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把熊召政的四卷本《張居正》看過之后，一直想寫點什么。但因為其他原因，需要把大量精力放在這該死的法律上來，也就失了那份沖動。一晃又是半年過去了，難得這清凈的時候，又把朱東潤先生的《張居正大傳》和黃仁宇《萬歷十五年》中關于張居正的部分讀了一遍，順便把梁啟超的《李鴻章傳》也一并讀了，竟燃起了自己的寫作欲望。　　

張居正，漢族，湖廣江陵（今屬湖北）人。字叔大，少名張白圭，又稱張江陵，號太岳，謚號“文忠”。明代政治家，改革家。中國歷史上優秀的內閣首輔之一，明代偉大的政治家。張居正當政的前70年和他當政之后的60年，明代的社會、政治和經濟，就是兩個字“混亂”。只有在張居正執政的這十年比較清明、安定。但是，對張居正這個人的評價在歷史上是毀譽各半的。贊美他的人把他比作周代的周公，說他是圣人；罵他的人把他比作是朱溫、王莽，說他是禽獸。。《明史》盛贊張居正“功在社稷，日久論定，人益追思”。清代人說：“明只一帝，太祖高皇帝是也；明只一相，張居正是也。”梁啟超先生三百年明王朝獨服張居正。　　

李鴻章（1823－1901），安徽合肥人，亦稱李合肥，本名章桐，字漸甫或子黻，號少荃（泉），晚年自號儀叟，別號省心，謚文忠。作為淮軍創始人和統帥、洋務運動的主要倡導者之一、晚清重臣，他官至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華殿大學士。梁啟超《李鴻章傳》對其評價是：“吾敬李鴻章之才，吾惜李鴻章之識，吾悲李鴻章之遇。”《清史稿·李鴻章傳》評價說：“中興名臣，與兵事相終始，其勛業往往為武功所掩。鴻章既平大難，獨主國事數十年，內政外交，常以一身當其沖，國家倚為重輕，名滿全球，中外震仰，近世所未有也。　　

明清兩代，治世之能臣很多，僅著名的晚清四大名臣就值得大書特書。但筆者唯獨對明之張居正，清之李鴻章抱有極大興趣。同樣是中興之臣、同樣毀譽參半、同樣挽王朝危難于既倒。唯獨不同的是居正的結局比中堂悲催得多，一生嘔心瀝血延緩的政權卻用最無情的手段將自己毀滅，這是居正生前沒有想到的。而中堂卻在賣國賊、漢奸的罵聲中度過自己的晚年，但他為之奉獻一輩子的滿清王朝卻在他死后給予了一個漢人能夠得到的最高榮譽，也算是完滿了。張居正和李鴻章都是在時勢造英雄的時代背景下崛起的，他們面對的不僅僅是具有中國封建特色的官場政治，更有在堅持這種特色政治下的對國家社稷的改革堅持，他們不僅僅是為了當官而當官，他們是有政治抱負的人，具有真正的政治理想。不幸的是，二者都不可避免的觸碰到了這種特色政治的根本——體制問題。錢穆在《中國歷代政治得失》序中提到：“辛亥前后，由于革命宣傳，把秦以后政治傳統，用專制黑暗四字一筆抹殺。因于對傳統政治之忽視，而加深了對傳統文化之誤解”。筆者深為贊同此說法，因此這里用具有中國封建特色的政治來指代古代政治傳統。中國的政治家與西方的政治家面臨的困難有所不同，中國的政治家除了要積極貫徹自己的施政理念外，更不能忽視為官之道，尤其是處理與不同人物和利益集團之間的關系更是能否確保自己立于不敗之地的基礎。明太祖洪武十三年，因宰相胡惟庸造反，朱元璋以此為契機廢宰相，這是中國古代政治一大重要變革，后機構演變為內閣，內閣首輔逐漸扮演了類似宰相的角色。但由于明代機構設置的一些缺陷，宦官亂政的現象較前代更為明顯，蓋因司禮監的特殊作用，內閣首輔必須妥善處理好于掌印太監等的關系，才能更好的協調組織工作。張居正之于李鴻章，除了要和皇帝搞好關系之外，更要和掌印太監馮保搞好關系，而李中堂在上層政治上倒不必面臨此雷同的問題。二人雖然都是權傾天下之人，但在鼎盛時期，當萬歷還較小、一切都需要張先生的時候，整個國家，整個朝政都是居正一人說了算，改革縱然會遇到阻力，但只要他執意推行，亦可得以實施。相較之下，中堂大人卻受到很多的掣肘，自己一手創辦的北洋水師卻因為腐敗的朝政導致很多想法不能付諸實踐，很多時候自己的話說了并不算數，李鴻章難做得太多太多。　　

