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有深意的紀念　　

華國鋒同志逝世以后不久，對他的方方面面的評價及議論紛紛不斷，一直延續至今。而就在他90周年誕辰之際，最高級別最權威的黨報《人民日報》終于充分地評價了他的一生。對于我們來說，不相信人民日報還能相信哪一家報紙呢？《人民日報》的紀念文章寫到了華國鋒原名是蘇鑄，字九成，“為了表達做中華民族抗日救國先鋒的決心，1938年他改名為華國鋒。”華國鋒同志曾被尊為英明領袖，他的畫像與毛主席的畫像并列高掛于墻上、會堂和舞臺的中央，其時我正在學校，親眼目睹過學校的文藝宣傳隊頻頻演出贊頌毛主席、華主席的歌舞節目。這發生在30多年前的往事，于我來說，至今仍歷歷在目，記憶猶新。然而俱往矣。在這個世界上，好事者往往就是多慮者疑問者；從“英明領袖華主席”，到華國鋒“請辭”黨中央主席、國務院總理和中央軍委主席，再到一直當選為中央委員、黨代會特邀代表，在眾多國人的心坎里，始終都當做一個謎在猜度著，但不知道答案藏在哪里，猜度畢竟只是猜度。　　

過往的太多經歷告訴我，懷疑一切非正常人所為，但唯上是尊是聽是從，則必是糊涂人無疑，更有見風使舵溜須拍馬之嫌。一些陰險毒辣的人也不會將“陰險毒辣”一詞當做標簽貼在臉孔上。華國鋒同志究竟因何因下臺，清醒的人們的心里自然是相當清楚明白的。紀念文章里說：“1980年9月，華國鋒同志不再兼任國務院總理職務。1981年6月，在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上，他辭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職務，至1982年9月擔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從十二大到十五大，他繼續當選為中央委員，并且是黨的十六大、十七大特邀代表。”這些平淡的介紹不禁使人們疑竇頓生，當年的華國鋒同志貴庚幾何？是七老八十了嗎？為什么要一次接一次地“請辭”呢？紀念文章也沒有提及“兩個凡是”，但我還是從這幾段話里看出了端倪：“周恩來同志逝世后，他主持黨中央、國務院日常工作，對我國經濟建設和社會事業在‘文化大革命’ 的動亂環境下仍然得到一定發展起了積極作用”；“1976年9月9日，毛澤東同志逝世，全國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四人幫’加緊了奪取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的陰謀活動。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擺在黨和人民面前，也擺在主持中央工作的華國鋒同志面前。在歷史發展的重要關頭，華國鋒同志同‘四人幫’篡黨奪權的陰謀活動進行了堅決斗爭，并提出要解決‘四人幫’的問題，得到了葉劍英、李先念等中央領導同志贊同和支持。同年10月6日，華國鋒和葉劍英等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執行黨和人民意志，采取斷然措施，對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等人實行隔離審查，一舉粉碎‘四人幫’，挽救了黨，挽救了中國社會主義事業，推動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翻開了新的一頁。華國鋒同志在粉碎‘四人幫’這場關系黨和國家命運的斗爭中起了決定性作用。黨和人民永遠不會忘記他作出的重要貢獻。”　　

“粉碎‘四人幫’后，華國鋒同志擔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國務院總理等職務。在此期間，他先后主持了黨的十屆三中全會、十一大和十一屆三中全會等重要會議。他在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支持下，撥亂反正，恢復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正常秩序，動員組織廣大干部群眾積極投入經濟建設等各項工作，揭發批判‘四人幫’的罪行，清查他們的幫派體系，取得了很大成績。他根據廣大干部群眾的要求，開始復查、平反冤假錯案，逐步為一部分干部落實政策。在他主持下，中央決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為1976年廣大人民群眾悼念周總理、反對‘四人幫’的天安門事件平反，為‘六十一人叛徒集團’等一批重大錯案平反。”——已經說得很明白很明白了。　　

一，“在‘文化大革命’的動亂壞境下……”，表明對文革的定性沒變，（其實也不可能改變）那么，毛主席晚年“犯嚴重錯誤”，發動文化大革命“擾亂國民經濟”，就是鐵板上釘釘的事情了；而華國鋒則是有功之領導。有用時高高揚起，無用時一腳踢開，狗烹弓丟，這在歷史上并不鮮見，足顯了陰謀家們玩人于股掌之間的高超藝術。　　

