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富懸殊是擴大內需的障礙
劉東峰
當前我國最迫切需要縮小貧富差距，是由我國的國情決定的。我國有近14億人口，人均1.3畝地，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2%，占世界7%的耕地要養活世界上22%的人口，大部分人均礦產資源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而且大型富礦少，小型貧礦多，比國外的開采難度大。用量大的石油、天然氣、鐵、水的人均資源量分別占世界人均水平的11%、4%、44%、25%，重要礦產資源鋁、銅、鉛、鋅的儲量只夠開采十幾年,只有用量少的鎢、錫、鉬、稀土儲量大。我國有9億農民，只有18億畝耕地，全國大部分地區農民人均一畝多地，有些地方人均幾分地，少部分地多的地區人均2畝以上，如果使用農機耕種，大約十天左右就能干完一年農活，農村剩余大量勞動力，大部分農戶的子女外出打工，留下50-60歲左右的父母在家干農活，還要照顧孫子孫女。全國大約有2.5億農民工在城市或外資出口企業務工，是全國60%以上農戶的主要收入來源，為了不使農民工失業，我國政府用出口退稅政策吸引外資出口企業，外資出口企業繳的稅又以出口退稅返還，等于免稅，甚至有些外資出口企業的出口退稅比其繳的稅還多，所以我國的外資出口企業是世界上最賺錢的企業。如果取消出口退稅，根據資本的趨利性，不但外資企業會遷往工人工資比我國更低的南亞或非洲的一些貧窮國家，我國的出口企業也會遷往工人工資比我國更低的貧窮國家。
我國不僅不能從出口企業獲得稅收，甚至倒貼錢，還大量消耗我國的礦產資源和人口紅利，有些礦產資源已經出現過度開采，生產的商品外國人用，污染卻留在了國內，這種發展方式是不可能持久的，只能再持續五年左右，因我國的人均礦產資源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勞動力紅利正在逐年減小，正在進入老齡化社會。我國第一代獨生子女的父母年齡大部分在50-60歲左右，大部分還在工作或剛退休，獨生子女夫婦年齡大多是30歲左右的青壯年時期，還基本沒有負擔，但也有少數獨生子女夫婦雙方的父母都長期有病，既要撫養幼子，趕上雙方父母都病重時，是顧了這頭顧不了那頭，身心很疲憊，心中非常苦惱，現在是少數現象，十年以后獨生子女夫婦的年齡是40-50歲左右，身體走下坡路，少數身體不好的就會有老年病，還要照顧四位70-80歲左右的父母，就可能成為普遍現象，我國第一代獨生子女就會進入最艱難的時期，請個保姆也很難，因為整個社會都是老年人多，年輕人少,我國就會成為世界上老齡化社會問題最嚴重的國家，因為世界上沒有別的國家實行了30多年的獨生子女政策。如果我國不改變現在的發展方式，十年后我國的資源因過度開采而匱乏，又變成老齡化問題最嚴重的國家，60歲以上的老年人達到總人口的20%左右，人口達到14-15億，人口雖多只是老年人多，可能出現缺乏青壯年勞動力，國情要比現在艱難的多，不僅難以延續現在的高速發展，能維持經濟的緩慢增長就需要很大努力,等到十年以后再去縮小貧富差距就為時已晚。
所以我國必須趁著現在有限的礦產資源和勞動力比較充裕的時機,大幅度提高國民收入，力爭十年左右人均GDP達到一萬美元以上，基尼系數要降低到0.3左右，只有實現了共同富裕、社會和諧，才有能力應對將要到來的老齡化社會的嚴峻挑戰。如果未來十年人均GDP只達到6-7千美元，還像現在這樣貧富懸殊，未富先老的國情會比現在嚴峻的多，就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到時候人均GDP再想突破一萬美元就難了。我國現在急需把出口導向型發展方式改變為擴大國內需求的發展方式，才能為農村剩余勞動力尋找出路,因我國貧富懸殊，少數富人應有盡有，廣大中下層收入太少無錢消費，生、老、病、學、房等方面壓力大，社會福利保障太少，使廣大群眾不敢消費，造成我國消費市場長期疲軟，大部分商品供過于求，只有少數商品供需平衡。只有大幅提高中下層收入，大幅縮小貧富差距，讓人人都能享受社會福利保障，人民群眾才能大膽消費，大幅提高國內的消費需求，才能實現農村剩余勞動力為國內生產大量消費品。不大幅度縮小貧富差距就不可能擴大內需，縮小貧富差距是出口導向型發展方式轉變為擴大內需型發展方式的前提條件。
