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的責任？——讀《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所感
Martin
在周末的半天時間里，讀完了龍應臺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這本書，據她說，緣起于她想對兒子敘述一個時代、一段“那么多的痛苦、那么多的悖論，痛苦和痛苦糾纏，悖論和悖論抵觸”歷史，這本書也即是她對兒子的一份“愛的責任”。當然，這本書，也是給每一個中國人的，給每一個關注中國的過去、現在和未來的人的。但，我們能從中讀到什么呢？
行道樹：真實的歷史？
“我自己十九歲的時候，父母之于我，大概就像城市里的行道樹一樣吧？這些樹，種在道路兩旁。”
“行道樹用腳，往下守著道路，卻用臉，朝上接住整個城市的落塵。”
“行道樹不會把一生的灰塵回倒在你身上，但是他們會以石頭般的沉默和冷淡的失憶來對付你。”
無論是血雨腥風，還是繁花似錦，在歲月的起起伏伏里，行道樹默默地見證著這一切。也許，它不是故意選擇了沉默和失憶，這行道樹，不就是歷史本身嗎？歷史不會自己訴說的，我們也永遠不可能完整地還原歷史。
“我能夠敘說的，是多么的微小啊，再怎么努力也只能給你半截山水，不是全幅寫真。但是從濃墨淡染和放手凌空之間，聰慧如你，或許能夠感覺到一點點那個時代的蒙住的心跳？”
讀完全書，在龍女士所給的那“半截山水”里，我確實感受到了那個時代的慘烈的“蒙住的心跳”，觸目驚心的血的歷史讓我震撼，引我深思，但是，我又覺得，龍女士的這份敘述里好像少了點什么。這樣的一個視角能反映歷史的真實嗎？
最普通的一年：歷史中的1949
“這回來衡山之前，我以為，一九四九年是如何慘烈、如何特殊的年代，翻開縣志，燈下夜讀，每一個字都在呼喊，我才知道，啊，一九四九年，多么普通的一年啊！”
從19世紀初一直到20世紀中的一百多年里，整個中國都深處于災難之中，“水災、旱災、大饑荒，加上連年的兵災，人民成群外出逃難。中國廣闊的大地上，路在山與山間回轉，路上，全是移動的難民，倒在路旁的尸體，綿延數里。”
“一九一八年，十六歲的沈從文已經從軍，跟著地方部隊去“清鄉”。“清鄉”就是去鄉下搜索所謂的各路“土匪”。一到，成群的農民就被繩子捆了來，先打一頓皮開肉綻的板子，再加一頓呻吟慘叫的夾棍；酷刑之下，超過半數的人畫了供，第二天利落地推出去砍頭。”
“沈從文在一年多一點的時間里，看了七百個人頭噴血落地。前兩年，地方道尹已經殺了兩千多人，一九一七年的黔軍司令，又殺了三千人。現在輪到沈從文的衛隊，“前后不過殺一千人罷了”！”
上直街九十六號：看歷史的視點？
上直街九十六號，是龍媽媽美君，一個來自杭州的“燙了頭發”的大小姐，魂牽夢繞的家。1959年，為了建造我國第一座自行設計、自制設備的大型水力發電站——新安江水力發電站，淳安城被淹沒在攔壩蓄水形成的千島湖下，回來尋根的龍媽媽發現，父親的墳墓因未照料好也進水了，美麗的千島湖，對他們來說真的是傷心之地，這的確讓人痛心。
但我想，從另一方面來說，美麗的千島湖早已成為馳名中外的景區，當地居民也因此而大多過上了富裕的生活。對此，龍女士沒有在意，龍女士對這段歷史的回顧，從上直街九十六號開始，遍布整個中國大陸、香港、臺灣，但始終是以被迫逃離大陸的軍民或者臺灣本土的居民的角度來看的。
如果我們要客觀的看這場戰爭，我想，有一個視角是不可缺少的，那就是，占最大多數的最底層的中國的老百姓，因為，在血雨腥風的那個年代，無數志士仁人為之奮斗、為之獻身的理想便是救國于危亡，而代表國家的，不僅是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更是千千萬萬的普通國民。
而在今天，大多數的中國人，即使是最底層的農民，也已經解決了溫飽，過上了較為幸福的生活，這，應該就是六十多年前很多的理想主義者為之奮斗的目標。盡管，今天的進步和六十年前的戰爭不一定存在著必然的因果關系，但是，歷史的發展確實走過了這樣一個軌跡。