二，華國鋒“提出要解決‘四人幫’的問題”， “挽救了黨，挽救了中國社會主義事業，推動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翻開了新的一頁。華國鋒同志在粉碎‘四人幫’這場關系黨和國家命運的斗爭中起了決定性作用。黨和人民永遠不會忘記他作出的重要貢獻。”這樣的表述似乎說明華國鋒根本就不像有人所說的“像廟里的菩薩”，擺擺樣子而已，他具有足夠的能力，鐵腕般的手段待人處事，但卻又為何中途“下課”了呢？真是讓人百思而不得其解。“關系黨和國家命運的斗爭”是堪與遵義會議上的激烈爭論、斗爭相匹敵的，因為假如沒有遵義會議及毛澤東的復出，用鄧小平同志的話說，沒有毛主席，中國革命至少要在黑暗中多摸索幾十年（注：非原話）。而沒有華國鋒所起的“決定性作用”，當年“黨和國家命運”就一定堪憂了——這不是我說的——既然如此，哪到底是誰們逼著功勞蓋世的華國鋒“下課”？又意欲為何？　　

三，“在他主持下，中央決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紀念文章在這里辟了一個謠，網上有人說當年只有7個右派沒摘帽子，這不屬實；但同時也全盤否定了1957年的反右運動，這就肯定了右派反黨反社會主義制度是正確的，至少是可以原諒的，把他們劃成右派分子屬于打擊報復迫害；凡右派分子都是人才，都是市場經濟的棟梁，改開缺少不了他們。著名的如自稱的“準確右派”茅于軾。從華國鋒年輕時的革命抗日，說到在最高領導層里接連“請辭”，其實都無不把讀者當成了一群娃娃，給爾一塊糖吃，就歡喜鼓舞、蹦跳雀躍了。政治果真有那么好玩嗎，難道？　　

四，紀念文章的最后一部分，即是對華國鋒同志的全面性評價，卻又與前面講述的華國鋒對黨和國家的杰出貢獻不大相符，請看：“華國鋒同志一生為實現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國家富強、人民幸福而英勇奮斗。他黨性原則強，自覺維護團結，顧全大局，不計較個人得失，光明磊落，作風正派。他勤于學習，重視調查研究，工作深入細致，善于總結經驗。他始終把黨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遵循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兢兢業業為黨和人民事業工作。他作風民主，善于傾聽不同意見，集思廣益，注意調動和發揮各方面的積極性。他為人寬厚，平易近人，關心同志，愛護干部。他謙虛謹慎，嚴于律己，寬以待人，生活儉樸，對家屬和身邊工作人員嚴格要求，始終保持了共產黨員的政治本色。華國鋒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戰斗的一生，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一生。他為黨和人民事業作出的重要貢獻，將永載史冊。他的崇高品格風范，將永遠受到人民群眾贊譽。”凡是上點年紀的中國人都知道，華國鋒是理所當然的一任領導核心，凡是從上世紀60~70年代走過來的人都明白，華國鋒的“兩個凡是”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正是“兩個凡是”，阻礙了走資派前行的路途，不搬掉“兩個凡是”這塊絆腳石，不扳倒華國鋒，就不能開始如此而已的中國“第三次革命”即改革開放。《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不就是在此大背景下出籠的嗎？十一屆三中全會才是又一次別開生面的“遵義會議”，將中國弄成了如今這個樣子。　　

高人就是高明，一篇洋洋灑灑的文章，通篇都找不出置華國鋒同志于“死命”原因之一的“兩個凡是”，只有熱情洋溢的溢美之詞，這也許是對已故者的“以人為本”，不去揭故人的瘡疤，以示尊重的緣故吧。但事情似乎并沒有如此的簡單；在有些人看來，“兩個凡是”是“極左”的代名詞，與林彪的言論有異曲同工之妙，讓一個死人的生前話語來束縛活人復辟的手腳，誰會樂意呢？即便在如今，“極左”在一定范圍內還在“泛濫”，各地的民眾還是忘不了那個死人，有大學教師甚至還在紀念那個死人的集會上高聲地朗誦：“  有的人活著，他已經死了；有的人死了， 他還活著。”這是多么可怕的勢頭呀！——所以，紀念文章的真實含義，大概不會只有高人自己知曉，這應當是別有深意的紀念。　　
                                2011.02.21晚　　