基尼系數是意大利經濟學家基尼，于1922年提出的定量測定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標。是比例數值，在0和1之間，是國際上用來綜合考察居民內部收入分配差異狀況的一個重要分析指標。若低于0.2表示收入絕對平均，0.2-0.3表示比較平均，0.3-0.4表示相對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較大，0.5 -0.6表示收入差距懸殊，通常把0.4作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線”。
中國的基尼系數由1978年的0.18上升到2010年的0.5左右，遠遠超過了0.4的國際警戒線，目前在亞洲國家中基尼系數最大，成為世界貧富差距最懸殊的國家之一，在全世界177個統計基尼系數的國家中，基尼系數高于我國的只有南非、巴西、智利、阿根廷、秘魯、哥倫比亞、玻利維亞、洪都拉斯等幾個國家。為了緩解公眾對我國基尼系數過高的擔憂，著名學者厲以寧教授根據我國城鄉差別大，把城鄉分開計算，再加權平均，這樣算出的基尼系數就不到0.35，這樣不按國際上通行的計算規則，只是為了使基尼系數好看，是不能得到真實基尼系數的，是無法和外國相比較的，而意大利經濟學家基尼在1922年提出基尼系數時，當時世界各國的城鄉差距都比較大，也沒有把城鄉差距考慮進去。實際上現在發達國家也存在城鄉差距和地區差距，只是比我國的小而已，如果發達國家也把人均收入高的地區和人均收入低的地區分開計算，再加權平均，得出的基尼系數也小的多，即使我國使用國際上通行的規則計算基尼系數，也不能把貪官的貪腐錢財和灰色收入計算進去，得出的基尼系數仍然小于實際的基尼系數。近40年來，凡墜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幾乎都存在著嚴重的收入分配不公,基尼系數都比較大，像巴西基尼系數0.57、阿根廷基尼系數0.51、墨西哥基尼系數0.53、智利基尼系數0.565、馬來西亞基尼系數0.492等，上世紀70年代這些國家均進入了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但直到2007年，這些國家仍然掙扎在人均GDP只有3000至5000美元的發展階段，并且見不到增長的動力和希望，特別是菲律賓基尼系數0.49在亞洲最大，1980年菲律賓人均GDP是671美元，直到2006年人均GDP只有1123美元，如果扣除物價上漲因素，等于26年人均收入幾乎是零增長。上述國家長期經濟發展緩慢的主要原因，就是因大部分財富集中在少數富人手中，大多數窮人無錢消費，不能提高社會的消費需求，阻礙了經濟的發展。我國決不能走上述國家的老路，個人所得稅必須實行高稅率，逐步征收財產稅和遺產稅，人人都要享受失業保險、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及其它社會福利制度，來縮小貧富差距，讓人人都能消費得起，基尼系數越小消費需求就越多,才能真正擴大內需，增加社會的消費需求，來拉動國民經濟的快速發展。
縮小貧富差距不僅是社會公平、政府良知的問題，從經濟學上講也是擴大社會總需求，促進國民經濟快速發展的首要條件。縱觀二戰后經濟發展較快的日本基尼系數是0.249，德國和臺灣的基尼系數都是0.28，北歐國家基尼系數都在0.25-0.27左右，韓國的基尼系數是0.31，貧富差距都是大幅度縮小，提高了社會的消費需求，拉動了國民經濟的快速發展。而今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的原動力急劇衰減，而城鄉差別和貧富兩極分化已經上升到中國現代化進程的主要障礙，改革和發展思維的重大調整和重新定位，已經迫在眉睫。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不通過稅收調節貧富差距，不讓人人都享有社會福利保障，就無法達到社會公平，只能任憑貧富懸殊進一步擴大，想不出其他的辦法能縮小貧富差距。