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發動文革錯了嗎？　　

　2月19日　，《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長文——“為黨和人民的事業奮斗的一生”，用以紀念華國鋒同志誕辰90周年。通過這篇長文，中共又重新評價了自己的這位前領袖。這次評價以肯定、感恩和謳歌的筆觸，重新定位了他為黨和人民的事業而不息奮斗的一生，特別是在1976年粉碎“四人幫”陰謀篡權、結束文革內亂、推動黨的工作重心轉向經濟建設上的獨特貢獻。對于導致他當年黯然下臺的那些錯誤，特別是被鬧騰很久的“兩個凡是”之爭，則只字未提。　　

據此，便有一些學者紛紛猜測，面對目前的諸多改革困局，中國是否會在政治上全面回歸毛澤東路線，并重新用毛澤東思想及其意識形態提振全國人民的精神和理想。　　

如果真的產生這種想法，那么中共就不能再像以往那樣全盤否定毛的文革路線了，而必須重新考量當年毛為什么要發動這場全國范圍內的文化大革命，有沒有必要這樣做？　　

不言而喻的是，毛當年之所以要提出這種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理論，并以其階級斗爭為綱來指導這種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這并不是因為他一生好斗，而實則有著很復雜的現實原因和國際背景。那么，當年的毛為什么要發動這場被認定為“十年浩劫”的文革呢？他的初衷又是什么呢？所有這些問題，都很值得我們進行歷史性的回顧與反思。否則，我們就會在毛路線的承繼與未來的改革上繼續迷茫起來。　　

在中蘇同盟關系的蜜月期，反對美帝國主義的擴張滲透與支援亞非拉地區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運動，是當時中國對外政策的一個軸心。但在中國與赫魯曉夫因為國際共運路線上的爭吵（即當年的中蘇論戰，《人民日報》因之發表了自己的九評）而決裂之后，晚年的毛澤東無疑又在反帝的未竟事業上多出了自己的一塊心病，那就是蘇聯的修正主義對中國黨的侵襲和腐蝕以及這個黨的隊伍腐化與蛻變。　　

毛理想中的黨應該是一個與人民群眾打成一片，能夠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戰斗隊伍。在對白求恩和張思德等人的紀念中，毛闡發的正是這種黨的一個雛形。在進城之前，毛更是反復告誡自己的黨內同志務必保持住謙虛謹慎、戒驕戒躁以及艱苦樸素等黨在延安時期所形成的那些優良作風。毛不想成為明末的李自成，而讓自己的隊伍和事業的骨干，腐化蛻變、脫離人民、作威作福、貪圖享受，而成為新的權貴和壓迫階級。毛只想讓它們同自己的人民打成一片，同甘苦、共患難，做人民的公仆或勤務員，用自己的吃苦在前、享樂在后，帶領人民一同建設新的生活。　　

然而蘇修的蛻變與腐化卻極大地刺痛了毛的這種理想主義。它讓毛在自己的黨內也隱隱約約地看到了這種被其腐蝕的巨大風險，防止中國出現第二個赫魯曉夫陡然間就變成了黨內斗爭的一個焦點問題。按照毛對中國工農階級的素樸感情和由衷關懷，如果自己的黨淪落成了第二個蘇修，而依靠特權騎在自己人民頭上作威作福，那么中國的革命也就白“革”了，舊的權貴被打倒了，新的權貴又冒出來繼續欺壓自己的人民。這是毛無論如何也不能接受的一個可怕圖景。　　

毛決心搶救自己的這個黨。怎么辦呢？　　

按照馬克思、列寧等人的階級斗爭學說，在無產階級奪取國家政權、建立起自己的階級統治之后，黨的根本性任務應該是發展生產力，階級斗爭也不應該再成為自己路線的一個總的綱繩。同時，共產主義的覺悟以及黨的自身修養作為一種內在的道德自律，也應該能夠讓自己的這只黨的隊伍始終保持住勞動人民的一些本色以及吃苦在前、享樂在后的精神追求。然而，毛的理想卻與自己眼前的現實處處沖突起來，這讓晚年的毛很是焦慮。在毛的眼里，列寧、斯大林時期的黨，是一個能夠保持住勞動人民本色的黨，只是出了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之后，蘇共才開始逐漸蛻變腐化起來而成為新的權貴，依靠特權貪圖享樂、欺壓人民。　　

