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2周年，更是十二五規劃的開局之年，我國各項事業取得了諸多成就。轉型期的中國面臨著諸多機遇與挑戰，處在戰略機遇期的中國如何把握發展的機遇，從GDP第二的虛名真正成為世界強國，真正讓更廣大的人民群眾共享改革開放的成果。

制度變遷是我從大二下學期開始關注的話題，最初是一篇關于思想政治教育制度變遷的論文引起了我對制度變遷四個字的注意，正如大二上學期在科學哲學課堂上開始對科學哲學或知識社會學家庫恩的《科學革命的結構》關注一樣。從科學革命的結構中發現范式的革命以及學科建設的重要性，不同的學科建構其獨立的思想體系與話語體系從而形成別具一格的范式，并且著重于通過數學化等理性操作來使其更加貼近科學。古典經濟學通過完全理性假設、均衡分析、完全信息等假設使得其顯得公式化、操作化的同時卻與社會現實背道而馳。新制度經濟學通過改變其防護帶，在保持古典經濟學的基本內核或硬核的基礎上得到了發展。新制度經濟學通過產權理論、意識形態理論和不完全信息假話、有限理性、信息不對稱等的假設更加貼近現實并對古典經濟學產生了一定的沖擊。反對古典經濟學過度注重數理分析而忽視現實的做法，并認為制度、意識形態、產權、交易費用等概念應該得到足夠的重視。在對制度進行分析的過程中，出現了眾多學派和與此相關的學者。

       20世紀的經濟學除了凱恩斯革命外，科斯革命也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科斯定理基于對產權和交易費用的認知在交易費用存在、為0以及為正三種情況下進行分析。得出通過產權的設置和制度化過程實現均衡狀態或資源配置的帕累托更優。產權的功能則表現為其資源配置功能以及外部性的內部化、激勵與約束功能，具有可分割性、排他性、可轉讓性、永久性（安全性）四種屬性。關于產權理論的產權經濟學是新興經濟學的重要學科，而諾斯的宏觀歷史的制度經濟學分析則建立在產權理論、國家理論與意識形態理論的基礎上。對于制度的解釋更是出現了博弈論的闡述即博弈均衡（包括演進博弈論與重復博弈論）——認為制度是不斷博弈后實現均衡的結果，這與哈耶克的《自由秩序原理》中認為制度是自由擴展的結果，而諾斯、凡勃倫等人對制度也都有其獨立的見解。制度可以說與產權有著密切的關聯，由于制度分為正式規則與非正式規則，而產權則表現為一系列規則的界定和價值物本身。青木昌彥的《沿著均衡點演進的制度變遷》和《比較制度分析》中對制度進行了更多有益的分析，這與肖特引入博弈論分析制度一樣。博弈論視野下有三種制度觀：第一，制度明確等同于博弈參與者如行業協會、大學、政府機構、司法等；第二，制度作為博弈的規則——諾斯的博弈規則論，認為制度作為游戲規則分為正是規則和非正式規則；第三，制度視為博弈的均衡。肖特在其《社會制度的經濟理論》中對社會制度進行了定義，在肖特看來，制度的存在實際上是對博弈參與者的一種行為約束，而這種博弈均衡是符合帕累托條件的。青木昌彥畢業于哈佛大學，在他看來“制度是關于博弈如何進行共有信念的一個自我維持系統。制度的本質是對均衡博弈路徑顯著和固定特征的一種濃縮性表征，該表征被相關域幾乎所有參與人所感知，認為是與他們的策略相關的。這樣，制度就以一種自我實施的方式制約著參與人的策略互動，并反過來又被他們在連續變化的環境下的實際決策不斷再生產出來。——《比較制度分析》。青木昌彥和奧野正寬利用演化博弈論研究了經濟制度的變遷，在他們的模型中，假定博弈參與人的有限理性，原因有三：第一，慣性；第二，近視眼；第三，試錯法實驗。——青木昌彥、奧野正寬《經濟體制的比較制度分析》。此外，博弈學習理論的提出則基于有限理性基礎上的適應性理性，理性分為幾種類型：第一，價值理性與目的-手段理性；第二，適應性理性與創新理性；第三，演進理性與建構理性；第四，本質理性與程序理性。現代制度經濟學中有一些重要概念：1，方法論上的個人主義；2，最大化；3，個人理性；4，機會主義行為；5，經濟社會；6，治理結構；7；制度；8，組織。新制度經濟學對新古典經濟學的修正和發展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關于人的行為假設：1，人是有限理性的，認為人總是想把事情做得最好，但是人的智力總是一種有限的稀缺性資源2，人的機會主義行為傾向。此外，新制度經濟學對于合作、互惠行為、社會資本、國家理論、制度選擇、制度變遷、技術變遷與經濟發展、制度演化理論都有著特殊的見解。 而新制度經濟學的發展對于政治學和公共管理學的啟迪更是我所關注的，在公共選擇學派的發展中，布坎南、唐斯等政治經濟學家以及2009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埃莉諾奧斯特諾姆女士（首位女士）都用經濟學或公共經濟學來闡述政治問題包括選舉、官僚、腐敗、公共池塘資源等。在《公共事務的治理之道——集體行動的制度》中關于多中心治理理論、公共事務的自主治理等對我國民間力量的培育和發展具有啟迪意義。深圳十二五規劃中的”公民社會”培育內容就包括了這種思想。多中心治理既是一種社會秩序，更是一種公共管理的智慧。它是一種擺脫政府失敗和市場失靈的方法，是擺脫利維坦和市場化的良藥。——參見毛壽龍《公共事務的治理之道》。而毛壽龍提出的IAPP框架與美國印第安納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奧斯特諾姆的多中心治理理論的比較中發現，毛壽龍的IAPP框架注重分析現實問題，運用價值、邏輯、事實的演繹來闡述公共問題。毛壽龍的《有限政府的功能分析》、《政治社會學》等書中對此有介紹。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公共政策研究所開發的IAPP即制度分析與公共政策網站中有大量關于此類的分析。該研究所培養的學生通過IAPP分析框架分析公共池塘資源，提出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供給的運行機制。 社會學關于制度的分析，比如社會資本——規范、互信、文化傳統等。主要就一些非正式規則進行分析，人類學尤其是文化人類學與民族學對于民俗的田野調查無疑對于制度分析有著重大意義，通過民俗史的觀察可以用經驗分析、案例分析、歷史考察來審視制度尤其是制度的本源問題。而新制度經濟學的假設是制度的存在，而這不能解釋制度的起源問題。因此對于制度研究應該具有跨學科視野，無論是經濟學家、政治學家還是社會學家甚或哲學家等人文社會科學學科的學者在對制度變遷進行分析都從自己的學科視角給予專業剖析。這些無疑都對制度這個名詞的深入理解給予了廣泛的知識基礎支撐。

