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可奈何花落去 似曾相識燕歸來

介紹上世紀三十年代一篇批孔檄文：《失落靈魂的革命》

家春秋

筆者出生于上個世紀三十年代，數年前狂書店看到一本李繼鋒主編名為《1934：沉寂之年》的20世紀中國編年叢書之一，便買下來，想看一看筆者出生的年代究竟是怎么樣的一個世界。

令筆者有點失望的是，據主編介紹，1934年是一個很不起眼的年份，正如書名標明的那樣，是一個沉寂之年，除了紅軍長征始于此年，算是一件能引人矚目的大事件外，這一年有點平淡，它降臨時就沒人看好。

話雖如此，今天回眸一瞥，事實似乎并非完全如此，因為如果沒有發生始于此年后來中國歷史上稱之為震驚中外的中國工農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的話，中共和中國革命成功之路會如何走，隨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會如何建立，恐怕將成為后人們浮想聯翩的問題。

另外，這一年美國資本主義制度引發的經濟危機余波未了，中國和西方世界經濟所受重創，遠未恢復元氣；日寇于1931年侵占東三省后，也沒有放棄侵華的野心，而蔣介石則乘著日寇放緩侵華步伐，一面發起“新生活運動”，意圖改善自己一介武夫的公共形象，一面悄悄地加強特務組織，在廬山開辦軍官訓練團以加強軍官階層對他的效忠；他的密友和謀士、國民黨反共理論家戴季陶也不甘寂寞，大搞復古、讀經和尊孔等貽笑大方的活動。更為重要的是，蔣介石對始于此年的紅軍長征進行圍追堵截，必欲置紅軍于死地之同時，還血腥鎮壓了十九路軍將領蔡廷鍇建立的福建人民政府和妄圖一舉消滅長江流域的蘇維埃政權。

因此，筆者眼中的1934年，在20世紀中國編年史上，雖說是一個不起眼、平淡和沉寂的一年，卻是一個不可多得具有非凡歷史意義的一年。

本書厚達251頁，幾乎涵蓋了有關當年發生的各類重大事件的新聞報道和文章，從政治、經濟、外交、軍事、文化到社會生活，名人介紹，風俗民情，無所不包，內容豐富，形式多樣，語言生動有趣，值得一讀。

而特別令筆者感興趣的是一篇題為《失落靈魂的革命》的“隨想錄”，對當年以蔣介石密友和“文膽”戴季陶為首的國民黨右派份子大搞尊孔讀經等復古活動，進行了無情的揭露和撻伐，勾勒出這些原先所謂的革命者，當激情一旦衰退后，自然而然地表現出來的一副活脫脫的迂腐不堪的反動嘴臉和本性，讀了不但振聾發聵，而且，大徹大悟，猶如醍醐灌頂。

聯想起在建國近61年的新中國，世界也早已進入21世紀的今天，居然還有人甘冒天下之大不韙，公然在社會主義中國的首都神圣的北京天安門廣場心臟地帶，豎立起一尊有9米高佩帶著一把利劍被歷代帝王和蔣介石國民黨反動統治者尊為偶像的孔老夫子的青銅像，這無異于把這個在上世紀一二十年代就被無數中國熱血青年和先進的知識分子打倒的孔老夫子，重新抬上神壇，頂禮膜拜，實在是令人匪夷所思。而這篇上世紀三十年代批孔的檄文，簡直就像是一面照妖鏡，把今天的這些丟失了靈魂的革命者的真面目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無所遁形。

“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歷史似乎再次印證了自己往往有其驚人的相似之處的客觀事實。現將這篇“隨想錄”一字不漏照抄于下，愿與讀者共享：

[隨想錄]

失落靈魂的革命

厲小健

中國有好多言行不一的怪事，只是大家習以為常，不覺其怪罷了。就拿最神圣的“革命”一詞來說，便是一例。革命總伴隨著革命者發自內心深處的渴求、一股無法抑制的激情，為追求純真的理想，功名利祿，甚至是生命的犧牲也在所不惜。而當激情一衰退，革命就失去了靈魂，甚至顯得不可理喻。如果這時還以革命者自居就有點虛偽可笑，而且有點居心叵測了。國共分手后的國民黨領袖就是如此尷尬的一群，不管他們嘴上把“革命”講得多么轟轟烈烈，總免不了讓人有沐猴而冠的感覺。