認為經濟開始快速發展時，基尼系數就必然增大，當經濟發展到一定高度時基尼系數就會自動變小的認識是錯誤的，政府不通過稅收調節貧富差距，是不能自動降低基尼系數的，就像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些國家，四十年前經濟發展就達到了相當高度，一直到現在基尼系數也沒有降下來，現在仍然是收入分配不公平的國家。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也實行自由競爭，自由競爭就是物竟生存的叢林法則，會使強者更富、弱者更貧，如果自由競爭和權力壟斷、腐敗結合在一起，政府不通過稅收縮小貧富差距，基尼系數達到世界上最高的0.6-0.7都是可能的。在我國1976年前公有制幾乎占100%，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不允許自由競爭，不通過稅收調節,基尼系數就自動維持在0.16-0.18之間的絕對平均狀態下。
1965-1973年全世界年均經濟增長率5.3%，是世界經濟增長最快的時期，也是歐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基尼系數最小的時期，還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國有企業占的比重大的時期，到70年代后期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普遍出現經濟發展滯漲，同時伴有高失業高通脹，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認為國有企業效率低，是造成經濟效益低甚至虧損的原因，看不到原來的國有企業都是基礎產業支柱產業，經過幾十年的快速發展已經變成技術成熟的傳統產業，70年代后期都變成了市場萎縮供大于求。在80年代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普遍推進國有企業私有化，推進私有化進程最快的是日本，幾乎把所有國有企業都私有化了，但從90年代初到現在近20年了，日本經濟長期發展緩慢，事實證明靠私有化是不能促使國民經濟快速發展的。對70年代中后期出現的高失業高通脹，伴隨經濟發展呆滯，美國的供給學派認為工人對失業采取無所謂態度，不工作也能生活，是自愿失業造成了高失業率，影響了經濟增長，要取消過多的社會福利不養懶漢，擴大貧富差距，使低收入者不工作就沒飯吃，逼住失業工人急著找工作，提高了工作積極性，就能促進經濟增長，1986年美國里根政府通過稅改法，個人所得稅由以前的14個檔次從11%到50%的邊際稅率，被兩個檔次法定稅率15%、28%所代替，這樣就使低收入的個人所得稅率由11%增加到15%，提高了36%，高收入的個人所得稅率由50%降低到28%，降低了44%，財產稅率遺產稅率也大幅降低，擴大了貧富差距，美國的基尼系數由1986年稅改前的0.35上升到2009年的0.468，現在美國的失業率仍高達10%左右，說明靠擴大貧富差距是不能降低失業率的。美國從1986年稅改后貧富差距增大，而社會消費依然強勁增長，是因世界上以美元為國際儲備貨幣，美國自己印美元就能購買其他國家商品，美國人普遍有自豪感，中下收入的人也大膽貸款消費，有購房幾乎零首付的次級貸款，窮人也能住大房子（在我國想也別想），最終因無法償還到期的購房貸款，導致雷曼兄弟銀行破產，引發了2008年世界性經濟危機。
世界上人均GDP四萬多美元的發達國家，基本上是貧富差距小，基尼系數在0.25-0.30左右的高稅收高福利國家，而貧富懸殊、基尼系數在0.5-0.6左右的國家，大部分是貧窮落后的拉美和非洲的一些國家，人均GDP在世界上排后面或倒數，是因廣大低收入者認為社會不公平，自己再努力也是枉然，就沒有工作積極性，影響了經濟增長，這些實事充分說明只有社會公平了才能經濟效率高，不然基尼系數小的國家，那么高的人均GDP是從哪里來的。在我國一直強調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好像是說社會公平了就沒有經濟效率，就會養懶漢產生不勞而獲，在北歐中歐一些基尼系數小的高福利國家，不工作靠社會福利也能過上悠閑自得的生活，出現了自愿失業造成失業率高，有些人為了不讓自己的工資晉升到高一級的個人所得稅率，故意請病假，不上班去搞其它收入，這些都是少數懶滑的人所為，不會成為大部分人的普遍現象，如果是大部分人的普遍社會現象，北歐國家那么高的人均GDP，那么多的物質財富是怎樣創造出來的，這恰恰證明大多數人認為社會公平，心情舒暢工作積極性就高，經濟效率就高，完全彌補了少數懶滑人少干的工作量。所以認為貧富差距小,社會公平了，就會養懶漢，人們就沒有工作積極性，就會影響經濟增長是站不住腳的。難道社會貧富懸殊，人們心中怨恨社會不公，甚至有仇富心里就能工作積極性高，就能提高經濟效率促進經濟增長嗎？
