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理論的兩個誤區　　

徐漢成　　

中國的改革開放是鄧小平理論指導的，歷經了三十多年后，諸多的改革既已有了過程，亦已有了結果。近些年來，關于鄧小平理論的爭論日趨增多。有人認為，中國是在鄧小平理論指導下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的。也有人認為，雖然，中國的經濟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但是，鄧小平反復強調以公有制為主體，不搞兩極分化，堅持共同富裕，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因而中國走上資本主義道路并不是鄧小平理論導致的。毛澤東說：“判定認識或理論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觀上覺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觀上社會實踐的結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標準只能是社會的實踐。實踐的觀點是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觀點。”（毛澤東—實踐論1937年7月）　　

因此，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站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上，用階級斗爭與階級分析的觀點，以歷史唯物主義與辯證唯物主義的態度，全面地、歷史地去分析、理解鄧小平的理論，對于中國當前的撥亂反正，對于以后的革命和建設均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近些年來，盡管一部分人從理論，哲學、邏輯等方面對“貓論”“先富論”“摸著石頭過河論”等一系列論點進行了質疑，但筆者認為，雖然上述論點值得商榷，但并不足以危害社會主義的根本制度，縱觀鄧小平理論，存在著以下兩方面的誤區：　　

一、誤區之一：“改革”與“改制”　　

新中國的成立，標志著新的國家政權的誕生，社會主義制度并沒有建立，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是經過三大改造實現的。一九五七年三大改造的完成，實現了生產資料私有制轉變為公有制，標志著我國基本上確立了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建立了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為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創造必要條件。從此，進入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關于我國的社會主義三大改造，1979年，鄧小平說：“我國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勝利完成，是我國和世界社會主義歷史上最光輝的勝利之一。”（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86頁《新時期的統一戰線和人民政協的任務》）。1985年，鄧小平又說：“過去我們進行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建國后完成了土地改革，又進行了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建立了社會主義經濟基礎，那是一個偉大的革命。”（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34頁《對中國改革的兩種評價》）　　

關于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1979年，鄧小平說：“我們相信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的制度優越。它的優越應該表現在比資本主義有更好的條件發展生產力。”（鄧小平文選《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第2卷第231頁）他又說：“我們反對把階級斗爭擴大化，不認為黨內有一個資產階級，也不認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在確已消滅了剝削階級和剝削條件之后還會產生一個資產階級或其他剝削階級。”（鄧小平文選《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第2卷第168頁）　　

關于我國在公有制條件下取得的經濟建設成就，1979年，鄧小平說：“我國工農業從解放以來直到去年的每年平均增長速度，在世界上是比較高的。”“社會主義革命已經使我國大大縮短了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經濟發展方面的差距。我們盡管犯過一些錯誤，但我們還是在三十年間取得了舊中國幾百年、幾千年所沒有取得過的進步。”（鄧小平文選《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第2卷第163頁、167頁）　　

縱觀鄧小平的一系列論述，我們可以看到：　　

第一、鄧小平對我國的社會主義三大改造不僅持肯定態度，而且認為是我國和世界社會主義歷史上最光輝的勝利之一。　　

第二，鄧小平認為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制度優越。我們雖然犯了錯誤，但我國工農業從解放以來的每年平均增長速度，在世界上是比較高的。在三十年間取得了舊中國幾百年、幾千年所沒有取得過的進步。　　

第三，鄧小平之所以不認為黨內有一個資產階級，就是因為社會主義制度既消滅了剝削階級又消滅了剝削條件，所以不會產生資產階級。　　

然而，　1985年9月23日　，鄧小平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的講話中說：“在改革中，我們始終堅持兩條根本原則，一是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為主體，一是共同富裕。有計劃地利用外資，發展一部分個體經濟，都是服從于發展社會主義經濟這個總要求的。鼓勵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也正是為了帶動越來越多的人富裕起來，達到共同富裕的目的。”（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42頁）在此期間，鄧小平多次闡述表示要發展私有制經濟。　　

在鄧小平關于發展一部分私有制經濟的思想指導下，　1984年10月20日　，中國共產黨第十二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中說：“當前要注意為城市和鄉鎮集體經濟和個體經濟的發展掃除障礙，創造條件，并給予法律保護。特別是在以勞務為主和適宜分散經營的經濟活動中，個體經濟應該大力發展。” 從此,私有制的復興在中國拉開了序幕，　　