從國家整體的角度應該更能看到中國的進步，“粵漢鐵路是條有歷史的老鐵路了，一八九八年動工，一九三六年才全線完成，也就是說，在戊戌政變的時候開工，到抗戰快要爆發的時候完工，花了三十八年。” 這，讓我想起即將在年底通車，同樣是連接廣州和武漢的武廣鐵路了，武廣高速鐵路北起武漢新火車站，南到番禺的廣州新火車站，全長989公里. 時速達到350公里， 2005年開工建設，2010年建成。
不過，對此，龍女士顯然是刻意回避的，通讀全書，你看不到今天中國大陸的任何成就，也看不到普通的大陸民眾對那一場戰爭的解讀。
扛著鋤頭聽演講：國共之爭
“這幾十年來，我一幕幕回想，真是作夢也沒想到，我們會落敗到這種程度！我們在徐蚌會戰以前一直都沒打敗仗的……他們的訓練不如我們，補給也不好。我輕視他們，我會以一個營打他們的一個兵團二萬多人……我們仗打得很好，為什么會跑到香港來呢？我能說出的原因是，軍心變了。不然怎會垮得這么厲害呢。”這是一個國民黨的敗軍之將的反思。
“小小的正民才看清楚這國軍的隊伍，是這樣的：十五、六個人一組，用鐵鏈和粗繩綁在一起，形成一個人串，無法自由跨步走路，所以推推擠擠、跌跌撞撞的，每個人都面有菜色，神情凄惶。誰說‘要大便’了，就解開他的鎖煉，看守的兵，一旁持槍伺候。”
“國民政府的征兵已經到了買兵抓兵的地步。部隊需要員額，有員額才有補給，軍官就四出抓兵，抓得人數多，自己就可以升班長排長。抓兵，其實就是綁架，只不過，綁架你的是國家。”
與之相反，共產黨卻獲得了許多底層民眾的支持，不過，龍女士把這歸結為“被國家或軍隊的大機器洗腦、利誘或裹脅，出錢、出力、出糧、出丁，全部喂給戰爭這個無底的怪獸”。
在北平和平解放之際，年輕的大學生高興地歡迎解放軍，乘著還沒來得及涂掉國徽的國軍十輪大卡車，在解放軍車隊里放開喉嚨唱歌。忽然，一個國軍少校軍官沖出群眾，攔下卡車，一把抓住駕駛座上的兩個大學生，邊罵邊淚流滿面：“你們這些喪盡天良的大學生，政府對你們有什么不好？當我們在戰地吃雜糧的時候，你們吃什么？雪白的大米、雪白的面粉、肥肉。可是，你們整天游行，反饑餓，反暴政。你們饑餓嗎？八路軍進城那一天起，你們立刻改吃陳年小米，連一塊肉都沒有，你們卻不反饑餓，今天還這個樣子忘恩負義，上天會報應的，不要認為會放過你們。”對此，龍女士沒有評論，但我想，任何一個心系國家的中國傳統的知識分子都不會為學生們的行為而感到絲毫奇怪，理想主義者正是以拯救受苦受難的普通民眾為己任的，在當時那個民不聊生、社會嚴重不公的中國，共產黨的土改雖有殘酷的一面，但受到普通民眾的歡迎是不爭的事實。
無論后來中國共產黨的錯誤有多么嚴重，不可否認的是，20世紀初的共產黨確實代表了中國最大多數普通民眾的利益，也寄托了廣大知識分子對自由、民主、富強的新中國的熱切期望，這應該也是在那一場戰爭中，共產黨取得勝利的根本原因。我想，龍女士對此也是難以否認的。龍女士的祖母是一個湖南的農村婦女，又不識字，但也扛著鋤頭去聽毛澤東的演講，并參加了農民協會，成為共產黨員。
那樣不可言喻的溫柔，列寧格勒：是共產主義還是戰爭？
“列寧格勒城破以后，人們發現了坦妮雅的日記。坦妮雅是一個十一歲的小女孩，看著家人一個一個死去，她無比誠實地寫著自己如何瞪著還沒死的媽媽，心中想的是：多么希望媽媽快點死掉，她就可以吃他們的配糧。從媽媽沉默地看著她的眼中，她心里知道——媽媽完全明白女兒在渴望什么。”
在“兵不血刃的長春”，“餓死的人數，從十萬到六十五萬，取其中，就是三十萬人，剛好是南京大屠殺被引用的數字。”
這些慘烈的場面，真的是觸目驚心。而且，許多這樣的歷史都被“黨”掩蓋了，龍女士的這本書，便給了我們看待那段也許我們已經“理所當然”的歷史的另一個視角。不過，幾千年來，中國人也許早已習慣了集體記憶被刪除了。
但是，在龍女士所描述的這些悲劇里，我們到底應該控訴的是共產主義還是戰爭呢？龍女士顯然是控訴戰爭的，但從她有選擇性的描述的那些血淋淋的例子里，我們也分明地看出了她對共產主義的厭惡，所以她有時就把對戰爭的控訴與共產主義的譴責合二為一了。