附紀念文章全文：　　

為黨和人民事業奮斗的一生——紀念華國鋒同志誕辰90周年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　　

今年2月16日，是華國鋒同志誕辰90周年。在長達70年的革命生涯中，華國鋒同志對共產主義崇高理想和偉大事業堅貞不渝，對黨和人民無限熱愛，始終以黨和人民事業為重，為中國革命、建設、改革奉獻了畢生精力。　　

一、在艱苦條件下堅持敵后抗戰，參加山西解放戰爭，為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英勇戰斗　　

華國鋒，原名蘇鑄，字成九，1921年出生于山西省交城縣一個制革工人家庭。學生時代，他就關心國家前途和命運。1936年冬，綏遠百靈廟抗戰爆發后，他參加交城師生發起的演劇運動，籌集資金捐助綏遠抗日將士。他還積極參加學校組織的軍事訓練，動手試制武器，為直接參加對日武裝斗爭做準備。1937年七七事變后，他耳聞目睹日本軍國主義全面侵略中國和日軍占領家鄉的暴行，毅然投身抗日運動。為了表達做中華民族抗日救國先鋒的決心，1938年他改名為華國鋒。就在這一年6月，他參加山西犧牲救國同盟會交城抗日游擊隊，從此走上革命道路，同年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入黨以后，他在山西汾陽擔任犧盟會工作員、黨小組長，執行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走村串戶向群眾宣傳黨的抗日救國主張，同時領導群眾與閻錫山頑固勢力進行斗爭。1939年12月，蔣介石、閻錫山發動企圖消滅共產黨領導的山西新軍（即抗敵決死縱隊）的十二月事變后，華國鋒同志回到家鄉交城，先后擔任交城縣犧盟會秘書，縣抗日救國聯合會主任兼分區農民部部長，中共交城縣委宣傳部部長兼抗日救國聯合會主任等職務，承擔起發動群眾、配合八路軍主力消滅日偽軍、頑軍和抗日動員等重要任務。他深入到煤礦工人和農民、婦女、兒童中，通過創辦業余夜校、組織抗日劇團，開展愛國教育，極大地激發了群眾抗日熱情，把各階層人士都團結到抗日救亡運動中來。為粉碎日偽軍的經濟封鎖，他依靠群眾，開展減租減息，除奸反霸，開展生產運動，自力更生解決糧食問題，并秘密向呂梁根據地輸送了大批物資。他帶領精干的武工隊到游擊區、敵占區活動，運用地雷戰等方式有效打擊敵人，建立抗日政權。他在極端艱苦的條件下堅持敵后抗戰，為發展壯大當地抗日武裝力量和開展抗日工作作出了貢獻。　　

抗日戰爭勝利后，華國鋒同志歷任中共交城縣委書記、晉綏邊區第八地委組織部副部長、陽曲縣委書記、晉中區第一地委宣傳部部長等職。在日本投降后國民黨搶奪人民抗戰勝利果實的復雜形勢下，他遵循黨中央制定的“針鋒相對，寸土必爭”的指示，組織擴充和加強交城縣武裝力量，發展民兵武裝，向廣大群眾宣傳黨的方針政策，揭露蔣介石、閻錫山發動內戰的陰謀，同國民黨反動勢力開展堅決斗爭。他積極組織民兵開展對閻錫山部隊的認真細致的政治工作，吸引不少敵軍士兵棄暗投明，加入到人民軍隊中來。他組織群眾搞好生產，加強黨的建設和群眾工作。解放戰爭時期，他先后參加了汾孝戰役、開柵保衛戰、黃崖戰斗、古交戰斗等。在指揮作戰中，他采取武裝打擊和政治攻勢相結合的方式消滅、瓦解敵軍，取得顯著成績，被中共中央晉綏分局作為經驗推廣。他堅決貫徹黨中央關于土地問題的指示精神，領導交城、陽曲等地的土地改革，深入到貧雇農中間，了解群眾思想動態和切實需要，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并注意糾正土改過程中出現的“左”的偏差，極大地調動了廣大農民積極性。群眾踴躍參軍支前，有人出人，有錢出錢，有糧出糧，為解放古交、太原等城市提供了堅實后勤保障。華國鋒同志為山西解放戰爭勝利和人民政權建立與鞏固作出了突出貢獻。　　