1988年，國務院出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私營企業管理暫行條例》從此，私營經濟在我國有了合法地位，中國的經濟進入一個混合經濟年代。　　

既然贊同社會主義的三大改造，相信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制度優越，我國工農業的年平均增長速度在世界上是比較高的。消滅了剝削階級與剝削條件，為什么還要讓私有制卷土重來？采用私有制的方式來發展經濟？重新創造剝削條件？是不是認為“三大改造”搞得太早了？社會主義不如資本主義優越？是不是要重新補上資本主義一課？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基本制度，是社會主義“質”的核心主體，是社會主義經濟的綱。　1974年10月20日　，毛主席在會見丹麥首相保羅·哈特林時說：“總而言之，中國屬于社會主義國家。解放前跟資本主義差不多。現在還實行八級工資制，按勞分配，貨幣交換，這些跟舊社會沒有多少差別。所不同的是所有制變更了。”從毛主席的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到，區別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就是所有制。因此，如果在社會主義中“發展一部分個體經濟”就抹殺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區別，是一個涉及改變社會主義制度的大是大非的問題。說穿了，這就不是經濟體制的改革，而是改變社會主義制度的“改制”了。　　

關于在改革中會不會產生資產階級的問題，鄧小平說：“我們允許一部分人先好起來，一部分地區先好起來，目的是更快地實現共同富裕。正因為如此，所以我們的政策是不使社會導致兩極分化，就是說，不會導致富的越富，貧的越貧，我們不會容許產生新的資產階級。”（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74頁《答美國記者邁克·華萊士問》1986年9月2日） “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什么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鄧小平文選《一靠理想二靠紀律才能團結起來》1985年3月7日，第3卷第111頁）　　

從鄧小平的上述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到,鄧小平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理念是：一、堅持公有制為主體，二、發展一部分私營經濟，三、不會產生資產階級，四、如果產生資產階級，那我們的改革就是走上邪路了。這就向我們提出了一個理論上的課題：即在私有制的條件下，會不會產生剝削？會不會產生兩極分化與資產階級？因此，判定鄧小平理論是否正確的標準是實踐，就是說，在發展一部分私有制經濟的情況下，如果產生了兩極分化與資產階級，則說明鄧小平的理論是錯誤的，是站不住腳的，同時也就說明中國的改革走上了邪路，反之，如果按照鄧小平關于發展一部分私有制經濟，中國并沒有產生兩極分化，也沒有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則說明鄧小平的理論是正確的，中國的改革沒有走上邪路。　　

毫無疑義，鄧小平所說的“發展一部分個體經濟”，實際上就是發展一部分私有制經濟，其目的是作為公用制經濟的補充，他認為并不會影響到公有制為主體的地位，不會改變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但是，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和大批地產生著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發展私有制經濟，就必然為剝削創造了條件，就必然會產生資產階級，這是一個基本常識，這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是馬克思主義關于剩余價值的最基本的原理。令鄧小平沒有想到的是，在生活資料私有制的條件下，在混合經濟條件下，私有制經濟實際上就是賄賂經濟，私有制經濟之門一旦開啟，必將依附在公有制經濟之上，吸公有制經濟的精，喝公有制經濟的血，瘋狂的與公有制爭奪原料與市場，使中小型公有制經濟失去了了活力。由于鄧小平的改革理論缺乏對私有制經濟發展的規范與遏制，對私有制發展后果缺乏前瞻性，因此，在鄧小平去世后，掀起了離經叛道的“改制”狂潮，雖然，鄧小平理論始終強調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從來沒有過關于“改制”的論述，但是，在鄧小平理論的指導下，私有制經濟一步一步走向壯大，公有制一步一步被摧毀，兩極分化日趨嚴重，我們還是讓實踐與數據來說話吧：　　

一、我國的私有制經濟已占整個國民經濟的80﹪以上，生產資料所有權是區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根本標準，這就說明鄧小平所說的“公有制”為主體已不復存在！在生產資料所有制上已改變了社會主義的根本屬性！　　