再看基尼系數小的北歐、德國、日本等國家，不僅人民生活富裕，官員廉潔公正，而且人們認為社會公平，普遍有幸福感，社會一片祥和氣氛，犯罪率極低，如瑞典總理就敢經常不帶保鏢乘公交車上班，有時自己開車上班，并非基尼系數小的國家的人民天生就好,而是因為政府實行了收入分配公平的政策。而基尼系數大的拉美和非洲的一些國家，廣大中下層收入者貧窮困苦，官員貪腐不公，人們怨聲載道，犯罪率高，社會動蕩內亂，甚至有的國家長期內戰，有的是軍政府掌權靠武力維持政權，說明貧富懸殊的國家是不可能實現社會安定和諧的，讓貧富懸殊國家的人民去實現社會和諧只能是政府的一廂情愿，并非貧富懸殊國家的人天生就比收入分配公平國家的人壞，而是因為當權者任意占有社會財富，不管人民貧窮困苦。在我國隨著貧富差距的擴大，也出現了犯罪率高，還不斷出現群體事件,每年非正常死亡超過20萬人，200多萬人受傷，經濟損失有3500多億元，已經威脅到社會的安定和諧，全國有170多萬警察，很多單位雇傭大量保安，全國有保安600多萬人，還不包括少數富人雇的私人保鏢，縣鄉村三級治安聯防隊員達千萬，全國每年用于保安的工資開支超過國防支出，加上聯防隊員的工資和直接經濟損失，全國每年要付出一萬億元左右用于社會治安，需要在維持社會穩定方面投入較多成本，也就制約了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
對人們身心健康造成最大傷害的是收入分配不公平，家庭、鄰居、同事、親友之間有時有矛盾可能影響心情，但不是經常發生的，而收入不公平對人們思想的壓抑卻是永久性的，經常怨恨社會不公，長期的憤恨不平比病菌更能置人于死地，所以貧富差懸殊的國家患病的人多，患精神病、肥胖病的人也多，吸毒、賭博、包二奶的也多，兇殺、綁架、偷盜、搶劫、強奸、嫖娼案也較多(南非的基尼系數達世界上最高的0.6左右，其最大城市約翰內斯堡成為世界上有名的犯罪之都)，社會上冷酷無情，更具有攻擊性和懲罰性，公眾之間的信任和寬容水平也低，是實現社會和諧和人類友誼的障礙。貧富懸殊的國家還容易產生嫉妒性的社會攀比，對富人、當權者阿諛奉承，看不起貧弱者，把地位看的高于一切，地位較高的人歧視和防止地位低于他們的人提高社會地位，地位較低的人通過打擊比他們更弱勢的人試圖贏得自己的社會地位，缺乏對弱者的同情心，缺乏社會正義感。上述所有壞的社會現象在收入分配公平的國家明顯偏少，基尼系數在0.25-0.30左右的國家由于人民生活沒有壓力，普遍有幸福感，心情舒暢而使健康長壽的人多，環保也做得好，公眾有信任感和正義感，更多的人同情寬容他人，社會一片祥和，當然犯罪率也極低,每一個有良心的中國人都羨慕收入分配公平國家的祥和社會。
還有一種觀點認為，基尼系數小貧富差距小，就會使有些人依靠社會福利生活，自愿失業造成了高失業率，只看到高失業率，不知道國民經濟發展的最終目的，不但要讓人民生活富裕，更要使人們工作輕松自在，沒有生活壓力，如果不管GDP再高，社會物質財富再多，也要讓一部分人受窮，生活艱辛，不工作馬上就挨餓，才能逼住窮人積極找工作努力工作，才能促進經濟增長嗎？實際上隨著生產率的不斷提高，人們肯定要從繁重的勞動中解脫出來，需要工作的時間會越來越短，要降低失業率，只能讓人們縮短工作時間，才能提高就業率，實行每周4天工作時間就能提高就業率。想通過擴大貧富差距去徹底消除懶漢是不可能的，因為人天生就有一小部分人特別勤勞，不干活著急，大部分人中等，還有一小部分人天生就特別懶惰，就算是貧富懸殊，沒有一點社會救濟，極個別天生特別懶惰的人即使乞討、成為無家可歸的流浪漢也不去干活。
