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中國共產黨的八個關鍵問題等2則
【附】郭松民在春節前夕《重慶模式》研討會上的發言
·供分析思考·
關于中國共產黨的八個關鍵問題
參考家園 2011-2-14 13:17:55
【西班牙皇家埃爾卡諾研究所網站 2月9日文章】題:了解中國共產黨的8個關鍵問題(作者西班牙駐華使館前商務參贊、西中企業家委員會前主席恩里克·凡胡爾)
2011年是中國共產黨建黨90周年。本文致力于分析中國共產黨的一系列特點,幫助讀者了解共產黨在中國所扮演的角色。
中國共產黨不是一個“常規的”政黨,與其他國家的政黨有所不同。中國共產黨的黨員是在中國社會中行使政府職能的人。這是一個有著自身特色的黨,具體地說,是中國特色。
也正是因為中國的這種特性,關于政治演變的一些常規理論在中國也是行不通的。舉個最明顯的例子,很多分析家早就預言,經濟現代化一定會帶來政治體制的改革。中國的經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政治體制雖然有所變革,卻仍然保留著重要的基礎,首先是共產黨執政這一中心問題。
為了了解中國共產黨的地位和特性,我們總結了8個關鍵問題。
一、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政治傳統的延續性
與其說中國革命是一場共產主義革命,不如說它是一場民族主義革命。中國共產黨1949年奪取政權的主要目的不是建設一個“共產主義”社會,而是重建中國的國家主權,重建中國的統一,結束外國侵略和中國受凌辱的歷史。
中國的共產主義包含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儒家思想。另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馬列主義,特別是列寧主義。首先,共產黨是變革和社會革命的發動機。其次,共產黨是領導的先驅。第三,共產黨擁有一個鋼鐵般的、集中領導的、等級分明的組織。正是由于這種儒家文化和列寧主義的融合,很多人將中國的共產主義政權稱為儒家-列寧主義政權。
從儒家的角度來看,1949年的勝利可以看作一支從有限基礎上開始,但憑借道德榜樣和黨員的犧牲精神,逐漸贏得人民尊重和支持的政治力量的勝利。而共產黨的干部承擔起以前的官吏們負責行使的政府職能。
在這方面,共產黨是一個“特殊”的政黨,不同于其他國家的政黨。共產黨是由“統治者”組成的政黨,有著不同功績、教育水平和經驗的黨員負有治理國家的責任。
二、中國共產黨的合法性
隨著時間的流逝,中國共產黨作為社會和道德領袖的地位不斷遭到破壞。近年來,腐敗和任人唯親等現象也損害了共產黨的形象。
盡管執政60余年來犯了一些錯誤,但中國共產黨在中國人民心目中仍然是舉足輕重的。共產黨的合法性建立在兩個因素的基礎上。第一個因素可以稱為“歷史”因素。是中國共產黨實現了國家統一,使中國擺脫了19世紀中葉以來的長期危機狀態,變成一個在國際社會不容忽視、備受尊重的大國。第二個因素與30年來的改革有關。共產黨正在領導的巨大經濟變革進程使人民生活條件大大改善,擴大了個人自由,擺在公民面前的機遇也成倍增加。
中國共產黨是改革和對外開放的黨,中國在上世紀70年代末選擇的這個新方向使共產黨成為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經濟革命的主角,因為從來沒有一個如此龐大的民族、在這么短的時間內實現物質生活條件如此根本性的改善。
三、地理環境:在東亞的中國
不能孤立地看待中國的政治模式,而應該將它放在一個更廣闊的地理背景下,即有著鮮明的專制政治體制傾向的遠東地區。這并非巧合:該地區很多國家文化共同點就是儒家思想,特別是那些有華人聚居的國家,如新加坡。一些分析家認為,很多中國領導人將新加坡模式看做未來中國的理想目標,即建立在經濟繁榮和政治專制基礎上的模式。