一、戴季陶的故事

誰都知道，戴季陶是蔣介石的密友。他早年以“天仇”（與清廷不共戴天之意）筆名宣傳革命、共和，為一情感激越的革命份子，五四前后對社會主義也有濃厚興趣，還差點成為最早的中國共產黨人。

到國民黨掌握政權后，他官居考試院院長，卻一心一意回歸傳統?？荚囋撼闪r，戴季陶特意將辦公樓和考場建造得和孔廟布局相仿佛。他有一個獨特的理論，即中國由一個偉大的“道統”維系著，周公、周文王、周武王、孔子都是“道統”中的一環，可惜這一環到孔子和孟子時就中斷了，到兩千多年后才出了個孫中山給連接上。同時，他還下令衛兵一律佩劍而不帶槍，顯示主人的古雅不群。政府擬訂文官的禮服時，又是他出頭主張不宜有西化嫌疑的中山裝為禮服，而以古典的藍袍黑馬褂為禮服，建議獲得通過后，他很是自豪了一陣。他的保守心態在1934年的“古墓風波”和“時輪金剛法會”上再度充分顯現。

1934年3月28日，戴季陶等一行三十余人由南京啟程前往西北考察水利及交通。4月11日，上海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及行政院長汪精衛、教育部長王世杰、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等同時收到戴季陶的西安來電，內容與他出行的使命無關，而是要求政府通令全國，嚴禁發掘古墓。他的措辭很嚴厲：“何必發墓，然后為學？民德之薄，至今而極。此心不改，滅亡可待?！彼膽B度極明朗，尋取學術材料的考古等于挖人祖墳，要與盜墓者一樣，一律依刑律專條嚴辦。

戴季陶的這一通電出自他日漸濃厚的佛教意念。自20年代一次投長江自殺被人救起后，他便開始信佛，老而彌篤。在西安楊虎城將軍作東的酒宴上，他聽到當時正在西安從事考古的徐炳昶（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的談論，忽有所感。在這位一向提倡“將中華民族從根救起來”的黨國元老看來，考古發掘無疑是挖了祖宗的根，同私掘古墓毫無二致。于是乎，“保墓賢人別有思，痛心考古播邪辭”（陳獨秀獄中作《金粉淚》詩句），有了這么個被學術界貽笑大方的通電。

13日，南京的《民生報》、北京的《世界日報》等以《戴傳賢反對考古   請禁科學家發掘古墓的通電》的標題登載出來。教育部長王世杰不敢怠慢元老，在戴電發出后的第二天，當即復電解釋：發墓取物之事，頗聞各地有古董商或不良分子為之，在考古學術機關實際上尚屬罕見。本著息事寧人的態度，他保證要從嚴取締不法分子的行為，并提醒考古機關不得侵害有歷史意義的古墓。14日，蔡元培代表學術界對戴季陶的西安通電作了答復，稱學術性的發掘不僅沒有破壞民族歷史，而且足以恢復千余年歷史的可靠性，不應該泛加禁止。此事最后不了了之。

戴季陶不只在古墓風波中表現得迂腐不堪，他的佛教情結和對佛教的虔誠也逐漸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西藏的班禪九世是戴季陶最崇敬的活佛，關于他向班禪學習法術的各種傳聞時常見諸報章。1935年3月，戴季陶等在上海發起組設“時輪金剛法會”，請班禪往杭州建立“時輪金剛法會”。各地軍政首要黃郛、張群、張學良、朱紹良、馬鴻逵、劉鎮華、商震、沈鴻烈、韓復榘、熊式輝等二十余人響應。蔣介石也致電囑浙江省及杭州市政府予以便利。與戴季陶不同，蔣介石此舉純粹是為了政治上討好班禪，因為在處理內蒙古和西藏事務時，班禪的影響力是不可缺少的。

