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陳毅與張聞天 
近讀何方的兩篇文字《張聞天與周恩來》和《張聞天與陳毅》，頗耐玩味。 
張聞天是著名的“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的中堅人物，也是著名的王明“教條主義宗派”的中堅人物。蘇區(qū)時期，給中國革命造成了無可估量的巨大損失。長征前被博古等“三人團”排斥，因而長征出發(fā)的頭天晚上，找到自己長期批判、排斥、架空的毛澤東，傾訴心中的苦悶，以示同博古三人團的“決裂”，并從此跟著毛澤東革命。遵義會議后，由于教條宗派在中央的勢力十分強大，更由于張聞天與博古等所奉行的政治路線并無區(qū)別，常委分工時，被毛澤東推舉替代博古擔任黨的總負責，以平衡教條主義宗派因博古下臺而產生的某些情緒，防止高層分裂。周恩來在毛澤東的說服下，放棄自己堅持由毛澤東擔任總負責的做法，轉而理解和支持毛澤東的這個提議。 
擔任總負責名義的張聞天，除了從蘇聯“背回一麻袋教條主義”外，既無正確的理論認知，又不懂得中國革命的政策策略，更不懂軍事，但卻還要“總負責”，便不可避免的表現出一些現象來。由于自己對長征的軍事插不上嘴而無法總負責，便想脫離部隊去蘇聯。受到毛澤東和周恩來等人的批評后，雖然未能出走，但心思更重了。首先對周恩來不信任，提議毛澤東和朱德組成前敵指揮部指揮軍事。同時，又提議軍事行動方針由經過政治局會議掌握，實行“民主決策”。這一做法可謂“一箭雙雕”：既取消了周恩來“軍事上下最后決心”的職責，又不給毛澤東實際的軍事決策權，所有事情都掌握在張聞天自己主持的政治局會議。其次，即使如此，張聞天也依然心存顢頇，很快利用打不打“打鼓新場”的分歧，順勢利用政治局會議撤消了毛澤東、朱德的軍事指揮權，而決定由彭德懷替代。 
在事實面前不得不后退的張聞天，在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新的三人團后，表現的更為突出。明知毛澤東的軍事意圖，始終信奉“軍隊么，下命令就可以了”的信條的張聞天，面對部隊一些指戰(zhàn)員所表現的某些情緒，不但不做絲毫的政治工作（說服解釋教育工作），反而比彭德懷、林彪等的情緒更激烈。而且，多次找彭德懷、林彪談話，非難毛澤東“四渡赤水”的軍事方略。而且，還找原“三人團”成員、中共中央的“太上皇”李德尋求支持。 
從各種人等（包括李德）的回憶看，張聞天當時的活動是頻繁的。李德回憶，林彪的那封信，就是在張聞天談話后所寫。當然，這跟后來張聞天自己所要澄清的“宗派”活動也許不是一回事。會理會議的召開，毛澤東忍無可忍，痛斥擔著黨的總負責名義又是下屬的張聞天。張聞天也在眾中央領導的批評下，不著痕跡的批評起彭德懷、林彪等，表示自己始終是支持毛澤東的軍事方略的。并從此在表面上“安分”遵循遵義會議決議的實質：以毛澤東為核心。也即骨子里依然奉行王明的政治路線（張聞天直到1943年，才承認自己在“六大以來”的文件出來后，才意識到以往奉行的政治路線是錯誤的），對毛澤東所倡導的路線，在背地里進行誹謗。張國燾回憶：到延安后，張國燾問張聞天為什么“老毛”當家？張聞天對張國燾言道，“老毛”懂得舊社會那一套，讓他干去吧。 
“狹、高、空、怯、私”，是毛澤東等老一輩對張聞天的共識。“狹”即心胸狹隘，名位權利受到半點損害，就發(fā)泄個人怨憤。對博古、周恩來“三人團”成員如此，對毛澤東也是如此。“高”和“空”即不切實際、高估自己，除了“背回來”的教條唬人外，嚴重缺乏實際精神。就連伍修權等這些人，也多次回憶：除了“理論”上請教張聞天外，實際事物的解決，沒有人去找張聞天。“怯”即怯懦，在革命受到挫折時，表現出動搖。遵義會議后不久要離隊，被眾人認為是怯懦。1933年從上海到蘇區(qū)，實質也是怯懦的表現：上海還要有中央局，危難之時，相對有著中央工作經驗和白區(qū)工作經歷的博古、張聞天等，沒有一個留在上海鞏固新的中央局。“私”即私心嚴重，也即既沒有主持工作的能力，還要爭名位。一旦失去名位，就痛苦得要命。博古“三人團”里沒有張聞天，也即把張聞天排斥出核心，就表現出極度得痛苦。遵義會議常委分工后要離開，也是內心痛苦的表現。延安時期地位的必然沒落，其痛苦就更為突出。建國后，由陳毅接替周恩來當外交部長，自己沒當上，也痛苦得很。但是，這些“痛苦”沒有一點從自身尋找原因的，統統歸結為他人的“排斥”或者不被“信任”。 
 