二、我國的基尼系數已達0.47，貧富差距已突破合理界限。”超出了社會容忍的“紅線”。這就說明我國的兩極分化是到了十分嚴重的地步！　　

三、《2010胡潤財富報告》調查顯示，截至2009年底，除香港、澳門、臺灣之外的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中，中國的千萬富豪人數已達87.5萬人，相比2008年增長6.1%。其中，億萬富翁達到5.5萬人，十億富豪和百億富豪分別有1900人和140人。百萬富翁已不計其數！這就充分說明我國已經創造了一個龐大的資產階級！鐵的事實印證了鄧小平關于“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什么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的論斷。　　

毛澤東說：“我們的國家，如果不建立社會主義經濟，那會是一種什么狀況呢？就會變成修正主義的國家，變成實際上是資產階級的國家，無產階級專政就會轉化為資產階級專政，而且會是反動的、法西斯式的專政。這是一個十分值得警惕的問題，希望同志們好好想一想。” （《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2年1月30日）　　

二、誤區之二：防“左”與反右　　

毛澤東說：“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這個歷史階段中，始終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始終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　　

新中國已成立了六十多年，有人將改革開放前后分為兩個三十年。在前三十年中，中國的革命與建設是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作為指導思想的。除了經濟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之外，中國人民經歷了兩次影響深遠的政治運動：1957年的反右派斗爭與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要搞清楚什么是“反右”，必須先搞清楚什么是右派？1980年,鄧小平說：“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爭還是要肯定。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確實有一股勢力、一股思潮是反社會主義的，是資產階級性質的。反擊這股思潮是必要的。我多次說過，那時候有的人確實殺氣騰騰，想要否定共產黨的領導，扭轉社會主義方向，不反擊，我們就不能前進。”（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294頁《對起草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意見》），鄧小平不僅對反右作了肯定，而且對右派的性質做出了清楚的闡述，所謂“右派”,就是一股否定共產黨的領導，扭轉社會主義方向的勢力。因此，所謂“反右”，就是反擊右派向共產黨進攻的思潮。　　

而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從反修防修出發的，旨在批判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毛澤東說：“要警惕出修正主義，特別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義。”（轉引自一九六七年《紅旗雜志》第三期）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在前三十年，毛澤東是將“反右”與“防修”作為全黨和全國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主線的。反右主要是打退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等具有資產階級世界觀、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說話，具有走資本主義道路傾向的所謂知識“精英”們向共產黨的猖狂進攻，而“防修”則是批判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反右也好,防修也好,其目的只有一個，這就是鞏固社會主義制度，防止資本主義復辟！　　

1980年8月，鄧小平在會見意大利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時說：“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來說，是出于避免資本主義復辟的考慮，但對中國本身的實際情況作了錯誤的估計。首先把革命的對象搞錯了，導致了抓所謂‘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樣打擊了原來在革命中有建樹的、有實際經驗的各級領導干部，其中包括劉少奇同志在內。”（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46頁《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從上述的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到：鄧小平認為毛澤東對“中國本身的實際情況作了錯誤的估計，把革命的對象搞錯了”因此對文化大革命作了全面的否定。　　

在后三十年的改革開放期間，是以鄧小平理論作為指導思想的。在這三十多年中，雖然經濟建設上也取得了發展，但是在鞏固社會主義制度上卻出現了不可估量的損失。　　

1981年，鄧小平說：“重點是糾正指導思想上‘左’的傾向，但只是這樣還不能完全解決問題，同時也要糾正右的傾向。”（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79頁《關于反對錯誤思想傾向問題》）“我們今后不搞反右運動，但是對于各種錯誤傾向決不能不進行嚴肅的批評。”（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90頁《關于思想戰線上的問題的談話》1981年7月17日）此后,鄧小平在不同的場合,多次作了“防左”的闡述。由此,從黨的十四大開始，一直到十七大，新修訂的黨章中都有這樣一段重要的論述：“反對一切‘左’的和右的錯誤傾向，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如上所述，在改革開放中，鄧小平是將“防左”作為全黨與全國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主線的。當然，鄧小平所說的“左”指的是極左思潮，所謂“極左”就是將階級斗爭擴大化，思想斗爭激烈化，路線斗爭公開化。而不是常態下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左”，這一點也是毋庸置疑的。　　

