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大義精神------國族之仇，哪怕一百世也應該報復！
    在南京大屠殺七十周年即將結(jié)束的時候，我寫下了這些文字，希望以此紀念在偉大抗日戰(zhàn)爭中在南京、在東北、在華北、在中原、在西南、在江南、在兩湖、在華南以及東南亞所有死于日寇屠殺的同胞們。并為此前和之后所有死于異族之手的祖先和同胞們伸張大義，以免使死者痛心于地，生者惶惑于今日。
　　　　
　　“要記住歷史，不要記住仇恨”，這是南京大屠殺幸存者李秀英生前留下的話。“可以寬恕，但不可以忘記”，這一類貌似公允、高尚、政治正確的言論成為了主流。很多人在提到南京大屠殺，譴責了一番日本后，最后也念念不忘反對中國“狂熱、極端、狹隘”的民族主義。這些言論多么讓人痛心，因為這些言論中所表露出來的思維和邏輯都已經(jīng)說明，許多人的民族精神已經(jīng)去中華文明何其遠也。
　　　　
　　首先，不要妄談寬恕。寬恕是一個用濫了的字眼，已經(jīng)快變成縱容罪惡的代稱。寬恕也并不等于美德，否則也不會有中山狼的故事。而寬恕更是要看你有沒有那個資格和權(quán)力，寬恕是自愿的也是個人的，只有個人的寬恕，沒有國家和民族寬恕。就象二戰(zhàn)后，一個猶太人所說的，“我們沒有寬恕的權(quán)力”。是的，誰又有代表那些已經(jīng)不能表達意愿的死難者寬恕的權(quán)力呢？
　　　　
　　李秀英從其個人事跡來說，我對她有敬意，因為她敢于反抗日本鬼子。如果她愿意寬恕殺害自己親人、傷害自己的鬼子兵，忘記仇恨，這些出于她的個人自愿。我能容忍但不贊同，而且我也明白這種言論很可能是受某些輿論和導向影響而做出的。但是誰又有權(quán)力代替我們國家和民族寬恕呢？他們以為自己算什么？上帝？他們怎么敢如此狂妄和無恥，代替那些被殘酷侮辱和虐殺的同胞們寬恕敵人呢？那些死難同胞們會寬恕日本人嗎？我們不知道，也無法知道，因為他們永遠表達不了他們的意愿了。誰都沒有權(quán)力替無數(shù)的死難者寬恕誰誰，用自己的無恥強奸死難同胞的意志。
　　　　
　　那些口口聲聲寬恕和忘記仇恨的人，只能表明他們自己寬恕了日本和其它國仇對中國的破壞，對中國人民的屠殺，他們自己對日本人和國仇們沒有仇恨。他們?nèi)绻辛異u，就大方的承認這一點，而不要妄加代表。他們既不代表，也沒權(quán)力代表我們國家和民族。“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同樣只要還有一個真正的中國人，這種與中華文明對立的做法就不能被視為中國人的意志。
　　　　
　　這種記住并寬恕的觀點，來源于基督教。基督教做為以神為本的宗教，人所遭受的痛苦以及犯下的罪行與“神恩”相比之下當然是微不足道的。所以多少人的死亡和苦難，從基督教的角度來看，都遠不如表達“神無限的愛”，用以表現(xiàn)神對于人的無限主宰能力的寬恕重要。當然，這種蔑視人的價值的虛偽西方邏輯針對的主要也是他人，自己則是另一標準。我們看看，接受這種觀點的是誰？是南非等先是被西方在政治上，最后在精神上奴役的失去文化自主性的民族。
　　　　
　　世界上任何一個強大和自尊的民族和國家都不是寬恕敵人和能忘記仇恨的。羅馬在第二次布匿戰(zhàn)爭中飽受漢尼拔的蹂躪，在戰(zhàn)爭以后羅馬元老加圖每一次演講的結(jié)束語都是“一定要毀滅迦太基”，正是這種精神讓羅馬成為當時能與中國相提并論的世界強國，而也正是喪失了這種精神，改信基督教的羅馬被野蠻人輕易的毀滅了。猶太人自二戰(zhàn)以后從來沒有停止過對敵人的追殺，正是這樣，現(xiàn)在以色列才會成為袖珍超級大國，而不是重復被阿拉伯人屠殺的命運。大漢也正是從武帝朝以儒家做為國家主導意識形態(tài)后，以春秋復仇大義為名，中止了對匈奴的妥協(xié)退讓，主動出擊，打的匈奴俯首稱臣，留下了“犯強漢者，雖遠必誅”的豪言。
