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亞同志逝世

新華網   2011年02月26日 19:02:48

朱光亞同志逝世 　　

 新華網   　2011年02月26日　 19:02:48 　 　　

　　新華網北京２月２６日電  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杰出的科學家，我國核科學事業的主要開拓者之一，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資深院士，中國科學技術協會名譽主席、原主席，中國工程院原院長、黨組書記，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八屆、九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朱光亞同志，因病于２０１１年２月２６日１０時３０分在北京逝世，享年８７歲。　　

記兩彈元勛朱光亞：從不談自己只談別人和集體　　

作者﹕王建柱　　

來源﹕人物雜志　　

網摘編發　　

　　朱光亞，我國著名核物理學家、國防科技戰線杰出的領導者和組織者。從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起，他作為新中國核事業，特別是“兩彈”事業的元勛和主要技術負責人，和許多著名科學家一起，組織領導了我國原子彈及氫彈的研制工作，為原子彈、氫彈技術的突破及武器化工作做出了重大貢獻，為鑄造和建立我國精干、有效的核自衛力量立下了不可磨滅的功勛。　　

　　朱光亞曾擔任過第八屆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工程院首任院長、中國科協主席等職務。1985年獲國家科技進步特等獎，1999年榮獲“兩彈一星功勛獎章”。　　

　　2004年12月25日，中國科學技術協會、中國工程院、中國科學院、解放軍總裝備部、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在北京聯合舉行了朱光亞科技思想座談會。同時，為表彰朱光亞對我國原子能事業發展所做出的杰出貢獻，國際小行星中心和國際小行星命名委員會批準將我國國家天文臺發現的、國際編號為10388號的小行星正式命名為“朱光亞星”。 　　

　　與核物理結下不解之緣　　

　　1945年7月15日，在美國新墨西哥州的荒漠上，伴隨著驚天動地的一聲巨響，原子之火沖天而起，人類進入了核時代。　　

　　當時的國民黨政府也想搞原子彈，他們派出吳大猷、曾昭掄、華羅庚三位科學家赴美國考察，并要求每位科學家再推薦兩名年輕助手去進修深造。華羅庚推薦了孫本旺和徐賢修，曾昭掄推薦了唐敖慶和王瑞先，吳大猷則推薦了朱光亞和李政道。　　

　　朱光亞1924年12月25日出生于湖北宜昌，在上中學時就對物理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大學時，他先后受教于周培源、趙忠堯、王竹溪、葉企孫、吳有訓、吳大猷等著名教授，在學業上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1946年9月，22歲的朱光亞隨考察組秘密前往美國，踏上了中國尋覓原子彈的漫漫征途。但讓他們未曾料到的是，美國根本就不向任何人開放原子能技術，對國民黨政府派出的學者也不例外。考察組只好解散，人員各奔東西。朱光亞不改初衷，他去了老師吳大猷的母校——密執安大學，專門從事實驗核物理的研究工作，幾年后獲物理學博士學位。從此，他與核物理結下了不解之緣。幾十年之后，已成為世界知名科學家的李政道回憶起這段往事時說：“當初派的幾個人，只有朱光亞是派對了，他回來是做原子彈了。派我是派錯了，我沒有做原子彈，而是迷上了高能物理。”　　

　　1949年秋，25歲的朱光亞　通過了　博士學位的答辯。1950年春，他毅然回國，投入到了新中國的創業熱潮之中。　　

　　20世紀50年代初，朱光亞曾先后在北京大學、東北人民大學從事過物理學的基礎教學工作。在這期間，商務印書館于1951年出版了他的個人專著《原子能和原子武器》，這大概是國內較早介紹這方面知識的著作之一。這也說明，朱光亞回國后一直沒有放棄搞原子彈的志向。　　

　　1955年1月，面對帝國主義的戰爭叫囂和核威脅的嚴峻形勢，毛主席向全黨發出了發展我國原子能事業的偉大號召，決定在蘇聯的援助下，研制自己的核武器。朱光亞被召回北京大學，擔任物理研究室副主任，參與組建原子能專業，擔負起了為新中國培養第一批原子能專業人才的重任。　　