最后,我們需要提一提中國在東亞的3個鄰居:日本、臺灣和韓國。這3個國家和地區都是在外部壓力下走上民主的,并且都受到美國的深刻影響。
四、時代背景:自由和人權方面的逐步進步
很多人簡單地認為,中國在經濟大變樣的同時,政治體制和自由程度并沒有發生任何變化。
實際上,在多年的改革過程中,中國人民的個人自由條件得到了大幅度提高。近年來,互聯網和整個通信行業的發展大大推動了民間社會的發展。雖然改革本身并不意味著將民主帶入中國,但改革使中國人民不再生活在毛澤東時代對大躍進和政治斗爭的恐懼中。如今除了政治色彩淡化以外,政府對社會生活的干預也減少了。中國人民從社會氣氛的放松中獲益匪淺。
五、缺乏取代中國共產黨的選擇
我們很難看到中國過渡到另一種政治體制的主要原因很簡單,那就是沒有一個具有一定重要性,可以取代中國共產黨的選擇。中國持不同政見者在國際上制造的影響不足以讓人對他們的運動重要性或目標產生幻想。
常常會有人發表分析文章指出,中國已經涌現出新的專業人士和企業家階層,這些經濟精英支持政治變革。但如果你同中國新興的企業家和專業人士交談后就會發現,他們普遍對政治體制和中國共產黨的地位持支持態度。最重要的原因是,這些專業人士和企業家認為,中國共產黨是穩定的最大保障。中國面臨諸多壓力和沖突,如果沒有強大的共產黨政府,不穩定和混亂的風險將大大增加。
六、民主的不同含義
在中國,當人們談及民主和民主改革等概念時,一般來說指的不是多黨制、自由選舉或輪流執政。人們指的是深化對法律的尊重,執政者對公民的責任心,以及采取措施遏制濫用職權和腐敗等現象。
實際上,有研究指出,大部分中國人認為,中國的政治制度是民主的。此外,中國人對未來也持樂觀態度。
七、一個有著自身特色的政黨:輪換機制、論功行賞、權力的集體行使
首先,中國共產黨確立了一個重要權力崗位輪換制度。權力機器的特點是更新程度高。2007年選舉產生的中央委員會中,半數以上的成員是新人。
其次,共產黨通過與業績掛鉤的機制,將最有能力的干部提拔上來。幾十年來中國的經濟成就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這個因素,即領導人的能力。
第三,幾十年來,集體執政的形式不斷加強。新中國的頭30年,毛澤東是完全控制所有權力的最高統治者,但鄧小平之后則開始了集體執政的時代。
八、漸進式的民主化進程
從某種角度來說,中國的民主過渡已經開始了。但與蘇聯和其他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不同的是,中國的民主過渡不會出現明顯的斷裂點。這是一個漸進式的、緩慢、并且仍然是有自身特點的過渡。
中國的經濟改革開始于30年前,是一個漸進式的、緩慢的、沒有中斷的過程。并沒有出現東歐國家改革過程中的“大爆炸”。中國逐步實現經濟制度自由化。我們無法確認在哪個時刻發生了質變,但中國經濟已經從社會主義經濟變成了一個資本主義經濟,盡管政府干預仍很強大。
和中國的經濟改革一樣,中國的公民自由和參與程度也將逐步推進。也許在不遠的將來,我們發現中國終于可以被看作民主社會了。
【附】
郭松民在春節前夕《重慶模式》研討會上的發言
郭松民
烏有之鄉 2011-2-7
前一段時間，我寫了一篇文章《薄熙來的選擇》，有自由派朋友說我給薄熙來寫了一封信，其實這并不是一封信，而是一篇政治評論。我在評論中指出，從政治角度來說，重慶模式的重大意義就在于重建共產黨的執政合法性。最近三十年，尤其是1989年以后，困擾執政黨的最大問題就是合法性的焦慮。什么是合法性？不是說我有槍桿子，我就有合法性，我這里所說的合法性就是大家都要認同你的執政，認為由你來掌權是理所應當的，這就是合法性。現在的國內的學界、輿論界，受自由主義學說的影響，形成了一個非常強勢的話語，那就是要經過選舉才有合法性，不選舉就沒有合法性。這在一定程度上已經成了一種“常識”，似乎是一種大家公認的，不言而喻的真理，乃至不管是不是自由主義的學者，都承認這一點。但薄熙來在重慶的實驗，展示了一種新的可能性，即在現有的政治體制框架內，通過一種政策、路線的調整，可以重建執政黨的執政合法性，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合法性焦慮”，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突破。