　　　　
　　現(xiàn)在很多不了解儒家，或者被誤導的人。將儒家的莊重有禮當成懦弱，卻將粗野放肆當成勇氣。真正勇敢的人，不需要在日常中表現(xiàn)的劍撥弩張。因為這種強悍是堅定的、理性同時也是深刻的，因為這種勇氣來源于內(nèi)心深處。所以真正的儒家，可以在平時溫文爾雅，在戰(zhàn)爭中卻能殊死戰(zhàn)斗到底。那種由野蠻或完全由感情激發(fā)的血氣之勇，來的快去的快。而儒家內(nèi)心和理性的勇敢則是堅韌不屈的，這也是在中國與外敵的戰(zhàn)爭中，抵抗的最頑強，而且堅持到最后的也基本是儒家信徒的原因。這也是在與中國同時興起的文明、國家、民族相繼滅亡后，只有中國和漢族仍然存在的內(nèi)在原因。
　　　　
　　孔子在很多人眼中是一個慈祥的老師，但孔子并非一味溫和，更不會對仇敵寬容。除了現(xiàn)在已經(jīng)廣為人知的，曾經(jīng)被斷章取義的錯誤引用的“以德報怨，以何報德？以德報德，以直報怨”之外。孔子對復仇極為推崇，了解的人恐怕還不占多數(shù)。孔子說，父母之仇，不共戴天。為人子者，必須時刻帶著武器，盡一切可能手刃仇人。而對于兄弟之仇，如果突然相遇，既便沒帶武器也應該上前博斗。當然，這是在沒有公正執(zhí)法的前提下，而且也有限制，就是兄弟之仇如果是正在執(zhí)行出使國外的任務，則此時不能復仇。這是為了將個人的道義與對國家和社會的責任統(tǒng)一起來。
　　　　
　　而在孔子的重要著作春秋中，一個主要的宗旨就是大復仇。“大”的意思，就是肯定、贊許、推崇。對于春秋社會秩序崩潰的禮崩樂壞，內(nèi)戰(zhàn)不斷，儒家思想極為反感，最后總結(jié)了“春秋無義戰(zhàn)”。即便如此，對于復國、復仇之戰(zhàn)，儒家仍特別看待，視為義戰(zhàn)。呂氏春秋亦云，戰(zhàn)爭是人的天性，世界不會停戰(zhàn)爭，但戰(zhàn)爭有義戰(zhàn)與非義戰(zhàn)之別，復仇則為義戰(zhàn)，是應該肯定和支持的。
　　　　
　　春秋時期，齊襄公滅亡了紀國。齊襄公是春秋時代的齊國國君，因與親妹魯桓公夫人通奸，并謀殺了魯桓公，最后因為失信而導致政變被殺而臭名昭著。無論是其人品，或是其與魯國的關系，都是做為魯國人以及崇尚道德規(guī)范的孔子所不會溢美的。但春秋善善惡惡，亦不以人費事。所以既便齊襄公所為悖亂，但春秋仍然肯定了其值得表彰的行為，在這一事件的評價中，給了齊襄公賢者的待遇。
　　　　
　　那么齊國滅紀為何成為春秋肯定的事例呢？齊襄公九世前的齊國國君齊哀公因為紀侯在周夷王面前進讒言而被烹殺。由此引發(fā)了春秋對復仇的系統(tǒng)論述。雖然齊襄公行事荒唐，但他牢記祖先并為之復仇，甚至在戰(zhàn)前占卜顯示要付出軍隊損失過半甚至自己死亡也不退縮，說明他為自己的祖先盡心。為親盡心為孝，為國盡心為忠。這就是儒家所要肯定的。祖先所蒙受的恥辱就是自己的恥辱，報仇雪恥既是責任也是義務。
　　　　
　　有人問，此事前后相距已經(jīng)有九世，難道還可以復仇嗎？春秋回答，哪怕一百世也應該報復。因為齊哀公無罪被殺，君主之仇就成為了國仇。除非這個國家消失，否則這個仇恨就會一直存在下去。同樣，按儒家“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觀點，國家和民族的仇恨更是國仇，只要中國和漢族還存在，這個仇恨就永遠存在，也必須報復。其實，現(xiàn)在國內(nèi)外反華勢力，盡其所能虛無化漢族，誣蔑漢族的血統(tǒng)和歷史傳承，或者否定漢族做為中國的絕對主體。