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實話實說”的淺見　　

一本正經地反封建崇拜的某些英雄們很是推崇“實話實說”。看以下文字：因為在兩彈一星的年代里，人們普遍地沒有自由，只能說一種話語，穿一種顏色的衣服，吃都吃不飽，用茅于軾先生親身經歷后的話來說，可能還是“衣不蔽體食不果腹”，滿大街仿佛澡堂子，大街邊上餓殍橫七倒八；加上文化大革命運動疾風暴雨的摧殘，人們幾乎個個都奄奄一息，難以自保，處于徹底崩潰的邊緣了，而國民經濟尤其如此。經濟和處境是如此的困難，人們想說心里話簡直就比經濟和處境來得更加地困難，……——上面這段表述，有人見了定會大加贊賞，不是贊賞文字，是贊賞內容；更多的人見了定會嚴加批駁，連文字加內容一起砸爛了，再踏上一只腳，叫如此的狗屁文字永世不得翻身。可是，我所言是不是“實話”呢？假如非實話，那就肯定不是“實說”。用我們的頭腦稍加思考，便不難發覺，在現時，“實話實說”亦誠惶誠恐，如同嚼蠟咬石一般。實際上所謂“實話”倒不一定是對的，“實說”也不一定迎合時勢，故做人尤見其之艱難了。想要做到兩頭兼顧，不偏不倚，兩廂討好，對不起，人家要“嗤”你為雙面派甚至小人了。在烏有之鄉這塊園地上經常寫文發文的朋友們，多數是說了實話的；但正因為說了實話，與時勢相違了，所以，不管你是張宏良還是黎陽，他們的博客文章同樣難登“大雅之堂”，或者干脆就被封殺了。而對于另一類說實話者，據我所知如茅大家于軾先生，說了實話不顧爛舌，反倒成了迎合時勢的潮流英雄，他的博客的點擊率高得可以，客氣些說，大概絕不會遜于張宏良黎陽等先生。茅大家于軾先生誠實得很，他說他是“準確的右派”，那時他就是不喜歡社會主義制度，而喜歡資本主義制度；從實話實說的角度來衡量，他比那些既做婊子又立牌坊的人可愛許許多多，然而，他的話畢竟反映了他那齷齪的內心世界，加上他在“三次革命”中的充分表現，證實了他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在中國經濟領域搞資本主義的得力干將，被無恥之徒們高抬為“中國經濟學界的魯迅”，這無疑是革命家思想家文學家魯迅先生的奇恥大辱和無限悲哀。與茅于軾極相似的是，魯迅先生當年也是擲地有聲實話實說的人，但因為沒有迎合當年的時勢，終于“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冬夏與春秋”了。茅于軾先生則大不同，他的前半世雖有過些“冤屈”，但后半世卻要風得風要雨得雨，四方玲瓏，八面威風，進而做起了大學生們的導師，兜售著他的“交換理論”，即高深莫測的“市場經濟學”理論。他的那些東東我等愚民是不懂的，但對他的“勞動不創造財富”論，我卻視之為狗屁不如的垃圾。我是粗人，這粗言粗語也是實話實說，誰也不勞動，而都去搞交換，哪拿什么進行交換？賺錢發財靠交換而不是靠勞動，此種“市場經濟”理論不是垃圾還能是什么？　　

毛主席說過，讓人說話，天塌不下來。這大概是包含著實話實說的意思的吧。所以，王進喜曾豪言：“寧可少活二十年，也要拿下大油田”；雷鋒曾發誓：“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無限的為人民服務之中去”；焦裕祿寧可受處分也要堅持用修理辦公樓的錢為群眾去買糧食，說“我負責任”。可是，在和諧的今天，這些人都躲到哪兒去了呢？但見一批與時俱進者冒了出來，其中的“中國形象大師”厲大家以寧先生對著工農大眾吼道：“中國窮人為什么窮，因為他們都有仇富心理”，“只有拉大（貧富）差距，社會才能進步”。可怕呀，這是一張何等恐懼的血盆大口！毛主席一走，此種血盆大口一開，天正在塌下來，工農們危在旦夕；而無視工農利益的“實話”還在“實說”——有恃無恐地說。真是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拆了黃鶴樓，一方金銀三方淚，悲天憫地空憂愁，休，休，休！　　

“實話實說“這個詞匯，究竟該作何解？我是越來越糊涂了。“我爸是李剛”，“打死你，我有的是錢”，“替黨說話還是替老百姓說話？”，“經濟發展了，河水就污染了”，這些都屬于“實話實說”，但我聽了后渾身的汗毛全體肅立，脊背麻木發涼，幸虧我沒有高血壓癥。我等草民真是太愛做人了，在存錢虧本，炒股被套，買房成奴，啃老成風，娶妻發愁，養兒缺錢的年代里。當然，也有新詞出現，如“聽證會”，其中的百姓代表“實話實說”了，結果如何呢？“尊重你的發言權，堅持我的漲價理由”，新桃和舊符其實是一樣的，掛個羊頭顯得“民主”些罷了；而這“民主”，是在兩者間砌了一道厚厚的墻的。最近，各地紛紛成立了轉基因關注團，對轉基因問題“實話實說”，情緒高昂得感人，精神可貴得蒼天可鑒，關乎民族存亡的大事，怎么能視而不見充耳不聞呢？　　

“民族的夢想，十三億人的夢想，中國藍，夢之藍，……”，廣播里天天都在這般地喋喋不休，對此，我也“實話實說”一句：再“夢想”下去，老百姓的迫切希望真要統統成一枕黃粱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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