理論需要通過實踐的檢驗，雖然鄧小平對“反右”斗爭作了肯定，但他仍然強調主要是“防左”，而關于文化大革命中批判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與反修防修這一立論，鄧小平是持否定與反對態度的。這就向我們提出了一個理論上的重大問題：即在社會主義歷史階段，到底是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還是“左”的危險性？換言之，是“右”對社會主義制度具有破壞性，還是“左”對社會主義制度具有破壞性？因此，我們不妨將后三十年來的實踐作為檢驗鄧小平關于“防左”理論正確與否的依據，并作為判斷反右與文化大革命正確與否的試金石，如果在改革開放后的三十多年中，并沒有出現右派的干擾，而是屢屢出現“極左”思潮干擾了黨和政府的經濟工作，在政治上造成動亂，那么就證明鄧小平將“防左”作為全黨和全國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主線是正確的，反之，如果出現了右派思潮，干擾與破壞了社會主義，則說明鄧小平將“防左”作為政治工作主線的理論是一個誤區。同樣，如果出現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實踐證明了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則說明毛澤東對中國本身的實際實際情況估計是正確的，如果沒有出現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并不存在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則說明毛澤東的估計確實是錯誤的，第二，那么則說明革命的對象沒有搞錯，反之，黨內并不存在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者，則說明毛澤東搞錯了革命的對象。　　

事實勝于雄辯的是：由于文革遭受到了全面的否定，早在改革初期，全盤西化的言論就濁浪翻滾。黨內外一批具有資產階級思想的所謂“精英”們就跳出來，掀起了一層又一層旨在推翻共產黨的領導與社會主義制度的惡浪。由于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不僅對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存有抵觸情緒，且有同流合污之意。資產階級自由化泛濫成災，出現了多次動亂的跡象。胡耀邦下臺后，新上任的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重蹈胡耀邦覆轍，縱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精英”們變本加厲，最終導致了右派分子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等人利用學生反官倒、反腐敗的情緒，與西方顛覆社會主義的勢力相勾結，策動了一九八九年的學潮，而后又演變成為了一場政治動亂。致使在短短三年內倒臺了兩個黨的總書記的歷史悲劇。　　

什么是資產階級自由化？鄧小平說：“所謂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要中國全盤西化，走資本主義道路。”（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07頁《中國只能走社會主義道路》1987年3月3日）從鄧小平為“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定義來看，所謂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與“右派分子”從理論、言論、目標上去看，如出一轍、一脈相承，沒有絲毫的差別，只是說法不同而已。　　

胡耀邦、趙紫陽是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人，是不折不扣的“當權派”如果他們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就是共產黨的、社會主義與人民的當權者，反之，如果不能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與主張“全盤西化”的“精英”們同流合污，那么，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也就印證了毛澤東所說的“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義”的論斷！　　

鄧小平說：“我們發現靠我們這老一代解決不了長治久安的問題，兩個人都失敗了，而且不是在經濟上出問題，都是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上栽跟頭。這就不能讓了。” （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80頁《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　　

綜觀建國后六十多年來，反右斗爭也好，文化大革命也好，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也好，盡管這三次運動的說法不同，方式不同，但性質與目的是一致的，這就是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　　

政治是為經濟服務的，社會主義政治的目的就是為了保衛社會主義制度，就是為了保衛無產階級專政，就是為了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就是為了保護共產黨的領導，因此，以“防左”作為政治工作的主線，實際上也就是顛倒了“反右”與“防左”的主次關系，在鄧小平離開政壇后，其后果是十分嚴重的：　　

一、當政者對毛澤東思想諱莫如深，對階級斗爭是噤若寒蟬。中國的社會意識形態一步一步向資本主義轉化。　　

二、九十年代中后期，舉國掀起了“改制”大躍進，動搖與毀壞了社會主義的根基。改變了社會主義的根本制度，二十世紀初又將新生的資產階級分子冠之以“社會主義建設者”的稱譽并廣泛拉進各級黨政權力機關，抹殺了無產階級專政與資產階級專政的區別。　　

三、雖然平息了一九八九年的政治動亂，但反毛、非毛者肆無忌憚，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勢力一刻也沒有停息，危及了共產黨的領導。　　