張聞天與陳毅 
陳毅接替周恩來擔任外交部長，很顯然是中央和周恩來的統籌考慮，尤其是周恩來。做為國務院總理，長期兼任外交部長顯然是不合適的，因為國務院總理的工作就已經非常繁重了。因此，周恩來很早就讓沒有絲毫外事職責的陳毅經常參加外事活動。而且，陳毅還公開說自己喜歡外交工作。“我回到外交部就聽說陳毅一再提出想做外交工作，后來也確實看到他參加的外事活動特別多，超過所有其他國務院副總理，顯得非常突出。但在他的分工中除常務外有政法、文教、科學院和部分國防，卻沒有外交”。①所以，陳毅接替周恩來當外交部長，也就順理成章了。盡管何方一如既往的“桀犬吠堯”，想在此中做文章，但也只好說“陳毅來外交部，究竟對周恩來意味著什么，現在仍然猜不透”。 
但是，張聞天想當外交部長的事，卻被何方證實了。記得某著名網站的某些了解內幕的人士，曾敘述中央決定安排接替周恩來外交部長人選之時，正在蘇聯做大使的張聞天，悄然回國爭當外交部長，讓蘇聯方面找不到大使而詫異。網絡上披露的這些“內幕”，本來將信將疑，但是，何方卻證實了張聞天當時確乎非常想當外交部長。“對于陳毅來外交部，張聞天早就料到了，估計他的心情會是復雜的……明顯地得不到信任，恐怕總會感到不那么愉快”②。——沒有當上外交部長，就“心情復雜”，就感到“明顯地得不到信任”，顯而易見，只有在覺得自己是外交部長的不二人選時，才會這樣。 
“心情復雜”的張聞天，在何方的筆下變味了：心有戚戚、多方猜測、打探消息、采取措施。“對于和陳毅相處，我看他也是矛盾的……大膽抓工作吧，他可能顧慮被懷疑為擅權，是不是目無領導；縮手縮腳、摸領導意圖或遇事退后，這又完全違背他的精神和性格……為了確定今后走向，在陳毅上任前他先去摸了一下底，主動找陳懇談……面對這種情況，張聞天認為自己應該在工作上‘盡量后退一些，請他抓起來’。張還向辦公廳作了布置，為部長每天來上班作好準備。于是辦公廳就給新部長收拾了一個全部最大的辦公室，并根據他的愛好，買了一些古色古香的書柜和一批線裝書。至于張聞天自己，為了讓陳毅更多和更放手地抓工作，減少可能的干擾（大約也流露出一定的個人情緒），在陳毅來后采取了幾項他所說的‘盡量后退一些’的措施”③。 
何方確乎十分了解張聞天，其對張聞天的描繪，可謂“入木三分”：活生生的“狹、高、空、怯、私”俱全，這才是真實的張聞天！想當而沒當上外交部長便心有戚戚、多方懷疑，是謂狹隘；覺得自己才是外交部長的不二人選，是謂“高”；既沒有外交方針的認知，又不愿“應酬”外事，不是空是什么？對新來的外交部長陳毅所采取的種種“思考”和“措施”，正是“怯”和“私”的突出表現。所以，陳毅在1958年3月的外交部會議上，直批張聞天“狹、高、空、怯、私”。而由何方的描述看，不做工作的陳毅，顯然是聽到干部群眾的反映，才在會議上撇開主題，直批張聞天“狹、高、空、怯、私”的。 
當了外交部長的陳毅，具有“將軍（元帥）加詩人”（這“詩人”顯然是何方在影射，跟前面的“陳毅來外交部，究竟對周恩來意味著什么，現在仍然猜不透”影射目的一樣）的“氣質”。“他當部長，并不像跟張聞天說的那樣，‘部里什么事情都要管，每天要到部里辦公’，而是部里的日常工作基本不管，更不用說深入部里各單位檢查和指導工作了”。“根據陳毅的性格和作風看，他的‘意圖’很清楚，就是只進行些大面上的活動，外交部的一切工作仍照以前那樣由張聞天等幾個副部長和各單位去辦，他主要是承上啟下，對重要文件向上照轉，再大一點的事情自有周總理以至毛主席抓”④。 
