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科 學 真 理 的 那 一 邊　　

東漢文學家應劭在其《風俗通》中記敘：“齊人有女，二人求之，東家子丑而富，西家子好而貧。父母不能決，問女。女說：‘欲東家食，而西家宿。’” 這個看似荒唐透頂的想法，正如《皇帝的新衣》中那個小男孩的坦率一樣，小女孩說出的也確是中國千百年來許多人心役行踐而后來往往不愿意明說的事實。有報道，一紀委領導做完反腐敗工作部署講話后，就赴承包商之約，洗桑拿、宴請，其間承包商打趣：“書記還惦記反腐倡廉工作呀，怎不見您放松呢？”書記答曰：“當然呀，我這兒正在體驗問題，以據己知彼，有利于更好地開展反腐工作嘛。”這真是“凈名事理人難解，身不出家心出家”呀。——現代化生活方式下，“東食西宿”觀念如此一仍舊貫地被“傳統(tǒng)”（傳承）著，并在追逐中，已漸變成為時代潮流。為什么歷史的發(fā)展仍舊如此在繼續(xù)導演著憑需要設定客觀世界、按目的制造觀念。因為，在中國總能見到兩種真理并行：說著科學真理與行著利益真理。甚至黨性、良心、良知、人格皆不足以相信，只相信謀取利益才是最后真實的歸宿。　　

“利益真理”對科學理論拷問回應——避開。說事、辦事避開抽象、相對剛性不變的基本原理，只看目的是否能夠達到，是“利益真理”盛行的基本途徑。理論問題“只問事實行動及權力”，只問切近具體的情形，總強調任何一種“思想”都要成為具體行動的動機和目的。考察事物只看實用意義上的結果或終結，甚至能否機械量化；只承認在實用結果上不同的東西才會有價值。并不斷地以此邏輯來概括群體的行為哲學。否則就一律避開，消弭爭論。用江蘇第一貪官徐其耀的話說：“不要追求真理，不要探詢事物的本來面目。要牢牢記住這樣的信條，對自己有利的就是正確的。實在把握不了，可簡化為上級領導提倡的就是正確的。”在其看來，一切理論認識都不是解釋客觀世界的答案，而是主觀實用的工具，一切知識、觀念符合客觀世界與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否支持某種行動。一切行為（生產、生活、置業(yè)……）都要以利益處置為動力，利益處置是決策科學的前提，是信息可靠的保證，是激勵約束機制的基礎。這就是為什么許多人都相信：富了可以解決一切問題，對民族歷史、民族傳統(tǒng)再不存神圣感和敬畏感；這就是為什么什么方針、政策、措施總有人敢、總會被扭曲利用。這就是為什么許多人前赴后繼地以戴“金手銬”為榮。企業(yè)改制、產業(yè)結構調整、拉動“內需”、城鎮(zhèn)化建設、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構建和諧社會、堅持科學發(fā)展觀等等作為宏觀理論政策運用到實際工作中都要這樣那樣地成為了用作發(fā)“改革財”、造“政績”、升“高官”的機遇和工具；經濟體制改革作為方針大計變成了少數人暴富起來的機遇；機構改革竟成了賣官鬻爵的新興市場資源，“割一茬冗員，賣一批官帽，富一群污吏”。　　

“利益真理”對實際工作出策——應付。實際工作怎樣去做？在“利益真理”指導下只能是倆兒字：應付。因為不可能每件具體工作都能直接有利可圖，但要做，只得應付。怎樣應付，其應付者的地位決定應付的辦法。上層不斷地定“工程”、出“方案”、搞“活動”，基層不停地聽“報告”、學“典型”、寫“匯報”、做“總結”，會海文山，一齊寫表面文章。長此以往，也要給應付的辦法找點理論依據，那就是否定科學真理，否定理論的確定價值。方法是僅承認某些實用的學科、知識、方法，再不斷地整理、打造、推出實用典型，以滋養(yǎng)現代市儈心理——有好處就投機，有利可圖“這樣亦可，那樣也行”，以不斷掘進謀利的新途徑。科學的也說，宗教的也摻，新生的也拌，古舊的也撿，技術知識也認可，世故人情也使用。用權與錢構建社會利益關系，再依賴“關系網”推進社會運行。只相信直接利益才能夠長期驅動權力，只有通過權力才能夠推進發(fā)展。所以，不管是高招、損招，達到目的就是好招。　　