三、立場與方法　　

長期以來，很多人困惑不解，為什么鄧小平1979年就提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八十年代初期就提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此后又多次反復強調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但中國的經濟制度為什么還是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　　

由于鄧小平一方面強調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一方面又將“防左”作為改革中的政治主線，這就導致了思想與理論上的混亂，又由于改革產生了兩極分化，產生了新的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遭到毀壞，鄧小平理論遭遇尷尬：一方面，對于新生的資產階級，黨的高層難以向民眾解釋。只好用“階層”一詞來解釋，對于經濟制度的改變，只好用“特色社會主義”來解釋；另一方面，堅持社會主義的左派們也紛紛對鄧小平的改革理論提出質疑，認為是鄧小平理論成為了發展私有制經濟的始作俑者，創造了新的資產階級。由于鄧小平提出了“我們的政治體制改革是有前提的，即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332頁《結束嚴峻的中美關系要由美國采取主動》1989年10月26日）而夢想復辟資本主義的右派們則抱怨鄧小平為他們全盤西化、全面走資本主義道路設置了障礙。因而不得不抬出胡耀邦、趙紫陽來貶低鄧小平。　　

因此，堅持社會主義的人們必須用辯證的態度客觀的對待鄧小平的理論，雖然，鄧小平理論存有誤區，但是在改革開放中，鄧小平畢竟反復多次強調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復強調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在一九八九年自由化分子掀起動亂與暴亂中，與當年健在的老革命家們一道采取果斷措施平息了動亂。否則，中國的社會主義將葬送在蘇聯之前，中國共產黨也擺脫不了蘇聯共產黨的命運。因此，從鄧小平處理胡耀邦、趙紫陽與一九八九年對動亂事件的處理來看，雖然，鄧小平顛倒了反右與“防左”的關系，但是當社會主義生死攸關時刻，當決定共產黨命運的歷史關口，他還是堅定不移的站在四項基本原則的立場上的。　　

在改革開放中，雖然，人們將鄧小平稱之為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但鄧小平從來沒有固守自己的個別論斷。早在　1986年9月2日　，鄧小平就對美國記者邁克·華萊士說：“從另一個意義來說，我們現在做的事都是一個試驗。對我們來說，都是新事物，所以要摸索前進。既然是新事物，難免要犯錯誤。我們的辦法是不斷總結經驗，有錯誤就趕快改，小錯誤不要變成大錯誤。”（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74頁）從鄧小平對華萊士說的話來看，對于改革的一系列舉措，鄧小平的心中也是沒有底的，他認為都是一個試驗，難免會犯錯誤，因此需要不斷總結經驗，有錯誤就趕快改，不要變成大錯誤。　　

當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動亂初期，鄧小平就開始反思，他說：“如果說我們過去對‘左’的干擾注意得多，對右的干擾注意不夠，那末這次學生鬧事提醒了我們，要加強注意右的干擾。我們必須排除干擾。”（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98頁《排除干擾，繼續前進》1987年1月13日）　　

一九八九年的動亂之后，鄧小平就開始對改革進行進一步的反思,他說“四個堅持本身沒有錯，如果說有錯誤的話，就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還不夠一貫，沒有把它作為基本思想來教育人民，教育學生，教育全體干部和共產黨員，這次事件的性質，就是資產階級自由化和四個堅持的對立。” （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05頁《在接見首都戒嚴部隊軍以上干部時的講話》1989年6月9日）　　

理論是為實踐服務的，必須付諸于指導實際工作，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怎樣保衛社會主義制度？防止資本主義復辟？毛澤東采用的是人民民主的形式，試想，在反右與防修中，如果僅僅是通過寫文章，發表講話能夠起到預期的效果嗎？能夠打退右派向黨的進攻嗎？能夠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嗎？當然是不可能的！因此，文革的開展形式就是通過群眾運動，采取大批判的形式，誰要是想走資本主義道路，人民就可以造你的反，只許他們規規矩矩，不準他們亂說亂動，誰要是走資本主義道路，人民就可以“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　　