二、新中國成立后長期在湖南工作，為湖南建設發展作出重要貢獻　　

新中國成立這一年，28歲的華國鋒同志南下湖南。從這時到1971年，他長期在湖南工作。　　

1949年初，華國鋒同志任晉中南下支隊一地委宣傳部部長，隨軍南下來到湖南省湘陰縣，擔任解放后第一任湘陰縣委書記。剛解放的湘陰，百廢待興。華國鋒同志沉著穩健開展工作。他指揮南下工作團和當地地下黨組織的同志，分赴全縣各鄉，放手發動群眾，開展調查研究，迅速打開了局面，湘陰的支前、建政、剿匪、救災、土改、生產等各項工作開展得有聲有色。不久，他調往湘潭工作，歷任湘潭縣委書記，湘潭地委副書記、專員公署專員，湘潭地委書記。當時正值黨領導實現從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時期，他一邊學習鉆研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一邊深入工廠、農村、街道調查研究。他結合湘潭地區實際，領導開展湘潭地區農業合作化運動，認真總結湘潭地區農業合作化經驗，在1955年召開的黨的七屆六中全會上進行了介紹。1956年后，他先后擔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員、湖南省人民委員會文教辦公室主任、中共湖南省委統戰部部長。1958年后，他歷任湖南省副省長，中共湖南省委書記處書記兼湖南省副省長、湖南省政協副主席，湖南省革命委員會主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兼湖南省軍區第一政治委員、省軍區黨委第一書記等職務。在湖南省領導崗位上，他為全省多方面建設和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　　

華國鋒同志重視抓農業生產，特別是搞好農田水利基本建設，主持興修了洞庭湖排澇、韶山灌區等大型水利工程。在韶山灌區建設過程中，他以對人民群眾高度負責的精神，妥善安置拆遷移民，堅持高標準、高質量搞好建設。韶山灌區工程成為湖南省首個灌溉百萬畝農田的大工程，竣工投入使用后，對當地工農業生產和經濟社會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華國鋒同志十分支持發展雜交水稻。從1964年起，時任湖南安江農校教師的袁隆平同志在國內首次提出利用水稻雜種優勢增加糧食產量即進行水稻雜交的設想，并著手進行研究。華國鋒同志對袁隆平同志的研究非常支持和重視，請袁隆平同志在湖南省農業科學實驗經驗交流大會上發言，并將雜交水稻作為全省重點研究項目給以大力支持。調中央工作后，他仍然關心雜交水稻研究。華國鋒同志的關心支持對促進雜交水稻研究成功、實現我國水稻生產重大變革發揮了重要作用。　　

華國鋒同志注意抓工業生產、交通建設。除致力于發展煤炭、鋼鐵等基礎工業外，他積極支持發展地方工業。根據毛澤東同志關于湖南要建成工業省的指示，他組織力量抓重點項目建設和施工，其中包括30套小氮肥設備、10套制糖機、湘江氮肥廠、礦山冶金設備、汽車生產等項目。他大力提倡和支持社隊企業發展，組織與兄弟省區協作，扶持少數民族特需商品生產。他領導了湘黔、枝柳鐵路在湖南的會戰等重點交通建設項目。這一系列努力，使原本基礎薄弱的湖南工業生產得到了較大發展，交通建設呈現出嶄新面貌。　　

華國鋒同志關注人民群眾生活，努力推動醫療衛生事業發展。解放初期剛到湖南時，他就在湘陰領導建立了第一批農村衛生所，培訓了湘陰第一代醫生，充實發展了縣人民醫院。他滿腔熱情推廣農村赤腳醫生和合作醫療制度，指示培訓衛生技術人員，建立和發展醫學院校。他特別重視消滅千百年來危害廣大人民健康的血吸蟲病，親自負責湖南省血防領導工作，主持修訂全省消滅血吸蟲病規劃，研究建立各級血防領導機構和防治業務機構，下鄉深入疫區調查研究，總結推廣典型經驗。在他直接領導下，湖南省血吸蟲病防治取得重大成就，舊社會“千村薜荔人遺矢，萬戶蕭疏鬼唱歌”的一處處荒洲湖汊，逐步變成林茂糧豐、五業興旺的社會主義新農村。　　

