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幾何時，一股“革命有害論”，“革命延誤了中國發展進程”的論調甚囂塵上，在龍應臺的近著《大江大海 1949》出版發行后達到高潮。這股論調否定辛亥革命，說是如果沒有孫中山鬧共和，清朝實行君主立憲，中國現在也與日本一樣發達。否定新民主主義革命，說是如果沒有毛澤東帶著共產黨搞社會主義革命，中國大陸現在也與臺灣一樣富裕。而臺灣作家龍應臺的新書《大江大海 1949》，主要就是徹底否定中國人民的解放戰爭。　　

客觀地說，《大江大海 1949》對上一代流落到臺港海外的民國遺民顛沛流離的苦難境遇有動情的記述，有些情節感人至深。但對她站在失敗者蔣介石的立場，用如泣如訴的文學筆調來控訴1949年的人民解放戰爭，將重點放在追究戰爭的責任上面，要為中國現代史翻案的圖謀，必須進行揭露。為了達到否定1949人民解放戰爭的目的，她閉關長達400天，得到國民黨黨政軍，以及有關大學和研究機構的支持，根據被她奉為普世價值的個人主義和人道主義，以煽情的文學筆調大肆描述當時民國遺民在地理和歷史的“大江大海”中遭受家庭破碎、顛沛流離的人倫慘劇。并且刻意呈現一幕幕殘酷血腥的戰爭場景，刻意要證明一個預設的為國民黨當局樂見的結論：戰爭沒有勝利者，也沒有所謂的正義戰爭和非正義的戰爭。書中描寫了不少的血腥場面，這里主要通過記述對“解放軍圍困長春”，“蘇聯紅軍占據東北”兩個史實，以正視聽。　　

“解放軍圍困長春”的主要指揮者蕭勁光，他在《蕭勁光日記》中記述道：　　

　　“他們（國民黨軍）將骨瘦如柴的長春市民，成群結隊地驅趕出來。這對我部隊壓力很大。我們既要執行封鎖任務，又要維護人民群眾利益，既要粉碎敵人惡毒的陰謀，又不能讓成千上萬的百姓餓死。這是一個非常復雜的政策問題。
　　共產黨設立了一個“難民處理委員會”。在前沿和后方設置了大大小小的難民收容所數十個，有計劃地收容難民、疏散難民。開始，我們工作缺乏經驗，給餓苦了的群眾吃飯沒有限制，結果有些群眾在久餓之后突然進食過多，胃腸負擔不了，脹死了。接受教訓，以后收容的難民就先吃兩天稀飯，逐漸增加飲食，避免了類似情況的發生。對收容的難民，及時的疏散到各地去，有的單位還利用難民回去做偵察或瓦解敵軍的工作。圍城期間，難民委員會共發放了四千噸救濟糧，六億元救濟金及五百斤食鹽。為了救濟長春市的難民，減輕當地解放區群眾的負擔，我們的戰士迅速自覺地開展每人每月節約一斤糧的運動。
　　連臺灣的學者也認為“像蕭勁光這些資料，所在多有，龍應臺一概不看或不知道看，不明真相與原因、不知道共產黨怎樣搶救難民，就譴責起來了，這種落筆方式，又從何真知一九四九呢？在文獻上，她看得太少太少、根本跟不上有關文獻，她談長春，談得太貧乏了”。　　

再看“蘇聯紅軍占據東北”的場景。“那一年冬天，21歲的臺北人許長卿到沈陽火車站送別朋友，一轉身就看到了這一幕：
　　沈陽車站前一個很大的廣場，和我們現在的（臺北）總統府前面的廣場差不多。我要回去時，看見廣場上有一個婦女，手牽兩個孩子，背上再背一個，還有一個比較大的，拿一件草蓆，共五個人。有七、八個蘇聯兵把他們圍起來，不顧眾目睽睽之下，先將母親強暴，然后再對小孩施暴。那婦女背上的小孩被解下來，正在嚎啕大哭。蘇聯兵把他們欺負完后，叫他們躺整列，用機關槍掃射打死他們”。　　

這個場景即使是真實的，也不能把罪名加到共產黨頭上。據有關史料記載，民國外交部部長王世杰聽命于蔣介石，簽了《中蘇友好條約》，賣了國。　1945年8月23日　，他向國民黨中央報告說：
　　……外蒙，不能不承認其獨立，但戰爭結束后三個月內蘇聯依約不能不自東三省撤退！……東三省之主權可以收回……　蔣　先生請大家起立表決，結果全體一致起立。
　　由此可見，國民黨不但主事者是賣國賊，它的團體也是賣國集團。在蔣介石面前，對賣國成果，無人敢于拒絕“起立通過”。　　

蔣介石賣國簽下《中蘇友好條約》是何等攸關《大江大海 1949》的大事，龍應臺卻只字不提。俄國大兵在沈陽強奸中國女人，而誰是引狼入室的罪魁禍首呢？按照賣國者與蘇聯簽訂的《中蘇友好條約》，明明是“在日本投降以后，蘇俄軍隊當于三星期內開始撤退”的、明明是“最多三個月足為完全撤退之時期”的，但是，直到第二年（1946）　3月6日　，《王世杰日記》寫道：
　　“中蘇交涉，如利用民眾反蘇游行，及本黨公開之攻擊，縱能促使蘇聯早日撤兵，但不免阻（促）其與東北共產黨及其它反政府武力勾結，造成更不利于國家之形勢。予不主張與蘇聯公開決裂者，大半以此。今日午后予以外交部部長名義，致正式照會于蘇聯大使，促蘇聯即行撤兵。　蔣　先生尚擬緩發此照會。予因恐未來局勢或使我政府不能訴諸國際會議，故斷然決定發出，但仍未在報紙發表。晚間予面　向蔣　先生辭外交部長職，　蔣　先生不允。”　　

大江大海可以作證，蔣家王朝為了得到美國的軍事援助發動全面內戰，承認了帝國主義在華的經濟利益和殖民權益。為了央求蘇軍退出東北，割讓了外蒙古。如果沒有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解放戰爭，奪取全國政權，中國仍然要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泥淖里任人宰割，難以擺脫被帝國主義肢解和蹂躪的命運。　　

    為什么被龍應臺奉為普世價值的個人主義和人道主義的一本書，能在當今中國掀起如此之大的波瀾？這個時間不是在1949年，不是在1978年，不是在1997年以前，而恰恰是現在。清朝末年要搞“普世價值”，辛亥革命也是要搞“普世價值”，1949年的解放戰爭卻是要搞社會主義的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現在中國仍在“補資本主義的課”，用“30多年走過了西方發達國家幾百年的歷程”，明明白白寫著還是要搞“普世價值”。這不是正好迎合了 “革命延誤了中國發展進程”的“革命有害論”又是什么？就像是“妖風”遇到“鬼火”，豈有不妖言惑眾，甚囂塵上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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