毫無疑問，采用依靠人民群眾的力量來保護社會主義制度，鄧小平是持反對態度的，與毛澤東截然不同的是，面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面對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處理胡耀邦的問題上，鄧小平采用的是個人的權威，1987年1月20日，鄧小平會見津巴布韋總理穆加貝時說：“我們對胡耀邦同志問題的處理是合情合理的，可以說是處理得非常溫和，問題解決得也很順利。”（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01頁《加強四項基本原則教育，堅持改革開放》1987年1月20日）　1987年3月3日　，鄧小平會見美國國務卿舒爾茨時說：“拿中央的人事變動來說，我們歷來對待這樣性質的事總是過分，鑒于過去的經驗教訓，我們這次用很溫和的方式來處理這件事。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我們不搞運動，盡量縮小這個問題的范圍，減輕這個問題的性質和分量。”（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07頁《中國只能走社會主義道路》　1987年3月3日　）　　

從鄧小平的上述論述看，面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面對黨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鄧小平不主張大張旗鼓的給予批判與反擊，不主張搞群眾運動，不主張讓人民參與，而主張采取的是溫和的形式。什么是溫和的形式呢？這就是利用他個人的資歷與在黨內的威望逼使胡耀邦辭職。鄧小平說：“我還要說，我們社會主義的國家機器是強有力的。一旦發現偏離社會主義方向的情況，國家機器就會出面干預，把它糾正過來。開放政策是有風險的，會帶來一些資本主義的腐朽東西。但是，我們的社會主義政策和國家機器有力量去克服這些東西。所以事情并不可怕。”（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39頁《改革是中國發展生產力的必由之路》1985年8月28日）眾所周知，鄧小平是我國老一代核心領導人，在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老一輩革命家去世后，復出工作后理所當然的成為了黨和國家的領導核心，在胡耀邦、趙紫陽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期間，鄧小平任軍委主席，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等職務，雖然沒有擔任黨內外最高職務，但成了實際意義上的領導核心，這是一種特殊的歷史背景與政治條件，但是，人總是要死的，這是一種客觀的自然規律，但是，這一種歷史背景與條件只能是暫時的，不可能是長久的，如果失去了這一種歷史條件與背景，一旦政權掌握在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者的手中、誰來啟動國家機器？　　

對于這個問題，直至一九八九年經歷了那場政治風波后，鄧小平開始反省，他對幾位中央負責同志的談話時說：“現在看起來，我的分量太重，對國家對黨不利，有一天就會很危險。國際上好多國家把對華政策放在我是不是病倒了或者死去了上面。我多年來就意識到這個問題。一個國家的命運建立在一兩個人的威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險的。不出事沒問題，一出事就不可收拾。”（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10—311頁《第三代領導集體的當務之急》1989年6月16日）　　

綜上所述，在鄧小平主政的十年間，雖然他反復強調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復強調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但是，由于他同時又強調將“防左”作為政治工作的主線，將人民的力量排除在局外，沒有找到一個將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付諸于實際工作中的方法，因而使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理論成為了“孤家寡言”除了鄧小平之外，其他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并沒有一以貫之，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只能局限于書面與口頭上，因而使得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成為了一紙空文。　　

鄧小平在離開主政后，對自己的理論進行了反思，在南巡講話中說：“中國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 “依靠無產階級專政保衛社會主義制度，這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觀點。馬克思說過，階級斗爭學說不是他的發明，真正的發明是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歷史經驗證明，剛剛掌握政權的新興階級，一般說來，總是弱于敵對階級的力量，因此，要用專政的手段來鞏固政權。對人民實行民主，對敵人實行專政，這就是人民民主專政。運用人民民主專政的力量，鞏固人民的政權，是正義的事情，沒有什么輸理的地方。”（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80頁《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1993年9月，他在與鄧墾的談話中，不無憂慮地說，“現在看，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更是警告“富裕起來后財富怎樣分配也是大問題”，“發展下去總有一天會出問題。”　　

這里，雖然鄧小平提出來“中國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的論斷，提出來“依靠無產階級專政保衛社會主義制度”的命題，實際上也就是認同了毛澤東關于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學說。然而，四項基本原則不是一句空洞的口號，而是有著具體的實實在在的內涵的。社會主義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中國建設與改革的路還很長，當前，鄧小平理論仍然作為改革的指導思想，既然鄧小平理論存在著誤區，那么，真正的共產黨人就理應本著求真務實的態度，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對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做出適時的調整，以回到社會主義正確的軌道上來。　　

二0一一年二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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