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的“文化革命”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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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大革命”雖然有“文化”和“革命”這兩個詞，但由于文化大革命過程的混亂和結果的負效應，受損害最大的或許正是我們的文化以及對革命精神的崇敬。主流的看法似乎一致認為“文化大革命” 并沒有實現任何積極意義上的“文化革命”。但是，從歷史事實出發，作者傾向于認為毛澤東考慮發動一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與他想要從文化上進行一場思想的革命是有關的。　　

一、           對 “文化革命”的思考　　

鑒于“文化”概念的復雜性，對于“文化革命”這一提法，我們只從文化革新對人的思想的解放作用這個角度來理解，我們把這一概念與“文化大革命”聯系起來，著重從兩個方面來分析：一個是列寧的提法，另一個是我們熟知的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　　

列寧晚年明確地提到過“文化革命”的思想。1923年，在《論合作社》中，他提出“從前我們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應該放在政治斗爭、革命、奪取政權等等方面，而現在重心改變了，轉到和平組織文化工作上面去了，如果不是因為國際關系，不是因為必須為我們在國際范圍內的陣地進行斗爭，我真想說，我們的重心的確是轉移到文化主義上去了”[1] 不過，列寧的“文化”概念我與們今天通常理解的與物質觀念相對的那個“文化”概念有所不同，因為他說“只要實現了這個文化革命，我們的國家就能成為完全社會主義的國家了，但這個文化革命無論在純粹文化方面(因為我們是文盲)或物質方面(因為要成為有文化的人，就要有相當發達的物質生產資料的生產，要有相當的物質基礎)對于我們來說，都是非常困難的”。[2] 可見“文化革命”在列寧看來應該是物質和精神生活極大改善的一種狀態，是社會物質的極大豐富和人們精神的極大升華，包括了經濟、政治、科技、教育、文化、道德以及社會生活等各個領域，并不僅僅限于精神的層面。　　

盡管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與列寧的“文化革命”是否有直接聯系似乎還沒有明確的證據，但是毛澤東說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一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實現這一場大革命，要用文斗，不用武斗”，[3] 可見其“初衷”是很有“文化”意味的，他把這一場“革命”看作是“觸及靈魂”的，而要“觸及靈魂”，顯然非“文化”莫屬。此外，在　1966年10月25日　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毛澤東明確使用了“文化革命”一詞。[4]　　

我們也可以回憶一下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帶給中國的文化革命意義和影響：從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批判和對國人的精神洗禮來看，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通過對中國人的國民性的分析和批判，力圖喚起民族精神，呼吁在轟轟烈烈的社會生活實踐中重筑國民的新精神和新靈魂，并通過文化論戰深刻反省了傳統文化和民族意識，深化了對民族精神的理解和重塑，[5]無疑是真正意義上的一次“文化革命”。從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走過來的毛澤東，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積弊、對教條主義的反感、對中國社會體制機制的弊端肯定會有自己的認識，如何革除這些不利因素，推動中國社會更好地發展，當然是他考慮的一個重要問題。毛澤東在晚年把發動文化大革命與打敗蔣介石相提并論，看作是自己一生的兩件大事，說文化大革命的初衷不包含一點“文化革命”的內容，是難以令人信服的。　　

此外，從文革的過程和結果來看，雖然文革并不是社會根本制度的變革，甚至也不是任何意義上的執政體制的變革，整個過程看起來就像是一幕鬧劇，但是它事實上確實顛覆了很多觀念，就像是一場在權威領導下的反權威的觀念革命。并且最后，這個領導權威也走下了神壇，從這一點來看，文化大革命還真能夠稱得上是一場“文化革命”。　　