“有選舉才有合法性，沒有合法性就會出現政治動蕩”，我覺得這是一個似是而非的說法。比如像突尼斯最近出現的事件，突尼斯是有多黨民主的，也有選舉，但是最后本阿里的執政合法性也喪失了。今天看新聞，突尼斯的政治動蕩已經傳到了埃及，埃及也開始出現街頭騷亂，政治形勢已經非常嚴峻，但埃及其實也是有選舉的，穆巴拉克的本屆任期就是經過全民直選的。如此看來，單純的選舉本身并不見得能帶來合法性，不見得就一定能避免政治動蕩，關鍵還是要看政府的立場和政策，看政策是不是有利于大多數人的？是不是會給大多數人帶來一個比較好的或者說比較安寧的生活？是不是讓他們感到公平？等等。
擺脫“合法性焦慮”意義是巨大的。現在中國面臨的很多的問題，比如瘋狂的追逐GDP，不顧環境，不顧貧富差距，在對外交往中不斷的退讓，在領土、領海糾紛當中自欺欺人地說什么“擱置爭議，共同開發”，其實是中國擱置爭議，日本、越南等“共同開發”——所有這些問題，追根溯源，都源自于合法性焦慮。剛才有一位老師發言說中國如果GDP降到5%以下就會出現大的動蕩，這是對的，因為目前執政黨的所有合法性都是建立在GDP的增長之上，所以它就沒有精力去顧及別的方面，GDP對它來說就是一個生死攸關的問題，所以它才會瘋狂的去追逐GDP。所以如果能夠像重慶那樣通過政策、路線的調整，重新獲得工農大眾的政治支持，重建執政合法性，降低甚至消除“合法性焦慮”，那么執政黨就可以比較從容應對國內外各種挑戰。一個人快要淹死的時候什么稻草都抓，但如果他在一條穩定的大船的甲板上，他就不會這樣了，這是我對重慶模式的第一個看法。
剛才黃老師談到一個觀點：政府和執政黨要超然，不要和某一個階層的利益攪合在一起。我對此略有不同意見。在我看來，執政黨最主要的工作應該是要建立自己的政治基礎，這個政治基礎只能由某一個或幾個社會階層來組成，雖然作為執政黨，不應該絕對的只照顧某一個階層的利益，對其他階層的利益就不顧及，但是有一個主要的階層作為你的政治基礎來支持你的，是非常重要的，甚至是性命攸關的。比如在建國初期，毛澤東做了很多其他時代領導者所完全不可能做的事情，比如改造知識分子，比如社會主義改造，比如反右等，可以用驚天動地，天翻地覆來形容。為什么他可以這樣做而別人不能這樣做？關鍵的原因就在于當時的共產黨政權穩定的獲得了工人和農民的支持，獲得絕大多數人的支持，有著非常穩固的政治基礎。有了這樣的政治基礎，他就不怕得罪知識分子，不怕得罪帝國主義，也不怕得罪其他階層。他敢于對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進行改造，敢于進行土改，從經濟上消滅地主、富農，敢于炮擊金門，敢于和蘇聯翻臉，這些事情他都敢做，用毛自己的話講叫“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船”。那反過來，如果說你很超然，沒有自己的政治基礎的話，則什么事情都不敢做。現在執政黨為什么像小媳婦似的畏首畏尾，動輒得咎？就是因為它拋棄了自己的“原配”——工農大眾，但資產階級又和它同床異夢，基礎不牢，地動山搖，所以它就成了今天這個樣子。
