蒯大富在為虎作倀　　

《太平廣記》卷四百三十有這么一段話：“倀鬼，被虎所食之人也，為虎前呵道耳。”說的通俗一點，就是被虎吃掉的人，變成鬼后就去做吃人的老虎的幫兇，叫做倀鬼。　　

忽在網(wǎng)上看到一篇文章，是久違了的　蒯大富　先生“口述”的《塵埃落定看文革》。讀罷此文，便想起了《太平廣記》上的這段話。　　

從文章可以看出，　蒯大富　先生經(jīng)過鐵窗的冶煉和銅臭的熏陶，在進行了一番洗心革面的“懺悔”后，便變成了一個倀鬼，一個走資派和反共反毛的右派的倀鬼。那種靈魂歸附走資派和反共反毛的右派的急切心情溢于言表。　　

蒯大富以所謂回憶歷史和中庸的面目出現(xiàn)，混淆是非，顛倒黑白，對偉大的革命導師毛主席和擁護毛主席的革命群眾進行了惡毒的攻擊。　　

關(guān)于毛主席發(fā)動文化大革命的原因，蒯文說：“關(guān)于毛澤東發(fā)動文化革命，他的根本動因是什么？一個就是劉少奇在文化革命之前，已經(jīng)把持了毛澤東不能容忍的那么大的權(quán)力。”“權(quán)力之爭”，這正是反共反毛的右派誣蔑毛主席的論調(diào)。　　

蒯文接著說：“更主要的在于，當時毛澤東提出來，就是黨內(nèi)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quán)派的理論，以后呢，又提出資產(chǎn)階級就在共產(chǎn)黨內(nèi)。他實際認為共產(chǎn)黨內(nèi)形成了一個特權(quán)階級，或者說是特殊的利益集團。”主觀唯心主義，臆想出一個根本不存在的“黨內(nèi)資產(chǎn)階級”，這正是走資派對毛主席發(fā)動文革的動機和毛主席晚年“錯誤”原因的詮釋。　　

在按照走資派和右派的口吻解釋了文化大革命的動因之后，蒯文向右派和走資派敞開的自己的心扉：“我們覺得毛澤東當時思想的精華就是這個，所以就死追這個。”蒯大富在這里向走資派表白：他當時之所以“賣命”地參加文化大革命是思想上的誤區(qū)，屬于上當受騙。事實上，一切沒有正確堅定的信仰而投機革命的人，在革命遇到挫折或遭到失敗時，都會通過這樣的“懺悔”向扼殺革命的反動派表白自己的“純潔”、“無辜”和上當受騙的痛心，從而走上無恥的變節(jié)或背叛革命的道路。　　

蒯文攻擊毛主席關(guān)于無產(chǎn)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xù)革命的理論“是一種很不徹底的理論”。蒯文說：“比如說造反有理，如果是以真理為標準，那誰的反都應該可以造的啊！”這是蒯大富對毛主席關(guān)于“造反有理”論斷的拙劣的歪曲。毛主席明確提出“造反有理”的論斷，根據(jù)筆者所掌握的資料，最早是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延安各界慶祝斯大林六十壽辰大會上的講話中提出的。毛主席說：“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jié)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幾千年來總是說：壓迫有理，剝削有理，造反無理。自從馬克思主義出來，就把這個舊案翻過來了。這是一個大功勞。這個道理是無產(chǎn)階級從斗爭中得來的，而馬克思作了結(jié)論。根據(jù)這個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爭，就干社會主義。”毛主席在這里說的很明確，“造反有理”就是對壓迫者、剝削者造反有理。而且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明確指出“對反動派造反有理”。蒯大富果真不知道毛主席的這些話嗎？不知道造誰的反或誰的反都可以造，盡管蒯大富極不情愿，仍然在不知不覺間對自己的那段歷史作出了比較符合實際的自我評價，而且也是一切投機分子在那個歷史時期行徑的寫照。而這個評價恰好戳穿了蒯大富“死追”革命的謊言。　　

蒯大富站在歷代反動統(tǒng)治階級的立場，指責文化大革命沒有“法制”，是“暴民政治”。蒯文指責道：“你把群眾從基層發(fā)動起來攻擊政府，攻擊黨的各級干部，如果不在一個很嚴密的法制范圍來控制的話，那肯定就會出現(xiàn)暴民政治。”“所謂大民主的方式，沒有法制的保障，不僅根本達不到目的，而且必然演化到暴民政治。結(jié)果要么就是暴政，要么就是暴民。”文化大革命期間沒有“法制”嗎？黨中央的《十六條》不是法嗎？你蒯大富和一大批走資派遵循過《十六條》嗎？誰是“暴民”？滿清罵太平天國是“暴民”，帝國主義罵義和團是“暴民”，吳佩孚罵工人階級是“暴民”，蔣介石罵共產(chǎn)黨是“暴民”，走資派罵造反派是“暴民”。事實上，蒯大富正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暴民！　　

蒯大富站在反動派的立場，把文化大革命期間出現(xiàn)的“打倒一切”的罪過推到毛主席身上。蒯文說：“主席怎么打倒這么多干部呀？幾乎百分之九十，各省、各縣都沒什么好人了，簡直太厲害了。如果這些人團結(jié)起來，向你反撲，你肯定擋不住。”同時蒯大富極力洗刷自己：“我們也覺得這是個很大的問題，感到迷茫，但不管怎樣，我們還是順著他的這個路子走的。幾乎毛澤東指到哪，我們就打到哪。”是毛主席要打倒那么多干部嗎？是毛主席讓你這個鼠輩去打倒一切嗎？毛主席歷來強調(diào)，好的和比較好的干部占大多數(shù)。事實上，文化大革命中出現(xiàn)的“打倒一切”的現(xiàn)象，正是象蒯大富這樣的投機分子和走資派從“左”右兩個方面破壞、反抗文化大革命造成的。　　

綜上所述，蒯大富的一個投機分子、變節(jié)分子的嘴臉，一個叛徒的嘴臉，已經(jīng)昭然若揭了。“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蒯大富可以通過他的這篇“口述”，到右派和走資派那里領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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