“利益真理”對思想方法支招——“變通”。事物的矛盾性是有其存在“空間”的。即如利益沖突，要有其質的“限度”才能作一般存在。“變通”即任意取消其“空間限度”或說其合法性。變而實不通，導致：認識問題要么就大公無私，要么就私利至上；處理問題要么就道德評判，要么就政治化。結果變去變來，“‘變通’是干部執(zhí)行政策的重要水平、重要能力”，“‘變通’是干部工作中創(chuàng)新的反映”。進而高呼“變通”是選拔干部的重要標準。“變通”成了標準，還有什么不能成為標準，或說還有什么標準？于是變來變去，官越大能力越強，人品操行越可靠，——長期失于約束；職稱、學歷越高能力越強、水平越高，人越能自律自束，——長期疏于管理。而群眾一上訪，不是對抗政府就是對黨委不滿，容納利益表達、利益訴求的機制制度安排長期沒有，官員因為心中的利欲加之于手中的權力變得越來越霸氣、戾氣十足，甚或瘋狂，導致其逆常識而動大行其道，怪事怪招此起彼伏，層出不窮，弄得隨處可見百姓怨聲載道、怒氣沖冠。就如在中國幾十年來，對非常時期或非常事件總喊“嚴肅處理”一樣，通報批評或坐牢殺頭都叫“嚴肅處理”，“嚴肅”成了標準，而失去了客觀準繩，實質上就失去了嚴肅性。權衡者想怎么“處理”就怎么“處理”。從而讓權錢交易不斷取得控制和支配地位。“衙門口朝天開，有理沒權沒錢休進來”。　　

“利益真理”的根本反動在于否定社會共同價值的客觀性。“利益真理”論者既然信奉了“利益真理”，就得承認利益的多元性，就必然認為個體利益的地位至高至重。那么，他們只能遵循“利益法則”，為了利益“怎么都行”，又因利益的排他性，又往往“怎么都不行”，“說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因此，他們思想上越是迷信規(guī)則，行為上往往越是反規(guī)則而動，他們的“發(fā)展進步”也往往就是破壞規(guī)則。也就是說，盡管他們懂得“水可載舟亦可覆舟”，嘴上不停地說，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官一任，造福一方，”要為最廣大的人民群眾謀幸福，要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要樹立無產階級世界觀、價值觀，要密切聯系人民群眾，要顧全大局，可遇事他們根本不承認社會共同利益的具體性，不承認對個體利益的包涵關系，不會為社會考慮，不會把人民群眾放到眼里，更不會為群體著想，真實的信念只有“當官不發(fā)財，請我都不來。”就象徐其耀教育他兒子說得那樣：“做官的目的是什么？是利益。要不知疲倦地撰（賺）取各種利益。一旦這個目的一模糊，你就離失敗不遠了。”在他們的概念里人民是不存在的，只有親知故舊、家族朋伙。結果如人們概括的“權力部門化，部門審批化，審批復雜化，復雜利益化”。“管理就是收費”正是這樣順理成章的。因此，即使于自我的稟賦與價值的認識、實現也要倡導“經營”。如把理想變作了“策略”，把人的心靈歷程當作了功利戰(zhàn)場，把精神道德追求的人生價值理解為發(fā)財致富獲利的成功。所以，在“利益真理”的遮陽傘下，科學真理已黯然失色，社會共同價值的客觀基礎必被破壞，文化傳統(tǒng)和傳統(tǒng)文化的民族安身立命意識必被剔除，社會基本道德底線諸如誠信、耿直、廉潔之類必被模糊而撕破。所謂社會進步、精神文明變成了謀求物質利益的包裝遮丑布，各種社會丑惡現象、社會渣滓將不斷見機翻波，興風作浪，人們的精神生活會變得異常灰暗、壓抑，因而感覺活得很累很累。　　