也正是日本之類的國族之仇對儒家思想復興的恐懼，采取的釜底抽薪奸計。通過否定漢族血統(tǒng)、歷史和文化的傳承，這些對中國和漢族犯下了滔天罪行的異族，想使?jié)h族的復仇喪失基礎。用心如此，我們才會明白反華者雖然本族血統(tǒng)構(gòu)成遠比漢族血統(tǒng)雜亂，但總是樂此不疲的誣蔑漢族血統(tǒng)不純正，他們的真正目的和用意何在。但事實是，漢族的血純的是純正的，傳承是明確的，而那些對中國和漢族犯有大罪的仇敵，無論經(jīng)過多長時間，除非它們消失了，否則絕不能逃脫我們的懲罰。
　　　　
　　為什么儒家的復仇欲如此強烈呢？因為儒家提倡仁愛，而且這種仁愛是由近及遠，由親及疏的。只有對親人有愛、朋友有愛、鄉(xiāng)土有愛、國家有愛、民族有愛，并且懷著為國為民的社會責任感，并以大義和公利為平衡的仁，才是一個真正的儒家所追求的仁愛，也是符合人性的愛。而正因為有仁愛，所以才有了孝、有了忠。也因為有仁愛，才會對親、友、國、族的敵人無比仇恨，這都是儒家思想基礎在于人性化的表現(xiàn)，并且將人的理性和感情有機的統(tǒng)一在一起，使人成為更真誠，更高尚的真正的人。
　　　　
　　儒家重視“慎終追遠”，因為只承前，才能啟后。一個人、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只有了解了過去，才能獲得經(jīng)驗和力量，開創(chuàng)未來。了解了歷史，才會對我們的身份和作用以及肩負的使命有清醒的認識，并且獲得借鑒和增強民族責任感。而這正是中華文明對歷史真相極度重視和尊重的原因，這也是中華文明和漢族區(qū)別于許多文明和民族的地方。當然，這種對歷史真相的尊重的文化傳統(tǒng)，在滿清和后來受到了極大破壞，因為反華專制者，不想讓漢族人明白自己的歷史，增長自信和智慧，尊嚴和勇氣，而是想將中華文明的繼承者變成愚民和奴才。但就象黑夜無法永遠遮住太陽，龍終究不會被狼和狗們所壓倒。
　　　　
　　這種對歷史的重視，也是為了向祖先表達恭敬之心，承擔華夏一脈相承的責任和文明，以不辜負先輩之功業(yè)，方能繼往開來。對于給我們國家和民族犯下大罪的國家或民族，我們?nèi)绾闻c之相處？兩國相處必然不能回避歷史，自古以來友好交往的謊話只能自欺欺人。除了表明自己懦弱和阿Q，只會讓別人恥笑和輕視。除此之外還會起什么作用呢？既然不能忘記歷史，我們又如何不對歷史動感情，難道我們是木頭人和石頭人嗎？我們是人，就會有人性，就會有感情，就會對我們的仇敵報有仇恨。在深仇大恨之下面對國仇卻要裝做若無其事，這樣真正熱愛中國的人會何其痛苦。所以，有深仇大恨國家和民族之間的關系注定是不會友好的，除非舉國沒心沒肺。正因為如此，所以儒家認為，與其壓抑自己，徒增痛苦，而又無益于事，同時損害了國家和民族的精神。不如以一個真正人性的立場對待，所以儒家認為與國（族）仇之族不必、不應、也不能共存。
　　　　
　　現(xiàn)在很多人的謬論，就是罪行是過去所犯，這個責任隨著當事人的死亡就已經(jīng)了結(jié)，對曾經(jīng)對中國和漢族犯罪的民族的后代不應受過。這種謬論流傳甚廣，更可見不學無術和無知的危害。春秋中也有這種疑問，認為九世后的紀國不應該為祖先受過。春秋對此的回答非常明確：必須承受！
　　　　
　　因為按照以直報怨，如果紀國當時所犯的罪行馬上得到公正的懲罰，紀國就不會存在。而一個本不應存在的國家，在九世之后才被滅，又有什么可報怨的？任何一個國家和民族都不是憑空冒出來的，必然繼承了其祖先給其留下的遺產(chǎn)。既然承擔了祖先的遺產(chǎn)，就必須承擔其遺產(chǎn)的后果。對于那些屠殺數(shù)以千萬、百萬我們同胞的異族，如果當時就能給予同等報復，這些民族應該全部被滅，豈能存留至今？一些本來就應該滅絕和滅亡的民族和國家，他們能生存至今已經(jīng)是非常過分的幸運了，怎么會有人為向其復仇叫屈呢？