作為一個把個性自由和個人權利看得高于一切的人，我深深理解龍女士對共產主義的反感。但我想，對于歷史的態度，理性應該重于感性，戰爭中的悲劇，很多時候是源于戰爭對人性的扭曲，任何一個熱愛生命、熱愛人類的有良知的人，在一切可能的情況下，都首先應該是反戰主義者。
六十年來，沒有一聲“對不起”：歷史的責任誰來負？
“太多的債務，沒有理清；太多的恩情，沒有回報；太多的傷口，沒有愈合；太多的虧欠，沒有補償……太多、太多的不公平，六十年來，沒有一聲‘對不起’”
“我不管你是哪一個戰場，我不管你是誰的國家，我不管你對誰效忠、對誰背叛，我不管你是勝利者還是失敗者，我不管你對正義或不正義怎么詮釋，我可不可以說，所有被時代踐踏、污辱、傷害的人，都是我的兄弟、我的姊妹？”
是的，這個國家早己欠我們太多太多，幾千年來，有多少的不公和殺戮！在商朝的《卜辭》中就記載了各種戰爭61次。從“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余一，念之斷人腸”的三國鏖戰，到清代的“揚州十日”“嘉定三屠”，哪一次改朝換代，不是人口死亡過半？幾千年的中國史，是血淚寫成的。
歷史的悲劇是誰造成的呢？為六十年前的戰爭，如果需要說聲“對不起”，那該由誰說呢？
在敘述為日本人服役的臺灣兵的那一章，龍女士有這樣一段話“如果我說，這些福爾摩沙監視員在某個意義上，也是一種‘被害者’——被殖民制度和價值所操弄，因而扭曲變形，你會反對嗎？”“他馬上回了電郵：‘教授，我當然不反對。他們同樣身不由己啊。’”
我想，在歷史的滾滾長河里，所有的人也許都是“身不由己”。身不由己的他們該負這一份責任嗎？而且，逝者已逝，今天，我們到底該責怪誰？
在一張地圖上，和你一起長大：不能否認的歷史
“原來國民政府在日本戰敗以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七日就頒布了“臺灣省各縣市街道名稱改正辦法”，要求各個地方政府在兩個月內把紀念日本人物、宣揚日本國威的街道名改正。”
“讓我意外的是，甚至連“建國路”、“復興路”這種充滿政治含義的命名，都是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之后國民政府給上海街道的名稱，而不是為一九四九年以后的臺北所量身訂做的。所以臺北城變成一張中國大地圖的時候，國民政府根本還不知道自己會失去中華民國的江山。”
“地圖大大地張開著，而一切竟然是歷史的意外布局：一九四九年國民黨政權崩潰而撤退到這個島，以這個島作為反攻大陸的基地，把“光復河山”變成此后最崇高的信條，而臺北的街道剛好以完整的“河山圖”攤開，承受了這個新的歷史命運到來。”
今天，“反攻大陸”雖早已成為歷史，但，越來越多的臺灣人在走向相反的方向，他們在千方百計地要割斷與母體的紐帶，六十多年前放在臺北的這一張中國地圖是不是歷史在冥冥中要將他們挽留，或者，有一天，他們要給臺北的大街徹底改名嗎？
我是臺灣人：不是中國人？
“國軍在這樣差的裝備條件下能打贏日本人，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我們要用敬佩的眼光來看他們才是啊。”看到剛剛入臺的衣衫襤褸的國軍，巖里政男，即李登輝，這樣評論說。
“在那樣的情境里，會說出這話的二十三歲的人，我想，同情的能力和包容的胸懷，應該不同尋常才是？”龍女士給李登輝出了這樣的評價。
我祖國軍來你來何遲遲
五十年來暗天地
今日始見青天今日始見白日
大眾歡聲高民族氣概豪
我祖國軍來你來何堂堂
五十年來為奴隸
今日始得自由今日始得解放
自黃帝孫又矜明朝節
我祖國軍來你來何烈烈
五十年來破衣冠
今日始能拜祖今日始能歸族？
