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撰寫起因于兩篇報道的閱讀。
報道之一：
“著名經濟學家張維迎 2011年2月16日 在亞布力論壇上發表了題為《好政策與壞政策》的演講，其認為目前幾乎所有的政策都出自各個部門自我利益的保護而制定，過去兩年的經濟擴張政策是壞政策。”
劉泰特評論：張維迎先生的批判精神要大大提倡，即使是愚蠢錯誤的批判性思維也比照本宣科不思考的經濟學家要好，因為他為思想園地提供了反面教材，它是優秀思考生命力的不可缺少的肥料，這是哲學的相反相成。
如若中國的宏觀政策如張先生所說，都是根據自己的利益各自為政，那么更加說明目前中國當務之急，是糾正各個中央部門的經濟軍閥主義，而要學習羅斯福新政的政治經驗，以國家的名義對全國經濟進行義無反顧的統一集中管理，而絕不能按照 張 先生的意見，國家撒手不管，什么都相信市場。市場做不到萬能的道理對婦孺都可以講的清清楚楚，為什么一些著名的經濟學家就像鴕鳥一樣的鉆進市場邏輯的牛角尖，沉溺于子虛烏有的黃粱美夢。
為什么中國眾多經濟學家如此的庸俗和膚淺，想進一步分析，請參考閱讀劉泰特談話81《中國經濟學要補上哲學的啟蒙》，劉泰特談話80《找回哲學的西瓜》，劉泰特談話76《三評許小年：“市場經濟中的個人不必克已”》，劉泰特談話40《張維迎的混亂和輕率》，請在百度搜索新浪劉泰特博客。
目前，中國經濟文化的發展進入一個重大歷史性的轉折關頭，能不能順利的過渡到和諧的現代社會，不僅是對政府執政能力的考驗，更是對中華民族文化智慧生存發展能力的考驗，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因此筆者也當仁不讓，殫心竭力，不怕責備，毫無權宜之心的發表思想，拋磚引玉。
制訂好合理的規劃，權威統一的協調全國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這是今日政府綱舉目張的重中之重。
但是，好的規劃，好的政策，只能來自于好的程序，而一切壞規劃、壞政策，都必然是來自壞的程序，怎樣設計好全國性的政治經濟決策程序，恐怕是政府面臨的創造好政策的第一個難題。
而以前實行的所謂少數精英治國，在不能夠自覺的集思廣益和接受監督的邏輯下，僅憑摸石頭的經驗感覺，必然墮落為少數權貴以權謀私的治國。
該報道接著寫道：“張維迎素來以敢言直言著稱，2009年2月，他便在不同場合反復發表名為《徹底埋葬凱恩斯主義》的演講，引發了社會各界的爭論，今日他延續其一貫立場，發表了題為《好政策與壞政策》的演講，稱過去兩年我國應對金融危機的擴張性經濟政策鼓勵了企業家做錯誤的投資決策，是壞政策，其會導致經濟衰退。”
張維迎所謂“埋葬凱恩斯主義”，是反對國家干預，筆者認為這些年，隨著中國經濟的不健康的膨脹，中國政府宏觀管理經濟的水平越來越差，根源是中國政治唯生產力論的金錢導向，對政府官員發生了致命的腐蝕作用，使公務員利益集團中碩鼠成災。
中國這么大的國家，民族的文化素質還是如此的阿Q，不加以國家權威性的合理的宏觀管理經濟，能行嗎？萬萬不行！
胡適曾經建議蔣介石吸取老莊的讓老百姓自由放任的思想，來建設中國的民主社會，這是對中國文化書呆子式的理解，任何中國政權這樣去試驗一天，社會肯定馬上就雞犬不寧。
歷史文化的慣性，決定著中國今天絕不是要減弱國家管理，而是恰恰相反，要增強國家的控制和管理，因為現在中國的各種社會經濟矛盾在國家權威意志衰弱時，會毀滅性的激化。
現在矛盾的解決是要進行好的國家集中管理的政治建設，并且對以前壞的政策撥亂反正，還要從中汲取經驗教訓。
而做到這一點，第一需要的是處理好政府和人民群眾利益的相互關系，處理好這種關系也就容易代表民族的根本利益，處理好中國經濟發展與自然和諧的關系，因為決策者擺脫了自私的利益，就不會一葉障目，而能夠理智的建立起目光遠大的經濟發展文化。
這就使經濟的問題，必須上升到哲學社會文化的政治層面，才得以解決。
該報道接著寫道：“張維迎說，經濟學家評價政策的第一個標準就是政策的結果是否與其目標相一致。第二個標準時達到目標的成本是否更低、是否有更好的替代方案。第三個標準是產業政策是否鼓勵企業家按照消費者偏好來制定投資。