      宦海沉浮一世，諸多得失，無論是張居正還是李鴻章，他們都是被時代卷進了歷史潮流的人。改革改革，一旦要改革，必然要剝奪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你當權時革了他們的命，他們尋得了機會便是要革你和你后代的命，尤其是這種改革觸及到一定底線的時候。而居正之偉大之處在于：以他的政治智慧并非不知道自己的做法會導致什么樣的后果，他是用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無畏氣概在踐行著自己的理想，哪怕身敗名裂。張居正是一個職業政治家，他有著極高的政治天賦，隆慶二年的《陳六事疏》、三年的《請飭學政疏》都是比較經典的直陳時弊的奏疏。制定改革的方案不難，關鍵是這個方案怎么去實施，因為天地有變數。像孔子說“朝聞道，夕死可也”，你早上懂得了真理晚上就可以死掉，你就不要國家蒼生了嗎？君子講氣節，你恥與小人為伍，你把蒼生丟哪兒去了？當政治家和當好人、當清流是不一樣的。所以，張居正認識到了這一點，他說，如果這個國家富國強兵的理想能夠實現，他躺在地上，誰在他身上拉屎拉尿、踩他、弄他都無所謂，“知我罪我，在所不計”。在中國傳統政治的環境之下，能夠有這種氣魄的確實不多了。當然，張居正并非完人，他有自身的缺陷，所謂人無完人，他的缺點并不足以否定他的功績，尤其是在特殊的歷史時代下。　　

李中堂與張首輔的情況略有不同，中堂大人的時代是西方世界科學技術全面領先中國的時代，面臨著內憂外患的局面，內要變革圖強，外要抵御外侮。張之洞所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事實上是兩種文明的激烈交鋒，李鴻章之理想除了維護沒落的清王朝統治之外，更在于振興我四萬萬華夏同胞之民族富強。中堂之悲劇正在于梁啟超所說：“我悲中堂之遇”。梁啟超寫《李鴻章傳》，大抵是客觀的，他自己曾說過一句話，倘若李鴻章地下有知，“當可寬慰 ”。不過，梁啟超替李鴻章樹碑立傳，并非僅僅希望李鴻章九泉之下得到寬慰。在《李鴻章傳》的結論中，梁啟超說“李鴻章往矣，而天下多難，將更有甚于李鴻章時代者，后之君子，何以待之？”李鴻章對自己作為嘗作出以下的總結：“我辦了一輩子的事，練兵也，海軍也，都是紙糊的老虎，何嘗能實在放手辦理，不過勉強涂飾，虛有其表，不揭破，猶可敷衍一時。如一間破屋，由裱糊匠東補西貼，居然成一間凈室，雖明知為紙片糊裱，然究竟決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中堂之艱難盡顯露與此。　　

中國之古代史，政治史是一重要組成部分，政治史之政治人物乃是活的政治體現。在傳統儒家思想的影響下，讀書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信念更使得知識分子有一種渴望建功立業，光宗耀祖的欲望。在這樣一個官的國度，當官的多，當大官的多。但當官后真正做事的少，為國家社稷著想做事的就更稀少了。古往今來莫不如此，歷史的潛規則換了個外套仍然存在于當世，居正與中堂之境遇，換做今日又何嘗不是一種哪怕前面是地雷陣、或者是萬丈深淵，也在所不辭的氣概？歷史不會重復，但歷史總有驚人的相似，但在體制的束縛下，人終究會敗給規則，人制定了規則卻最終被規則所奴役。正如筆者看到的笑話：樓主說：“反腐反腐，竟有那么的艱難么？樓下一人回帖：“你試著親自割一下自己的JJ看”……
    在中國，真正的政治人物必須即是政治家又是政客，政客的身份是為政治家的身份打基礎，倘若要有所作為，則首先必須成為政客。不過一旦做了政客，自己的修身信仰也就不復存在了。吳思提到新官墮落定律：“所謂墮落，當然是從圣賢要求的標準看。如果換成新官適應社會和熟悉業務的角度，我們看到的則是一個重新學習和迅速進步的過程，一個接受再教育的過程。第一次是接受圣賢的教育，第二次則是接受胥吏和人間大學的教育。第一次教育教了官員們滿口仁義道德，第二次教育教了他們一肚子男盜女娼。”滿口仁義道德并不可怕，怕的就只剩下男盜女娼。表面話要說、實際活也要做，要說表面話才能做實際活。我們的政治家們總是要比西方的政治家辛苦得多啊。畢竟我們是一份精力做兩樣事，甚至是多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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