西方發達國家的社會福利保障制度，是在二戰以后開始建立，上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是大發展時期，70年代初完成,一般用十幾年的時間才把基尼系數降低到0.3左右的合理位置。我國目前的經濟發展水平大致可分為5級，北京、上海、深圳、廣州、東莞、珠海、溫州相當于西方發達國家上世紀90年代的水平，其它大城市特別是東南方的大中城市相當于發達國家80年代的水平，中西部的大中城市相當于發達國家70年代的水平，中西部縣級以下小城鎮和全國大部分農村相當于發達國家60年代的水平，西部欠發達的農村相當于發達國家50年代的水平。我國整體的經濟水平大致相當于發達國家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的水平，所以我國已具備社會福利制度大發展的條件，而我國的社會福利保障才剛開始，存在著覆蓋面小，救助資金太少，還起不到縮小貧富差距，降低基尼系數的作用。而且我國的醫療保險和養老保險及其他社會福利制度都實行不交不補、多繳多補的政策，結果是富人繳的多，享受的也多，繳不起保險金的窮人就不能享受社會福利，完全變成了商業保險，不但不能縮小貧富差距，反而擴大了貧富差距，要他何用？因為國家建立社會福利保障的目的是要縮小貧富差距。所以我國的社會福利保障制度，要實行統一的征收標準和補助標準，避免富人占有更多的社會福利，造成更大的貧富懸殊。要想大幅度縮小貧富差距減小基尼系數，必須讓人人都能享受醫療保障、失業保障、養老保障及其它社會福利，同時大幅提高個人所得稅、增值稅、房地產稅、消費稅、遺產稅的最高稅率，讓富人多繳稅，對55歲以上在全國任何地方沒有一處房產且沒有賣過房產的人，這種占總人口不到1%的特困戶，在戶籍地由當地政府免費提供一套人均30平方米的新建住房，實現老有所居，因房子是人生存的第一需要，這樣才能大幅度縮小貧富差距。
我國現在的個人所得稅的稅率，可以參考日本和歐美在上世紀50至60年代開始建立福利社會時的稅率，五六十年代發達國家個人所得稅一般采用14-20級的累進稅，最高稅率普遍在70-80%，，歐洲有些國家達80%以上，如英國在1978年個人所得稅最高稅率為83%，發達國家的高福利是以高稅收為基礎的，只有國家的稅收多才能實現高福利，沒有一個高福利國家不是通過高稅收實現的。80年代起發達國家先后稅改降低稅率，到現在大部分國家經過四五次稅改，個人所得稅率大部分降到30-50%，我國目前的個人所得稅分為9級累進稅，最高稅率45%，現在是較高的，但和發達國家上世紀70年代最高稅率普遍70-80%相比還是很低的。發達國家在50-60年代為了縮小貧富差距減小基尼系數，采用了個人所得稅最高稅率80%左右。在我國的企業中工資支出占企業運營成本的不到10%，而發達國家一般工資占企業運營總成本的50%,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普通勞動者的工資降低了五倍以上，而大型國有企業高管年薪幾百萬，特別是金融企業的老總年薪有6500萬元(近幾年大型國有企業的利潤大幅增長，并非國有企業的管理者會經營，而是因為我國的大型國企都是基礎產業和支柱產業，國家投入了大量資金，銀行貸款也大部分給了國企，經過幾十年的發展,現在正處在需求量大的高峰時期，任何人經營利潤都很大，而國企老總卻認為都是自己的功勞，給自己定了天量的年薪,任意支配國有財產，是侵犯國家所有權的犯罪行為，因為只有所有權才有支配權,國企老總沒有所有權就沒有支配權)，最高45%的個人所得稅率根本無法降低基尼系數。在我們地區工資最低的清潔工每月只有500元，而電業局領導的年薪高達45萬元，是最低工資的80倍左右，即使繳稅45%，仍有25萬左右的收入，起不到縮小貧富差距的作用。所以我國的個人所得稅應為16級累進稅，稅率為5-80%，每級相差5%才比較合理，還應該把個人所得稅改為以家庭人均收入計算征收。
在財產稅方面，我國雖有房產稅，增值稅、車船稅等稅種，只對經營者收稅，非經營的個人不收稅，起不到調節收入差距的作用。現在發達國家一般征收個人所得稅、公司所得稅、社會保障稅、住民稅、勞動報酬稅、土地稅、房產稅、不動產取得稅、固定資產稅、營業加值稅、遺產和贈予稅、森林稅、資源稅、靜財富稅、所有權登記稅、廣告稅、煙草稅、酒類制品稅、注冊登記稅、印花稅、能源稅、車船稅、汽車道路稅、城市規劃稅、環保稅、消費稅、綠色稅、薪金稅、儲蓄稅、股票稅等，涉及所有個人財產、消費和收入的各方面都收稅，大部分實行累進稅，富人多繳稅，窮人免稅或少繳稅，財產越多消費越多繳稅越多。