　　1957年，我國核武器研制機構急需一位負責最后產品的科學技術領導人，錢三強經過反復思考和比較，最后決定推薦朱光亞去擔任中科院原子能所物理實驗室的副主任。26年后的1983年，錢三強在《談培養學術帶頭人》一文中，以當年推薦朱光亞為例指出：“他(指朱光亞)那時還屬于科技界的‘中’字輩，選他到原子能所，是因為他有以下長處：第一，他具有較高的業務水平和判斷事物的能力；第二，他有較強的組織觀念和科學組織能力；第三，他善于團結人，既能與年長些的室主任合作得很好，又受到青年科技人員的尊重；第四，他年富力強，精力旺盛。實踐證明，他不僅把擔子挑起來了，很好地完成了黨和國家交給的任務，做出了重要貢獻，而且現在已經成為我國國防科學技術工作的能干的組織者、領導者之一。現在他還不到60歲，還可以為發展我國科學技術事業和培養人才繼續顯身手。” 　　

　　畢生精力獻給“兩彈”　　

　　1958年秋，蘇聯援建的核工業反應堆和加速器正式移交給中方使用，中國第一個綜合性的原子能科學技術研究基地誕生了，核夢想在新中國科學技術的騰飛中就要實現了。然而，1959年6月，距中蘇簽訂“國防新技術協定”不到兩年時間，蘇聯背信棄義，單方面撕毀協議，撤走了專家，我國的原子彈科研項目被迫停頓，正在試生產的企業陷于癱瘓，凜冽的寒潮席卷了中國大地。　　

　　“自己動手，從頭做起，準備用八年時間，拿出自己的原子彈！”毛澤東發出了向國防尖端技術進軍的動員令。　　

　　1959年7月1日，35歲的朱光亞奉命調到二機部，擔任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長和第四技術委員會副主任，承擔起了中國核武器研制攻關的技術領導重擔，同時負責點火等主要技術課題的攻關指導工作。他協助副部長錢三強和所長李覺將軍，組建機構、調集人員、籌備設施，一支中國核武器的研制大軍誕生了。　　

　　中蘇關系惡化，給我國的原子彈設計工作帶來了極大困難。援華蘇聯核武器專家平時就嚴密封鎖有關核武器的機密情報和關鍵技術，撤走時又毀掉了所有帶不走的資料，使中國的核武器研制陷入了困境。然而這些難不倒中國的科學家，朱光亞提出，就從蘇聯專家所作報告中留下的“殘缺碎片”研究起。經過夜以繼日的艱苦奮斗，在交織著繼承和否定的科學探索中，中國的原子彈設計理論終于有了重大突破。朱光亞作為研究所的主要領導人之一，主要負責全面的科研組織工作，既抓技術指導、業務協調，又抓科研隊伍的建設和管理，他那嚴謹細致、一絲不茍的優良作風，對核武器研制成功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考慮到各方面的準備工作，1962年9月，二機部提出了爭取在1964年下半年或1965年上半年爆炸第一顆原子彈的奮斗目標，即有名的“兩年規劃”。為了盡快操作實施，朱光亞編寫了《原子彈裝置科研、設計、制造與試驗計劃綱要及必須解決的關鍵問題》與《原子彈裝置國家試驗項目與準備工作的初步建議與原子彈裝置塔上爆炸試驗大綱》兩份綱領性文件，明確提出核爆炸試驗應該分兩步走：第一步先以塔爆方式進行，第二步再以空投方式進行。后來的實踐證明，這是一個切實可行的方案，對于中央正確決策起到了關鍵作用。　　

　　11月3日，毛主席仔細審閱了這份報告，十分高興地在上面批示：“同意，很好。要大力協同，做好這件工作。”　　

　　周總理在聽取匯報時親切地招呼朱光亞：“請坐到前邊來！”這是朱光亞第一次面見總理，他在總理對面坐下，激動萬分。　　

　　當時朱光亞只有38歲，身材高大，精力充沛，思維敏捷，談吐清晰，給周總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講得很好，很好！”周總理贊賞地對朱光亞說：“核武器研究所的同志們做了大量艱苦的努力，黨和人民是清楚的。”　　

　　臨別的時候，周總理緊緊地握著朱光亞的手，誠摯地說：“請捎個話，毛主席和中央的同志們感謝你們，人民感謝你們，你們要不懈努力！”　　

　　1964年10月16日15時整，隨著“起爆”那一聲鏗鏘的命令，大漠中驟然閃出一道強光，一朵黃褐色的蘑菇云騰空而起。　　

　　成功了！看到這驚心動魄的壯觀景象，老成持重的朱光亞激動萬分。當晚，在試驗基地舉行的慶功“宴會”上，他喝得酩酊大醉……　　

　　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后，朱光亞緊接著又開始組織實施機載核航彈爆炸試驗和導彈運載核彈頭爆炸試驗，都分別取得了圓滿成功，實現了我國原子彈研制的“三級跳”計劃。　　