面對這種自身已經蛻變腐化的黨，能指望它內部的自我向善、自我革命嗎？顯然不能。勃列日涅夫時期蘇共越發加劇起來的蛻變與腐化，更是堅定了毛的這一看法。看來，在無產階級建立起自己的階級統治之后，無產階級的自身革命仍然不能停頓下來。在革了歷史上的剝削階級的“命”之后，這種革命也還要繼續延伸到自己的階級內部，特別是自己這個黨的精神文化層面，用以清除各種剝削階級腐朽思想的侵蝕。對于一直都很重視思想上建黨的毛來說，把革命繼續延伸到這種精神文化層面也是一件很自然的事。　　

所以，晚年的毛創造出這種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理論，絕不是一時的沖動，而實則是當時的中蘇兩黨內部斗爭形勢之使然，說穿了也就是由蘇修的蛻變與中共自身的困局所共同催生出來的。　　

面對國內外敵對勢力的聯合絞殺，在孤島上建設社會主義的斯大林提出，“社會主義建設越深入、階級斗爭就越尖銳、階級敵人就越多”（參見解力夫《二次大戰三巨頭斯大林》第116頁）。在這種論斷的指導下，斯大林開始用“內部肅反”的辦法清除自己黨內的托洛斯基兩面派及其它形形色色的兩面派。這種近乎殘酷的內部肅反，經過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雖然受到了越來越多歷史研究者的責難，但誰也否認不掉斯大林發動這種內部肅反的合理性。“當第二次世界大戰終于臨到蘇聯的時候，世界各國看到希特勒第五縱隊在蘇聯是相對地少，而它卻曾推翻歐洲大多數國家的政府。霍華德·克·史密斯評論道：如果俄國不曾清洗掉幾千個文武官員，無疑紅軍在兩個月內就已崩潰了”（同上第127頁）可見，在清除黨的蛻變與腐化上，內部肅反絕對都是必不可少的。　　

同樣，面對黨的蛻變腐化風險，毛采用文革這種“內部肅反”的辦法清洗掉自己隊伍中的走資傾向與修正主義的腐蝕，也決非沒有必要。面對這種被自己階級敵人隨時腐蝕掉的潛在威脅，如果不以階級斗爭為綱，又還能以什么為綱呢！一些人事后橫加指責毛的這種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文革路線是沒有道理的。以階級斗爭為綱并沒有錯，毛的失誤僅僅是沒有對這種斗爭進行適時的收攏，并因時而動地把自己的路線轉移到經濟建設的中心上來。　　

盡管如此，蘇修的蛻變對晚年的毛而言，實則就是眼前的一面鏡子。搶救自己的黨使之不至于毀滅在這種蘇聯修正主義的侵襲與腐蝕之中，也因之而成為催生毛創造這種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一個最主要的內因。毛想通過這種革命阻止修正主義的侵襲以及中共黨的自身蛻變與腐化，以使之能夠始終保持住與自己人民的血肉聯系以及在延安時期就形成起來的那些優良作風，而不至于像蘇共黨那樣集體地淪為一種新的權貴，依靠特權、貪圖享樂、欺壓人民。　　

毛對中國的農民階級有著非常多的“救世主”意識，他的一切努力從根本上說都是為了幫助自己的農民兄弟脫離舊社會的苦海，使之能夠免受一切形式的奴役、剝削和饑寒，而過上當家作主、幸福美滿的生活。　　

毛正是憑借這一點，而贏得了工農階級的無限景仰和膜拜。也正是憑借這一點，中共自己的黨史都不應該把他所創造的這種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理論及其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文革路線定性為一種錯誤的理論、錯誤的路線。因為這一理論的創造主要都是為了保持黨與人民的血肉聯系、保持黨的勞動人民本色，阻止黨蛻變為一種新的權貴而貪圖享受、欺壓人民。　　