從多方面稅收調節國民收入，去縮小貧富差距，這就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私有制基礎上，基尼系數能夠降低到0.25左右的原因，高稅收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民眾卻認為體現了社會公正，基本上都能自覺繳稅，目前基尼系數低于0.25的還有日本和丹麥。發達國家一般每年都征收4%的房產稅，房產稅最重的是韓國，擁有一套住房的稅率30%，擁有2套住房的稅率50%，3套住房的稅率60%。遺產與贈予稅最重的是瑞典，在80年代最高稅率98%，其次是丹麥遺產稅最高稅率90%，而我國還沒有征收遺產稅。上述發達國家的所有稅種，我國大部分都不征收，這就使中國國有化程度比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高的情況下，基尼系數卻達到0.5左右的原因。如果我國也實行發達國家的各種稅收，社會福利保障支出占國家財政支出的30%，經過5年就可把我國的基尼系數降低到0.4左右，再經過5年就可以把我國的基尼系數降低到0.3左右。把我國的基尼系數長期的維持在0.3左右的合理位置上，因為基尼系數在0.3左右時，能讓人們感覺到有貧富差距，又覺得貧富差距不很大，勤勞的人貢獻大的人應該比一般人富裕一些，以激勵人們的工作積極性。我國現在就急需開展對上述各種稅收的立法工作，稅收立法也是各方利益博弈的緩慢過程，有人認為我國政府的稅收已經很多，不應該增稅，實際上2010年我國仍有10500億元的預算赤字，發達國家用于科技、教育、醫療和社會福利保障的支出，一般占政府財政支出的60-70%左右，而我國只占21%，我國還應該增加2萬億元用于這些方面的支出，如果在社會均富的問題不能達成共識，將進一步貽誤時機。即使各種稅法在全國人大通過，權大于法情大于法的習慣也使執行難度大，現在少數富人成為偷漏稅的大戶就是證明。我國即使現在就實行西方發達國家的各種稅收，也不能在近期把基尼系數大幅降低，也需要適應過程，貧富差距的變化也有慣性，只能逐漸降低基尼系數，每年大約降低0.02左右，因西方發達國家建立社會福利制度時，從稅收立法到出現效果，直到把基尼系數降低到0.25-0.30左右，經過了十幾年的漸進過程，我國要用十年左右把基尼系數降低到0.3左右也需要很大努力。
不能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不能追求絕對的平均主義，不是消滅貧富差距，而是把貧富差距縮小到合理位置，不能象我國1978年前基尼系數只有0.17，讓人們感覺不到社會上還有貧富差距，出現干和不干一個樣、干多干少一個樣的大鍋飯，所以追求絕對平均也會物極必反。最終把我國的基尼系數維持在0.28至0.32之間，當基尼系數降到0.28時，要減稅擴大貧富差距，增大基尼系數，當基尼系數達到0.32時，要增稅縮小貧富差距，減小基尼系數，通過增稅、減稅調節貧富差距，使我國的基尼系數盡量維持在0.3左右的理想范圍內,在國民收入合理分配方面，只有政府才能有所作為,要對基尼系數進行宏觀調控。國家在制定五年（年度）規劃時，要制定基尼系數要達到的目標，明確政府容忍貧富差距的底線，對私欲要有限制，有些腐敗貪官只所以貪腐幾億元，就是因私欲無限制，只想著自己永遠獲得無限財富，這輩子花不完錢，連兒子孫子也花不完錢，貧富差距越大腐敗現象就越嚴重,因為貪污受賄的目的，就是想自己獨占財富讓別人受窮，即使不能把貪官繩之以法（受到法律制裁的貪官只是少數），也可以通過征收房產稅、消費稅、股票稅、財產稅等把其貪腐財產收繳一部分。政府不制定收入分配的公平政策，貪污受賄現象不可能不猖狂，在收入分配上不公平，整個社會就沒有公平可言，因社會上的一切都是以經濟為基礎的，只有共同富裕社會和諧才是社會主義的真正目的。通過征收財產稅、房產稅和遺產稅對個人私欲進行限制，還可以解決拆遷難的問題，少數釘子戶的無理要求也是因私欲無限制，只想得到大量財富而漫天要價，如果也實行韓國那樣對房產征重稅，房產越多繳稅越多，釘子戶就會越來越少,并且還能抑制房價的過快上漲，所以大幅度縮小貧富差距，能解決很多困擾我國的難題。
作者：劉東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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