二、           思考之后的反思　　

鄧小平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這篇報告中曾經指出：思想僵化乃是當時最大的問題。他分析說：一是因為十多年來，林彪、“四人幫”大搞禁區、禁令，制造迷信，把人們的思想封閉在他們假馬克思主義的禁錮圈內，不準越雷池一步。二是因為民主集中制受到破壞，黨內確實存在權力過分集中的官僚主義。三是因為是非功過不清，賞罰不明，干和不干一個樣，甚至干得好的反而受打擊，什么事不干的，四平八穩的，卻成了“不倒翁”。四是因為小生產的習慣勢力還在影響著人們。這種習慣勢力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因循守舊，安于現狀，不求發展，不求進步，不愿接受新事物。[6]
    所以，今天我們在反思文革的教訓時，應當特別注重今后的發展如何防止犯同樣的錯誤。文革的錯誤只不過是社會發展過程中遇到一些問題在特定的情境中被放大而已，但是只要鄧小平在報告中描述的這些情況沒有被根本扭轉，我們將無法斷言若干年后的人們不會重犯這一類錯誤。所以，推進“文化革命”以革新思想，就成為我們無法回避的問題。那么，文化大革命之后我們怎么進行“文化革命”呢？　　

首先，明確文化不是解決社會一切問題的法寶。五四以來，我們在文學大家和革命家的引領下，在“革命”話語的掌控下，對傳統文化和道德進行了無情駁斥，批判甚至毀壞，打著馬克思主義的旗號干著違背馬克思主義基本精神的勾當。文革一起，原本還基本維持正常的社會秩序瞬間瓦解，5000歲月建立起來的傳統價值觀、道德基礎、倫理觀念徹底消亡，夫妻反目、兒女成仇、好友揭發、私下告密，人類心靈中最陰暗的一面暴露無遺，祖宗傳下來的文化遺產，甚至風俗習慣，都被全面系統地毀壞了。一句話：幾千年的文明積淀，10 年間幾乎蕩然無存。但是，文化批判不但沒有解決中國任何問題，反而使得國人因為信仰的喪失而變得極不自信，無所適從。所以，有必要在明確把文化定位為社會生活一個層面的基礎上，促進文化的多元發展，防止國人被一種話語權掌控而失去獨立的思維能力。　　

其次，擴大文化交流。文化從其源頭來看，是一種地域性的存在，但是，從文化發展的歷史看，幾乎沒有任何一種現存的文化是獨立自為的存在。中外歷史經驗并且證明，一種文化積極對外交流的時候，正是該文化群體興旺發達的時期。相反，一種文化自我封閉的時候，正是該種文化逐步衰微的階段。今天，人類已經進入一個飛速發展的全球化時代，文化封閉的可能性越來越小，如何利用好文化全球化的機遇，要比時刻提防文化全球化的危害要好得多，但前提是我們有必要反思自新文化運動以來主流思潮對傳統文化持否定看法所造成的負面影響，以及文革對我國傳統文化的片面批判所產生的負效應，同時，秉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的理念和實踐檢驗標準，也是我們在文化交流和文化建設過程中應該時刻堅持的原則。 　　

再次，搞好制度建設。文化作為一種精神層面的力量，運用得好，可以激發人們的聰明才智，運用不當，也可以是殺人于無形的匕首。由于社會不斷發展，文化也會不斷變化，所以，只有通過制度建設這一被現存智慧公認的長治久安之策，才能防止文化大革命悲劇的重演。必須建立一種讓公眾的聲音能夠被聽見的制度，并且給予公眾修正制度的制度保障，防止重犯文革的錯誤是可能的。　　

第四，大力推進社會文化建設，推動文化創新發展。不能因為“文化大革命”而否定“文化革命”，應該在文化創新的意義上繼續推進文化的“革命”。中國傳統文化當然有不適應當前發展的問題，就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也需要不斷在實踐基礎上發展。當然，今后的文化革命應當堅持漸進性，堅持百花齊放的精神，防止再出現大規模的狂飆冒進式的群眾運動（其實這種現象本身就是只有一家之言，沒有“百花齊放”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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