這陳毅，在何方的筆下，連“官僚”都不如。外交部的干部群眾后來斗爭陳毅，看來算不上什么“迫害”。 

何方的筆下，周恩來跟張聞天有些“同病相憐”：即周恩來和張聞天在延安整風中都曾受到批評，而這批評自然都是“莫須有”的“迫害”。“周總理和張聞天都是見過大世面、具有世界眼光和時代觀念的人，外交思想比較接近是很自然的。再加上不知是否出于歷史的原因（張聞天做過黨的總書記，兩人同為延安整風中挨批的主要對象），他們一直都是互相尊重和互相照顧的”⑤。 
這“同病相憐”，事實上是張聞天的一相情愿。周恩來在蘇區(qū)時期，對發(fā)生的許多錯誤，確乎有著嚴重責任，因而，周恩來也一直反省這些錯誤并痛悔，不存在覺得被“冤枉”的冤屈心理。同時，延安整風后，周恩來在黨內的地位比原來更加高尚和鞏固了。從這一點講，周恩來也不會心存什么顢頇。何方這些人，總是從“個人恩怨”的角度來描述和揣測第一代人，所以，所寫的東西，除了對張聞天顧頭不顧尾的用些“好詞”外，其他人都沒什么好話。對陳毅如此，對周恩來同樣如此。他始終不會理解毛澤東、周恩來、陳毅等這些偉人與張聞天的區(qū)別在哪兒。只能利用從張聞天身上嗅到的東西，來加在毛澤東、周恩來、陳毅等人的身上。 
周恩來對同志的謙和和對錯誤者所犯錯誤的不留情面，是相互融合的。對王明教條宗派的主要成員，也是沒有什么好感的。中共“九大”上，毛澤東在回顧蘇區(qū)的歷史時，說那時博古、張聞天很壞，周恩來插嘴補充“還有王稼祥”。毛澤東并不把王稼祥與博古張聞天等同等看待，而是區(qū)別開來，周恩來則把王稼祥看作與博古張聞天一樣。 
事實上，張聞天對周恩來同樣有著看法。何方在他的另一篇文字中，敘述遵義會議常委分工后，張聞天不信任周恩來。即使在這篇文字中，也不得不承認“周恩來和張聞天兩個人之間還是有些矛盾和相互看不慣的地方”⑥。這種“相互看不慣”，何方筆下，責任自然在周恩來。“張聞天就一直認為總理有事務主義的毛病，事情管得太具體，對下面不放手。特別是他認為，總理對形勢政策研究不夠，也不太重視基本業(yè)務如規(guī)章制度等的建設；可以花很長時間接見個別記者或中外人士，卻沒時間及時審批一些重要文件如年度總結和規(guī)劃等；有時參加使節(jié)會議或外事會議的代表等候總理接見，得等上一兩個月，一次等了兩個多月，最后宣布總理沒時間，不見了，讓大家回去”⑦。 
“總理有事務主義的毛病”，看來是一個共識。彭德懷曾就周恩來的“事務主義”向毛澤東告過狀，毛澤東也多次批評過周恩來的“事務主義”。周恩來“不太重視基本業(yè)務如規(guī)章制度等的建設”，看來也是一個共識。周恩來“反冒進”后來遭到毛澤東的批評，根本原因也在于此：只有會議上大張旗鼓的政治批評，卻不做規(guī)章制度方面的工作。毛澤東后來批評道：業(yè)務方面要用業(yè)務手段，制訂幾條措施就行了。周恩來對“反冒進”錯誤的認識，在毛澤東批評前。尤其是，周恩來對自己的錯誤，從來都是反省很深刻的。因此，被批評后，主要是從自己的角度反思，而從來不胡亂猜測，更不從個人角度為自己找理由安慰自己或者痛苦。痛苦都是來自于對錯誤的反省，而不是猜測是不是被信任之類的狹隘。 
這些都是何方甚至張聞天理解不了的，因此，張聞天才一相情愿的覺得跟周恩來“同病相憐”。張聞天確乎是個為了個人名位不顧原則不顧工作的人，這一點，何方描述的很清楚，而且是當作“優(yōu)點”來描述。 
在外事接待方面，“周總理和陳老總又喜歡講排場、圖好看，弄得接待外賓的工作，不僅是對外交部，也使一些地方和部門感到不勝負擔，怕接待不周，受到上面批評”⑧。“不勝負擔”因而造成的浪費，是嚴重的。“對這些，幾位副部長和禮賓司部分同志都有意見，地方上也有些反映。尤其是張聞天，他認為在外賓接待上規(guī)格太高，造成過分的鋪張浪費，也違背國際慣例（如群眾夾道歡迎、請客送禮太濫太豐盛等），并且公開批評，說這和援助外國、支持世界革命不自量力一樣，都是打腫臉充胖子，因此一再提倡進行禮賓改革”⑨。 