“時輪金剛法會”正式開場后，由九世班禪在杭州靈隱寺設置道場，禱告誦經，“祈世界和平，消除國內災害”。但杭州市工會、農會、教育會、婦女會、杭州《民國日報》等公開批評“時輪金剛法會”是愚昧迷信之舉，蔣介石為制止各方的反對，出面向新聞界發表談話，稱法會意在慰勞班禪，聯絡漢藏感情。北京的劉半農教授為此寫題為《南無阿彌陀佛戴傳賢》的文章痛加針砭。他評論說：“孫中山先生致力革命四十年，目的只是要教一大堆俯伏在皇帝腳下的奴隸，站直起來做人。戴先生到了可站直的時候，卻因站得腿酸，仍要跪到班禪腳下去做矮子，這原是戴先生個人的癖好，說得好聽些是信仰自由，我們盡可以不理會，但如戴先生要利用他的地位，使他個人的癖好發揚滋長而遍及于全體民眾，那是我們有腦筋的人決不能容忍的。”

從革命的宣傳家一舉變成傳統的衛道士、佛祖的誠實信徒，戴季陶為我們演示了滄海變桑田的詭譎。如果再想到他是蔣介石的政治靈魂，事實就很清楚了：國民黨雖然一直與革命相伴，但舊紳士的氣息依舊是很重的。

                  二、 讀經

南京政府建立后，對文言情有獨鐘，正式公文一直使用文言，遲至1934年才使用標點。除了文言的形式，讀經也興趣盎然。

1932年年底，教育部頒布的《高級中學普通科課程標準》，明確規定畢業最低限度第四條為“能自由運用語體文及平易的文言文作敘事、說理、表情、達意的文字”。于是，雕琢的、鋪張的、艱澀的文言文恢復了社會寵兒的地位。1933年6月，廣東的陳濟棠提案：各學校應該注重讀“五經”、“四書”，每周至少在六小時以上，還要青年讀《孝經新詁》。有一家報紙特撰評論，說“自北大所謂新潮流發生之后，斥經書為死物，署禮教為桎梏”，“于文字則尚白話”，“然行之數年，黌舍中之課藝，求一文從字順者不可或得；而禮教既倒，共產黨乃遍于中國矣”，為陳濟棠的提案喝彩。1934年，國民黨中央政治學校教授汪懋祖在《時代公論》上發表《禁止白話與強令讀經》，鼓吹“復興文言”。在廣東，陳濟棠與鄒魯一武一文均是文化保守派的核心。陳濟棠耍祭禮，祭關岳，鄒魯堅持要中文系將《孝經》列為必修課。身為中山大學校長的鄒魯長期是蔣介石最堅定的反對派，但這兩個對頭在守護傳統道德文化方面頗有些共同語言。在祀孔讀經的文化活動中，戴季陶自不甘后人。1934年10月15日，他在國民政府紀念周上報告教育問題，以發揚固有文化為由，反對中小學讀白話文，主張讀孔孟經書，稱：“經書為我國一切文明之胚胎，其政治哲學較之現在一般新學說均為充實。”湖南的何鍵、山東的韓復榘等一個個殺人不變色的將軍大吏們，也對古色古香的經文和溫文爾雅的孔夫子情有獨鐘。

靠白話文起家的胡適博士對國民黨的文化保守主義長期耿耿于懷，激憤地批評了國民黨的保守，并很不客氣地用了“反動”一詞，這個詞對以革命政黨自居，并動輒以反動之名迫害政治對手的國民黨是極大的嘲諷和不敬。讀經的爭論在1935年《教育雜志》第二十五卷第五期出的“讀經問題專號”上充分表露，七十二人就中小學應否讀經問題發表意見，多數認為：“把讀經當做一種專家的研究，都可贊成；若是把讀經當做中小學校中必修的科目，則不必?！标惲⒎?、何健、江亢虎等人主張“學校讀經，宜從小學開始”；古直強調：“舍經而言教育，吾惟亡國是懼?！绷鴣喿?、周予同、林勵儒等人反對中小學讀經。柳亞子說：“時代已是1935年，而中國人還在提倡讀經，是不是神經病？”“倘然讀經可以抵制日本人的飛機大炮，那么我將引吭高呼：恭祝東方文明萬歲！”

三、尊孔

1934年5月31日，國民黨中常會定8月27日為孔子誕辰日，要求全國紀念。自五四新文化運動吳虞提出“打倒孔家店”以后，一直運交華蓋的孔老夫子至此吉星高照，道統重光，而且被抬到祈求國泰民安和世界和平的高壇。

