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紅色娘子軍網友探討幾個問題　　

看了紅色娘子軍網友關于《薄熙來是當代踐行毛澤東繼續革命理論的英勇旗手》的長篇文章，不禁為其有一顆赤誠的愛國之心而感動。然而，感動之余還是對文中涉及的幾個問題惑然不解，愿與之探討。　　

一、關于毛澤東時代三十年的問題。文中談到“在毛澤東時代工作、學習、生活了三十年”，“享受到的人間天堂般的幸福生活”。不可否認，毛澤東時代由于實行了社會主義公有制，實行按勞分配，人民衣食無憂，人民是擁護社會主義的。但是，誠如毛主席所說：“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社會主義這個歷史階段中，還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　　

既然存在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那么，是哪個階級與哪個階級的斗爭呢？當然是廣大人民群眾與資產階級的矛盾與斗爭。資產階級又在哪里呢？當然是毛主席所說“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走資派還在走。”　　

馬克思主義認為，所謂階級斗爭都是在物質利益即經濟利益互相對立和沖突的基礎上發生的，歸根到底也都是圍繞著物質利益而進行的。正因為如此，毛主席才提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才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才說“當大官了，要保護大官利益”，“有好房子，有小汽車，比資本家還厲害”。毛主席說“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階級斗爭嘛！”既然大官們過著“有好房子，有小汽車，比資本家還厲害”的生活，這樣的生活也可以說是“享受到的人間天堂般的幸福生活”。當然，絕不是影射紅色娘子軍網友，而是在說“大官”；紅色娘子軍網友也不可能是什么“大官”。　　

那么，當年的廣大人民群眾是否都過著“人間天堂般的幸福生活”呢？同那些大官相比，只能說他們過著普普通通的衣食無憂的人間生活。當然，絕不像一些右派分子攻擊毛澤東時代所說的那樣：老百姓都過著窮得叮當三響的生活。恕我直言，紅色娘子軍網友那種“躺在蘇州療養院的病床上，透過落地窗就可以眺望太湖上星星點點的小漁船，酷似漂浮在湖面上的一片片樹葉，很美很美……”的那種美妙的感受，當年的普通農民是很少有的，當年的普通工人也是很少有的。所說很少，就是說絕大多數農民和工人都沒有那種美妙的感受。　　

二、關于“民生才是硬道理，公平也是生產力”的問題。這里的民生概念顯然是指從社會層面上著眼的。百度了一下，所謂民生，主要是指民眾的基本生存和生活狀態，以及民眾的基本發展機會、基本發展能力和基本權益保護的狀況，等等。　　

當今社會，兩極分化日趨嚴重，而這都是私有制泛濫的結果。所謂兩極分化，就是有富人有窮人；而富人和窮人則屬于不同的階級。富人可以有幾百萬、幾千萬甚至幾億的資產，而窮人則看不起病、買不起房，許許多多的農民工甚至因生活窘迫而窮困潦倒。這一切都是由于私有制泛濫造成的。既然提出“踐行毛主席晚年提出的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當然離不開毛主席為我們黨確定的基本路線，而最基本的一條就是要承認在社會主義這個歷史階段還存在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不提富人與窮人，不提富人與窮人的根本對立，也就是不提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籠統地提所謂“民生才是硬道理”，那么所謂“民生”到底是哪個階級的“硬道理”呢？在私有制前提下，必然存在剝削與壓迫，社會就決不可能有“公平”可言。既然沒有“公平”，“公平”也就不會是什么“生產力”了。　　

文中談到“重慶共富新政，不僅不是改良主義，反而是地地道道現代版毛澤東繼續文化大革命的科學踐行。”　　