還有一個，就是“唱紅”的問題，好多人對唱紅不太理解，在網上，左派右派都有些過度的解讀。我對唱紅的理解，就是一個重建文化自信的問題。這個問題剛才黃老師其實已經講到了，這些年執政黨沒有文化自信。從否定文革開始，然后否定新中國前三十年的歷史，最后否定整個中國革命的歷史。這樣一來，執政黨給自己弄了一身原罪背在身上，理不直，氣不壯，因為你以前的整個歷史就是一個不斷犯錯誤的歷史嘛，這樣你就是一個戴罪立功的狀態，誰都可以教訓你，沒有自信，去推行任何的政策時候，別人一批評你就得馬上回頭。重慶的“唱紅”，唱的主要是紅色歷史歌曲，主要是戰爭時期或者是建國初期的一些歌曲。這實際上是對執政黨的歷史進行了一個梳理，重新進行了肯定，然后在這個基礎上，重建自己的文化自信。說到這里，我談一個小插曲，最近郎朗在白宮，演奏電影《上甘嶺》的插曲《我的祖國》，這就是一個比較自信的表現——我們是勝利者！反過來，假如說按現在一些自由派朋友的說法，抗美援朝從根本上就是一個錯誤，是你的一筆負資產，那當然你就不敢在美國人面前去彈這首曲子。重慶通過唱紅重新肯定共產黨的革命歷史，重新肯定共產黨為中華民族的解放，為中華民族的獨立、自由、繁榮、富強而奮斗的歷史，那么就重建了文化、歷史自信。建立了自信之后，很多政策就比較好推行了。而且這個自信，不光是領導層自己的自信，也要讓老百姓來認同，所以唱紅就是一個重建自信、整合社會、增加認同的過程，意義是非常重大的。
還有一點就是有朋友提出這樣一個問題：薄熙來還是要在重慶進行政治改革，否則的話就會出現人去政息的局面。這個判斷我覺得也是從一個約定俗成，被認為是不言而喻的前提出發提出的問題——“法治優于人治”，這幾乎也成了一個“常識”，但是不是真的就是這樣？我很懷疑。中國幾千年來都是人治，但創造了一個很輝煌的文明，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是領先于西方。因此我覺得，人治或法治，可能并不是最關鍵的問題，關鍵是以什么樣的人治？是有利于大多數人呢還有利于少數人？另外，法治是不是就能保持政策的連續性呢？我看不見得。比方說，小布什一上臺，也翻燒餅，就對克林頓的政策就做了一個非常大，甚至根本性的調整，結果導致美國盛極而衰。再比如我們的芳鄰韓國，前兩任總統金大中、盧武鉉都推行陽光政策，那時候南北朝鮮的關系比較緩和，也可以說是積累了一個很好的氣氛。但是李明博上臺以后也是人去政息，所有的政策全部逆轉，金大中被氣死，盧武鉉被逼死，朝鮮半島幾次走到戰爭的邊緣；再比如我們國家的臺灣地區，實行民主制度，都是選出來的人，最后卻選出陳水扁這樣一個貨色，陳水扁不論是從他治理臺灣地區的政績，還是他的個人品德，都是非常成問題的，可以說是把臺灣禍害了八年。這樣的法治，相對于一個人治，并沒有表現出任何明顯的優越性。是不是這樣？大家可以考慮。也許我們需要換一個角度來考慮“人治”條件下的政策連續性問題，我認為最主要的是解決一個挑選接班人的問題，毛主席最早提出這個問題，并且有很多創造性的思考；再一個就是賦予人民群眾監督權的問題，我建議先恢復人民群眾使用大字報進行監督的權利，經驗證明，大字報對基層官員的監督是非常有效的。如果這兩個問題解決好了之后，“人治”不見得就不能保持政策的連續性，也不見得比“法治”差。
最后，我想談一下重慶模式的前景。重慶目前的變化，概括起來說，就是通過一個非常強勢的政府，運用很充沛的財政資源，來調整各方面的利益。這個模式能不能長期持續下去？比方說，重慶鼓勵農民進城，然后給農民提供“五件衣服”，這全都是靠政府拿錢的，但一旦政府的財政收入出現了問題，還能不能繼續向農民提供福利？這是令人擔憂的。我的看法是：任何“模式”如果最終不能體現為生產關系的變化，就是不能長久的，也不能被稱之為“模式”。我認為，今天中國的問題，仍然是農村問題，由于三農問題沒有解決好，所以城鄉差距在繼續拉大，大量農村人口被迫到城市打工，導致整個城市的工資水平無法提高，產業升級因為相對成本過高也始終無法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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