“利益真理”是以否定“科學真理”的客觀性為存在基礎的。真理是客觀世界的反映，是認識中同客觀事物及其規(guī)律性相符合的內容，必須用客觀屬性滿足人之需要，達到目的、目標必須符合客觀規(guī)律。客觀存在只有一個，真理也只能存在一個，因此“利益真理”要存在，必然要否定科學真理。“利益真理”僅承認有利益才是真理，就必然導致愿望、目的才是事物標準。主觀需要之滿足方為“有用”，亦即“有用即真理”。那么，目的、需要一變，真理就過時（即不承認真理有絕對性），又要創(chuàng)建新理論；需要是最高準則，需要、目的價值大，學說、理論即價值大，反之亦然。“利益真理”本質上純粹是主觀的。所以，“利益真理”論者所謂“真實”“事實”都是為獲利思想方便而設而做的局，這就是各種形式主義總能借助“實事求是”的陽光茵茵不瘠、生生不息成長的土壤。所以我們看到凡事只有“形式”能，“形式”上乘皆上品；“公平”“正義”是為獲利行為方便而置而喊的號，這也是運動式、活動式“社會工程”總能在“政治文明”、改革開放的新時期仍能相延不斷、連綿不絕的源泉。習非成是，企望解決問題就全民搞活動、搞教育。否定了用運動形式搞政治，卻繼續(xù)采用運動形式搞經濟。喊“反腐敗，從娃娃抓起”，幼兒園、小學生爭當“頭”已被關注，而書記縣長碩博班趨之若鶩，公費讀研培訓，公車上學考試，公款吃住送禮，公務秘書代學，人們卻熟視無睹。不斷看見，歷史古跡被拆除的同時，沒有一點歷史文化的嶄新漂亮的古跡拔地而起，往往還打出“保護民族傳統(tǒng)文化重要意義和重大價值”這樣的旗號。大學教育高收費，農村窮人孩子上不起學，經濟學家搶先站出來說，弱勢群體上不起學的原因是學費不夠高，應當提高收費標準；房價虛高，房子賣不動，又有人同房地產商一起叫喊，買房子就是愛國，而且他們之所以底氣十足是其自以為只有他們才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者。　　

“利益真理”的發(fā)展是以抵毀科學真理的真實性為能事的。有“利益真理”在，科學真理的真實性、抽象價值就要被否定、被抹殺、被毀壞。做事就只強調因時因地因人而異，而不顧客觀規(guī)則和標準，因為，他們只知道工作規(guī)則要控制和征服權力，生活規(guī)則要理解和接受家長。曾有報道：國家司法考試，有某法院通過率為零，“全軍覆沒”。法院院長開會總結說；“這次考試沒能通過也不能全怪大家，今年我們這案子太多了，真沒時間學法呀。”法院眾司法干警聽后也頓覺釋然。想一想，這樣的偽真理在我們的生活中有多少正在力排共識眾議，獨步公堂。那么，正義、公平、平等之類理念只能是虛置假設的，說事、辦事、做事是只就利益論價擺平；只看眼前問題，不問以后結果、目標。為什么環(huán)境污染、生態(tài)毀壞日趨嚴重，治理時艱；為什么假冒偽劣禁而難止、打之不及；為什么安全生產事故頻頻發(fā)生，接踵不斷；為什么暴力強行拆遷、強占耕地，人民政府竟會致人民于流離失所、無家可歸，無地可耕；為什么違法拆毀古建筑強禁不止，千年遺存，毀于一旦；為什么到處是“短命建設”，修一條公路，毀掉一條江，不顧江河萬古流；為什么不斷有人生產假冒偽劣、有毒食品，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其思想根源在于不是不懂科學、不知客觀，而是就不認可你那個客觀規(guī)律、行事規(guī)則——科學真理。只管眼前，不管未來，只顧自利，不計他禍；各找生財之路，誰問以后如何。在“利益真理”這面旗幟下，名曰“怎樣能發(fā)展便怎樣干”，真正的硬道理是必然社會生活全面市場化，一切用錢買，買利益、買權力、買政治（包括政績）、買責任、買道德、買良知、買名譽…… 　　

信仰了利益真理，就會把一切真理都視作戴在身上的項鏈、胸花，其價值越高，就越能讓戴者臉上有光彩，但只能在其身上起妝飾作用，骨子里只有“有利益才有真理”，“有幾分利益就有幾分真理”。有了不同的目的、愿望又產生著不同的利益，那就需要無窮真理，結果只能是誰說了算誰有理，所以，結果只能是“領導我們事業(yè)的核心力量是‘第一把手’，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有利可圖’”。有公權就得公理！所以，“利益真理”也就是權貴真理。不討論、辨明“利益真理”同科學真理的本質對立、“利益真理”的危害性，恐怕一切所謂理想、信念、價值觀、世界觀都會永遠處于扭曲中，更無法正確判定社會是在進步或倒退，并對未來、子孫遺害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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