
藏富于民會給我們一兩代人的幸福，但是長久來看，難免會造成唐朝那樣，國家沒人工作，只好請一些邊遠地區外族人來干活，甚至于來當兵，而這些外族人一方面忍受給漢人工作的壓力，一方面還要受到漢人的歧視，看到漢人花天酒地，而自己賣力氣還受氣。最后時機成熟，自然會造起反來。引起嚴重的社會問題，美國現在也是一樣有這樣的問題，低端工作沒人做，只好讓大量黑民涌入做工，而這些黑民又不能給其正式身份，黑民越來越多，總有爆發的一天。所以說，藏富于民有利于近期，不利于將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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