華國鋒同志善于做文化教育和統戰工作。他熱心與知識分子和民主人士交朋友，經常深入到他們中間聽取意見，落實各項統戰政策。他鼓勵廣大文藝工作者要擺脫舊文藝的影響，團結在黨的周圍，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文藝工作為勞動人民服務的方向。他注意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重視繁榮社會主義文藝創作。他注重保護和發展具有湖南地方特色的湘劇、花鼓戲、祁劇、巴陵戲、皮影、木偶戲等地方劇種，同時強調對舊的文藝形式進行改造和革新，創作出為人民大眾服務的新文藝。在他支持下，湖南文化藝術工作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依然得到一定發展。　　

華國鋒同志堅持實事求是，工作扎實，作風務實。“大躍進”中，面對虛報、浮夸等不良風氣和相互攀比、盲目追求高產的做法，他憑自己多年基層工作經驗和深入各地實際了解到的情況，于1959年6月當面向毛澤東同志談了自己對當時形勢的看法，說：田瘦了，牛瘦了，人瘦了，產量不可能那么高了。他實事求是反映問題的態度受到毛澤東同志肯定和贊揚。　　

“文化大革命”開始后，華國鋒同志受到沖擊并被批斗。在周恩來同志支持和保護下，1967年他恢復工作，不久擔任湖南省黨政主要領導職務。1969年在黨的九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在“文化大革命”的困難復雜環境下，他盡力排除多方面干擾，努力維持全省穩定和生產秩序，保護和解放領導干部、工程技術人員、知識分子，大力抓好農業、工業、財貿、文教等工作，使湖南經濟避免了較大波動。　　

華國鋒同志在湖南工作20余年，致力于新湖南建設，為改變湖南面貌、造福三湘人民付出了心血和汗水。他以身作則，深入工農業生產第一線，工作細致認真，與干部群眾同甘共苦、艱苦創業，被毛澤東同志評價為“講老實話，是老實人”。他重視經濟建設，關心群眾生活，對湖南工農業生產和經濟社會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他對湖南這片土地和湖南各族人民懷有深厚感情，也受到湖南各族人民尊敬和愛戴。　　

三、“文化大革命”期間，在困難局面中先后參與和主持黨中央、國務院日常工作　　

1971年初，華國鋒同志調中央工作。從這時到“文化大革命”結束，他先是協助周恩來同志負責國務院有關工作；周恩來同志逝世后，他主持黨中央、國務院日常工作，對我國經濟建設和社會事業在“文化大革命”的動亂環境下仍然得到一定發展起了積極作用。　　

1971年1月，華國鋒同志調任國務院業務組副組長，之后列席中央政治局會議。“九一三事件”中，他在周恩來同志直接領導下參與了處理林彪集團問題的工作，同年10月兼任廣州軍區政治委員、軍區黨委書記。在國務院工作中，他全力協助周恩來同志，對極左思潮加以糾正，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1972年，他與李先念、余秋里等同志一起向毛澤東、周恩來同志建議引進我國急需的化纖新技術成套設備、化肥設備，并爭取擴大對外引進規模，使我國對外經濟技術交流工作取得重大成就。在保障市場供應和物價穩定等方面，他做了大量工作。　　

1973年，華國鋒同志在黨的十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協助周恩來同志主抓農業工作。他強調推廣農業科技和優良品種，穩定“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管理體制，使全國糧食生產保持了比較穩定的增長。1975年9月，他主持召開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對全國農業發展和農村建設作出規劃。他強調科學種田的重要性，指示要全面發展群眾性的科學實驗活動，對推動農業機械化、農業科學技術發展起了重要作用。　　

華國鋒同志十分重視計劃生育工作。1973年7月，他擔任國務院計劃生育領導小組組長后，堅決執行計劃生育方針，為控制我國人口過快增長作出了貢獻。　　

1975年1月，華國鋒同志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公安部部長，同年2月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被確定為常務副總理之一。在主管政法和科學等方面工作期間，他認真貫徹中央關于落實干部政策的精神，在分管的部門解放了大批干部，適當安排了工作。他注重科學技術工作和高技術人才培養，并領導和支持高端國防項目研制攻關工作。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同志逝世。2月，根據毛澤東同志提議，中央政治局通過，華國鋒同志擔任國務院代總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同年4月，根據毛澤東同志提議，中央政治局通過，華國鋒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1976年唐山大地震發生后，他立即組織召開緊急會議，成立中央抗震救災指揮部，研究實施了一系列抗震救災措施。8月4日，他率中央慰問團趕赴唐山地震災區，指導抗震救災工作，慰問災區群眾，轉達黨中央對災區人民的關懷，鼓勵災區人民抗震救災、重建家園。在這之后，他又多次視察地震災區，了解災后居民住房生活等情況，調動各方面因素加快災后重建步伐。正確的領導，周密的部署，使抗震救災工作迅速高效進行，在黨和國家面臨困難的情況下對穩定民心起到了重要作用。　　

