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孔有礙社會進步
邱波 邱玉田
最近一段時間以來,有關在天安門廣場矗立孔子雕像的話題,不僅引發內地媒體的熱議,甚至還擴散到了島內。事實上,臺灣文化總會會長劉兆玄日前也就大陸與臺灣誰更能代表中國傳統文化的問題,闡述了他自己的觀點;其主旨與大陸正在推行的相關理念幾乎不謀而合,那就是,孔子的儒家學術代表了中國傳統文化。雖然 劉 先生認為臺灣更遵循儒學。
這一現象不由得令筆者回想起不久前所收看的一期電視節目。在這期以交流和互動為表現形式的節目中,邀請了以研究和傳播儒家學術而蜚聲國際的哈佛大學教授杜維明為嘉賓。坦率地說, 杜 先生在節目中就“文明對話”與“文明沖突”的不同影響以及儒家學術之于全球和諧共存的積極意義等多方面問題所表達的相關見解,其實并未使筆者產生特別感受;因為 杜 先生的相關見解早已在媒體和著作中見識過。相反,參與互動單元活動的兩位年輕觀眾的提問倒是給筆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事實上, 杜 先生的回答缺乏應有的力度和深度。
其中一個觀眾的提問是:草原上的獵豹和羚羊如果總是強調文明對話,它們會否因為缺乏生存壓力而日益退化呢?而另一個觀眾的提問是:孔子的儒家學術是否也有創新的必要呢?筆者之所以會就孔子塑像與這兩位觀眾的犀利提問而萌生聯想,顯然是源自中國傳統文化之于現實環境的相互交織;或者更具體點說,中國傳統文化有助于自身的正常發展嗎?
堅守儒學有危害
所謂中國傳統文化,實際上是極為繁雜而宏富的,僅僅是由于董仲舒所設計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施政理念由于更有助于漢王朝的長期統治,以致孔子的儒家學術為此后的歷代王朝所共同信奉;事實上,即便是滿人而非漢人的康熙大帝,居然也將孔子的儒家學術確定為“萬世師表”。但問題是,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綱五常為代表的孔子儒家學術雖然可以確保本王朝的內部穩定,但卻無法阻擋外力的持續侵擾;僅以《解放軍報》于09年5月18日所登載的一篇題為《一個不敢有敵人的王朝》的大作所體現的實際影響而言,便足以反映了中國傳統文化之于現實環境的鮮有兼容,而其消極侵蝕則更遠大于積極指引。
不是嗎,只要體察一下該大作對宋王朝歷史的突出性盤點,實際上很容易讓人唏噓良多。不論是GDP,還是科技水平,抑或是各種類型的藝術創造,無疑堪稱全球文明史上無從超越的巔峰;然而,如此優異的內部表現,卻在對外事務中遭遇著無從承受的屈辱:被金太宗俘獲的徽、欽二帝居然被要求披上剛剝下的血淋淋羊皮而一步一叩首地繞著完顏阿骨打的墳墓連轉三圈!這一往昔歷史對漢民族來說,其深切痛楚應該遠超出兩皇帝被斬首!
事實上,中華民族的屈辱記憶并不限于漢民族。康熙雖然將孔子定性為“萬世師表”,但堅守儒家學術的晚清當局卻居然為了現有政權的繼續維系而曾發出“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之痛心哀嚎;從某種程度上說,曾經驍勇剽悍的滿族之所以會發生如此驚人的退化,顯然是源自儒家學術對其精神和血性的深重戕害,同時更是五四運動時期會高擎“打到孔家店”大旗的動因所在。遭遇重挫的國家和民族怎能不剖析面臨生存危機的本質原委呢?!
鬼谷子開放境界更有益
需要強調,筆者并不認為儒家學術一無是處;至少,孔子能將教育從官府而轉向民間,這本身就是對民族文明的極大提升。然而,如果撇開民間教育之于社會進步的積極意義,而將探討范圍擴散至教育之于學生水平的突破、乃至學術領域的創新等層面,人們實際上應該能感受到儒家學術的嚴重欠缺。不是嗎,史上說孔子有3000門弟子、72賢人,但世人卻清楚地知道,孔子的學生中沒有什么有造詣者;相反,從未被定性為教育家的鬼谷子,卻培育了蘇秦、張儀、孫臏、龐涓、商鞅等改變了歷史發展進程的頂級人才,其學生已超 越 老師。
事實上,鬼谷子教育理念的先進性并不限于其學生的卓越成就。史書上說,當蘇秦、張儀自認為所學已夠并要下山開創自己的事業時,鬼谷子以“浮名虛利”的定性為由而想慰留;但蘇張二人幾乎同聲說:“我們從您處學了一身本事,如果不下山開創基業,就如鋒利的寶劍躺在匣子里不出鞘,那我們的學習又有什么意義呢?”雖然依舊不舍,但由于二人去意已決,再加上所作回應又擁有充分理據,所以,鬼谷子不僅坦然接受了這一令其倍感失落的結局,而且還為他們的未來提供了自己極具針對性的建議。這是多么開放的襟懷啊!
試想,如果完全按照儒家學術所確立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綱五常”之治學原則來作用于所有方面,那蘇秦、張儀的下山創業,不是很容易地被定性為“離經叛道”嗎?!而在“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施政理念被長期施行之后,中國社會又形成了“一日為師,終身為父”的判定標準,在這種限制下,又有哪個學生可以去超越師傅呢?或者哪個學生基于自己的人生理想而達到超越師傅的成就時,這不又是可以被解讀成“大逆不道”嗎?!
應放棄萬世師表的定性
正因為儒家學術存在自身短腿,以致 杜維明 先生在面對觀眾所提出的“孔子的儒家學術是否也有創新的必要呢?”之問題時,他也只能以“問題尖銳”的說辭來作無奈應對;事實上,如果能體驗到當今世情急遽動蕩的客觀現實,那么,另一觀眾所提出的“獵豹與羚羊的生存退化”問題,實際上更具有現實針對性。緣由很簡單,任何國家的經濟進步和社會安定都需要以民族素質為保障,而民族素質則與優異教育密不可分。試想,倘使極端僵化的儒家學術至今仍被確定必須遵循的“萬世師表”,那么,還會有各種新思潮的蓬勃涌現嗎?
需要強調,新思潮并不局限于自然科學領域,人文科學領域也同樣需要新思潮的迸發;事實上,在中國政府正竭力打造科學發展觀的背景下,尤其是在中國精英總是將創新理念確定為自己遵循方向的情境下,中國的教育體系多規避儒家學術并以開放境界來采行所有有助于社會進步的全新思考方式,實際上就完全可以防止“精神與血性日趨退化”的局面再度發生。坦率而言,依據孫子“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致勝”之制勝思考,任何時代都不應該形成“萬世師表”的裁定;因為世情的激變超越前人想象,而確保進步便是“順勢而為”!
作者:邱波 邱玉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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