距津浦鐵路曲阜站約十八里的孔林，那里有古柏蒼松，有石刻雕像，有“萬古長春”的牌坊和刻有“大成至圣文宣王墓”的石碑，有子思、孔鯉乃至孔子后裔成百上千的墳墓，幽靜而古樸。8月27日，這寧靜被各種祭祀活動破壞了。這天，人稱“好好先生”的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葉楚傖率領南京政府各機關代表參加山東曲阜的祭孔大典，以為天下倡。行政院秘書長褚民誼及山東省主席韓復榘等高官在一道陪祭。同日，全國各地軍政首腦都在祭孔。南京的祭孔活動由行政院長汪精衛、考試院長戴季陶主持，各地報刊也刊出祭孔專號，掀起尊孔風潮。

10月4日，國民黨中常會通過修理孔子陵廟辦法，規定除由政府撥款，另對全國各校畢業證書附收捐款來解決經費。11月15日，國民黨中常會第一四七次會議通過《尊崇孔子發揚文化案》，規定：（一）將衍圣公改為“大成至圣先師奉祀官”，并給特任官待遇；（二）四哲給以“復圣奉祀官”名義，并給薦任官待遇；（三）至圣及四哲嫡裔，由國家資給培育至大學畢業；（四）特設小學于曲阜，優待孔子、顏回、曾參、孟軻后裔。同日，國民政府訓令教育部，以《禮記》中的《大同》一書譜成紀念孔子的正式歌曲《天下為公歌》，以為孔子紀念歌。次年7月8日，十五歲的孔德成到南京受任“奉祀官”新職，而世襲的衍圣公被國民政府廢除。與孔一起就任“奉祀官”的還有曾繁山、嚴世鏞、孟慶棠，這四人分別祭祀孔子、曾參、顏淵和孟軻四位儒家圣賢。監督他們宣誓的便是戴季陶。

尊孔的復活和讀經的提倡表現出一種向后看的精神。黨國要人們看到國人沉醉于來自西方的現代思想，像共產主義、自由主義、民主主義之類，以為中國人喪失了民族自信心，就抬出了看家寶——儒家思想來抗衡。復古加思想控制，加黨化教育，這就是國民黨的意識形態法則。新聞出版事業、教育事業是文化的重心，一國的發展，文化是它的表征?？墒?，國民黨的宣傳卻告訴人們，中國不僅有十全十美的孫中山和三民主義，而且在兩千年前，已經出了個博學多能的孔老夫子，精通六藝，發明了一切。這個黨嫌棄知識分子的“思想”太發達，見了知識分子獨立的言論就頭痛，所以希望出版界只要有教科書就夠了，甚至連教科書一項也統一起來，而別的著述一概多余。至于學校，則“自然科學”應當保留，“人文社會學科”理應取消。于是乎，當時有的敏感文人生出由衷的感慨：“知識分子必須改行”，“從此以后，會寫的趕快去抄佛經，會講的早該去加入‘宣傳隊’，不然，就得丟下筆桿子當什么‘國’的文化宣傳處處長或者放下書去榮任什么委員?！毙姨潎顸h還沒有一統天下，幸虧國民黨自己內部就思想混亂，幸虧還有20年代思想、教育、學術自由和多元化的傳統和基礎，30年代的思想文化領域的許多成就才能到現在閃爍著迷人的光芒。

革命者從激進奔放回到保守專制，革命也就完成了它的一個輪回。

（引自《1934年；沉寂之年》第136-145頁）

附：互動百科關于戴季陶的簡介

戴季陶（1891-1949），名傳賢，字季陶，筆名天仇，晚號孝園，原籍浙江吳興（今浙江湖州市），生于四川廣漢。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國民黨的理論家，曾受到孫中山器重。早年留學日本，參加同盟會。辛亥革命后追隨孫中山，參加了二次革命和護法戰爭。五四運動期間，在上海主編《星期評論》周刊，對社會主義和勞工問題作過一些研究。1924年在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任中央宣傳部長，后任黃埔軍校政治部長等職。1925年孫中山逝世后，積極參加西山會議派的反共活動。同年先后發表《孫文主義的哲學基礎》、《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等文章，反對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是國民黨右派的“理論家”。1927年積極參與策劃“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歷任國民政府委員、考試院院長、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等職，長期充當蔣介石的謀士。1948年6月改任國史館館長。1949年2月在廣州自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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