但是，當姬鵬飛把這些問題反映到中央內部刊物《內部參考》后，張聞天卻又緊張的要求收回已經發(fā)表在〈內部參考〉上的文件。這是非常不可思議的事情，但對張聞天而言，卻是“合情合理”的。因為張聞天不是從工作和原則的方面考慮，而是從個人方面考慮。其秘書何方，也就很自然的具有了張聞天的這種作風：“對這件事，從內容到做法，我都同意，但意識到這是針對總理的，因此多了點心眼，除事后報告張聞天外，還特意保留了姬鵬飛的四個批條”⑩。張聞天在何方匯報后，緊張得要收回，也就順理成章了。 
姬鵬飛是從工作出發(fā)，根本沒有針對周恩來的意思。發(fā)表的東西里有一些能跟周恩來“對上號”，也是正常的。公開的批評里，所反映的問題方方面面，根本就不足為奇。也只有這樣，才能搞好工作。但是，張聞天偕同秘書何方卻不這樣考慮，而是猜測這是針對周恩來。毫無疑問，這種專門從個人角度看待事情的惡習，其破壞性是很大的，足以挑起領導人之間的嚴重矛盾。好在周恩來等并不這樣看，不然的話，聽到張聞天和何方這種“針對總理”的挑唆，那后果就嚴重了。 
感覺問題嚴重，只在私下牢騷或非正式批評，當別人公開批評這些問題時，又懷疑別人“針對總理”，還“多了點心眼”，還留證據，這是些什么人呢？！如果周恩來的確有錯誤，就該直接向周恩來提出來，而不是心存顢頇，別人提時，又懷疑別人的動機。不要說黨性，即使“人性”，也是讓人唏噓的。 
因此，誰都無法跟張聞天“合作”，也就是必然了。博古跟張聞天合作不下去，毛澤東跟張聞天也合作不下去，周恩來、陳毅也跟張聞天合作不下去。從何方這些連篇累牘的“歌頌”文章里可以看到：乘坐王明快車直升上去的張聞天，后來擔任外交部常務副部長都不合適，去經濟研究所專門搞“研究”，才算真正人盡其才了。 
 
何方筆下的周恩來、陳毅以及張聞天 
周恩來除了“事務主義”和“不太重視基本業(yè)務如規(guī)章制度等的建設”外，還不講道理。出國訪問回來的周恩來，聽說〈內部參考〉的事后，在一次酒會結束時，忽然發(fā)開了脾氣，而且是“耍弄手腕”。“周總理一行于1957年二月六日回國，三月七日在國際俱樂部一次酒會結束后，當著外交部領導的面（張聞天沒參加），沒指名批評分工管禮賓又在場的姬鵬飛，卻故意指名并不相干的喬冠華，發(fā)了一頓脾氣，說以后請客沒錢了就用我的工資。大家心里都明白是怎么回事，但沒人吭氣，只有賀龍和喬冠華跟著敲邊鼓，說他們的工資也可以拿出來”⑾。 
陳毅就更不堪了。當上外交部長的陳毅，上任三個月后，召開“務虛會”，要求大家對以往的工作發(fā)表意見，并說是受總理的委托。“不料陳毅話鋒一轉，批起了張聞天，并且從延安整風講起，第一次公開講出了毛澤東對張聞天‘狹、高、空、怯、私’五個字的指責”，“接著大家對張聞天提了一些意見（因他長期主持常務，人們意見多點也是自然的）” ⑿。 
當然，張聞天又是“被迫檢討”。何方筆下，張聞天自延安整風受到批評開始，都是在“被迫”的情況下“檢討”。蘇區(qū)時期，張聞天那么大的“功勞”，毛澤東讓其“被迫檢討”；建國后，周恩來、陳毅等也是在張聞天只有“功勞”沒有錯誤的情況下讓其“被迫檢討”；外交部的干部群眾，也紛紛提意見對張聞天“迫害”。屢屢“被迫檢討”的張聞天，自然高尚得“不放在心上”，而是埋在心底。從不認為自己犯過錯誤，至少沒有犯過這些人批評的那些錯誤，因此，張聞天自然也一如既往的不反思自己，而是對批評者進行“誅心”定性，盡管只能私下里進行。 
對陳毅的批評，張聞天的看法，直到八十年代后，才由其遺孀披露出來：“這是陳老總在釣魚”。 
 
①②③④⑿：何方：《張聞天與陳毅》 
⑤⑥⑦⑧⑨⑩⑾：何方：《張聞天與周恩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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