政治學、社會學、管理學、經濟學甚或社會心理學、哲學（科技哲學、政治哲學、后現代主義思潮）在這里找到了融匯的點。制度在20世紀主要是從經濟學進行突破，而在21世紀則有望實現新的融合和突破。不同的學科和話語體系對于制度的分析加深了我們對制度的理解。而在21世紀的中國，在推進法治建設和民主政治發展的過程中，實現善治必須依賴于制度建設。無論是腐敗問題、醫療、教育、住房、市場經濟發展、三農問題、國際貿易、外交的發展都與制度有關，希望通過不同視角的制度分析實現社會的良性運行和有序發展。

鄭永年認為轉型期的中國需要拋棄傳統的GDP至上的發展思路而重在通過制度建設促進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進而實現從世界大國向世界強國的轉變。

    在本科學習進行了兩年半后，我想對于制度的理解則是政治學與行政學的最好闡釋吧。無論是行政管理學、公共政策學、管理心理學、倫理學、社會學、文化人類學、科技哲學還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毛澤東思想與鄧小平理論甚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與科學發展觀都涉及制度的分析。制度演進、制度均衡、制度真空、制度墮距、制度變遷、制度建設、制度體系等都被社會科學所詮釋著。而正如后現代思想所述，社會是從無序到有序再到新的無序，從不平衡到平衡再到新的平衡，從沒有規則到建構規則再到規則的解構，從非理性到理性再到有限理性之下高超非理性的出現，社會的發展就是這樣的螺旋式上升和波浪式前進的過程。

        在經濟社會迅猛發展的今天，在轉型期的今天，根本問題就在于原有的經濟基礎的不斷演繹在上層建筑中得不到回應，無論是意識形態的，還是制度（憲法、基本法和一般法律和地方性法律法規）甚或政府機構都存在著許多失效。那么我們有必要作出改革，無論是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社會體制改革，正如鄭永年所述，一個國家的真正發展在于內部力量的外延，而內部力量的發展有賴于制度建設。當前我國社會問題叢生，社會呈現高風險態勢，群體性事件不斷，而在這個問題的背后是利益博弈。利益格局需要重新塑造，執政黨需要兌現其共享改革發展成果的承諾。收入分配格局的完善、住房問題（新國八條出臺）、反腐倡廉建設（中國反腐敗與廉政建設白皮書）、醫療體制改革（基本藥物制度試點）、教育體制改革（國家教育體制改革試點——專項、重點、省級）都在有條不紊的進行著。跳出GDP主義的怪圈，通過制度建設與完善讓科學發展深入改革的骨髓。我相信作為逐漸成熟和理性的中國共產黨必將帶領全國各族人民一起在十二五規劃走出中等收入陷進，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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