從黨的內部發動這種自我革命，在當時的毛看來是指望不上了。因為它們作為剛剛蛻變出來的一種新的權貴，在根本利益上已與自己的人民對立起來。怎么辦呢？這時的毛不得不再次運用起自己的革命經驗來，即“發動群眾，搞階級斗爭”。對于黨內已經蛻變腐化起來的部分，毛只得把它們統統當作一種異己的非革命不可的斗爭對象來處理。它們與工農階級的利益是根本沖突的，其斗爭是你死我活的。根據馬克思、列寧、斯大林等人關于階級斗爭在社會主義階段將不可避免地長期存在，并在某些條件下激化暴烈的告誡，毛認為要阻止這種修正主義的侵襲以及黨淪為一種新的權貴欺壓自己的人民，很有必要大范圍的發動群眾，并通過階級斗爭的形式來消弭和化解這種潛在的威脅。所以，毛的晚年文革路線，其真正的用意和軸心不是反帝，而實則是防修。他的辦法就是以階級斗爭為綱，通過大范圍的群眾運動和“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之類的大民主，掃除一切害人蟲和黨內的有著走資傾向的牛鬼蛇神。　　

當時的一個戰斗性的口號就是“抓革命、促生產”，以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這說明毛的繼續革命也還是沒有忘記發展生產力這一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的。　　

有人說，毛只顧抓革命、抓階級斗爭了，而卻把自己的經濟和生產給荒廢了。這不過是一種旨在詆毀毛文革路線的偏見而已。　　

“物質可以變精神，精神也可以變物質”。按照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這一基本原理，抓革命絕對都是可以“促生產”的。雖然毛在經濟建設和生產關系過渡上的一些躍進做法，也有不少盲目、蠻干、冒進的成分在里面；但他提出的這一口號在哲理上并沒有什么錯，不能把它看作一種很荒謬的東西，而據以否認它合理的一面。　　

毛的晚年路線究竟有沒有達到自己的發動目的呢？從阻止黨的蛻變與腐化上看，這確實實現了這種發動的目的。一些黨內的走資派和已經腐化出來的新的權貴，在毛發動起來的群眾運動中都一個個被斗爭得灰頭灰臉、老老實實，而絲毫不敢在生活上腐化、頹廢起來。它們在牛棚、田間、地頭，與自己的人民一同甘苦、一同勞動，而沒有任何的特權。它們不是權力的貴族、上帝的驕子，而只是勞動人民中的普通一員。眾生平等、共同勞動、共同生活。毛的理想在這種群眾和干部的勞動改造中找到了自己實現的平臺。通過這種繼續革命的思想搶救與勞動改造，黨的蛻變與腐化風險就這樣地被消弭了。同時，黨的公仆本色及其與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也更是完好地傳承下來。毛通過自己的晚年文革路線成功地阻止了黨的蛻變與腐化，而讓自己的干部始終保持著某種艱苦樸素的生活作風，這也許是一份更值得我們傳承和珍視的遺產吧。　　

當然，這種以搶救黨的靈魂和本色蛻變為旨歸的文革路線，也不能以這種群眾運動的形式沒完沒了地搞個不停。它肯定存在著一種適時收放的問題。只是在毛的整個晚年，接班人的遲遲難定，而讓這個問題一直都沒有機會被納入到新路線的厘定之中。　　

總之，毛的晚年文革路線，主要的依據就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理論，主要的綱就是抓階級斗爭，主要的方法就是通過四大民主發動群眾運動整肅干部的各種生活工作作風，主要的矛頭就是指向修正主義的侵襲與黨的蛻變腐化，主要的目的就是為了把自己的黨改造成一個能夠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能夠始終與自己的人民保持血肉聯系、打成一片、同甘苦、同勞動的戰斗隊伍。它的發動有著復雜的國際背景和國內因素，是不得不發，是形勢之使然。它的初衷和大的方向都是對的，這應該是我們對文革歷史作用的重新評價中所必須牢牢抓住的一個根本點。　　

　2011年3月2日　初稿于論道書齋   胡顯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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