在這個衡量標準之下，張維迎認為最低工資、限制雇工自由、新的勞動合同法不是好政策，抑制了工作的積極性不利于創業。而北京的汽車搖號、房地產調控當中的限購政策等也都不是好政策。‘鼓勵企業家根據政府的偏好來決定投資也不是好政策’”。
這段話是一面鏡子，中國主流經濟學家持這種思維方式的大有人在，它可以作為反面教材，讓我們認識清楚，什么叫庸俗經濟學的見物不見人，這種觀點把政府當做沒有人性，只有金錢和物質屬性的扒財鬼和守財奴。
庸俗經濟學的本質特點就是精神侏儒，它的最大危害就是把民族文化引誘到用靈魂去與物質交換，因此對庸俗經濟學的批判，必須站在哲學文化的高度，否則在物質關系上永遠是跟他們扯不清楚，或者是隔靴搔癢。
該報道接著寫道：“高西慶對張維迎自由放任的觀點持反對意見。他在題為《新的十年要有新思維新力量》的發言中稱，面對有著13億人口乃至不斷增長至16億人口的大國，希望政府‘什么都別管’的想法是不現實的。高西慶直言，有些人存在‘不過了’的心態，‘瀟灑走一回就算完，我覺得這不行，不能持續。’
高西慶舉例，按照中國目前每年資源消耗的方式繼續下去，全世界的資源都會消失。如果政府不管，‘地球有這么多資源嗎？’”
我在很多文章中發表了與高西慶一樣的擔憂，看來這種擔心越來越不是危言聳聽，只有這種呼聲越來越高，一浪高過一浪，中國才有希望。
實現這種希望，中國必須來一場否定之否定的文化大啟蒙。
報道之二：
《國際財經時報》 2011年02月22日 發表《李稻葵挺北京限購，許小年批其斯文掃地》。
“北京市政府日前出臺房地產市場調控新政（京15條），規定外地人購房須提供五年納稅證明。
對于如此嚴厲的限購政策，清 華大學 教授、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李稻葵第一時間在微博上發言表示支持，他寫道，‘京15條：不要急，預計未來5年納稅條件可能降到3年。愚以為5年太猛，未來一定會調。但方向正確。實話實說，09年5月，作為北京人民代表，與郭市長集體見面，我發言呼吁限購。10年在上海，市領導學習會上，也是如此建議。每次都承諾我會第一批出來輿論支持，茲兌現承諾。’
他還回復了某網友的質疑，‘請稍微琢磨一下京15條：此番限購的直接收益者應該是有北京戶籍還沒買房的。短期內外地人沒法和你競爭啦。’
此論一出，引發業界愕然。知名地產商任志強反問道，‘這也叫經濟學？’
易凱資本有限公司CEO王冉則寫道，‘稻葵雖是學長，但這次學弟實在不敢茍同。這種政府直接硬性扭曲需求的行為是準計劃經濟的復活。在所有調控市場的手段中，限價是最壞的，也是不到萬不得已不能輕易使用的手段；比限價還要壞的只有一個，就是限購。我們這次把比最壞還壞的都用上了。如果這也是方向正確，除非我們是身在南極心向北極。’
而更為激烈的批評來自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經濟學教授許小年，他直接寫道，‘斯文掃地，學界悲哀。歸去來兮，自由之精神，歸去來兮，獨立之思想。’
有讀者在評論我的文章時說，中國都是被精英搞壞的，我回答：不是，中國精英越多越有希望，可惜因為中國的精英太少太少，于是出現了很多外強中干的假精英。以上一些大名赫赫的精英，是真的嗎？我看根本不夠資格。
任志強等人眼中的經濟學和所謂自由，就是把人和社會當做機械運動的機器，而這部機器的所有運動，都必須服從他們強者的弱肉強食的自由意志。
請問 任 先生，中國土地買賣中的市場尋租和官商勾結，中國農民不公平的廉價勞動力的政治經濟地位，中國證券市場不公平的井噴性的造就富豪，中國偷偷的改制，明火執仗的化公為私，難道這些才是你們看順眼的經濟學？
——獨立思考 閱讀經典—— 蘇州雨果書店與您交流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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