為了迎接要來進駐臺南的國軍，歡慶臺灣回到祖國的懷抱，醫師吳新榮寫下了這樣的詩句。同是醫師的彭清靠是“歡迎委員會”主任，但是，他們對祖國的熱忱，被軍閥作風的國軍徹底粉碎了，彭清靠從此不參與政治，“他所嘗到的是一個被出賣的理想主義者的悲痛。到了這個地步，他甚至揚言為身上的華人血統感到可恥，希望子孫與外國人通婚，直到后代再也不能宣稱自己是華人。”這是不是就是彭明敏成為“臺獨教父”的理由呢，而龍女士似乎也認為這樣的理由合情合理。
大江大海
“他們曾經意氣風發、年華正茂； 有的人被國家感動、被理想激勵，有的人被貧窮所迫、被境遇所壓，他們被帶往戰場，凍餒于荒野，曝尸于溝壑。”
“時代的鐵輪，輾過他們的身軀。”
“那烽火幸存的，一生動蕩，萬里飄零。”
“所有的顛沛流離，最后都由大江走向大海……”
這大江大海到底是什么呢？
大江是不是國家呢？江河無論多大，都是一滴滴的水珠構成的。國家再大，也是由一個個獨立的個體的自我組成。江流滾滾，波濤洶涌，國家命運的沉浮里，個體的命運是怎么樣的身不由己！“被貧窮所迫、被境遇所壓”者如此，被國家感動、被理想激勵者又何嘗不是如此？我們的所思所想，不正是這個國家的“文化”所賦予的嗎？幾千年的儒家浸潤，“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早已深深嵌入每一個知識分子的大腦，在國家危亡的時刻，無數的革命志士便拋頭顱，灑熱血，選擇了“舍生取義”。
我們這小小的一滴水，隨著洶涌的江流，跨越險灘飛瀑，我們被撞擊，被撕扯，終于，隨著這江流，我們來到一望無際的大海，忽然發現，原來，超越了那一條條長長短短、大大小小的江水，還有一片包容一切的大海。我們曾經與江水的豪言壯語，原來都是那樣的可笑。我們是不是應該超越愛國主義的“狹隘”思維，突破地域文化的枷鎖，在普遍的人性的角度來重新審視自我呢？這，是不是就是龍女士想給我們的大江大海的啟示呢？
我的山洞，我的燭光
“粉紅金紫的夕陽從大陸那邊下沉，可以看見對岸的漁船點點，在黃昏的海面凄迷如畫。但是，不要被那美麗所騙。這一邊，所有的大炮都對著漁船的方向。對面的海岸線，有上千枚的飛彈，對準這邊。”
“我踏上烏坵的巖石。整個島，挖空了，地底下全是戰壕。滿山都是防傘兵降落的裝置，連觀音廟和媽祖廟都涂上了陸戰隊的草綠迷彩，被重重鐵絲網圍繞。”
六十年前的戰爭已經成為歷史，但是，臺海兩邊的我們，在今天依然面臨著一個難題，一個“千枚飛彈”的沉甸甸的殘酷現實，那么，我們究竟該怎么做才能避免悲劇的再次發生呢？
超越狹隘的愛國主義，以海一般的胸懷來對待就可以嗎？作為徹底的反戰主義者，我是堅決反對兩岸兵戎相見、生靈涂炭的。但，就像江河里的一滴水很難離開江河而存在，個人也很難突破一個民族的文化傳統。民族認同、國家認同尤其是對國家統一的珍視，早已深深印在幾千年的中華文化之中，成仁取義的儒家傳統也根深蒂固。少數的知識分子可能有超越國家的思維，但要普通大眾做到這一點短期內至少是不可能的。而對岸對這一點的忽視將是危險的。
六十年的隔絕，使得兩岸民眾的價值觀念漸行漸遠。作為以大眾的福祉為己任的知識分子，在這個現實的歷史難題面前，應該有責任去引導民眾，如果我們沒有智慧解決難題，至少我們有責任去防止災難的發生，哪怕我們僅僅是山洞里透出來的那一點微弱的燭光。這不就是龍女士所說的“愛的責任”嗎？
在“黨”領導下的中國大陸，《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這本書想要公開出版，大概還需時日。所以，這本書的讀者群應該主要還是在臺灣，面對今天這個沉甸甸的歷史難題，臺灣的年輕人也更需要深入地了解那一段歷史。而作為一個著名的學者，又有一個可以隨意使用“大渡輪、小汽艇、直升機”的采訪團隊，龍女士應該可以以科學理性的態度，廣闊開放的胸懷，給臺灣的年輕人揭示一段更真實的歷史，去糾正一些已有的偏見而不是強化它。但是，龍女士顯然沒有做到。也許，她根本就沒打算這么做。
《聯合早報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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