　　根據毛主席“原子彈要有，氫彈也要快”的指示，朱光亞和同事們加快了研制速度。1967年6月17日，我國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強烈的沖擊波又一次震撼了世界…… 　　

　　樹立起中國工程院的良好形象　　

　　在1994年6月舉行的中國工程院成立暨首屆院士大會上，朱光亞以全票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首任院長。　　

　　朱光亞比任何人都清楚地意識到自己肩上擔子的分量。他思考最多的問題，是如何發揮集體的智慧，把基礎打好，不辜負黨、政府和廣大工程技術界同志的期望。　　

　　工程院成立之初的辦公條件十分艱苦，連固定的辦公地點都沒有。后來，在解放軍總政治部的幫助下，他們在軍事博物館的后樓租了一層房子，這才掛出了中國工程院的牌子。當時也沒有食堂，朱光亞就和工作人員一起吃普通盒飯。冬天沒有保溫設備，飯菜送到時已經涼了，他二話不說照樣和大家一塊吃，吃完飯便又接著去工作。看到這情景，年輕人都很受感動。那時，工程院人手少，任務重，經常加班，有時還要加到深夜，但誰也沒有怨言。因為除了事業的激勵外，大家還受到了榜樣的激勵。他們說，朱院長這把年紀了還領著我們一塊兒干，我們還有什么可說的。　　

　　就是在這樣的工作條件下，朱光亞以他慣有的嚴謹、扎實的工作作風和團結協作的精神，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先后領導同事們完成了醫藥衛生學部的籌建，選出了該學部首批院士(30名)，還完成了其他6個學部增選第一批院士的工作。　　

　　朱光亞任中國工程院院長四年，這四年是工程院增選院士次數最頻繁、人數發展最快的四年。這四年，中國工程院在他的主持下，從無到有地建立起了一套比較完善和規范的增選制度、原則以及實施辦法，保證了增選工作的順利、健康發展。在每輪評審會議上，朱光亞都要一次次地親自向全體院士做說明，以便大家共同遵循這些原則。1997年7月，在第一輪評審會議開始之前，他就怎樣全面理解、準確把握、嚴格堅持院士標準條件的問題講了三點精神：“一要研究和注意以標準條件作為一個客觀尺度來衡量所有候選人；二要研究和注意根據候選人工作的不同特點及其工作成果全面地、科學地評價他的科學成就和貢獻；三要注意研究學風和道德問題。”這三點精神既有原則性又便于理解掌握，在實際工作中收到了較好的效果。　　

　　為使中國工程院的工作更好地適應全面發展的形勢，1996年朱光亞主持制定了中國工程院第一個長遠發展計劃——《中國工程院“九五”工作計劃及2010年發展若干初步設想》。在這個計劃的制定過程中，他先后主持了兩次院長辦公會和一次主席團會議進行專門討論，初稿形成后又提請全體院士征求意見，共五次易稿，而最后兩稿都是經他親自修改過的。由于措施得力，針對性強，許多工作在較短的時間內取得了明顯進展。　　

　　在許多基礎性工作中，加強學風道德建設，一直是朱光亞主持中國工程院工作時的一個重點。　　

　　1994年6月，在朱光亞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長的第一天，他向全體院士發表就職講話時說，我們作為中國工程院的首批院士，要在整個科技界發揚科學精神和優良學風，樹立起高尚的職業道德。在1995年工程院首次增選院士的評審會議上，他又一次語重心長地對大家說：“國務院文件和《中國工程院章程》中都做出了明確規定，中國工程院院士是國家設立的工程技術方面的最高學術稱號，享有終身榮譽。因此，我們作為具有這樣很高聲譽的院士個人，理所應當在工程技術上要有重要成就和貢獻。同時也應該具有良好的學風道德，使得中國工程院這個集體，真正成為全國工程技術界的榜樣。”　　

　　1997年7月，朱光亞親自修訂了他在院士增選會議上的講話稿，對學風道德問題又做了特別強調。他極力主張并主持設立了中國工程院科學道德建設委員會。為了發揮道德委員會的實際作用，他親自向主席團推薦潘家錚、侯祥麟兩位主席團成員為道德建設委員會的正副主任。主席團明確規定了道德委員會的職能，即弘揚科學精神，倡導優良學風，維護科學真理和科學道德，捍衛科學尊嚴，反對封建迷信和偽科學等。 　　