　　　　
　　當然，肯定會有人來轉(zhuǎn)移問題，反問我們，為何漢族內(nèi)部的矛盾不應不延續(xù)千古？儒家對此也做出了解答，這種百世復仇只限于國族之仇。民族內(nèi)部的仇恨則是不能無限期的，因為民族國家內(nèi)部矛盾可以通過公正的法律來解決，解決不了，進行復仇也應該只及其身而不誅連蔓延，這是區(qū)別內(nèi)外的民族共同體內(nèi)部的社會道德和民族認同，當然不能與國族之外一概而論。
　　　　
　　春秋，君主和父親無罪被殺，而臣和子不能為之復仇的。君父就不能稱為“葬”，表明其無臣無子。同樣，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死難者，如果國家和民族沒有為他們復仇，他們也不會安息，所以南京和抗戰(zhàn)中所有的死難者，以及之前和之后死于異族之手的同胞們的靈魂仍然不得安寧，說明國家和民族還沒盡到自己的責任，是有愧于死者的。那些不為君主和父親復仇人沒有資格稱自己為臣、為子。那么不為人民復仇，又有什么資格稱為中華文明、中國的繼承者和人民的代表呢？
　　　　
　　當然，也會有人說，現(xiàn)在我們國家還沒有足夠的能力，空談復仇又有何用？與世界其它與中國有仇恨的國家和民族同時搞的劍拔弩張對國家難道不是有害無益嗎？ “理有經(jīng)，亦有權(quán)”，在堅守原則的同時，當然不妨靈活應變。俗話說“君子報仇，十年不晚”，春秋之仇可以復于九世之后。但是，這不是為了給自己制造茍安的借口，在這一過程中我們必須牢記仇恨，并為復仇而努力，并最終實現(xiàn)。只有復仇最終實現(xiàn)，才能證明我們國家和民族的繼承了華夏祖先的大義。
　　　　
　　現(xiàn)實國際關系的政治變動只是ZF短時期的政策，其中當然有權(quán)宜之計，這個民眾對于形勢所迫下的某些與大義不符之處可以容忍和涼解。但大義本身和民族精神不能動搖，如果為了短淺的權(quán)宜，就來擾亂和動搖民族精神和大義，則說明這不是真正從國家民族角度出發(fā)的策略，而是決策者的懦弱、無恥、卑鄙、愚蠢。我們民族精神和文明是八千年來華夏祖先們用智慧、勇氣和堅韌奠定的，不能與一撮人渣的短淺之見隨風起舞，而不斷搖擺。一個國家和民族沒有真正堅定立場及精神，不可能真正穩(wěn)定和強大。“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一個政權(quán)如果沒有固定的信念和信用，朝令夕改，朝敵暮友，又如何讓民眾對其有基本的信任？問政于孔子，孔子認為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可以減少軍備，甚至可以減少食品等基本物質(zhì)需求，但“人皆有一死，民無信不立”，一個政權(quán)，本身沒有信念，讓民眾也沒有信念，本身沒信用，讓民眾對其喪失了信任，總是要垮的。
　　　　
　　儒家精神自滿清以來，一直被壓制和歪曲，導致了其后中國精神日益不振。許多人身上奴性太重，沒有自主意識和人格，丟掉了做人的尊嚴，完全拜倒在外來思想的腳下，喪失了獨立和理性思考的能力。卻反過來否定自己不了解，也不想去了解的中華文明。這種情況繼續(xù)下去，中國只會進一步淪為被外國壓榨和掠奪的國家，成為世界的血汗工廠，廣大的中國人和中國人的主體漢族只能成為外國資本和一小撮買辦的血汗勞工，并成為被犧牲的對象。中國必須進行一番文明、歷史觀、民族精神、理性哲學、倫理道德的真正復興，這將是一個比歐洲文藝復興偉大的多的真正文明之復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