四、領導粉碎“四人幫”，結束“文化大革命”，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翻開了新的一頁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同志逝世，全國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四人幫”加緊了奪取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的陰謀活動。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擺在黨和人民面前，也擺在主持中央工作的華國鋒同志面前。在歷史發展的重要關頭，華國鋒同志同“四人幫”篡黨奪權的陰謀活動進行了堅決斗爭，并提出要解決“四人幫”的問題，得到了葉劍英、李先念等中央領導同志贊同和支持。同年10月6日，華國鋒和葉劍英等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執行黨和人民意志，采取斷然措施，對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等人實行隔離審查，一舉粉碎“四人幫”，挽救了黨，挽救了中國社會主義事業，推動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翻開了新的一頁。華國鋒同志在粉碎“四人幫”這場關系黨和國家命運的斗爭中起了決定性作用。黨和人民永遠不會忘記他作出的重要貢獻。　　

粉碎“四人幫”后，華國鋒同志擔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國務院總理等職務。在此期間，他先后主持了黨的十屆三中全會、十一大和十一屆三中全會等重要會議。他在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支持下，撥亂反正，恢復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正常秩序，動員組織廣大干部群眾積極投入經濟建設等各項工作，揭發批判“四人幫”的罪行，清查他們的幫派體系，取得了很大成績。他根據廣大干部群眾的要求，開始復查、平反冤假錯案，逐步為一部分干部落實政策。在他主持下，中央決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為1976年廣大人民群眾悼念周總理、反對“四人幫”的天安門事件平反，為“六十一人叛徒集團”等一批重大錯案平反。　　

在穩定全國局勢的同時，華國鋒同志重視恢復和發展工農業生產，重新發出為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而奮斗的號召。他提出要千方百計把經濟搞上去，多次強調革命就是解放生產力，使工農業生產得到比較快的恢復和發展。他支持經濟理論界開展的關于按勞分配問題的討論，肯定社會主義歷史階段應該實行按勞分配原則。在他推動下，教育科學文化工作開始走向正常，外交工作取得了新的進展。他認為，“一定要學習外國的好經驗，其中包括學習科學技術，學習經營管理經驗，開展廣泛的經濟合作”。他還提出，“思想再解放一點，膽子再大一點，辦法再多一點，步子再快一點”。華國鋒同志在領導揭批“四人幫”和動員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方面作出了很大努力。　　

1980年9月，華國鋒同志不再兼任國務院總理職務。1981年6月，在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上，他辭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職務，至1982年9月擔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從十二大到十五大，他繼續當選為中央委員，并且是黨的十六大、十七大特邀代表。　　

從領導崗位上退下來后，華國鋒同志仍然關心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關心人民群眾生產生活，注意調查研究，遵守黨的紀律，嚴格要求自己。他擁護黨中央的領導，對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充滿信心，直到生命最后一息。　　

華國鋒同志一生為實現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國家富強、人民幸福而英勇奮斗。他黨性原則強，自覺維護團結，顧全大局，不計較個人得失，光明磊落，作風正派。他勤于學習，重視調查研究，工作深入細致，善于總結經驗。他始終把黨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遵循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兢兢業業為黨和人民事業工作。他作風民主，善于傾聽不同意見，集思廣益，注意調動和發揮各方面的積極性。他為人寬厚，平易近人，關心同志，愛護干部。他謙虛謹慎，嚴于律己，寬以待人，生活儉樸，對家屬和身邊工作人員嚴格要求，始終保持了共產黨員的政治本色。華國鋒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戰斗的一生，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一生。他為黨和人民事業作出的重要貢獻，將永載史冊。他的崇高品格風范，將永遠受到人民群眾贊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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