從不談自己，只談別人和集體　　

　　朱光亞對自己要求非常嚴格。他從不張揚個人，凡是接觸過他的人都有這樣的感觸，他對自己的成就和貢獻從來只字不提，這在中國工程科技界是有口皆碑的。這種緘默展示著這位老科學家虛懷若谷的博大胸懷。1996年初，解放軍出版社策劃出版了一套“國防科技科學家傳記叢書”，他自然是必寫對象之一。報請審批時，他二話不說，提筆就把自己的名字劃掉了。在有關國防科技歷史的文獻中，都有他撰寫的文章，但字里行間他都只談別人和集體，從不談自己。他經常謙虛地說：“核武器研制是一項綜合性很強的系統工程，需要有多種專業的高水平科學家與工程技術人員通力協作。”他特別強調錢三強、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懷、保澤慧、鄧稼先、程開甲、陳能寬、周光召、龍文光等科技專家在其中所建立的不可磨滅的功勛。　　

　　1994年3月，在全國政協八屆二次會議選舉的當天，出席會議的近2000名全國政協委員，有96%投了朱光亞的票，朱光亞順利當選全國政協副主席。作為新中國原子彈及氫彈研制的科技領導者之一，朱光亞長時期內很少出頭露面，以至于在審讀他那簡短而不平凡的履歷時，政協委員們都受到了深深的震動。在被選為全國政協副主席后，他說：“實在是過獎了，要說做了一些工作，那是大家做的，我個人并沒有什么值得稱道的地方。”　　

　　還有一件鮮為人知的事情，頗能說明朱光亞的個人風格。1996年10月，朱光亞榮獲“何梁何利科學技術成就獎”，獎金為100萬元港幣。頒獎的頭一天，他就對身邊的同志說要把獎金全部捐出去，作為中國工程科技獎助基金。100萬港幣可不是一個小數字，如果存在銀行，當時每年的利息少說也有10萬。身邊的同志雖然知道他的決定一定是經過考慮不會輕易改變的，但還是不忍心他這樣做，因為他的經濟狀況并不特別寬裕。于是，有人試探性地建議說：您是不是從中拿出一部分來捐比較合適，比如說50萬，這也不少了。朱光亞的回答是：“中國工程科技界的工程科技獎助基金，現在有很大一部分是由海外友好人士捐助的，如果我們也能捐一點，雖然為數不很多，也算是做一點工作和一份貢獻。”　　

　　尤其令人敬佩的是，在捐出了100萬元港幣之后，朱光亞又反復叮囑周圍的人不要把這件事張揚出去。不宣傳不張揚自己是朱光亞的一貫風格，人們看得出，他是真心實意這樣做的。而且，他不讓宣傳這件事，還有更深一層的意思——他不希望因此給別人造成什么影響。如果他的這種做法被別人知道后，給其他人造成了壓力，他會感到于心不安。所以，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即便是在中國工程院的院士中，也很少有人知道朱光亞捐款這件事，社會上就更沒人知道了。　　

　　朱光亞是大牌科學家，又擔任過國家領導人，但他在中國工程院工作的幾年中，始終都把自己當成一名普通工作人員，從不搞什么特殊化。無論是1996年以前租房辦公，還是后來搬進中國科技會堂新址，他辦公室的條件和幾位副院長都是一樣的，許多第一次到他辦公室的人，幾乎都有這樣的感嘆：“如果不是親眼所見，真不能想像朱院長就在這樣的條件下辦公。”但是朱光亞從未覺得自己的辦公條件與自己的職務不符，相反，他還是一如既往地嚴于律己，處處體諒主管單位的困難。由于有一段時間工程院用房較緊張，他不同意為自己的警衛和司機安排休息房間，所以他們只好各處打“游擊”，有時警衛只能站在走廊里值班。工程院搬進科技會堂后，中國科協的領導曾提出請朱光亞和幾位副院長到小餐廳用餐，又被朱光亞和幾位副院長謝絕了，他們一定要堅持和大家在一起吃份兒飯。1998年朱光亞離開中國工程院的領導崗位時，他再三叮囑秘書和身邊的工作人員：辦公室里所有用公費購買的書籍、資料，一冊也不許帶走，一定要一件一件登記后交上去。　　

　　中國古代有立德、立功、立言之說，在當今的科技界也應提倡這種精神。朱光亞身上所體現出的這種優秀品質，是現代科學與傳統美德的一種最好的結合。他是我國老一輩科學家才識與品行雙馨的優秀代表，是“兩彈一星”精神杰出的倡導者、培育者和實踐者。錢三強認為他是“有本事的人”；王淦昌夸他“真了不起”；彭桓武評價他“細致安排爭好省，全盤計劃善溝通，周旋內外現玲瓏”；程開甲稱贊他“深思熟慮，把握航道”；他的上級領導劉杰、李覺則盛贊他是一位“杰出的科技帥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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