改良主義的問題暫且不論，僅對“地地道道現代版毛澤東繼續文化大革命的科學踐行”的問題談點看法。毛主席發動文化大革命伊始，主要是賦予廣大人民群眾“四大”的權力，即運用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形式，自下而上地揭發社會的陰暗面，并依靠人民群眾與走資派進行斗爭。至于后來發展到武斗以致全面內戰，那是另外一個討論的話題。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就是文革中人民群眾有運用“四大”的權力，這也是文革中人民群眾與走資派進行斗爭的主要形式之一。也許是預見到要構建如今的“和諧社會”吧，人民群眾的這個權力被取消了。如果“是地地道道現代版毛澤東繼續文化大革命的科學踐行”，那么顯然應當重新賦予人民群眾“四大”的權力。可是，目前人民群眾依然沒有這個權力。既然人民群眾沒有這個權力，也就不可能運用“四大”這種形式與走資派進行斗爭（文革中就是運用“四大”形式與走資派進行斗爭的），那么所謂“地地道道現代版毛澤東繼續文化大革命的科學踐行”又從何談起呢？　　

文中說“重慶新政模式實質上體現了毛主席晚年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但在方式上不是踢開黨委鬧革命的無政府主義造反，而是在黨的領導下，建立長效機制，通過‘干部結窮親’實現先富幫后富、盡快縮小貧富差距；通過‘干部大下訪’及時化解基層矛盾；通過‘干部三進三同’與廣大勞動群眾結成密切的魚水情。”　　

不可否認，廣大人民群眾確實在文革初期“踢開黨委鬧革命”了，而后又建立了“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但這是毛主席肯定的。毛主席說：“‘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是工人階級和人民群眾在這次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種創造。”紅色娘子軍網友應當是經歷過文革的，應該知道毛主席是說過這句話的，怎么會認為這是“無政府主義造反”呢？這樣的帽子扣在工人階級和人民群眾的頭上是不是有點大呢？不知道紅色娘子軍網友是否認同毛主席號召的“造反有理”，如果認同是決然不會說出“無政府主義造反”這番話的。　　

三、關于《在重慶看到延安精神》的問題。這是《瞭望》新聞周刊的一篇文章，題目是《在重慶看到延安精神》。文章記述了美國《紐約時報》前總編90歲的西默.托平及其夫人在重慶的所見所聞，當然也包括文章作者的所見所聞。　　

對于什么是延安精神，毛主席曾經說：“我并且希望，全國一切革命工作人員永遠保持過去十余年間在延安和陜甘寧邊區的工作人員中所具有的艱苦奮斗的作風”。周恩來也曾說：“一定要發揚延安革命精神，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大大加快延安建設步伐。”由此，延安精神可以概括為“自力更生，艱苦奮斗”。 西默.托平先生將延安精神概括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也未嘗不可，因為畢竟對中國革命的歷史不夠了解，也不足為怪。　　

西默.托平先生是“1946年11月，作為國際新聞社駐京的首席記者，托平在時任北平軍調部中共代表葉劍英的秘書、新聞處長黃華的安排下，赴延安采訪”，采訪的對象是“人民解放軍的領導人”。當時，已是解放戰爭時期，實行的土地政策不再是減租減息，而是沒收地主土地、平分土地。也就是說，在當時的延安，已經消滅了剝削與壓迫。在那樣一個社會環境當中，西默.托平先生所看到的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延安精神”，自然不是奇怪的事情。然而，在如今依然存在私有制的重慶（有私有制就必然存在剝削與壓迫，這是毫無疑問的），無論怎樣“唱紅打黑”，無論怎樣幫助“窮親戚”，無論建多少公租房，即使還有“保證130萬留守兒童每人每天喝上一杯牛奶，吃上一個雞蛋”這樣的善舉，也無法從根本上改變窮人受剝削受壓迫的命運。　　

其實，文章的作者還在文中說，“過去一年間，重慶成功引進了惠普、宏碁、英業達、富士康等一批國際IT企業，2015年將形成8000萬臺產能、7000億元產值、1000億美元進出口的筆記本電腦產業基地。”眾所周知，惠普、宏碁、英業達、富士康 這樣的跨國公司，無不殘酷地剝削壓榨雇傭工人，其中尤以臭名昭著的富士康為甚。未來這些企業成千上萬的雇傭工人，如果不繼續發生富士康的N跳就是萬幸。在存在私有制的前提下奢談“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根本就是無法做到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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